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五刑制度的法律文化研究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篇古代五刑制度的法律文化研究，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一、中國古代五刑制度折射的法律文化

(一)五行觀

五刑觀起源五行相生相克理念，刑罰在制定過程中，將其當做上天旨意，體現我國古代統治階級利用神權維護自身權利，也體現古代人們對法律與自然關系的認知。早期五行學說用于解釋自然現象，隨著社會治理經驗的強化，五行學說用于國家治理，被人們定義為五歸類原則，比如《尚書·舜典》中指出，五典、五禮，相關研究考證后，認為五行學說是夏商時期產生的宗教文化，在春秋戰國時期興盛，發展至后期被應用于刑罰管理中，人們利用“五行萬物之本”解釋罪行。犯罪成為違反五行規律的體現，將五行作為基礎，制定相關的刑罰措施。統治階層為彰顯刑罰合理性，利用五行及罪行的關系，使刑罰手段與五行結合，自種類繁多的刑罰措施中選擇五種，形成法定刑罰手段。周穆王時期，五行與刑罰的研究更加深入，將“五刑、五辭、五罰、五過、”作為刑罰歸類，反應五行學說體現。五行學說的發展，使得刑罰制度發生改變，在發展中刑種不斷增加，在南北朝時期，五刑制度劃分為五個等級。中國古代統治階級大力宣傳五行學說，便是主觀強化自身權利的一種體現，但客觀反映人們被五行學說限制思維，導致思維固化，意識形態政治追求及經驗領域思想特點不謀而合，這種思維的結果便是人們利用五為單位，將所見、所聞歸納于一定規律中，這種思想對中國歷史的影響極為深遠。

(二)恤刑觀

恤刑中的恤存在同情等含義，該刑罰屬于在量刑過程中，斟酌處理案件的一種方式，不能言行逼供，屬于寬松的刑罰。恤刑最早在《尚書·舜典》中記載，指在量刑過程中酌情處理，不可濫用刑罰。后續的歷代統治者對老、弱、病、殘群體予以恤刑。近代后，恤刑制度面對對象發生變化，表現更為多樣，本質將人作為核心，注重人的價值。恤刑在中國古展悠久，在歷代法律中適用，被統治階層接受，該法律的核心在于推行恤刑道德觀，是統治者仁政的體現，使統治者受到百姓擁護，且此刑罰對社會群體危害性較小，因此對這些對象持以寬恕態度。統治者平定天下初期，恤刑能夠獲得百姓擁戴，從而加固統治。我國古代恤刑制度的體現為復審與死刑復核制度、對老幼、殘疾的寬恤制度。

(三)報應觀

報應觀屬于因果關系的一種，人們常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此學說起源于佛教，是佛家的基本理論。該觀念認為人的行為在未來會得到報應，世間的一切事物具有聯系性，成為一種循環鏈條。報應觀在我國出現較早，古人在佛教傳入中國前，便已經形成報應觀，自佛教傳入后，報應觀體現蓬勃生命力。刑罰中的報應觀首先是天罰，便是人們理解中的違背天理者遭受天的處罰。董仲舒認為，世間的一切被上天創造，并形成規矩，也就是法律。古代儒家學者通過觀星象等方式，與自然交流，從而獲得天的旨意，也就是天人感應理論。第二種報應觀的刑罰體現為神鬼罰，該理念認為世間有鬼及神靈，且神通廣大，人們一旦違背良心，便會遭到鬼神的處罰。古人最敬畏的鬼神為閻羅王，認為其掌控生死，利用各種刑罰處置人間的為惡者，因此鬼神報應思想在古代人們心中根深蒂固。此理念也成為統治者維護社會安定的一種手段，對古代法律產生重大沖擊，使其被應用于歷代統治階層。

二、中國古代五刑制度的法律文化反思

(一)死刑慎用

古展至今，死刑制度經歷多種變革，從殘酷轉為人性，執法方式由繁到簡，儒家思想及法家思想對古代死刑有深遠影響，儒家傳統文化慎刑思想在死刑復核制度中體現，秋冬執行死刑則是五行學說的體現。人的生命是寶貴的，死刑剝奪人的生命權，因此，古代開始便慎用死刑，屬于我國古老的文化傳統。唐宋時期便存在復奏制度，明確存在秋審制度，這些制度都是體現慎用死刑的理念。學術界對死刑的廢除存在爭議，保留派認為死刑是保障社會制度的重要方式，死刑與殺人不矛盾，死刑雖然造成殺人的結果，但是不可廢除。刑罰有利弊，應當發揮積極作用。

(二)刑罰人道主義

我國古代刑罰學說講求以德服人，不可濫殺無辜。漢代儒家學者董仲舒認為德教比刑罰更加重要，其將德教思維作為基礎，結合自身所見所聞，創立“德主刑輔”的思想，使慎刑進一步發展，有效遏制量刑過度問題。后續歷代統治者同樣利用該思想，對本朝刑罰進行改革，比如漢文帝廢除肉刑，利用寬緩的處罰方式，這種變化，使人們理解法律，使法律起到震懾的作用，使犯人能夠洗心革面。三、結束語古代刑罰文化源遠流長，對中國五刑文化進行分析，有利于結合實際情況，對我國法律中存在的漏洞進行適當調整，使其更好的維護社會穩定，發揮刑罰價值。在未來的研究還需不斷拓展，使古代刑罰與現代刑罰形成結合體系，為我國社會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參考文獻：

［1］李雪濤．我國古代刑法中的五刑制度［J］．蘭州教育學院學報，2018，34(06):139－140．

［2］王漢辰．試述中國古代五刑制度的特征變化［J］．黑龍江史志，2015(13):340．

［3］周春麗．“三典”理論視野下中國古代“五刑”的考證［J］．蘭臺世界，2013(18):81－82．

作者:劉文揚 單位:鄭州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