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社會建設中如何提升領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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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社會是在智慧城市普遍發展的基礎上形成的一種新型技術社會形態。它基于宏觀思考，將城市、社區以及其他治理單元結合起來，用整體性的視角謀劃經濟社會的智慧化發展。智慧社會更加追求融合發展，更加凸顯“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導向。一般而言，不同的社會形態都需要有相應的社會管理方式與之相適應，需要具有相應的治理技術與治理能力。指出：“領導十三億多人的社會主義大國，我們黨既要政治過硬，也要本領高強。”要交出令黨和人民滿意的合格答卷，就要不斷提高黨員領導干部的本領、能力和素質。本文在詮釋智慧社會理論意涵及其建設必要性的基礎上，著力探討智慧社會建設對領導干部執政能力提升的要求，以期為提升領導干部執政能力和水平提供路徑選擇。

一、智慧社會概念、構成及其必要性

智慧社會建設不僅需要人類智慧，更需要融合計算機技術與其他智能技術。人的智慧的核心在于知識。對知識的獲取、處理與運用能力是人的智慧表現，而創造性的智慧行為是人區別于動物的根本性標志。計算機技術是智能技術應用的關鍵。運用計算機技術可以模擬人類分析、推理、決策等活動，進而延伸和替代人們的腦力勞動，實現決策自動化。20世紀中葉，計算機的發明改變了人們獲取和處理數據信息的方式。21世紀初互聯網的普遍應用，重塑了人們知識獲取與應用的方式。從技術屬性看，智能技術是眾多技術的集合體。從社會屬性看，智能技術主要體現為技術網絡與現實社會不斷進行融合，進而推動社會變革，實現對現實社會的改造。智慧社會與智慧技術、智慧政務、智慧產業、智慧城市密切相關。智慧或智能技術是邁向未來社會的關鍵與治理智慧化的基礎，智慧政務是智慧社會建設的領導中樞，智慧產業推動新興經濟模式的發展，而智慧城市則是信息化和工業化的融合發展。IBM（國際商業機器公司）于2008年提出了“智慧地球”概念，隨后又提出了“智慧城市”的構想。智慧社會需要大數據、區塊鏈以及人工智能等作為技術支撐。學習掌握相關技術能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更能推動治理方式改進與執政能力提升。黨的十八大以來，對大數據技術創新應用與數字經濟發展進行了深入思考和謀劃布局，將運用大數據技術上升到提升國家治理現代化水平的高度，并在多次講話中強調其重要性與戰略意義。2017年12月，在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時，指出：“要推動大數據技術產業創新發展，要構建以數據為關鍵要素的數字經濟，要運用大數據提升國家治理現代化水平。”2018年10月31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各級領導干部要學習前沿科學知識，把握人工智能發展規律和特點，提高公共服務與社會治理水平。”互聯網、大數據、物聯網、腦科學等新技術的應用，使人工智能呈現出深度學習、跨界融合、人機協同、群智開放、自主操控的新時代特征。推進人工智能技術產業化，推動智能化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加強人工智能和產業發展融合，能夠為智慧社會建設提供技術支撐。把人工智能技術與社會治理有效結合，整合優化政務信息資源，強化公共服務需求精準預測，研判和預防人工智能潛在風險，能有效提升社會治理能力和領導干部執政能力。

二、智慧社會建設有助于提升領導干部執政能力

智慧社會是一種新的技術社會形態，而智慧社會建設能有效提高領導干部公共服務能力。技術的發展推動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發生重大變化。“智能”作為新生產要素，與土地、資本、勞動等傳統生產要素具有同等重要地位。越來越多的智慧技術應用于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中，使得整個社會運行日益智慧化。擁有技術能力的社會主體就能擁有更多的“話語權”，成為新的“權力主體”。面對多元權力主體的訴求，領導干部的公共服務能力就顯得尤為重要。隨著人工智能與其他科學技術的融合創新發展，人類社會形態將迎來新的全面的系統演進。人類社會的發展歷史就是社會形態由低級向高級不斷演進的歷史。智慧社會以互聯網技術、大數據技術、云計算、人工智能技術等技術形態融合為代表，是在信息社會基礎上所產生的新的社會形態，是有助于實現人們美好生活愿景的社會。因此，在建設新的社會形態過程中，領導干部公共服務能力的提升能夠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我國正處于一個多種形態疊加的社會，復雜性與特殊性并存。隨著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公共服務的需求在領域、結構和層次等方面都發生了較大變化。精準社會治理需要治理信息精確。領導干部要滿足公共需求的多樣化和分散化，就需要治理的精細化和精準施策。智慧社會建設能有效提升領導干部駕馭復雜形勢的能力。智能化技術的應用有助于實現精準化社會治理，使社會治理可追溯、可監督，有利于達成協同、高效的整體性治理狀態，構建包容開放、透明回應的治理體制。經典現代性以GDP增長為目標，是財富中心論，而新的現代性要求全面均衡發展。中國與西方國家雖然同處全球化時代，但是現代性的進程不同。西方國家的現代性進程是先經歷農業化，然后是工業化、城鎮化和信息化，是從“原生態”的前現代、現代、后現代、新現代，按層次遞進更迭。我國現代化建設則是“四化”同時出場，具有疊加式演進和跨越式發展的特征。我們在工業化、城市化等經典性現代任務還沒有完成的情況下，要同時面對信息化、后現代或新現代性的挑戰。領導干部要準確認識和理解中國本土化的“新現代性”，能夠在紛繁復雜的態勢中，深度挖掘復雜社會形態中的各類數據信息，找出其背后隱含的價值和規律，破解傳統社會治理困境，提供民生服務供給的精準化。領導干部要善于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實時呈現社會治理中的關鍵問題，通過數據分析，推動治理流程的優化，實現治理過程的可量化和治理績效測評的可操作。不僅能較好地完成經典現代性任務，而且也能實現新的現代性任務。中國獨特的發展語境造就了中國特殊的出場方式，形成了中國特色的發展思路選擇。新的全球化背景下，以現代產業和新技術為推動力，在新型工業化基礎上進行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文明等領域變革，發展任務艱巨，面臨的矛盾也錯綜復雜，這對領導干部在復雜形勢下的精準掌控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三、提升領導干部執政能力的路徑

勞動創造了人，但即使是原始人使用石器的勞動，也同時具有技術性因素，每一次技術的創新與進步都會帶來生產關系和社會結構的變革。當下，第四次工業革命正在進行，我們應主動參與而不是被動跟隨這次全新的技術革命，避免被“邊緣化”的風險，這就要求領導干部主動適應智慧社會建設需要，從技術、思維、倫理、安全等方面著手，提高自身的執政能力。第一，重視發展智慧社會相關技術。智慧社會有兩類核心技術，一類是人工智能技術，一類是區塊鏈技術。人工智能技術是經濟增長的新引擎，能為新技術、新產業、新模式、新業態“四新”經濟的發展注入強勁新動能，助力實體經濟發展。同時，人機交互、物物相聯、智能化物聯網的廣泛應用，也能為智慧社會建設提供有力的工具。區塊鏈具有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可信任、可追溯、全網記賬等優勢。通過更高層級的區塊鏈技術，人們可以實現關系的智能化。換言之，如果各部門的數據信息能夠互聯共享，就能形成高效、公開、透明的云網絡，金融記錄、行為記錄就會轉變為信用體系節點。重構后的信用體系能夠公開可查，這有利于國家信用體系和誠信智慧社會建設。目前，區塊鏈技術可以被劃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是數字資產，以比特幣為標志；第二層次是智能合約，目前主要是以太坊等技術基礎上實現的合約系統；第三層次是智能社會，未來人類社會將存在大量的智能體，人與智能體、智能體與智能體之間的關系將變得非常復雜。通過區塊鏈技術特別是智能合約技術所建立的社會關系，將是一種新型的智能社會關系。領導干部只有重視和發展相關技術，圍繞社會和公眾的需求持續創新，構建全息全天候政務系統，從線下轉向線上線下融合，從單向管理轉向雙向互動，才能適應智慧社會政府治理的要求。第二，提高智慧社會相關思維能力。智慧社會建設所需要的技術是全新的技術，運用這些技術需要相關思維。對領導干部而言，數據思維、智能思維與區塊鏈思維是最應該提高的三種思維能力。數據思維注重量化分析，智能思維關注交互融合，區塊鏈思維傾向智能合約關系。數據思維從數字角度，用量化的方法來理解社會存在，分析把握事物發展規律。在由多種智能技術融合構成的智慧網絡中，每個人和物體都可以被感知。通過精準采集數據，進行篩選、分析與處理，就能精準把握人和物的特征，實現精細化管理的目標。智能思維從智能交互融合的視角來看待和理解事物。人和物在物理空間生活的同時，也可以通過數據信息進行“數字化”生存，擁有數字化身份。人類的社會與自然物的社會交互融合，“人—物”“物—物”“人—人”的交互關系形成了新的社會網絡。區塊鏈思維能將固定化的社會關系以合約的方式展現，用較低成本保障這些社會關系的再生產。通過交互協商，就能突破單個智能體的片面性與局限性，呈現集思廣益的社會智能功效。第三，注重智慧社會倫理規范建設。智慧社會是一個高度技術依賴性的社會，而算法是智能技術的核心。但是由于“算法黑箱”的存在，算法具有后果不可預測性的特征。算法涉及人類需求與利益、現有技術水平、設計開發者能力等因素，這些構成了算法的復雜性。同時，人的認知局限、自然和社會環境的變化，也會使算法后果偏離或超出我們的預期。把自己的判斷僅僅交給參數、標準、腳本等，人就會被技術奴役。對領導干部來講，需要進行前瞻性的頂層設計，運用政策、法律等工具來指導和規范算法的運行。在智慧社會建設中，大量決策需要依靠算法來決定，而算法背后的邏輯結構與社會倫理意義對決策正確與否影響巨大。面對技術可能帶來的倫理沖突，領導干部應該具有制定相應政策的能力，來創建符合倫理準則的算法，進行倫理價值規范。領導干部要注重算法內在的道德屬性與規范，運用新的技術來解決社會問題而不是增加新的社會問題。第四，提高智慧社會信息安全風險防控能力。在智慧社會，數據在各行各業廣泛存在。數據信息是重要資源，具有公共產品屬性，其在許多領域代表的都是公共利益。數據獲取和分析技術是數據成為資產的前提。沒有分析技術，數據就是一些編碼和信息，沒有太大的用途。因此，數據的獲取、應用、分析能力也是一種支配權力。正確使用數據能提高效率、促進社會進步，而惡意篡改數據、竊取數據或者惡性病毒攻擊等則會給社會帶來災難。在城市管理和民生服務方面，數據資源是“觸角”和“眼睛”，數據資源的開放融合與整合利用是實現精細化治理的保障。領導干部只有高度重視數據信息安全風險，有效覺察和精準回應信息應用與保護的現實訴求，才能更好地解決社會治理問題。在社會生產和交往中，信息消費時刻都在發生，每個社會成員作為數據主體產生的信息都有可能被濫用。商家基于精準營銷的需要向顧客實時推送信息，或者是出于利益需要而違規違法出售用戶個人信息，這會給社會秩序造成混亂。從這個角度看，就會出現監管機構、數據控制者、數據主體三者之間的關系，就會形成多維度的治理關系。作為領導干部，一定要提高信息安全的研判能力，提高對潛在安全隱患和風險的預測能力，做好風險的防范與管控。自然界的發展是自發和無意識的，社會發展則是自覺和有意識的。二者的區別體現在，社會發展中的主體具有選擇性，包括選擇實踐目標、實踐手段、實踐方法等，進而實現對現實社會生活的革新與重塑。人類歷史上每一次產業革命都帶來了國家競爭實力的分殊和消長。在智慧社會中，領導干部作為執政的中堅力量，要善于把握智能技術發展規律，穩步推進智能技術快速發展，不斷提高智慧社會相關思維能力，注重倫理建設和信息安全風險的防控。過去已去，未來已來。“智慧社會”是正在進行時，領導干部要通過良好的制度設計和行政舉措，培育和提高公民素養與公共精神，引導技術向更為善智的方向發展。未來的不可知性使人類擁有探索的好奇心和動力，但同時我們也要對未來技術的不可知性心懷謙卑。進入理想的智慧社會狀態，領導干部一定既要具備推進智慧社會發展的道路自信，又要有防范化解各種風險的能力本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