漢族人與北魏的漢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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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南北朝是中古史上一個民族大融合的時代，尤其北方民族融合更為顯著。而這種民族融合局面形成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內遷的匈奴、鮮卑、羯、氐、羌等族在中原地區建立政權并任用漢族士人進行封建化活動，故在十六國時期民族融合初步發展。到了北朝，北魏漢化改革成效顯著，以北魏孝文帝漢化改革最為典型，出現了民族大融合的高潮。漢族士人在漢化改革中發揮了關鍵的作用。

一、北魏時期的漢族士人

士族是中古時期的一個典型上層群體，產生發展于兩漢，魏晉門閥制度下臻于鼎盛。士族在不同的時間段有著不同的特點，但其共同點是具有文化底蘊和世襲的政治地位。陳寅恪先生曾提出：“（自東漢末年以來）公立學校之淪廢，學術之中心移于家族，太學博士之傳授變為家人父子之世業，所謂南北朝之家學者是也。”此外士族還具備雄厚的經濟基礎和一定的軍事實力。自西晉永嘉之亂以來，北方士族攜大量賓客和部曲南遷或逃亡河西地區，而固守在北方的士族，紛紛建立塢堡，發展勢力。而隨著胡族政權逐漸占領北方地區，不斷進行戰爭征服，逐漸認識到中原文明的優越性，逐漸任用漢族士人進行政權建設，促進了自身的封建化進程，民族融合在緩慢發展。北魏建立后，在不斷進行戰爭征服和統一的過程中，大量的漢人士族進入到北魏，包括北方士族、河西學者和南朝士人等，參與北魏的各項建設，促進北魏的封建化，促進了民族融合。北魏統治者任用漢族士人主要是因為自身統治需要，因為其統治地區有大量的漢人且統治區域在中原地區，以及對中原文明的向往還有漢族士人本身具有的政治勢力、經濟實力、軍事實力和文化底蘊等。漢族士人參與北魏的漢化改革，主要是因為他們想要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實現自己的家族繁榮昌盛。首先是繼承儒家積極入仕的理想，促使他們與北朝政權合作，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亦是為了保證家族自身的利益和安全，他們大多“殉國之感無因，保家之念宜切”[3]。因此胡漢合作是胡族統治者和少數漢人士族基于自身的利益，以及形勢所趨，所做出的有利選擇。而“統治集團的意向往往影響甚至決定著文化演變及民族融合的方向”[4]。縱觀北魏歷史，漢化的進程雖然總體呈上升趨勢，但是波折困難亦重，漢人士族在漢化改革中發揮的作用往往受制于統治者。盡管遭遇重重困難，他們仍堅持出仕，積極參與漢化改革，從而為促進北方地區的民族融合做出了重要貢獻，漢人士族在這一過程中亦得以綿延不絕。

二、漢族士人與北魏的漢化

北魏從政權建立的初始，便任用漢族士人進行封建化的活動。漢族士人在這個過程中，對北魏的典章制度、禮樂等各項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引導并促進了北魏的漢化，對北方民族融合發揮了重要作用。而北魏漢化總體上經歷了發展、高潮、低潮的階段，漢化的情況又與漢族士人的命運息息相關。
（一）平城時代的漢化

李憑先生提出從拓跋珪建立北魏、定都平城到孝文帝遷都洛陽的一百余年，以平城為政治中心，形成了平城政權，與之對應的時代稱為平城時代[5]。定都平城后，拓跋鮮卑統治者致力于自身的封建化，重用漢族士人。一些漢族士人入參機要，參與處理國家大事，所以這一時期的漢化不斷發展，漢族士人的地位也不斷上升。

1．拓跋珪時期的漢化

拓跋珪早在代國時期，便注意吸納漢族士人，例如燕鳳、許謙等人，對北魏初期的禮樂文化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在攻滅后燕后，拓跋珪任用崔宏、鄧淵等漢族士人進行草創制度和禮樂文化建設，為北魏的封建化產生了重大影響。首先在典章制度方面，拓跋珪任用崔玄伯等漢族士人在繼承魏晉制度的基礎上進行草創制度。《魏書·官氏志》載：“皇始元年，始建曹省，備置百官，天興元年十一月，詔吏部郎鄧淵典官制，立爵品。”[6]3015建立了“中央以臺省和內侍制度為主體、地方以州郡制度為主體的政治制度”[7]，使北魏逐步進入封建化的軌道。此外，拓跋珪重用漢族士人董謐、鄧淵等人制禮作樂，令“儀曹郎中董謐撰郊廟、社稷、朝覲、饗宴之儀”；又令鄧淵“明解制度，與尚書崔玄伯參定朝儀、律令、音樂，及軍國文記詔策”[6]3015，通過制禮作樂和參定律令，促使北魏從愚昧落后邁向中原文明。在文化方面，拓跋珪十分重視儒學，任用通曉經史的漢族士人來發展儒學。《魏書·燕鳳傳》載：燕鳳與崔玄伯等“入講經傳，出議朝政”。[6]389再者，太祖建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余人”[6]410。任用漢族士人為五經博士教授儒學。漢族士人的教學對于統治者的思想轉變起到了巨大作用，而統治階級思想上的轉變無疑更加有利于加快北魏漢化進程，促進北魏由游牧文明向中原文明轉變。另外學校的建立，便于鮮卑貴族子弟接受漢文化的熏陶，逐漸學習漢族的先進文化，有利于促進對漢族文化的認同，減少民族矛盾。在這一時期，統治者積極任用漢族士人進行漢化改革，他們大多是中原北方士族，在北魏進行草創制度的過程中，繼承了漢魏以來的典章制度和禮樂文化，初步建立起北魏的封建化基礎，促進了北魏的漢化。

2．拓跋燾時期的漢化

北魏自建國以來便不斷進行戰爭征服，到了太武帝拓跋燾時期，完成了統一北方的事業。太武帝積極搜羅漢族士人進入北魏政權，諸如范陽盧氏盧玄、博陵崔氏崔綽、渤海高氏高允等賢才，這些漢族士人的到來，對于北魏的封建化做出了重要貢獻。典型代表是崔浩，他不但得到拓跋燾重用，參與重要政治、軍事決策，且積極拉攏世家，舉薦漢族士人入仕，使得大量漢族士人成為北魏官僚。此外“禮樂憲章，皆歸宗于浩”[6]415。崔浩在禮儀和典章制度、文化學術上，以及在太武帝進行統一戰爭的過程中出謀劃策，為太武帝統一北方做出了重要貢獻。此外在文化上，拓跋燾致力于促進儒學的發展。他在位期間建立太學，任用盧玄、高允等經學世家發展儒學，“于是人多砥尚，儒林轉興”[6]1033。法律方面，太武帝拓跋燾即位后以刑罰較重“詔司徒浩定律令”，后又令高允與公孫質、胡方回等改革律令。律令的改訂，利于進一步削弱原始落后的鮮卑部落遺風的影響，促進北魏從原始社會向文明社會的轉變，促進北魏的封建化。這一時期雖然大量漢族士人仕于北魏，但統治者對于其始終忌憚，尤其崔浩之死給漢族士人迎頭痛擊。雖學者對崔浩之死的理由眾說紛紜，但崔浩之死的確反映了這一時期鮮卑貴族對漢化的抵制和漢族士人的處境艱難，據《魏書》載，崔浩被誅殺，清河崔氏大受損傷，與之有姻親的范陽盧氏、太原郭氏等亦然。這些都是北方中原地區的世家大族，也是當時北魏政權中漢人官僚的典型代表，在這一時期大傷元氣，在以后的時間里，這些世家大族很少再進入北魏政權上層。故這一時期的漢化進程遭受挫折。

3.文明太后時期的漢化

文明太后當政時期，積極推行漢化，在延續前代統治者的政策基礎上，任用漢族士人繼續推行漢化措施。在政治上任用漢族士人改善吏治，實行俸祿制；在經濟上任用李安世實行三長制，廢除北魏初期的宗主督護制，完善北魏基層政權機構。任用李沖實行均田制，緩和土地兼并問題，促進農業發展；廢除九品混通制，實行租調制，解決賦稅問題。尤其是均田制的實行，促進北魏從落后的游牧社會進入農業社會，北魏經濟進入封建化軌道，并且一直沿用到隋唐，影響深遠。馮太后積極發展漢文化，重用游明根、高閭等漢族士人。此外又任用李沖、高允等教導孝文帝，在這些名儒的教導熏染下，孝文帝文化素養極高。并在郡國建立學校，宣揚漢文化，促進北魏從思想上漢化；任用漢族士人改訂禮樂，力圖建立封建統治秩序。在法律上，任用高閭、高允等改訂刑律，逐漸改革殘酷的部分，不斷吸取中原律令的優勢，進一步促進北魏政權的封建化進程。同時也一定程度上緩和了漢族人民與北魏政權之間的矛盾，有利于政權的穩定和民族的融合。文明太后太和年間的改制涉及經濟、政治、思想文化、法律等多個方面，“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將北魏的封建化推向更高的層次”[5]1209，并為孝文帝全面漢化改革提供了條件，奠定了基礎。李憑先生曾說“文明太后時期的太和改制是對平城政權漢化運動的總結與升華，是平城最輝煌的年代，而孝文帝又開啟了洛陽時代”[5]210。無論是文明太后還是孝文帝都始終推行封建化措施，順應歷史的發展和時代的潮流，對于促進北魏的漢化做出了重要貢獻。經過道武帝、太武帝、文明太后等的封建化措施，北魏逐漸削減鮮卑部落遺制的影響，任用漢族士人建立起一系列典章制度，逐漸由落后的鮮卑部落進入中原文明封建社會，這一時期北魏的漢族士人地位不斷提高，漢化不斷發展，民族融合亦在進行。然而這一時期的統治者與漢族士人從本質上來說是聯合與利用的關系，在這一時期，居于統治地位的是鮮卑統治集團，漢人士族居于從屬地位。真正進入上層的漢族士人多為北方世家大族，但仍遭猜忌，故漢族士人的處境不盡如人意。但是不可否認，從總體上看，這一時期拓跋鮮卑在漢族士人的參與下進行典章制度、經濟、文化等多項建設，促進北魏漢化不斷發展，促進了民族融合。平城時代的漢化又為孝文帝開啟洛陽時代，實現民族大融合奠定了基礎。

（二）洛陽時代的漢化

北魏經過平城時代一百余年的發展和醞釀，封建化有了較大的發展，而平城這個地區已經不能適應當時的漢化形勢，于是孝文帝遷都洛陽。孝文帝遷都后進行全面的漢化改革，對胡漢士族進行整合，逐漸形成了胡漢士族為主導的洛陽政權，使士族發展到鼎盛，成為統治階級的組成部分，不同于平城時代處于從屬的地位。

1．孝文帝時期的漢化

孝文帝遷都洛陽以后，任用漢族士人進行全面的漢化改革。其中典型代表是河西士族李沖，江左士人亦參與其中，“地域的差別以及地域間的交流也會對漢族士人群體內部學術傾向產生一定的影響，其知識結構當然也會發生相應的調整變化”[8]。所以孝文帝廣泛任用河西學者、北方士族和南方士人，使得北魏在法律、官制、禮樂、文化等方面封建化都有了長足的發展。在政治上，孝文帝建立門閥制度，任用漢士族崔挺等和鮮卑勛貴來進行裁定等級的活動。以漢族與鮮卑上層的門第作為朝廷選舉任官的依據。將鮮卑“穆、陸、賀、劉、樓、于、松、尉八姓”[9]937，與漢族世家清河崔氏、范陽盧氏等歸為一等。孝文帝定姓氏，將鮮卑納入士族的行列，又保證漢人士族的地位，且又鼓勵胡漢通婚，進一步密切他們之間的利益聯系。鮮卑貴族與漢族世家大族結合，促進了統一的階級基礎的形成。漢族士人得以發揮更大的作用，進一步促進北魏的漢化。在官制上，孝文帝任命河西學者李沖和南朝士人王肅進行大規模的官制改革，通過官制改革，漢族士人入仕者越來越多，進一步促進北魏政權的封建化。在禮樂文化上，孝文帝任用北方士族、南朝士人等進行各項建設，遷都洛陽前就任用高閭、公孫崇等制定禮樂，多繼承魏晉以來的制度，直到南朝士人王肅進入北魏，孝文帝任用王肅對禮樂做出變革，“朝儀國曲，咸自肅出”[9]195。在文化上孝文帝極力提倡儒學，遷都洛陽后，在南朝士人劉芳的建議下立國子、太學和四門小學。在越來越多通曉經史漢族士人的參與下，北魏出現了“斯文郁然，比隆周漢”的局面。[9]1041此外，在經濟上，遷都洛陽后仍實行三長制、均田制和租調制，農業生產獲得較大的發展，經濟封建化的轉型十分成功。孝文帝與以往的北魏統治者采取的漢化措施相比更為徹底，漢族士人的來源也更為廣泛，河西文化因子、南朝文化因子等進入北魏，為北魏的文化和制度增添了不同的色彩，使得北魏制度進一步完善。且漢人士族與鮮卑貴族之間聯系日益密切，逐漸結成胡漢統治階級聯盟，更加促進北魏政權的封建化，加快北魏的漢化進程。孝文帝的漢化改革不僅在生產方式上，亦在生活和思想上促進了拓跋鮮卑的漢化，北方地區出現了民族融合的高潮。

2．北魏后期的漢化

孝文帝實行全面漢化改革后不久就逝去，其漢化措施主要針對遷到洛陽的鮮卑，而在平城的六鎮鮮卑并未接受漢化，且政治經濟地位低。北魏末年爆發六鎮起義和河陰之變，強大的反漢化勢力襲來，漢化鮮卑貴族和漢人士族勢力亦受重創，漢化受到重大挫折，北魏亦最終走向分裂。但并不意味著北魏后期漢化事業停滯。在世宗宣武朝，延續其制度，“從容不斷，太和之風替矣”[6]1044。統治者廣泛任用南朝人士、河西學者等漢族士人，制定禮樂，修改法律。世宗承高祖遺詔，重用江左士人劉芳，參與國家各項事業建設，在禮樂法律方面亦令劉芳主之，河西學者常景亦參與其中。由此可以看出北魏后期的禮樂發展雖然仍遵循中原地區文明，但是對南朝和河西文化亦有所吸收，禮樂和法律更加完備，為以后北齊禮樂和律令奠定了基礎。縱觀北魏一朝，隨著漢族士人進入北魏政權，北魏統治者對其態度由利用到合作，并最終將漢族士人納入統治階級，最終促成鮮漢統治階級的聯盟。鮮漢統治階級的合流，“一方面引導統治階級內部的民族融合，一方面又使北魏國家各民族下層人民在共同反抗北魏政權統治的斗爭中聯合成一體，從而引導了被統治階級內部的民族融合”[4]。

三、結語

漢族士人在北魏的漢化改革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在典章制度和政權、禮樂、文化等各項建設中做出了巨大貢獻，促進了北朝的漢化，亦促進了胡漢民族的融合。而北朝的漢化進程并不是一帆風順的，由于北魏的統治集團以鮮卑為主導，故北朝的漢化和民族融合在曲折中發展。漢族士人適應時代和社會而改變自身，積極入仕北朝政權，參與北朝的漢化改革，無論是基于自身利益還是其他因素，不可否認的是他們對北魏的漢化做出了重要貢獻，促進了北方的民族融合，為后期隋唐大一統局面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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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吉玲 單位：青島大學歷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