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西方大眾文化本質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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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西方大眾文化本質解讀:對比研究東西方大眾文化理論途徑探析

[摘要] 具有豐富內涵和表現形式的大眾文化在任何一種體制和文化下都起到引領意識領域方向的作用，因此對于包括影視、報刊、文學諸形式在內的大眾文化的研究必不可少。深入研究較為成熟的西方大眾文化并充分借鑒對發展東方大眾文化理論意義非凡。結合東西方大眾文化發展現狀，理論結合實踐，通過采用對比研究方法對東西方大眾文化理論進行橫向和縱向對比，可以作為研究東西方大眾文化理論的途徑。

[關鍵詞] 對比研究 東西方大眾文化理論 對比研究途徑

一、了解東西方大眾文化理論具有重大現實意義

最早出現在美國哲學家奧爾特加《民眾的反抗》一書中的“大眾文化”概念，指一地區、一社團、一個國家中新近涌現的，被大眾所信奉、接受的文化。大眾文化與官方的主流文化、學界的精英文化成為社會主干性文化形態。人們對其定義提出各類解讀：約翰.費斯克認為大眾文化是大眾利用現有文化資源進行創造性活動的活生生的實踐過程；羅森貝格認為大眾文化通過大眾化媒體的傳播和表現來克服大眾文化的不足之處：“單調、平淡、庸俗，以及容易在富裕生活中產生的誘惑和孤獨感，人們在現實中的茫然和孤獨感以及生存的危機感。”因為受眾眾多，以文學、影視、報刊、網絡等為表現形式的大眾文化理論影響巨大，因為較之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的狹小受眾群體，大眾文化無疑在大眾意識、輿論領域發揮無可替代的精神引領作用。

然而，在東西方文化交融日益增強的背景下，文化產品紛繁復雜、良莠不齊，尤其網絡這種大眾文化的表現形式流于可控性缺失，大眾文化的發展進程更多的不可確定性。站在意識領域前沿的新聞工作者、文學文化精英等作為大眾文化的先鋒和發言人，需東西方文化融會貫通，自我建構具有新時代具有中國特色的意識理論框架，并自覺將正確的大眾文化理論觀與實際工作相結合。對中國文化和外國文化有著精深了解的外語工作者，也可利用對外國文化的了解，對比東西方大眾文化理論，將本土大眾文化現象放到全球化大語境下進行觀照、解讀，引領本土大眾文化的方向。

二、西方大眾文化理論的成熟性決定其可借鑒性

以霍克海默（Horkheimer ）、阿多爾諾（Adorno）、馬爾庫塞（Marcuse ）為代表的西方法蘭克福學派對大眾文化研究提出了比較完整的理論框架，稱為法蘭克福學派大眾文化批判理論。不但為西方大眾文化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也為東方大眾文化理論發展提供了可供參考借鑒的范式。大眾文化研究的主要特征是反體制性（anti-institution）和批判性（critical），尤其是西方法蘭克福學派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大眾文化進行了尖銳徹底的批判，認為工業社會背景下大眾受到工業文化徹底的欺騙。顯然中國學者不能以拿來主義評價中國的大眾文化，但工業化這一全球性主題確可成為東方大眾文化理論的研究目標。東方的大眾文化理論研究可以以西方的法蘭克福大眾文化理論為坐標，觀照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大眾文化產品是否驗證或沖突西方的法蘭克福學派大眾文化理論。中國的大眾文化研究也可突破西方中心的研究模式，把本民族語言文化傳統在自身充實的前提下向外輻射，即指導包括文學藝術在內的所有文化現象的研究，也可在大眾文化理論方面實現適當輸出。對當代中國的大眾文化理論與西方進行對比研究，探尋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大眾文化研究和批評理論之路，可發揮先進文化對思想意識的導向作用，為未來發展提供智力支持。

三、對比研究東西方大眾文化理論的途徑

采用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形式進行，首先對東西方大眾文化理論進行梳理并對比，然后通過列舉中國大眾文化的表現形式，即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的產品來作為與理論相結合的實際范例，通過把理論和文化產品進行對照，以理論來檢驗實際并得出結論，對中國文化，尤其是大眾文化來進行分析和解構，文化產品可采用文化范疇內的文學和電影等模式，搜集暢銷小說和最受觀眾歡迎的影視作品來總結大眾文化的審美模板。同樣對代表西方國家最高文化成果的的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品和好萊塢電影節電影大獎（Hollywood Awards Gala）作品進行匯總分析，以總結西方大眾文化的審美模板，最后將東西方大眾文化進行對比分析論證。可采用對比研究的方法進行，包括橫向和縱向對比，如：西方大眾文化理論中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和非法蘭克福學派理論的對比，找出相異之處；法蘭克福學派大眾文化理論產生的理論語境與中國大眾文化理論產生語境相對比，找出相異之處；西方非法蘭克福學派理論與中國大眾文化理論相對比，找出相同之處以發現對中國本土大眾文化理論的適用性；西方大眾文化與中國大眾文化對比后的異同，在進行多組對比研究之后，分別找出各組對比中對于推動中國大眾文化可以起到指導作用的獨到之處。

文化的體現大多以語言為媒介實現，以對比分析為主要途徑，可以探討東西方大眾文化理論的異同并挖掘其結論對中國大眾文化理論發展的啟發性。

當代西方大眾文化本質解讀:對比研究東西方大眾文化理論對發展中國大眾文化理論的意義

[摘要] 在東西方文化交融性日益增強的背景下，對比研究包括電影、電視、報刊、網絡傳媒、文學等形式在內的東西方大眾文化理論對于發展中國的大眾文化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因為一方面，西方發達國家對大眾文化理論的研究始終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另一方面，良莠不齊的中國大眾文化的發展現狀使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意識理論框架任務迫在眉睫，將正確的大眾文化理論觀應用于新時代背景下的實踐應該成為中國文化精英的必備武裝。

[關鍵詞] 東西方 大眾文化理論 對比研究

一、大眾文化內涵

當代中國社會文化主要包括主導文化（Dominant Culture）（執政黨和政府倡導的以保持本國、本民族特色為根本目標的主旋律文化）、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代表知識分子理性思維、自覺意識和審美情趣的經典文化），和大眾文化（Mass Culture）（工業化背景下由消費意識引導的、以普通大眾為指向的通俗文化）。以普通社會大眾為受眾的大眾文化在工業化背景下異軍突起，在今天全球化跨文化交際增強的大環境下，關于大眾文化理論尤其是跨越東方和西方的大眾文化理論研究更加成為焦點。

大眾文化建立在工業技術和商品經濟體系的基礎之上，反映大眾對日常生活的實踐、思想、體驗和感悟，具有生活化、多樣化、商品化和娛樂性等特征。它是一種借助大批量生產、面向大眾傳播，使大多數人形成一致的生存方式和趨同的需要并凝聚為一個共同整體，最終在趣味、意義、信仰和價值上共享的后現代文化現象。

二、東西方大眾文化理論發展現狀

西方發達國家對大眾文化理論的研究始終處于世界領先地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與技術的進步使西方大眾文化理論研究產生了不同的流派。一是興起于20世紀30～40年代法蘭克福學派 （Frankfurt school） 的大眾文化批判理論，為西方大眾文化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以霍克海默（Horkheimer ）、阿多爾諾（Adorno）、馬爾庫塞（Marcuse ）等為代表的法蘭克福學派對大眾文化研究形成了西方大眾文化理論史上的所謂法蘭克福模式，提出了分析大眾文化概念比較完整的理論框架。

東方特別是中國的大眾文化理論研究源于20世紀80年代，90年代形成高潮，在跨文化交流日益加強的當代全球化語境下，中國知識分子密切關注著西方國家的文化研究，并從不同層面或視角對大眾文發表見解。但總體趨勢是我國學者更多地對西方大眾文化理論持“拿來主義”，以啟蒙者身份自居，將法蘭克福學派的大眾文化批判理論簡單橫移，用以批判中國本土的大眾文化理念，必然由于東西方社會、意識形態領域的諸多差異產生西方理論的語境脫離，帶來內容和思想上的雙重錯位。對法蘭克福學派發出補充或反對聲音的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葛蘭西（Gramsci）費斯克（Fiske）、旅美華人徐賁等為我們提供了比較東西方大眾文化理論的新思路。

三、對比研究東西方大眾文化理論的意義

首先，研究大眾文化的意義重大。任何一種體制下、任何一種文化下對于大眾文化的研究都必不可少。大眾文化對民眾的影響巨大，對于大眾文化的正確界定、預測、和建構、改造對于我國增強民族凝聚力、加強對大眾利益與幸福的人文關懷等意義重大。既然大眾文化的創造者實際是屬于非大眾的文化精英，那么具有國際視野的文化精英們完全可以在引領大眾文化向正確健康方向發展的事業上起到精英作用。其次，全球化（globalization）語境下對于東西方大眾文化理論進行對比研究具有重大意義。將當代文化研究與西方的文化批評理論進行對比研究可以他人為鏡，知己知彼。經濟、文化、信息的全球化帶給我們發展契機的同時也出現某些弱勢文化趨同于強勢文化的現象，尤其是西方生活方式、意識形態、思想觀念等大眾文化向東方的輻射，對于應該在大眾文化中起到引領作用的精英文化的代表者尤其應該保持清醒的自覺意識，探究本土大眾文化的發展格局，并對西方大眾文化發展走向及內部規律進行破解，將本土大眾文化現象放到全球化大語境下進行觀照、解讀，抗爭西方大眾文化的霸權話語，引領本土大眾文化的方向，并最終服務于保持本國、本民族文化特色的根本目標。

現今，我國對當代東西方大眾文化進行對比研究的過程中主要存在幾個問題：第一，在中國本土的文化研究或文化批判中，有忽視社會、歷史與文化差別，搬用西方文化理論的話語的現象。不少批評者不是把西方文化研究的反思精神、批判精神繼承過來，用以批判本土語境中的支配性壓迫力量，簡單地把西方文化研究的批判對象當作自己的批判對象；第二，缺乏對中國大眾文化理論的深入、系統的研究與梳理，缺乏對中國大眾文化基本特征和獨特功能的系統分析，更缺乏對中國大眾文化本質內涵的深層次發掘，無法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大眾文化理論；第三，主要是采用法蘭克福學派的觀點來分析中國大眾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顯示出理論上的不足。因為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并不是一種普適性的觀點，它所針對的時代和大眾文化狀況與當代中國大眾文化有一定的區別。

西班牙文學理論家烏納穆諾在其《生命的悲劇意識》中說：“向一個人建議他應當成為其他的某些人，就好像是向他建議說他應該停止成為他自己。每一個人都必須守護他個人的人格，而如果他愿意改變他的事項與感覺的模式，這也只是當這一項改變能夠進入他精神世界，這一項變動必須發生在他個人的連續體之內。”其核心在于為大眾文化推波助瀾的每一個個體都有堅持本我文化、思維模式的固守性，如果想要對之進行滲透、引導，只能以進入其精神內核的形式和強度促使其自我潛意識的革命，通過對比研究東西方大眾文化理論并與中國社會現實相結合則可以改變大眾文化個體精神世界。

當代西方大眾文化本質解讀:淺析西方大眾文化研究視角的轉換

摘 要：西方大眾文化通過媒介、圖像等形式參與形成了今天世界上大多數人所共享的文化，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的一種無處不在的背景。二十世紀三十至五十年代，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占據主角。進入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后，主張“文化主義”的伯明翰學派在對大眾文化的研究上，經歷從“批判”到“理解”的視角轉換過程。

關鍵詞：西方大眾文化；批判理論；文化主義；視角轉換

西方大眾文化是指在現代商品社會中以大眾傳播媒介為載體的、以現代都市大眾為對象的文化形態，是一種帶有濃厚商業色彩的、注重滿足人們感性娛樂的文化。西方大眾文化研究一直處于世界領先地位，但隨著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與技術的進步，該研究領域也發生了諸多變化，產生了不同流派。主要分為法蘭克福學派和伯明翰學派對以往有關意識形態的經典論述進行了批判和分析，借此對大眾媒體與國家、個人的關系，消費與意識形態的關系等問題作了新的探討和闡釋，提出了新的理論。

一、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的轉換

以往的從藝術單一視角對它所進行的理論研究陷入了闡釋的困境。很多問題，如大量不具有審美意義粗制濫造的文本主要依賴的是聲像、光電的技術手段而非爐火純青的藝術手法等等，僅從藝術的角度難以解釋。資產階級藝術的作品都是商品，它們也許就是為了拿到市場上去而被當作商品創作出來的。藝術今天明確的承認自己完全具有商品的性質，這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法蘭克福學派所講的大眾文化主要是指二十世紀三十至六十年代在美國出現的一種新型文化現象。在當時許多歐洲學者的眼中，美國是文化自由生存的最好空間。然而隨著對美國大眾文化的深入，他們漸漸發現，歐洲法西斯的高壓統治，在美國以另外一種和緩的強求一致的方式進行著，這種高壓在文化領域表現得最為明顯。基于此，到了四十年代中后期，法蘭克福學派的研究重心轉向對美國大眾文化的研究。在早期法蘭克福學派中，阿多諾是最早將眼光投注到大眾文化的人，他“最早把大眾文化和高等文化同時納入到現代文化的理論研究視野”。在壟斷下所有群眾文化都是一致的，他們的結構都是由工廠生產出來的框架結構。在壟斷下所有群眾文化都是一致的，他們的結構都是由工廠生產出來的框架結構。“文化工業”是他們對物化的大眾文化的定性，意在指出這種商業性的文化因其技術化而在本性上侵蝕了藝術和美，也是對人的豐富性的“去勢”而使人成為“單向度的人”。文化不再是標志著一種富有創造性的人的生命的對象化，而成為異化勞動的另一種形式的延伸，它以同樣機械的節奏和標準化的情節操縱著大眾的口味，以一種強制性的方式窒息了個體的生命力。

二、伯明翰學派的文化主義理論的轉換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是西方大眾文化研究的轉折點。這個時期，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幾乎進入了高度發達的階段，市場高度完善、資本走向國際化，福利制度和物質生產的豐富在技術上消滅了饑餓和貧困，工業制造和科學技術的高度發展對物質世界的支配和利用達到了前所末有的地步。與這樣的時代相呼應，后現代文化形式誕生了。這個時期所形成的后現代社會文化狀況使得討論“大眾文化”的歷史語境發生了根本轉變。這體現為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面臨“批判”的尷尬。此時人們會發現，過去所說的“大眾文化”就是這個時代的文化，文化徹底走出了“象牙塔”。正是基于這種情況，西方發達國家的學術界對“大眾文化”的研究視角發生了轉變，即從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批判”視角轉向了“理解”的視角，從徹底的否定轉向了接受和融合。他們不滿于法蘭克福學派那樣站在精英主義立場來研究文化的方式，特別是他們認為的本真的大眾文化，即底層的工人階級的文化，力圖從英國文學批評的利維斯主義傳統中脫離出來。伯明翰學派認為任何文化或文化分析都是受制于特定群體的特殊利益，因而是特定群體態度和立場的表現，以此開展他們的文化研究。伯明翰學派是以嚴肅的方式對待大眾文化，同時也堅持文化研究的社會批判維度，意圖將大眾文化放在與社會相關聯的政治框架中加以分析。

三、西方大眾文化研究視角的轉換對中國的影響

在壟斷下所有群眾文化都是一致的，他們的結構都是由工廠生產出來的框架結構。享樂以為著全身心的放松，頭腦中什么也不思念，忘記了一切痛苦和憂傷。這種享樂是以無能為力為基礎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的中國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馬克思主義核心術語的中國化。實際上，近代以來中國人話語的變遷就是一定程度上從“傳統話語”向“革命話語”的轉變歷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核心術語產生與流變研究，一方面可以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作出令人信服的科學描述，而且可以明晰馬克思主義是如何中國化的。

當代西方大眾文化本質解讀:論西方大眾文化批判理論研究的進路

論文關鍵詞：大眾文化；文化精英主義；文化工業；后現代主義

論文摘要：以大眾文化的批判理論為研究視角，從文化精英主義批判理論、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工業”批判理論、后現代主義的大眾文化批判理論三個階段，對西方大眾文化研究的進路進行梳理和評析，以期對西方大眾文化批判理論有一個整體性的把握。

目前，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西方，大眾文化研究都已經成為理論界的一門顯學。大眾文化作為現代社會的一種復雜的新興文化現象，隨著時代的變遷必將呈現出新的特征。縱觀國內外對大眾文化的研究，無非是從批判理論的視角、符號學研究的視角和文化研究的視角進行研究。本文主要從文化精英主義批判理論、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工業”批判理論、后現代主義的大眾文化批判理論三個階段對西方大眾文化批判理論研究的進路進行歸納梳理，力圖從宏觀上把握西方大眾文化批判的整體發展脈絡，以期對當前大眾文化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鑒。

一、文化精英主義批判理論

大眾文化研究的源頭，可以追溯到英國馬修·阿諾德在1869年出版的《文化與無政府狀態》，阿諾德認為真正意義上的文化是“世界上最美好的思想和言論”、“是對美好的追求”，在社會中肩負著主導、引領文化發展的作用，這些文化僅僅掌握在少數“有教養的知識分子”手中，而廣大的工人階級被認為是“沒有受過教育、缺乏教養”的人，大眾文化就是這些“沒有受過教育沒有修養的民眾發展壯大的文化”，是一種離散的“無政府主義”的文化，它與真正意義上的“文化”處于一種對立的態勢。阿諾德的這種觀點流露出明顯的精英主義色彩。艾略特繼承了阿諾德這種文化觀，認為文化只能為社會中的文化精英所理解，并對工業文明和大眾文化抱嚴厲的批評態度。1930年利維斯出版了著作《大眾文明與少數人文化》，在書中他把當時流行的電影、流行小說、廣告等文化現象統稱為“大眾文化”，他認為這是一種沒有受過教育的大多數人消費的商業文化，已經大規模地充斥于社會文化領域，它對傳統的精英文化構成巨大的威脅，使傳統價值受到挑戰，少數文化精英的地位日益式微。他號召“精英們”武裝起來，以抵制大眾文化。

德懷特·麥克唐納也是一個文化精英主義者，在他的視野中“大眾”(mass)是沒有個性的、彼此之間失去精神聯系的群氓…。1944年他撰寫《大眾文化理論》，他通過對民間文化與大眾文化的比較后認為，民間文化是來自下層、直接反映民眾生存經驗、不受高雅文化的恩惠、與統治階級的陰謀沒有關系的文化。而大眾文化則是從上面下達的文化，是面向市場成批制作出來的，包括廣播、電影、電視、卡通偵探小說、科幻小說等。大眾文化并非大眾主動生產或接受的文化，是統治階級賺取高額利潤維護其統治而開發的，是文化商人花錢雇傭技術人員制作出來的文化。它的觀眾是被動的消費者，它破壞了高雅文化的生命力，它是一種寄生文化，是統治階級為維護其統治和庸俗作家們賺錢的工具。“大眾文化是上面強加的，是商人雇傭技術人員創造的，它的觀眾是被動的消費者，他們的參與僅限于在買與不買之間選擇。簡言之，庸俗作家們利用大眾文化需求來賺錢，或者為了維護他們的階級統治……民間藝術是人民自己的風俗，是他們的私人小花園，與統治者的高雅文化深墻壁壘的大公園格格不人。但大眾文化拆掉了這堵墻，把大眾納入了一種庸俗化了的高雅文化，從而成為政治統治的一個工具。”可見，在阿諾德、利維斯、懷特·麥克唐納等人的視野中，文化是完美的思想和言論，是理想的人性和諧發展的狀態，是人們謀求實現完美的智慧和道德的過程，是對完美思想的傳播；文化只能為少數人所擁有，而一般社會大眾是反文化的，是粗俗的群氓，他們根本不可能擁有真理，必須要靠文化精英來引導。由于這些文化精英主義批判觀對大眾文化研究產生深遠的影響，西方社會稱之為大眾文化研究中的“利維斯精英主義”。文化精英主義以一種“文化貴族”的身份，站在精英主義的立場極力的排除日常生活中豐富多彩的大眾文化，認為只有通過對經典文學作品的閱讀和批評才能達到改造人性、以使人達到“高貴化”目的，其內心滲透著“文化中心主義”的偏見。

二、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工業”批判理論

“文化工業”這一概念的提出，首次出現在阿多諾與霍克海默合著的《啟蒙辯證法》中，在西方學術界對“文化工業”進行全面批判，是從法蘭克福學派開始的。作為法蘭克福學派的主要成員，本雅明先是默默無聞，死后因阿多爾諾等人介紹而名震天下。杰姆遜說：“從今天的眼光看來，本雅明無疑是20世紀最偉大、最淵博的文學批評家之一”。盡管本雅明沒有明確地提出過“大眾文化”一詞，但本雅明的美學思想是法蘭克福學派大眾文化批判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本雅明認識到在機械復制的時代對藝術品“韻味”的強烈沖擊。他說：“即使是藝術作品中最完美的復制品，也會缺少一些成分，即它的時空存在，它在其偶然問世的地點的唯一無二性的存在。藝術作品的這種唯一無二的存在決定了它的歷史，在它存在的全部時間里是歷史的主旋律。”但總的來說，本雅明對大眾文化基本持肯定的態度。他認為是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引起了藝術生產力的發展，從而導致了藝術的進步和發展，機械復制理論作為一種藝術生產力將推動藝術的進步。但誠如德國學者布羅德森所言：“本雅明對于他對機械復制為大眾帶來了理解和領悟藝術作品的新的可能性這一估計是過于樂觀了”。

在本雅明之后的霍克海默、阿多爾諾對大眾文化持激烈的批判態度。他們認為，大眾文化是指借助大眾傳播媒介(電影、電視、廣播、報刊、廣告、雜志等)而流行于大眾中的通俗文化，如通俗小說、流行音樂、藝術廣告等批量生產的藝術品等。阿多諾在《文化工業再思考》中直接把這些“大眾文化”稱為“文化工業”。他解釋說：文化工業別有用心地自上而下整合它的消費者，它把分離了數千年的高雅藝術與低俗藝術的領域強行聚合在一塊，結果使雙方都深受其害。縱觀霍克海默、阿多爾諾對大眾文化的批判，可以歸納出以下幾點：

1．大眾文化是一種商業文化。阿多爾諾在《啟蒙辯證法》中說道：“藝術今天明確地承認自己完全具有商品的性質，這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但是藝術發誓否認自己的獨立自主性，反以自己變為消費品而自豪，這卻是令人驚奇的現象”。的確，藝術向商業屈服甚至獻媚，是藝術最大的墮落!一方面，意味著文化藝術成為獲取利潤的手段，意味著文化藝術必須服從市場機制和商品價值規律，服從于經濟規則，這樣藝術必然受制于他者，不再是一個獨立存在的純粹個人的精神領域，不再履行著批判與否定的職責，而是屈從于現實法則以證實自己的社會效用，結果藝術也就將自己終結了。另一方面，由于大眾化的商業化文化，使文化喪失了真正的文化的本質規定性，即喪失了藝術品的創造性，呈現出商品化的趨勢和商品拜物教的特征。這些商業化特征導致的惡果是使“大眾文化成了一種可憐而貧困的美學產品”，喪失了藝術品的創造性。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所言：在文化工業中，普遍存在著“個性的虛假”無論在文化藝術創作中，還是在藝術欣賞中，創造性的個性都不復存在。

2．大眾文化具有很大的欺騙性。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認為大眾文化主要是迎合在機械勞動中疲憊的人們的需求，它通過提供越來越多的承諾和越來越好的無限的娛樂消遣來消解人們內在的超越維度和反抗維度，使人們失去思想和深度，從而在平面化的文化模式中逃避現實，沉溺于無思想的享樂。這樣在大眾文化“虛假幻覺”的籠罩下，人們習慣于無思想的平面生存模式，藝術家很少能創作出具有個性和思想深度的作品，而且，人們也不愿欣賞嚴肅的藝術品，而滿足于和習慣于平庸的無個性的大眾文化消費品。

3．大眾文化是一種意識形態。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認為，大眾文化表面上滿足了大眾的精神需求，而實際上卻是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服務的，是通過文化上的麻醉來使大眾接受資本主義秩序，大眾文化具有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功能。按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的說法，文化工業給大眾提供感性的滿足，但實質上只是以不斷的許愿來欺騙大眾。“文化工業”不僅說服消費者，相信它的欺騙就是對消費者需求的滿足，而且它要求消費者，不管怎樣都應該對它所提的東西心滿意足。“它(文化工業)刻意地由上而下，藉著一種意識形態將消費者收編進去，讓人以順從替代主體意識，壓根兒不允許人脫離規范而存在，文化工業整體效果是違反啟蒙原則的，它是一種桎梏意識的手段”。阿多諾進一步指出“意識形態純粹是謊言，這種謊言不是直截了當地說出來的，而是用誘惑的方式和錘煉的方式——大眾文化表達出來的”。

作為著名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馬爾庫塞繼承和發展了法蘭克福學派大眾文化批判理論。他認為：

1．大眾文化缺乏否定性和批判性。馬爾庫塞將文化的發展歷程劃分出兩個階段，即前技術時代和后技術時代。他認為前技術時代的文化是真正意義上的高等文化，“它的合法性得自于一個因技術社會的出現而不再存在、也無法恢復的世界的經驗”。到了技術時代，文化與社會的“間距”已經消弭，文化不僅是“韻味”消逝殆盡，而且文化喪失了批判性的立場，淪落成為“大眾文化”或“文化工業”，這樣“藝術的異在效應在藝術中的消亡使今日藝術的革命性大為失色”。

2．大眾文化壓抑人的自由，以虛假性、幻象性來滿足人們的日常需求。馬爾庫塞認為人類社會不是根據勞動建立而是根據需要的個體滿足建立的。他認為：“真正的自由僅存在理念中。因此解放乃是一個精神的事件。”¨刮但大眾文化以“假的”幻象性來滿足人們的日常需求，所謂“‘假的’需要是這樣一些需要，它們是通過社會對各人的壓抑的特殊影響附加到他頭上去的，這種需要使得勞苦、侵略性、困境及非正義永恒存在。”大眾文化以廣告、購物指南等形式向大眾灌輸消費意識造成了人的精神需要是不自由的，導致了人的需要的異化。

3．大眾文化是以快樂為原則的“工業化”文化商品。馬爾庫塞認為，隨著社會發展到發達工業社會階段。高層文化淪落成為“大眾文化”或“文化工業”，“資產階級的藝術品都是商品，它們也許甚至是作為上市銷售的商品而被創造出來的。”它們的特點是以快樂為原則的。快樂原則與物質享受結合起來，“它被結合到了廚房、咖啡館、商場，它為工作提供松弛與快樂……快樂原則同化了現實原則。”人們沉浸于物質享樂中，接納了這種文化，“它創造了這樣一種形象，這些形象與既定現實原則不可調和，但作為文化典型形象，它們就變得可以容忍”。

20世紀70年代，法國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思想家阿爾都塞對現代文化工業也持激烈批判態度。他認為：“文化工業的每一個產品，都是經濟機器上巨大機器的一個標本，所有的人從一開始起，在工作時，在休息時，只要他還進行呼吸，他就離不開這些產品，沒有一個人能不看有聲電影，沒有一個人能不收聽無線電廣播。社會上所有的人都受文化工業品的影響”。大眾文化成為已成為壟斷資本主義時代的商品拜物教。“文化工業通過娛樂活動進行公開的欺騙，這些文娛活動，就像宗教界經常說的，心理學的影響和婦女連載小說所喋喋不休地談論的，進行裝腔作勢的空談，以便能更牢靠地在生活中支配人們的活動。”

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領導人哈貝馬斯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建立起了以否定辯證法為基礎的否定主義大眾文化觀。一方面他充分肯定霍克海默等人的文化批判理論；另一方面修正了本雅明對于大眾文化的樂觀主義立場。哈貝馬斯認為，大眾文化的突出貢獻在于創造了一個理想型的“資產階級公共領域”．這個“資產階級公共領域”具有很強的社會批判的功能，在這個公共領域所培養出來的公眾是具有批判意識的大眾，文化在他們那里不僅僅是消遣或愉悅的對象，更是一種批判的武器。哈貝馬斯認為，由于市場規律在文化商品領域的廣泛蔓延，文化的內在規則遭到了徹底破壞，市場最終成為了文化創造的內在法則，在資產階級的公共領域文化由作為批判的武器落入到交換關系的魔爪，異化為統治階級的工具。它迎合的是教育水平很低的消費群體的娛樂需求和消閑需求，追求的再也不是知識或社會責任，而是剩余價值。文化不是被導向大眾，而是屈從于大眾；在市場規律滲透和支配下，批判意識逐漸轉換成了消費觀念，在拜物教潮流的支配下，“大眾傳媒塑造起來的世界所具有的僅僅是公共領域的假象。即便是它對消費者保障的完整的私人領地，也同樣是幻象”。文化工業造就了缺乏個體認同和集體認同的消費公眾，他們不再是批判意識的知識分子，而只是喪失了交往方式和文化共識的消費大眾。

三、后現代主義的大眾文化批判理論

“后現代”是一個極為模糊的術語，它既是一種文化景觀的描述，也是一種文化批判的視角，更是一種理論的思維方式。在西方許多理論家都對后現代文化進行過探討，弗雷德里克·詹姆遜是其中重要的代表。研究西方大眾文化的批判性研究進路，我們不能回避詹姆遜的后現代主義文化理論。

詹姆遜批判地繼承了法蘭克福學派對大眾文化批判的觀點。他認為后現代社會是一個完全商品化的社會。商品經濟極度擴張，徹底打破了文化與商品的界限，商品已進入一切領域，并產生出遵循商品邏輯的新的文化工業。在新的文化工業中，文化徹底商品化了。文化和工業生產及商品已經緊緊結合在一起，如電影工業，以及大批生產的錄像帶、錄音帶等消費文化的出現，消解了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界限。他同樣認為大眾文化具有階級壓迫性，它們宣傳統治階層意識形態，維護現存社會秩序，同時又具有理想主義的烏托邦性質。詹姆遜說：“所有的當代藝術作品——不論是那些高級文化和現代主義作品，還是那些大眾文化和商業文化的藝術作品——都把我們對社會生活(包括我們現在的生活和我們骨子里覺得應該有的生活)性質的深刻幻想作為它們潛在的動力——盡管常常采取被歪曲和壓制的無意識形式。”

詹姆遜還從后現代社會呈現出來的特征人手，具體分析了大眾文化在后現代社會中表征形態。在詹姆遜看來，后現代主義的出現標志著異化、焦慮、資產階級個體化、文化生產的個別風格、藝術以及社會的中心主體等因素的終結。而后現代文化與后現代社會的主體在特征上是一致的。它缺乏統一性、邏輯性、整體性、中心性、縱深性、必然性、明晰性、穩定性，呈現出多元性、碎片性、邊緣性、平面性、隨機性、模糊性、差異性和世俗性的特點。他在《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和《晚期資本主義文化邏輯》中揭示了后現代主義的邏輯：到了后現代主義階段，文化已經完全大眾化了，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距離正在消失，藝術品成為商品和消費品。從藝術的審美形式來看，有創造力的形式和風格，被機器復制的類象所代替，當代社會正在成為一個視像文化社會，文化文本成為一種一系列毫無關聯的因素而拼湊起來的類象，這種現象已成為后現代主義文化的獨特徽章；從藝術的價值內涵來看，后現代主義大眾文化作品呈現出深度消失、歷史意識消失、主體消失、距離感消失等表征。大眾文化淪落為純粹的形象或幻象，話語或游戲，并表現出自我與社會的精神分裂癥狀態。無疑，在現代主義立場上，詹姆遜與法蘭克福學派站在了一起。他對與現代主義同質的精英文化情有獨鐘，而對大眾文化及其與之同質的后現代主義文化多有貶損，他有時干脆將大眾文化叫做視聽文化、商業文化、通俗文化、文化工業。但詹姆遜反對將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絕然的對立起來，認為大眾文化有自己的判斷標準，不能用精英文化的偉大作品作為永恒的標準來衡量大眾文化為“低級”狀態；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不是相互對立的兩極，而是互相補充、互相依存的兩種文化形態，應該充分重視二者共存的合理性。他強調：“我們必須重新考慮精英文大眾文化的對立，使傳統上流行的對評價的強調——這種由二元對立價值體系運作的評價傾向于在絕對審美判斷的某種永恒領域里發生作用——被一種真正是歷史和辯證的探討這些現象的方式代替，這樣一種方式要求我們把精英和大眾文化讀作客觀上相聯系的、辯證地、相互依存的現象，作為資本主義條件下美學產生裂變的孿生子或不可分離的兩種形式。”這表現出詹姆遜辨證文化批判立場和宏大的文化視野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