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詩瑪舞臺創作轉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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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在文化部門、文化持有者、藝術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少數民族民間文學作品經過選擇、加工，以音樂劇、歌劇、舞劇等舞臺藝術形式在更大范圍內得到傳承與傳播。這些作品從創作過程到審美過程都映射出民族個性、民族文化內涵和時代精神特征等，是傳統民族文化創新和發展的重要路徑。《阿詩瑪》是云南彝族撒尼人文化的典型代表，也是云南民族文化被搬上舞臺的重要范例，具有民俗性、藝術性、時代性及潛在的經濟價值，現已成為云南民族文化符號。

一、《阿詩瑪》舞臺創作概況

《阿詩瑪》主要流傳于云南省石林彝族自治縣彝族撒尼人聚居區，是撒尼民間文化和審美理想的重要表征。在漫長的傳承過程中，《阿詩瑪》生成了敘事詩、民間故事、民間傳說、畢摩經文等異文，其主題思想、人物關系和情節發展都表現出明顯的差異。就目前的文獻資料來看，《阿詩瑪》最早的文字整理版是1950年楊放的《圭山撒尼人的敘事詩〈阿詩瑪〉》。1964年，由上海海燕電影制片廠拍攝的電影《阿詩瑪》開始在小范圍內放映，并于1979年在中國大陸公映。電影《阿詩瑪》在原敘事詩的基礎上進行影視化改編，對原有情節進行增減，進一步歌頌了主人公阿詩瑪和阿黑勤勞善良、勇于反抗封建地主階級壓迫的可貴精神。《阿詩瑪》被譯為英、俄、法、日等多種文字在海內外發行，促進了撒尼文化的傳播和發展，成為云南重要的文化符號。同時，《阿詩瑪》的舞臺化作品也層出不窮。自1950年整理為文字版至今，《阿詩瑪》已被改編創作為多種形式的舞臺作品。1958年的撒尼劇《阿詩瑪》說白、唱腔均為撒尼語，在演出過程中配有簡單的漢語翻譯，貼近撒尼人的生活，保留了鮮明的民族特色，解決了《阿詩瑪》傳播過程中的語言障礙問題，在《阿詩瑪》的舞臺作品創作歷史上具有開創性的意義。1992年的民族舞劇《阿詩瑪》將音樂舞蹈作為故事敘述的核心語言，運用具有創新性的“詩化色塊結構”和“立體交響式”編舞法，其配樂與“詩化色塊結構”相呼應，整體呈現出無明顯邊界的自由式結構，為人物的塑造和故事情節的推動提供助力。[1]2014年的音樂劇《阿詩瑪》在原有基礎上，融入當地傳統民族舞蹈民族服飾及節日習俗等云南民族文化元素，結合時代特色，對《阿詩瑪》進行改編，融入現代音樂舞蹈元素，通過現代化的舞美呈現方式進行舞臺敘述，其商業性和娛樂性得到凸顯，促進了《阿詩瑪》和撒尼民族文化在當下社會的傳播[2]。

二、從口傳文學到舞臺呈現的再創作

《阿詩瑪》異文較多，1953年，云南省人民文藝工作團組建的創作小組在圭山區搜集整理了20份異文，其故事情節、人物形象各有不同。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根據不同時期，對《阿詩瑪》進行選擇、加工及再創作，呈現出多部優秀的民間文學舞臺作品。

（一）母題的重塑在《阿詩瑪》舞臺作品創作中，異文中的婚后“公婆刁難”和“婆媳之爭”母題被剔除，原有人物矛盾被改編。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的《阿詩瑪》舞臺作品的故事矛盾集中于無產階級與封建地主階級的階級對立，契合當時反對封建勢力壓迫的社會浪潮。隨著時代的發展，《阿詩瑪》中的階級對立逐漸消解。在2014年的音樂劇《阿詩瑪》中，編劇將阿黑這一人物形象改編為無父無母的流浪兒，將熱布巴拉改為阿黑的養父，新增“棄嬰被救”與“棄嬰的撫養”母題。在原敘事詩中，阿詩瑪的最終結局是化為回聲，“從此以后，阿詩瑪變成了回聲，你怎樣喊她，她就怎樣回應。”而在舞臺作品《阿詩瑪》中，編劇新增“人變化為石頭”母題，阿詩瑪的結局由回聲改為石頭，這是撒尼人石文化的體現，也對應了現實場域中阿詩瑪石像的審美想象。在原敘事詩和改編版本中，“洪水”象征著統治階級惡勢力的壓迫，“阿詩瑪化為石峰”象征著撒尼人民面對壓迫時的反抗。音樂劇《阿詩瑪》中，“洪水—石林”象征著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之間的矛盾，原敘事詩和改編版本中的“洪水”與“人變化為石頭”母題含義也被重新定義。

（二）藝術語言的選擇“民間文學是存在于人民口耳之間的活動著的文學”，口頭性是民間文學最基本的特征。《阿詩瑪》以敘事詩、民歌、民間故事、畢摩經文等多種方式流傳于撒尼民間，展演語境多樣，主要以口耳相傳的方式傳承。隨著現代媒介的不斷發展，《阿詩瑪》的藝術語言呈現形式也更加豐富，由口頭傳承和文字整理逐漸演變為京劇、滇劇、歌劇、舞劇等多種舞臺展演方式，主要通過音樂及舞蹈等藝術語言進行舞臺呈現。在1958年的撒尼劇《阿詩瑪》的改編創作過程中，編劇將撒尼特色樂器巧妙融入舞臺配樂中，結合其他民族樂器，將《阿詩瑪》的樂句和調子進行重新規整，在撒尼音樂骨干音的基礎上結合民間音樂旋律，融入其他民族曲調，創造出新的音樂旋律，在保證呈現效果的同時，凸顯了撒尼特色。在1992年的民族舞劇《阿詩瑪》中，“色塊型結構”貫穿配樂始終，結合撒尼人對色彩的特殊偏愛，在整體上用無明顯邊界的自由式結構取代了原先劃分工整鮮明的傳統結構模式，將配樂與色塊相對應，每一段落都對應各自不同的象征意義，這是《阿詩瑪》音樂呈現的再次創新。隨著社會文化的變遷和《阿詩瑪》跨民族傳播進程的不斷深入，當下《阿詩瑪》的音樂語言創作呈現出展演方式現代化和世界審美意識融入的趨勢。2014年問世的音樂劇《阿詩瑪》拓展了藝術語言的選擇范圍，在少數民族音樂主題的基礎上融入現代元素，歌詞、唱腔、配樂等普遍偏現代化，實現了世界音樂審美意識與撒尼民間文化的結合，整體舞臺呈現出更加明顯的商業性和現代化特征。2018年的交響樂作品《阿詩瑪》將現代流行音樂與傳統民間藝術融合，融入了更多其他民族樂器，音樂層次豐富，立體音色和諧。

（三）敘事關系的演變《阿詩瑪》在被搬上舞臺之前，以口耳相傳的方式在撒尼民間傳承，主要敘事者和受眾均為撒尼民眾，表述語言、故事情節等方面都呈現出濃厚的撒尼民族個性與文化內涵。在《阿詩瑪》被搬上舞臺的過程中，敘事者角色發生演變，受眾也不斷擴大，敘事者由原先的撒尼民眾向專業的藝術表演者演變，受眾也由撒尼人民擴大為各民族人民，撒尼文化符號在現代語境下被不斷轉義和重構。“音樂劇《阿詩瑪》在原敘事詩和舞臺作品的基礎上，進一步引入世界音樂意識，用現代音樂語言的方式轉義撒尼民族經典文化。”從對主演何佳的訪談中不難看出，當下舞臺作品重新建構了民間文學敘事關系，敘事者、受眾由不同群體構成，打破了民族文化的傳播壁壘，文化持有者強調的民族元素穩定了作品的民族性，藝術創作者則引入流行文化元素吸引“他者”——受眾的興趣，擴大了《阿詩瑪》的受眾范圍，這是傳統文化在人類共同審美理想下與現代審美情趣的互動。音樂劇《阿詩瑪》在世界共同審美理想下將撒尼人的審美情趣進行現代化轉義，轉述出以《阿詩瑪》為代表的撒尼人的文化密碼，促進撒尼人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化創新傳承。在本民族民眾到非本民族民眾的傳承演變過程中，傳承的驅動力發生了改變，在原本的文化和民族內涵傳承的基礎上增加了娛樂和分享的目的，既是在現代語境下對傳統民族文化的創新性傳承，也打破了外來文化影響下舞臺作品脫離本土群眾的困境，使之改變原有的精英本位現象，真正走入人民群眾當中。

三、《阿詩瑪》舞臺創作的多重功能

（一）以時代性反映社會變遷1979年，鄧小平同志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表了《祝詞》，提出文藝應“滿足人們精神生活方面的需要，提高整個社會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確立了“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二為”方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至改革開放前，《阿詩瑪》舞臺作品的主要矛盾集中表現為階級矛盾，并通過情節的改變潤色，使矛盾激烈化，歌頌了無產階級人民的美好品質和反抗精神，契合當時反對資本主義壓迫的時代精神，折射出階級革命的社會浪潮，是革命斗爭精神在藝術創作中的延展，是對民族文化和舞臺藝術的有益創新，具有鮮明而獨特的時代精神內涵。改革開放后，《阿詩瑪》的舞臺創作重點表現為藝術性和觀賞性的提高，原敘事詩和改編版本中的階級矛盾逐漸消解。音樂劇《阿詩瑪》對人物身份和人物形象進行改編，將原敘事詩和舞臺作品中阿詩瑪與熱布巴拉家之間的矛盾由農民與地主之間的階級矛盾改編為青年男女與父系家長之間的矛盾，將“階級斗爭”置換成“愛情抗爭”，對“愛情”“堅守”“犧牲”等命題進行探討，符合當下人們的審美趣味，引發觀眾對追求美好愛情的共鳴。

（二）以符號化彰顯民族內涵《阿詩瑪》是彝族撒尼人優秀傳統文化的代表，在其敘事形式和敘事內容上有著極其濃烈的撒尼特色。《阿詩瑪》舞臺作品融入撒尼音樂舞蹈元素，結合撒尼人特有的服飾等進行舞臺呈現，如配樂中使用的撒尼特有樂器、特有唱腔以及撒尼骨干音基礎等，這是撒尼人語言文化、婚戀習俗、音樂曲調等文化內涵的藝術表述。在不同形式的《阿詩瑪》舞臺作品中，都存在阿詩瑪化為石頭或從石頭中誕生的故事情節，這是撒尼人石文化和石崇拜的生動體現。雖然隨著社會的發展，《阿詩瑪》的舞臺呈現逐步由最初的民族性偏向商業性，但不可否認的是，所有《阿詩瑪》舞臺作品都包含著撒尼文化內涵，歌頌了勤勞勇敢的撒尼人在面對壓迫時不屈不撓的勇敢斗爭精神，是撒尼人情感的凝聚和外在表達。

（三）以融合性推進當代傳播“如果回想一下中國文學的歷史，就可發現中國文學遺產中最基本、最生動、最豐富的就是民間文藝或經過加工的民間文藝作品[3]”。民間文藝的思想情感價值觀和社會功能不容忽視，是民族整體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類進入現代化社會以來，各國各民族的民間文化都受到了當代流行文化的沖擊和影響。《阿詩瑪》的舞臺作品是經典民族文化在現代語境下的轉義，是利用流行文化的力量對民間文學的規范化再創作，人物形象刻畫立體性增強，敘事主題清晰明確，音樂形式優美動人，富有創造性和表達力，在原有的文學底蘊上增添了舞臺渲染力和藝術魅力，是典型的傳統文化與現代藝術的激情碰撞，也是經典文學作品在不同時代煥發出不同魅力的體現。

四、結語

在全球流行文化的沖擊下，民族傳統文化的轉化和重組呈現不可逆的發展趨勢。民間文學舞臺化是對傳統文化相對規范的傳承和重構，傳統文化因子在舞臺上重新煥發出生機。在民間文學舞臺創作的過程中，舞臺作品在立足于民族文化的基礎上，不能一味追求觀賞性而脫離民族文化語境。離開民族文化的土壤，民間文學的舞臺創作只能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喪失了最根本的文化內涵核心，也就失去了民族文化傳承的意義。如何兼顧民族文化的民族性和時代背景的當下性，用現代流行文化的方式呈現民族文化的根與魂，是評判當代民間文學舞臺作品創作的重要標準之一。民間文學的舞臺創作既不能簡單運用傳統舞臺呈現的方式表達當下的時代精神，也不能直接將傳統文化內涵用當下的流行藝術方式進行舞臺呈現，而應對民族文化內涵和藝術表達形式的綜合性進行融合和創新。唯有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順應時代的需求和發展規律，才能實現當代民族文化的活態傳承。

參考文獻：

[1]何予.色彩繽紛的樂章——淺析民族舞劇〈阿詩瑪〉的配樂[J].民族藝術研究,1993,(04):28-35+25.

[2]譚婷.〈阿詩瑪〉音樂劇改編研究[D].中央民族大學,2017.

[3]陳友康.中國民間文學研究的現實困境與未來出路[J].河北學刊,2009,29(01):105-108.

[4]黃鐵,楊智勇,劉綺,公劉.阿詩瑪[M].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28.

作者:馬敏睿 單位:昆明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