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體給社會治理帶來的機遇及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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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媒體界定和特點

1.1新媒體的界定

1967年，由美國哥倫比亞廣播電視網（CBS）技術研究所長戈爾德馬克（P.Goldmark）率先提出新媒體（New?Media）這一概念。新媒體是相對于報刊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而言的發展起來的新的媒體形態。新媒體是利用數學、網絡技術，通過互聯網、局域網、衛星等渠道，以及電腦、手機、數字電視機等終端，向用戶提供信息和娛樂服務的傳播形態。嚴格來說，“新媒體”即“數字化新媒體”。

1.2新媒體的特點

在即時、交互、關系賦權的新媒體環境下，整個社會傳播體系和傳播生態都發生變革。從傳播生態的角度來看，傳播主體自由而分散、傳播渠道多元共生、傳播內容散亂復雜。麥克盧漢說，媒介是人的延伸。從賦權的角度看，就是新媒體延伸了人們的言論表達、傳播溝通、以媒體為平臺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管理的能力等。新媒體時代，信息權從主流聲音一統天下向草根階層眾聲喧嘩轉變；新媒體技術打破了時空、地域的界限，將全球帶入一個媒介化社會；新媒體網絡傳播將傳統點對點的傳播變成點對面的傳播，根據“六度分隔”理論，在新媒體技術的支撐下，我們能夠與他人保持傳播，延伸了人們之間進行傳播溝通的可能。

2新媒體給我國社會治理帶來的機遇

2.1新媒體有利于政府傾聽民意

傳統廣電媒體的受眾是隱匿被動的，而新媒體的用戶是主動的積極參與的“消費生產者”。隨著經濟發展和時代進步，公眾的主體意識不斷增強，公眾通過對話語權的追求掌控來達到自我賦權的目標。新媒體時代，網絡問政與協商民主的互動，更好地培育了現代公民意識。民眾可以將自己的聲音通過網絡問政平臺傳播出去，向政府反映情況；而政府可以高效迅速在互聯網為民眾答疑解惑。

2.2新媒體有助于科學決策推行

在我國，隨著中國民主化進程的逐步加快，公眾因新媒體技術的開放性“賦權”，更多的人參與到重大事件的發展進程中，公眾話語權的提高對公共政策制定的民主化和科學化具有推動作用。從2003年孫志剛之死倒逼城市收容遣送制度改革；到2004年張海超“開胸驗肺”事件推動了衛生部新版塵肺病診斷標準的與實施；2016年魏則西之死推動《互聯網廣告管理暫行辦法》出臺。可見公民網絡參與公共決策可以更有力地保證決策信息的充足和降低決策執行的難度。

2.3新媒體有利于公眾進行輿論監督

技術是把雙刃劍，新媒體技術的開放性打破原有媒介的壟斷現象的同時也帶來了新的壟斷。如今越來越多人的生活已經離不開搜索引擎，可當搜索引擎不再單純服務于信息搜索而被商業利益驅動時，信息篩選與排序成了掌握資源者主觀的操縱。用戶雖然能夠發揮自身能動性，但服務提供商控制了信息呈現的排序，也就相當于強制用戶閱讀推廣內容，網絡媒介并沒有促成平等的信息流動。而當今社會已經進入由大眾媒介主導的信息時代，媒介話語成為人與世界建立聯系的紐帶，網絡中千千萬萬的“魏則西”運用手中的話語權，與百度等資本綁架媒介惡意誤導消費者行為進行抗爭，推動相關法律的完善。2016年9月1日已正式實施《互聯網廣告管理暫行辦法》將爭論已久的醫療/藥品/保健食品等在互聯網搜索付費定義為廣告。該政策對出臺，是媒體監督和公民運用話語權推進公共政策的典型案例。

3新媒體給我國社會治理帶來的挑戰及對策

公眾基于新媒體平臺的開放性被賦權，提高公民話語權的同時，被賦權的公眾卻缺乏專業媒體人的媒介素養。因而，在虛擬隱匿后臺化的媒體環境中，在部分媒體煽情化的表達和有目的地情緒感染下，網絡中站隊樹敵、暴力相向、圍攻對罵的情緒化宣泄比較明顯，基于群體傳播中的“廣場效應”，互聯網成為謠言滋生溫床。

3.1新媒體助推謠言傳播給社會治理帶來的挑戰

新媒體助推謠言傳播，辟謠難度上升，增加社會治理新難度。由于網絡傳播隱蔽的“后臺化”特征和超鏈接的無限性使得公共機構對網絡輿論的審查和調控成本變得極為高昂；倘若輿情監測不到位，可能導致辟謠不及時，引發次生輿情危機，危害國家公共安全。例如，在紅黃藍虐童事件中，出現的“老虎團集體猥褻幼兒”的謠言，嚴重擾亂社會秩序，影響社會穩定，并直接危害了國家形象。在新媒體環境下，網絡謠言基于新媒體范圍無界、迅速即時、“全天候”“滾動化”、裂變式的傳播特征，其傳播速度與影響范圍呈幾何級數增長，危害巨大，后果十分嚴重。

3.2如何進行網絡謠言治理以應對挑戰

互聯網已經成為輿論斗爭的主戰場，直接關系到我國的意識形態安全和政權安全。網絡謠言的產生有各種各樣的原因，歸根到底有以下3點原因：第一，信息公開不及時導致不實信息的傳播；第二，信息的供給與需求的矛盾，受眾需求的信息多，而官方權威者供給的信息少；第三，新媒體的助推。為了維護公民言論自由、維護社會穩定、構建和諧社會，必須重視網絡謠言的治理。以下試以2011年搶鹽風波為例，針對謠言產生的原因，以謠言傳播過程的4個階段為時間線索，淺析謠言的控制?策略。3.2.1萌芽期。萌芽期又稱潛伏期，是謠言產生的初始階段。2011年，食鹽遭哄搶起因是日本核泄漏引起民眾恐慌，網民誤信“含碘物品可防輻射”的謠言而引發了突發性集合行為。在萌芽期若想要有效地治理謠言，需要各方齊心協力建立一套有效的預警監控機制：立法機構要構建法制化網絡管理機制，通過分層管理和整體調控手段加強對網絡謠言的治理針對性；要加強行政監管和政務公開，加強技術監控和辟謠力度，加強輿情掌握與謠言調控；媒體要善于在各種輿論蜂起之時，及時做出正確判斷，果斷抓住有利時機，有效控制輿論方向，對社會輿論正確引導，避免謠言大規模傳播。3.2.2發展期。發展期階段最重要的是減少事物的不確定性，滿足公眾的信息需求。權威媒體應及時傳遞真實信息，保證信息的全面性，使事實的總體和相互聯系在實際上符合客觀實際。搶鹽風波中，盡管官方及時進行了辟謠并公開了信息，但由于不夠及時，因而造成了謠言的擴散。所以在謠言發展期，可以在技術監控的硬件支持下，及時掌握輿情，并揭露謠言的錯誤本質、指明其社會危害，使謠言盡快退出輿論場。3.2.3爆發期。爆發期階段最重要的是控制謠言大規模爆發，防止謠言從線上向線下行為轉化，造成社會群體事件，破壞社會穩定、危害國家安全。在搶鹽風波的報道中，傳統媒體著眼于“超市碘鹽售罄”“搶購風潮”等議題，作用于公眾的認知，公眾采取行動怕落人后到超市搶購碘鹽，就進一步增大了“搶鹽風波”的覆蓋范圍，最終形成席卷全國的搶購風潮。在該時期可以采取以下策略控制謠言：1）新媒體和傳統媒體聯動辟謠，官方渠道和民間渠道協同辟謠；2）通過規范立法、司法解釋以及司法機關介入對規范網絡及信息傳播秩序起到警示作用，提高造謠和傳謠的違法成本，依法懲處造謠行為。3.2.4沉淀期。通常謠言被攻破后即進入沉淀期。這時候需要政府、媒體和個人反思自己在事件中的行為或不足。作為大眾媒體，此時可以發揮教化功能對公眾進行媒介素養教育。在新媒體時代，傳播主體自由而分散，傳播內容散亂復雜，傳播渠道多元共生。倘若能夠針對謠言產生不同時期的不同特點，針對相關原因對癥下藥，相信能夠更好地控制謠言，防止諸如“搶鹽風波”由謠言引發的突發性集合行為再次發生。

4結論

《雙城記》中說，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差的時代。好的是我們可以去擁抱技術帶來的體驗，擁抱新媒體給我們創造的更加精彩豐富的世界。壞的是在消費主義、娛樂主義盛行的今天，我們過多關注技術帶給我們的感官體驗，少了對內容的真正思考，對世界的思考。在今天，我們不應該過度沉溺于媒介用符號構建的表面娛樂和通俗滿足中，而是應該積極利用新媒體平臺，充分發揮公民的話語權，通過對公共權力的監督，促使政府提高執政水平，推動國家進步；通過網絡問政平臺，為政府決策進言獻策，推動政府的科學民主決策。技術是中立的，新媒體技術的快速發展和全面普及有利也有弊，重要的是我們要合理運用技術，與此同時加強自身素養，成為能夠造福社會的人，這樣社會才能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