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5-17 08:4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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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煤炭資源是發展采掘工業的物質基礎。煤炭資源的開采條件直接影響煤炭資源的利用價值,同時也直接影響勞動者的身體健康。矽肺病是一種嚴重危害勞動人民健康的職業病,嚴重者可影響肺功能,喪失勞動能力,甚至發展為肺心病、心衰及呼吸衰竭直至人死亡。經調查發現,在中國的一些矽肺病的高發地區,造成人們得矽肺病的原因是他們都曾經在非法開采的個體煤礦里打過工,由于個體煤礦缺乏良好的生產環境和勞動保護措施,勞動者長期處于粉塵工作環境中,進而染上了這一目前無法治療的疾病。因此,如何依法規范煤炭行業管理,保護國家的礦產資源以及在勞動者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該如何運用法律武器來加以保護便成了我們所應思考的問題。
關鍵詞:煤炭資源整合;矽肺病;侵權責任;高度危險責任
最近,在看某欄目時,看到這樣一個案例。在中國的某個村子里,有著一群矽肺病患者,他們都曾在本村的小煤礦里打過工。
當記者來到該村的時候,正好碰到了一個撿破爛的老人,已經七十多歲了,本該是在家享受兒女滿堂的天倫之樂的時候,可是他的幾個兒子都由于在煤窯打工得了矽肺病死了,所以老人只好和老伴兒靠撿破爛來維持生計。據村民們介紹,在這個村,矽肺病患者人數非常多,有不少家庭都是多位親人同時患病。這些矽肺病患者大多數是青壯年,他們死后,留下了孤兒老小,給家庭帶來沉痛的打擊。
村民們告訴記者,整個鄉鎮矽肺病患者多達四五百人,當地的小煤礦大多環境極為惡劣,且本身就是非法煤礦,不可能與雇用的村民簽訂勞動合同,村民們患病后,只能自認倒霉,無法得到開采者的賠償。另據記者調查,這些非法煤礦名義上說已經關閉,實際還在生產著。
就此而言,我們不難發現非法煤礦的弊端所在,不僅嚴重危害著勞動者的身體健康,而且對他們的生產、生活環境造成了嚴重的影響。明白繼續進行煤炭資源整合的必要性。本文就該案例中權利受到侵害的礦工該如何拿起法律武器來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以及關閉非法開采煤礦的必要性筆者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一、煤礦的采掘是一種高度危險作業
高度危險作業是指在現有的技術條件下,由于人類還不能完全控制自然力量和某些物質屬性,雖以極端謹慎經營仍有可能致人損害的危險性行為。它包括適用民用核設施、高速軌道運輸工具和從事高空、高壓、地下采掘等高度危險活動,也包括占有、使用易燃、易爆、劇毒和放射性等高度危險的行為。
在本案中,煤礦經營者的非法開采屬于高度危險作業中的地下采掘活動。所以說,從這個方面講,煤礦的采掘是一種高度危險的作業。由于這種高度危險作業給他人造成損害所應承擔的侵權責任稱為高度危險責任。
二、中國《侵權責任法》中有關于地下挖掘活動侵權責任的規定及免責事由
(一)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九章中,對高度危險責任中有關于地下挖掘活動的侵權責任有如下規定:
第69條:從事高度危險作業造成他人損害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
第73條:從事高空、高壓、地下挖掘活動或者使用高速軌道運輸工具造成他人損害的,經營者應當承擔侵權責任,但能夠證明損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擔責任。被侵權人對損害的發生有過失的,可以減輕經營者的責任。
第77條:承擔高度危險責任,法律規定賠償限額的,依照其規定。
(二)免責事由
從以上規定中可以知道,從事地下采掘造成他人損害的,經營者能夠證明損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擔責任。被侵權人對損害的發生有過失的,可以減輕經營者的責任。
三、高度危險責任的構成要件
高度危險責任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其包括三個構成要件:第一,行為人實施了高度危險作業行為。在上述案例中,煤礦主雇用村民進行煤炭采掘,這說明其實施了高度危險作業。第二,受害人遭受損害,這種損害包括人身損害和財產損害。由于非法煤礦的經營者未能提供給受雇礦工良好的勞動保護措施,使他們長期的在惡劣環境下勞動而得了矽肺病,使其喪失了勞動力甚至死亡,無論是對其人身還是財產都造成了損害,嚴重影響了他們的正常生產、生活。第三,行為人高度危險作業行為與受害人損失之間存在因果關系。礦工之所以會得矽肺病,是由于非法小煤礦經營者對煤礦的開掘所造成的。因此,相互之間存在著因果關系。
四、處罰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得出結論,這些非法煤礦經營者的行為造成了得矽肺病患者的損害,構成了高度危險責任,他們應該承擔高度危險責任,按照法律規定的賠償限額進行賠償。但是,這些私人煤礦是非法的,國家政府有關部門必須加大執法監督力度,依法堅決取締非法煤窯,并對其進行處罰。
五、煤炭資源整合和煤礦兼并重組工作的必要性
通過以上案例,我們不僅僅應從法律角度分析當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的時候他們該如何運用法律武器來保護自己,我們還應探究導致這些人權益受侵害的深層原因所在,除了經濟上的原因以外,我們應該明白,其中一個關鍵原因在于這些非法煤窯的非法性和管理的不正規性。
一般而言,正規煤窯都會提供給勞動者好的勞動保護措施,會提供給他們開采煤礦所需要的專業防護設施及物件,而且,正規煤礦所采取的開采方式及管理方式更為科學合理,勞動環境遠比那些非法煤礦好的多,從各方面都注意對勞動者的保護。事實證明,管理正規的煤礦是很少發生職工損害事故的,潞安集團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六、煤炭資源整合的好處
1.可以保護國家礦產資源,更為合理地分配利用國家資源。
2.經過煤炭資源整合,管理更為統一科學,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減少礦難的發生。
3.經過煤礦的兼并重組,可以優化生產環境,提供更為可靠的勞動保護措施,減少職業病患者。
4.合理規劃經濟發展,促進經濟持續良好的發展。
總之,關閉非法煤窯,進行煤炭資源整合和煤礦兼并重組工作是十分必要的,只有這樣才能防止類似案例中這些事故的發生,才能更好地保護勞動人民的合法權益、保護國家的礦產資源,當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也應該懂得拿起法律的武器來保護自己。同時,煤炭業的發展秩序也需要不斷完善立法,強化法律監督、輿論監督。這樣,煤炭經濟才會得到更好、更持續的發展。
摘要:運用經濟學中的時間預算約束線和無差異曲線以及生產函數等模型工具,以“毒奶粉”事件引發的關于安全喂養嬰幼兒的思考為基礎,分析了嬰幼兒食品安全隱患對育齡女性勞動力市場的影響,得出結論:當嬰幼兒食品安全存在隱患時,利他主義的母親會考慮增加親自撫育孩子的時間,這需要減少母親的工作時間或休息時間,且最終會直接或間接降低育齡女性勞動力的市場產出。
關鍵詞:育齡女性;勞動力市場;“毒奶粉”事件;利他主義;市場產出
以三鹿等一批品牌為代表的“毒奶粉”事件嚴重危害了嬰幼兒的生命健康權,同時也導致了人們對國內嬰幼兒食品安全提出了很大質疑,在某種程度上挫傷了消費者的信任和信心。
一、分析前的基本說明
(1)依據生物學和社會分工方面的差異,女性更適合親自撫育孩子,而男性在撫育孩子方面的作用較小。為了避免問題的復雜化,分析過程中不直接考慮父親的影響,只側重從母親這一群體的角度分析,實際證明,分析的結果是不變的。(2)對于孩子(c)來說,母親(m)是“有效率”的利他主義,“利他主義”是指,母親(m)的效用完全取決于孩子(c)的福利,“有效率”則意味著,母親的行為被她的利他主義所改變”。(3)假設母親的時間主要分配在工作、休息和撫育孩子三個方面,分別用字母tw、tr、to表示。(4)假設“毒奶粉”事件前,母親們認為嬰幼兒食品是安全的,事件后,母親們普遍認為,嬰幼兒食品的安全存在隱患。(5)“毒奶粉”事件后,母親們傾向于選擇安全的母乳喂養等親自撫育孩子的方式,但企業現行的工作規定使得工作時間和工作場合不適宜母親們親自實行母乳喂養,而且母親親自撫育孩子必須犧牲自己的時間。又由于每天的時間是固定的24小時,所以在分析過程中,親自撫育孩子的時間與母親的工作時間和休息時間具有一定的替代性。(6)分析過程中,只考慮是否增加親自撫育孩子的時間這一選擇對育齡女性勞動力市場的影響。
二、分析過程
(一)利他主義母親的初步選擇
在家庭內部,利他主義是普遍存在并且十分重要的。亞當?斯密先生指出:“每一個人都會比其他人更敏感的感受到自己的快樂和幸福……除了他們自己以外,通常與他們一起生活的家庭成員,比如他們的父母、他們的孩子和他們的兄妹等,都是他們最為鐘愛的對象。”緊接著斯密又指出,“一個人對子女的關懷往往比對其他人的關懷更為主動”Ⅲ。對于孩子來說,利他主義是母親的天性,母親可以為照顧孩子花費大量的時間,而且會更深切體會到孩子的痛苦和快樂,并且孩子們的痛苦和快樂對母親的影響是很大的。
假如母親從活動的時間配置中獲得效用,則其效用函數為:
Um=U(Ztw,Ztr,Uc)
在這里,Um表示母親的效用,Ztw、Ztr分別表示母親花費在工作和休息上的時間tw、tr所帶來的效用uc表示孩子的福利(對于尚未形成意識的嬰幼兒來說,其福利主要是指身體健康)。其中Um和uc是正相關的,即認為孩子越健康。母親的效用水平越高。
將母親用于工作的時間tw和用于休息的時間tr綜合起來,將其視為母親用于自己消費的時間,用tm表示,則可以得出母親的時間預算約束線為:
tm+te=T
如下圖,該圖表示母親的無差異曲線和時間預算約束線的組合,以O為原點,橫軸表示母親分配到親自撫育孩子花費的時間Lc,縱軸表示母親自己消費的時間tm,AB和A’B’分別表示母親的兩條時間約束線,Um、Um1表示母親的兩條效用無差異曲線,其中,就效用水平來說,Um>Um1:
1 假設在“毒奶粉”事件發生以前,母親的效用曲線為Um,母親的效用最大化在c(ca,cb)點,A點表示母親分配到自己消費的時間為ca,撫育孩子的時間為cb通過分配cb的時間撫育孩子,母親認為孩子是很健康的,此時母親在Um的水平實現效用最大化。
2 “毒奶粉”事件發生,由于一些孩子誤食了“毒奶粉”,他們的身體健康直接受到傷害,于是這些孩子的福利uc下降,這將直接導致利他主義母親的效用降低至Um1;另外一些沒有食用“毒奶粉”的孩子,雖然他們的福利沒有受到影響,但是當他們的母親看到誤食“毒奶粉”的孩子身體健康受到傷害,她們擔心繼續使用奶粉會導致自己孩子的福利下降。在無形的擔憂中,她們的效用水平也從Um降至Um1。
3 在(2)的分析下得知,由于“毒奶粉”事件母親的效用水平都降至Um1,此時,無差異曲線與原來的時間預算約束線有兩個交點,即母親在Um1水平上沒有實現效用最大化。理性人都追求效用最大化,所以母親會選擇重新配置時間實現Um1水平的效用最大化。
4 理性的母親為了實現效用最大化,其時間預算約束線會有AB變成A’B’,并且形成新的效用最大化點,如圖中的D點。在重新配置后的時間預算約束線A’B’上母親親自撫育孩子的時間增多而用于自己消費的時間減少。
通過以上分析得知,由于毒奶粉事件的發生,孩子的健康受到傷害導致母親的效用水平降低,理性的母親會重新配置自己的時間以實現效用最大化。通過減少自己消費的時間以便增加親自撫育孩子的時間是利他主義母親的初步選擇。
(二)最終選擇及其對育齡女性勞動力市場產出的影響
第一,選擇減少工作時間。(1)如果一個家庭非常富有,母親工作取得的收入占家庭財富的比重較小,可以忽略不計,這意味著即使母親不工作,仍有足夠的財富可以維持家庭在較長一段時期內各個方面的支出。在這種家庭背景下,生育孩子之后,母親會覺得撫育孩子的機會成本(即工作的收人)顯得較低,于是母親會選擇放棄工作,一心一意地撫育孩子。(2)如果母親覺得可以很容易再就業,即母親想就業的時候,可以很容易找到與所放棄的工作報酬相當的工作。這種情況下,母親也會暫時放棄工作,親自撫育孩子。
對產出的影響:在以上兩種情況下,女性推出勞動力市場會直接降低市場產出。假設育齡女性勞動力市場的生產函數為:
Q=F(L,x)
O表示產出,x表示用于產出的其他方面投資,L表示勞動力供給,L與Q是正相關的,假設其他方面的投入x不變,則育齡女性退出勞動力市場,直接減少了L,于是產出Q減少。
第二,選擇減少休息時間。(1)如果母親的工作收入占家庭財富的比重較大,可視為家庭財富的主要來源之一。這表示,母親一旦選擇不工作,家庭用于消費的支出將受到極大影響,具體可能表現為用于消費的資金不足或勉強維持,會導致家庭消費水平的下降。此時,母親仍然需要工作,在維持工作時間不變的前提下,她們更傾向于選擇減少休息時間以增加親自撫育孩子的時間,在工作時間內,母親會選擇其他較為安全的喂養方式以增加孩子的福利。(2)如果母親認為自己放棄工作之后很難找到一個與現在報酬相當的工作,即認為母親再就業比較困難。這時候,母親也會選擇在保持工作時間不變的情況下,減少休息時間增加撫育孩子的時間。
對產出的影響:此時,雖然母親的市場勞動力供給保持不變,但對市場生產率仍然有影響,因為生產率與每單位時間投入到工作中的精力是相關的。假設生產率函數為:
Q’=F’(E,x’)
其中,O’表示生產率,即單位時間內的產出,E表示母親單位時間內投入到工作中的精力,E與生產率是正相關的,x’表示影響生產率的其他方面因素,假設x’不變。
較作出減少休息時間的選擇之前,一方面,母親撫育孩子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另一方面,休息有助于生產精力,母親用于休息的時間減少直接導致了精力不能得到即時恢復,總之,在無形中,母親的精力會減少。這使得“精力水平的降低直接減少了每個工作小時所消耗的精力”用于工作的精力減少,于是Q’降低。因為產出函數為:
Q=Q’*T
Q表示總產出,用于工作的時間T不變,而Q’降低會導致產出減少。
所以,選擇減少休息時間的母親會通過影響生產率而間接降低市場產出。
三、結論
通過以上分析得知,由于嬰幼兒食品存在安全隱患,利他主義的母親為了孩子的健康成長,必然會選擇犧牲自己的消費時間,用更多的時間親自撫育孩子。這使得母親們或者放棄工作時間或者繼續工作而放棄部分休息時間。究竟誰會放棄工作,誰會放棄部分休息,這主要取決于母親的工作收入占家庭財富的比重或者母親們再就業的容易程度。
以上兩種情況對育齡女性勞動力市場的影響有兩種情況:(1)一部分女性放棄工作,直接退出勞動力市場,減少了育齡女性的勞動力供給,導致市場產出降低;(2)另一部分女性在維持工作時間不變的情況下,無形中對工作投入的精力會減少,降低市場生產率,進而減少市場產出。
總之,嬰幼兒食品安全隱患必將通過對利他主義母親的影響,而直接或間接地減少育齡女性勞動力市場產出。
提要我國加速了向工業現代化邁進的步伐,致使工業生產帶來了慘重的傷亡,導致我國的勞動力資源正在遭受著嚴重的損耗,這將極不利于工礦商貿企業人力資源的可持續發展。本文在對工礦企業的勞動安全現狀進行研究之后,從政府、企業、勞動者三方面提出了保障勞動安全和健康的對策措施。
關鍵詞:勞動安全;現狀;對策措施
引言
為實現可持續發展,要將經濟發展與勞動安全、環境保護、資源保護結合起來,盡可能地合理利用我們所擁有的可再生資源,包括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持續不斷的勞動安全事故對我國勞動者的生命和健康造成了威脅,導致了人力資本積累的持續下降。
本文對數據的統計、整理采用了安全生產事故絕對指標(如事故起數、死亡人數、直接經濟損失等)和安全生產的相對指標(如億元GDP生產事故死亡率、10萬人死亡率、百萬噸死亡率等)。在綜述目前的狀況以后,對工礦商貿企業傷亡事故進行定量統計分析,其中運用了靜態分析方法和動態分析方法。最后,在強調責任的基礎上,從政府、企業以及勞動者自身三方面提出了一些保障勞動安全衛生的對策措施。
一、工礦企業勞動安全現狀分析
(一)工礦商貿企業傷亡事故統計分析。建國以來,我國的工業發展水平相對于西方發達國家長期落后,導致我國的工礦商貿企業的事故死亡人數一直很高。2006年我國的工礦商貿企業事故的死亡人數占我國各類事故死亡人數的13%,居各類事故死亡人數的第二位。隨著工業化進程的加快,經濟發展速度的提高,我國工礦商貿企業的特大事故頻發,而且呈上升趨勢。2006年全國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特大事故有一半左右都發生在工礦商貿企業。(圖1、圖2)
但是,從工礦企業從業人員10萬人死亡率的逐年下降趨勢可以看出(圖3),我國的勞動安全狀況隨著安全法制的逐步健全和監管力度的加大在得到改進。分析死亡人數指數波動幅度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的變化后,可以看出,改革開放以來穩定的經濟社會環境,也為我國的勞動安全保障創造了有利條件。(圖4)
(二)工礦商貿企業傷亡事故分類統計分析。在我國的工礦商貿企業中,采礦業、制造業、建筑業均屬高危行業,三者的死亡人數之和約占工礦商貿類企業總和的80%以上,這三個行業的事故死亡人數遠遠高于其他行業的死亡人數。在眾多事故中,物體打擊、觸電、高處墜落、坍塌、冒頂片幫、瓦斯爆炸所造成的傷亡最為嚴重。(圖5、圖6)
二、保障勞動者勞動安全的對策措施
在保障勞動者的勞動安全與身體健康的過程中,所有的人都應以一種沉重的責任感來約束、規范自己的行為。政府、企業、勞動者自身,乃至整個社會都應承擔起保障勞動安全衛生的相應責任。
(一)政府為保障勞動安全衛生應承擔的責任。在投資者一味地追求利潤,忽視安全投入或力求減少投入,使市場對勞動力資源的配置優勢失去效率時,政府所要承擔的主要責任之一就是制度的供給與創新,從而彌補“市場失靈”對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所帶來的危害。制度對于未來行為互動的可預見性功能,可以降低社會交易成本,減少社會沖突與動蕩,為社會不斷前進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秩序空間,構成了人類認知與改造世界的有效框架。勞動安全問題展示了一種秩序失范和規則混亂的圖景,凸顯了制度構建與秩序規范的缺失。
1、完善勞動安全衛生法律法規體系,加大安全監管監察執法力度。根據經濟體制和執法主體、法律適用對象和范圍等的變化,及時修改我國的勞動安全衛生法律法規體系,消除法律內容滯后、法律空白、法律之間的相互矛盾等現象。針對我國特大事故多發的現象,我國還應加緊制定、頒布重大事故調查處理和應急救援管理等有關法規,以使這些方面的工作有所遵循。
法之有威,在于法之必行。有了相對完善的法律,還要加大安全監管監察的執法力度,解決好執法主體――政府部門和司法機關“工作不實、執法不嚴”的問題,使法律法規真正落到實處。在這一過程中要嚴懲腐敗,杜絕地方保護主義。
2、完善我國的工傷保險制度,早日出臺礦產資源稅費改革。近幾年,我國工礦企業事故頻繁,除安全生產技術水平等因素外,工傷保險開展不力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從工傷保險賬戶撥出一部分專項用于安全生產教育培訓和隱患整改等,變被動理賠為超前預防。同時,將工傷保險行業的風險分類科學地進一步細化,進而采取工商保險的差別費率和浮動費率機制,激勵企業增加安全生產投入。另外,積極鼓勵、支持商業保險進入安全生產領域,推動礦山、化工和建筑等高危行業加入意外傷害險,雇主責任險或其他財產險。
同時,要實行以儲量為基數、與回采率掛鉤的資源稅征收辦法。通過資源稅費改革,加大資源成本,實現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向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3、增加安全生產基礎性、公益性投入和安全生產科技創新投入。合理的安全投入,可以與經濟效益成正比例增長。針對目前我國勞動安全生產基礎薄弱的現實,國家應在財政上重點扶持一些老工業基地、國有大中型企業的隱患治理;增加對綜合性、基礎性和公益性安全基礎設施的投入。在國家扶持的同時,地方政府也應投入相應配套資金。加大公益性、前瞻性、基礎性、關鍵性技術等安全生產科學技術研究,從人才、基礎設施到資金予以全面支持。集中安全生產科研力量,將安全生產科技成果進行大力推廣和應用,實現安全科學技術成果的產業化。
(二)企業為保障勞動安全衛生應承擔的責任。企業應樹立“雙贏”意識,認識到只有進行合理的安全投入,才能減少和防止事故的發生,在保證生產順利進行的前提下,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構建一套完整的勞動安全衛生責任制,并認真落實,既可以保護勞動者的勞動安全,也是提高企業運營業績所必不可少的條件。
首先,制定程序與政策,這是責任制的結構。各項政策的頒布實施,能夠強化企業的負責人和員工的勞動安全衛生意識,使其在思想上高度重視勞動安全衛生。而程序則以書面的方式明確界定了組織內部各級人員的基本任務,組織內部的分工明確和工作組織過程的設計合理可以使這一結構更加合理。
其次,進行培訓與授權,這是責任制的基礎。因為安全責任的落實等于每一個員工平時工作中的具體行動,而行動的正確與否是靠員工的知識和技能所支撐的。領導層需要充分認識培訓的重要性,保障各種資源的供給。然后,進行崗位分析,確定該崗位所需要的知識、技能,進而指定培訓組織,制定培訓大綱,進行培訓。培訓過后進行考核與授權,還要重視復訓與授權的更新。
再次,確立指標進行評審,這有利于責任制有效性的度量與改進。安全生產責任制是一個“活”的客觀存在,不斷地對其進行改進,才能確保其有效性。衡量安全生產責任制的有效性需要一整套性能指標和定期檢查與評估。這里的指標不僅是“后果性”的,還應突出事物在發展過程中的“征兆性”,而且這些指標應該是綜合的、全面的、持續性的。
最后,重視安全文化建設,這是責任制的保證。安全文化是個人和集體的價值觀、態度、能力和行為方式的綜合產物,它決定著健康安全管理上的承諾、工作作風和效能。安全文化建設的核心是人,企業應通過宣傳、開展活動、激勵等措施,使全體員工都建立起勞動安全與職業健康這一重要的價值觀念。
(三)勞動者自身為保障勞動安全衛生應承擔的責任。勞動者既可能由于缺乏必要的勞動保護措施而成為工傷事故和職業病的受害者,又可能由于缺乏必要的技術知識及安全常識教育而成為事故的直接責任者。所以,勞動者應努力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質,強化勞動安全衛生意識,自覺接受勞動安全衛生教育和培訓,認真學習勞動安全法律,明確自身的權利和義務,在學會應用法律武器維護自身利益的同時,嚴格遵守安全操作規程,遵章守紀,預防安全事故和職業傷害的發生。
三、結束語
我國工礦商貿企業的勞動安全現狀令人堪憂,但是我們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隨著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產業結構的調整優化、宏觀調控力度的加大、相關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實施、經濟運行質量的改善、人口素質的普遍提高,我國勞動者的勞動安全衛生條件一定會得到逐步的改善。
(作者單位:中國礦業大學(北京))
摘要:林業勞動者在勞動的過程中,由于所處的工作環境復雜,安全隱患較多,因此安全管理顯得尤為重要。本文將從林業安全管理的視角闡述林業工作者在勞動過程中存在的安全隱患,以及消除安全隱患的解決策略。
關鍵詞:林業勞動;安全管理;應急預案
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新的勞動工具不斷推陳出新,不僅大大方便了人類,也極大程度上提高了勞動的效率。在林業勞動中,所涉及到的大部分勞動都需要借助金屬器械工具,因此林業勞動是一個高風險的行業,安全系數低,存在的安全問題較多。
1 林業勞動安全管理存在的問題
1.1 勞動工具存在安全隱患
在林業勞動過程中,往往需要借助一些勞動工具,而這些工具大部分都是重型機械或者是銳利機械,使用不當極容易對人體造成傷害。比如拖拉機、油鋸、起重機、帶鋸機、刨床等,在使用的過程中,如果操作不熟練或者作業的時候不專心,很容易出現安全事故,還有一些手工具,比如斧頭、鐮刀、砍刀等,一旦操作不當,也極易造成人身傷害。此外,一些危險物品、化學物質等如果使用不當,也會對人體造成一定的傷害。
1.2 林業勞動工作環境存在安全隱患
林業工作者從事林業勞動所處的工作環境十分復雜,大部分時候都是在野外露天作業,不同的季節、不同的天氣、不同的工作環境要求林業勞動者必須要提高安全意識,防微杜漸,防止出現安全事故。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中工作,本身就對勞動者的身體素質提出了一定的考驗,高度的注意力集中以及高強度的作業,容易使人產生疲倦從而引發安全事故。此外,盡管有些工作是在室內進行,比如木材切割加工等,但是由于管理不規范,制度難以落實,導致室內安全管理流于形式,或以粗放管理為主,暗藏事故隱患。
1.3 林業從業人員自身素質問題
從事林業勞動的大部分工作者文化水平不高,技術水平較低,在工作中缺乏一定的安全意識,主觀上存在一定的問題,比如身體殘疾、反應遲鈍、應急能力較差、注意力渙散等,對機器設備操作不熟悉,缺乏紀律意識,違法操作規程、違紀作業。還有受到情緒波動,行為出現失控,也極易導致安全事故的發生。此外,部分林業工作者工作責任心不強,缺乏兢兢業業的敬業精神,工作往往馬馬虎虎、敷衍了事,也為安全管理提出了考驗。在林業工作者中,普遍存在年輕化、臨時化、不穩定化的現象,很多從業者都沒有接受過統一正規的技術培訓,也沒有完善的安全措施保障,所以林業勞動者素質長期處于中低水平,得不到長足的提高。
2 實施林業勞動安全管理的對策
在林業工作中實施安全管理,不僅可以有效減少安全事故的發生,更是對林業從業人員生命權益的一種保障,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有利于林業工作的管理,減少因安全事故而引發的損失。
2.1 加強勞動工具的使用管理,改善勞動環境
林業勞動工具的不正確使用是引發安全事故的主要原因,強化勞動工具的使用管理,將有效的減少安全事故的發生。做好勞動工具的使用管理工作需要在以下兩個方面著手:一是強化安全使用意識,通過技術培訓以及實際操練來實現熟練掌握工具的正確使用方法;二是改進勞動工具,對于存在安全隱患的工具進行改進,改進不了的,通過引進新的設備或新的技術,取代以往的生產作業方式,從而降低事故的發生率。對于工具的使用和保管,也需要制定嚴格的管理規程來進行規范和管理,嚴禁勞動工內亂丟亂放,使用完必須歸位,并以此形成一種習慣,從思想和行動層面進行強化。此外還要改善林業勞動者的工作環境,營造更好更安全的勞動環境,科學合理布局,保障庫房、機庫、住房等安全舒適。
2.2 加大安全教育培訓工作,提升勞動者的安全意識
提高安全責任意識,關鍵還在于不斷的安全教育培訓。林業勞動本身是一種高危職業,安全隱患多,從業者素質較低,因此必須通過不斷的培訓教育,才能讓安全意識深入人心,落實到工作中的時候,才會更加注意。加強安全教育培訓工作的同時,也要加強勞動技術的培訓,由于林業勞動工序與工作技巧的掌握對保障勞動安全與質量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因此在培訓中加強技術方面的鍛煉,對降低安全事故發生率是有著積極的作用的。在培訓的過程中,可以通過各種宣傳手段、組織形式多樣、生動活潑的安全教育,因人施教,從而達到較好的宣傳教育效果。在日常的工作中,也時常提醒勞動者,不斷灌輸安全生產意識,時刻保持警惕,防止因主觀疏忽而造成的安全責任事故發生。
2.3 不定期進行自查自糾活動,消除安全隱患
在林業安全管理工作中,管理者要開展不定期的自查自糾活動,通過深入生產一線,和勞動者共同尋找作業過程中存在的安全隱患,并一起進行妥善解決。對于生產設備的使用,要制定使用流程進行規范,并不斷模擬實訓合格之后,作業人員才能正式使用,對于平時在生產過程中沒有注意的工序、操作規程等都要進行一次自查,盡可能尋求到最合理最科學的操作流程,消除安全隱患的發生。
2.4 做好事故應急預案和事故處理方案
在實施林業勞動安全管理的過程中,必須要制定切實可行的事故應急預案,一旦發生安全事故,可以不至于陷入慌亂,延誤處理時機。應急預案制定之后,要組織勞動者學習,不斷強化,防止預案形成一紙空文。此外,盡管各項工作做得很好,也無法保障不出安全事故,一旦出現安全事故,要有完善的事故處理方案,通過一系列的程序,調查出事故發生的原因,涉及的相關責任人,事故的處理結果等,用制度來保障安全管理工作的落實。
[關鍵詞]制度 ; 就業安全 ;就業歧視 ; 農村剩余勞動力
一、關于就業安全
隨著高失業時代的來臨,人們越來越關心就業的安全性問題。然而對于就業安全的關注人們更多的是將其作為國家經濟安全的構成部分,從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以及與就業增長的關系的角度來研究。早在20世紀606年代美國經濟學家奧肯就證明了經濟增長與失業率的負相關關系。實踐證明,居民對未來經濟的信心度首先反映在就業方面,不能增加就業的經濟增長是不能提高居民對未來經濟的信心度的。失業率過高,失業時間太長,對經濟發展會帶來不利的影響。最近幾年,面對我國較為嚴重的就業問題以及日益增大的就業風險,學術界也逐漸開始了對就業安全問題的探討,從已有的研究成果來看,對該問題的探討仍然更多的是限于國家經濟安全的層面。如有學者認為:就業問題是關系國家經濟安全的全局性問題……,就業、收入分配、社會保障是影響國家經濟安全的重要因素。[1]一個國家的經濟安全包括國內經濟安全與國際經濟安全兩部分。國內經濟安全即一國經濟免于金融危機、失業、生態災難、通貨膨脹、大規模貧困、商品不安全、外來人口沖擊等而處于穩定、均衡和持續發展的正常狀態。[2]
筆者認為就業安全可以基于以下兩個層面來研究,一是將其作為影響和構成國家經濟安全的重要部分;二是針對不同的勞動力市場,探討不同的勞動群體所面臨的有差異的就業安全問題。
首先,當我們從經濟安全的角度來考察就業安全時,應根據失業率的變化并綜合經濟發展的其它因素確定可能危及國家經濟安全的“失業警戒線”,并及時發出預警信號,以便改善和加強有關工作,保證國家經濟安全的有效運行。
那么,怎樣的失業率才有可能影響到就業安全乃至危及到國家經濟安全呢?市場經濟發展的歷程表明,一定規模的失業大軍是勞動力供給的“蓄水池”,是保證市場經濟正常運行的基本條件之一。而且由于經濟結構調整和勞動力“跳槽”、“選業”等現象,社會上必然始終存在一定量的失業人員,經濟學家把這類失業而導致的失業率稱為“自然失業率”,一般認為自然失業率最低為3%。因此在一些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對失業率“度”的掌握大體標準是:3%―4%以內的失業率屬于勞動力供給緊張型,5%―6%屬于勞動力供給寬松型,7%―8%為失業問題突出型,9%以上為失業問題嚴重型。然而,失業率的高低僅僅是確定失業警戒線的重要指標,但不是唯一指標。因為對失業的承受能力還與失業保險水平及其覆蓋率、就業服務、職業訓練等因素有密切關系。如失業保險覆蓋面大,失業人員生活有保障,可容許的失業率也就高些,相反,失業保險水平較低,造成失業人員生活水平下降過多或生活發生困難,則同樣的失業率導致的社會問題將嚴重一些。
鑒于我國失業保險覆蓋率底,失業保險低于當地最低工資標準、高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等實際情況。2002年,我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課題組首次利用德爾菲法判斷我國城鎮失業狀況,確定了城鎮失業承受能力的大小,并據此確定了城鎮失業報警系統的指標構成以及失業率的警戒線(見下表)。
由上表可以看出,我國城鎮失業率的警戒線約為7%左右。①當然,失業率的警戒線和報警系統指標并非一成不變的,需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進行及時修正。
其次,對就業安全的研究還應該基于另一層面――即不同的勞動力市場和不同的就業群體存在的有差異的就業安全問題。因為,隨經濟的發展,人們不僅關注就業規模的擴大,而且日益關注就業質量的提高。國際勞工組織曾針對工作條件差、沒有合同、工資低的情況,開發了“工作中貧困”這一概念以覆蓋那些有工作但所得收入不足以使自己及其家人擺脫每天1到2美元的貧困線的人們。同時提出了“體面就業”的概念,[3]并將加大創造體面勞動機會的力度作為實現聯合國千年峰會所確定目標的關鍵。因此,從這一層面來講,就業安全可以理解為對勞動者就業機會的獲得程度、就業能力、就業環境和條件、就業的公平待遇以及失業后保障其基本生活滿足程度等的評估。
本文著重于第二層面的就業安全的分析,試圖從制度約束的角度對農村轉移勞動力的就業安全進行探討。
二、就業歧視:農村轉移勞動力就業安全問題的典型體現
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大規模轉移開始于改革開放以后。順應商品經濟發展的要求,伴隨農村經濟體制改革而顯性化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與城市轉移,在城市尋找工作。然而與城市居民相比我國農村轉移勞動力在城市里沒有平等的就業權利,談不上公平的就業機會、薪酬待遇以及良好的就業條件和環境,存在極大的就業安全隱患,而就業歧視是農村轉移勞動力就業安全的最典型體現。
關于就業歧視,許多學者都對此進行了闡述。現代經濟學認為:當雇主為既定生產率特征所支付的價格依據人口群體的不同而表現出系統性差異的時候,就可以認為在勞動力市場上存在歧視。而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中二元勞動力市場理論認為:勞動力市場分為初級勞動力市場和次級勞動力市場。前者意味著較高的工資,更多的提升機會,更舒適的工作環境,更穩定的工作模式。后者意味著工資較低的工作,由那些受到歧視并且工作模式很不穩定的工人所從事。
在我國對農村轉移勞動力的就業歧視滲透到其就業的全過程,具體體現為就業機會歧視、工資待遇歧視和就業保障歧視。
(一)就業機會歧視
市場經濟是各市場主體平等競爭的經濟,公平就業是市場平等的重要方面。從經濟學的角度,公平包括機會公平和結果公平,公平就業亦應如此。公平就業首先應該是機會上的公平,即每個人都按照公正程序通過公平競爭來獲取就業機會。雖然追求機會公平在客觀上會因為每個人自身條件的差異和就業崗位的稀缺而使一部分人獲得就業崗位,另一部分人失去就業崗位,導致就業結果的不公平。但這通常能為人們所接受,其導致的結果不公平也可以通過其它途徑加以補救。
然而長期以來我國由于存在農村和城市兩大分割的勞動力市場,分處于這兩大市場的勞動力從來就談不上平等的就業機會。改革開放以前戶籍制度人為地將國民分為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并嚴格禁止農村居民向城市流動。改革開放以后雖然戶籍制度不能完全阻止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但仍然將城市勞動力分割為本地勞動力和外地勞動力兩大類型。為保證城市勞動力的就業,城市政府在制定本地區用工政策上表現出嚴重歧視外來勞動力的傾向,通過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甚至剝奪農民工的就業權利。例如,一些城市的政府規定,外來工只有領取務工證、暫住證等方有進入城市就業的資格,而這些證件又有數量上的限制;并且向雇傭外來工的單位和外來工本人收取各種費用,這種費用的收取提高了外來工在城市的就業成本,增加了本地工的競爭優勢。對于外地勞動力而言,就業機會的喪失,并非市場機制自然淘汰的結果,而是政府的就業歧視性政策對他們排斥的結果。
(二)工資待遇歧視
工資待遇歧視既包括生產能力相同的工人不能獲得相同的待遇,即同工不同酬;又包括迫于工作稀少的壓力被迫接受最低工資,甚至雇主惡意克扣和拖欠農民工工資的情況。
由于地方政府政策對工種限制的存在,進城農民工往往只能從事臟、亂、差的工作。如果城市居民從事同樣的工作,一般都有相應的津貼給惡劣的工作環境予以補償,而農民工勞動力買方市場的壟斷使其無法享受到同樣的補償。而且這種勞動力買方市場壟斷還致使農民工在接受工資時,常常陷入“囚徒困境”,被迫接受最低工資。因為,城市中的農民工不像正規部門的企業職工,有正式的單位,易產生一種歸屬感。農民工之間松散的組織結構,使其對農民工作為一個階層的整體利益的關心遠遠弱于對個人利益的關心。他們往往各自為政彼此之間缺乏信任,再加上迫于工作機會稀缺的壓力。在面對雇主時,農民工相互之間沒有合作的意愿和基礎,其“最優策略”一般是接受低工資而非堅持高工資。
至于雇主惡意克扣和拖欠農民工工資的情況更是屢見不鮮。由于農民工市場勞動力供過于求的局面,使農民工喪失了提出簽訂完備合同要求的資格,從而為雇傭者故意損害農民工權益,故意拖欠工資,借故辭退農民工等提供了法律的漏洞。而且農民工進城后,暫住地政府對農民工的組織管理工作停留在簡單的辦證收費上,并未真心誠意地幫助農民工成立自己的維權組織。“因此,農民工的管理一直處于一種被動的狀態,農民工沒有表達自己意思的正規渠道,農民工的組織仍只是原始的地域組織或血緣組織”。[4]今年上半年發生在山西洪桐縣的黑磚窯事件,就是剝奪農民工的最典型例證。
(三)就業保障歧視
社會保障是市場經濟的“安全網”和“減震器”,是政府對于在市場經濟的初次分配中受損失的弱勢群體的一種彌補,它體現了市場經濟中的公平。對于農民工而言,其勞動供給接近于完全競爭市場,注定了農民工只能忍受低工資、高強度的工作,從而成為初次分配領域不折不扣的弱勢群體。在市場經濟中為了兼顧公平,對于弱勢群體,政府應該在再分配的制度安排中給予適當的彌補,以減少其受損的程度。比如,對于在初次分配中處于利益受損的城市的弱勢群體,政府通過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線的調整,以保障其最低生活水平;對于在城市正規部門就業的城市居民,政府規定其就業待遇并要求企業強制執行,從而使權利的行使和利益的獲得具有先天的保障性。對于失業后沒有工資收入的城市居民通過失業保險以保障最基本生活水平。然而,進城農民工卻與城市居民能享受的種種社會保障無緣。據李強1999年在重慶地區十余個縣對于外出農民工家庭做的問卷調查表明,城市農民工失業后,多數靠積蓄生活,或向親友、老鄉舉債度日。在所有被調查者中,沒有一例曾經得到過勞動單位或地方組織的幫助。可見城市農民工幾乎完全被排斥在城市的社會保障網絡之外,承擔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雙重之苦。
三、制度歧視:農村轉移勞動力就業安全的根本原因
就業領域的不平等對待引起的就業歧視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即使在成熟的市場經濟中,由于市場失靈、文化傳統、種族隔離等原因,也可能存在嚴重的就業歧視。西方學者認為歧視的根源來自市場的不完備(不完備的知識、資源的非流動性、不完全的競爭)和人類的不完美(一些人有歧視偏好)。[5]然而,處于轉軌時期的中國勞動力市場既有市場經濟國家共有的問題――“市場歧視”,又存在由于體制轉軌、制度不銜接而引起的“制度歧視”。而且后者對農村轉移勞動力就業安全的影響更為嚴重。
(一)市場因素――農村轉移勞動力就業安全的直接原因
從市場的因素分析,與其它市場經濟國家一樣,導致對農民工的就業歧視主要是由于市場失靈和個人偏見的存在。
在同一市場上的勞動力,一部分人就業的增加,將導致另一部分人就業程度不同的減少。在我國城市社會普遍存在兩個勞動力市場:一是收入高、勞動環境好、待遇好、福利優越的初級勞動力市場;另一是收入低、勞動環境差、待遇差、福利低劣的次級勞動力市場。在初級勞動力市場活動的主要是城市的勞動力,次級勞動力市場則由農村轉移勞動力以及那些受教育程度低、職業不穩定的城市居民構成。因此,農民工的進入將導致次級勞動力市場勞動力供給的增加,對城市非專業技術勞動力帶來一定的沖擊,致使城市非專業技術勞動力或者是工資水平下降或者是就業水平下降,從而引起他們的不滿甚至抵制。為此他們將通過各種途徑表達自己意愿。例如,他們的意愿可以通過對基層人大代表的選擇得到表達,進而反映在對各級政府的選擇中;或者通過報紙、電臺、電視等輿論工具等表達某種情緒。如果把各級政府分別看作是尋求政治收益最大化的主體,它們通常會在政策制度的政治成本和政治收益之間進行選擇,最終出臺那些能夠產生最大化政治凈收益的政策。[6](533-565)由于地方政府是由本地選民間接、本地人民代表大會直接選舉產生的,自然是首先代表本地居民的利益。在城市居民通過各種渠道表達了對于外來勞動力的不滿之后,地方政府便采取一系列政策手段,排斥外地民工在城市就業,阻礙勞動力流動。
就企業而言,作為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經濟組織,其對勞動力的雇傭行為是市場行為,出于自身成本的考慮,不存在雇傭歧視和職業歧視,愿意雇傭農民工。但由于在次級勞動力市場上存在勞動力無限供給的趨勢,勞資雙方的力量對比十分不均衡,農民工的談判能力幾乎為零。加之政府又將農民工排斥在城市保護體制之外,從而為不法企業主惡意克扣和拖欠工資的行為(工資歧視)提供了條件。
(二)制度因素――農村轉移勞動力就業安全的深層次原因
一般情況下,在不同的人群之間,數量上的差異往往能給數量上占優勢的一方提供一種歧視數量劣勢者的資本。然而,我國對農民工的就業歧視是少數人對多數人的歧視。而且從理論上分析,在社會主義中國工農聯盟之間應該沒有歧視的可能,然而,約占人口70%的農民,即數量優勢群體,在城鎮居民面前卻真實的感到了歧視的壓力。這一有悖于政治宣傳的現實只能基于這樣一個理由:一種制造和容忍歧視的制度力量在支持這種歧視的存在。而這種制度是一種特殊歷史時期產生的,即適應早期計劃經濟體制下工業化戰略的,與就業、社會保障容為一體的戶籍制度。[7]
新中國成立以后,政府推行了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在資本稀缺的發展階段推動資本密集型的重工業發展,政府首先要做的是人為壓低重工業發展的投資成本,即壓低資本價格、能源原材料價格和工資。而在低工資條件下保障勞動力自身的再生產,相應地需要壓低生活必需品尤其是食品的價格。為此,政府首先實行統購統銷政策,通過壟斷農產品的定價、收購、運輸和分配,以低價獲得基本農產品,并以低價分配給以農產品為原料的工業部門和城市職工。運用這樣的政策手段政府就將壓低重工業發展成本的負擔,轉嫁給了農業部門和農業生產者。同時為了確保統購統銷政策的實施,還必須相應地對農業生產進行控制,以防止農村生產要素的外流。于是,繼統購統銷政策之后,又實現了化,農村的經濟活動和社會生活都被限制在這個空間內進行。
而且,由于重工業的資本密集型性質,勞動吸納能力較弱,推行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就意味著犧牲掉大量的就業機會。有學者曾做過這樣的計算,改革以前每億元投資,在輕工業部門可吸納1.8萬人就業,而在重工業部門只能吸納6000人就業,即重工業就業吸納能力僅為輕工業的1/3。[8]因此,為了保障城市居民充分就業,控制勞動力從農村流出的戶籍制度也就應運而生了。
在這樣一種制度安排下,城鄉的勞動力市場處于嚴格的分割狀態,農村居民不能隨意變更居住地和務農身份,特別是不再可能進入城市居住和就業。
20世紀70年代末伴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普遍推行,廢除了制。與此同時,政府開始對價格進行改革,農產品市場逐漸放開;出現了生產要素市場,勞動和資本開始在農村內部和城鄉之間流動。這時戶籍制度雖不能完全阻止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但在城市下崗、失業問題日趨嚴重的情況下,政府勞動管理部門特別是一些大中城市的政府部門為了盡快解決國有企業職工的下崗、失業問題,在制定本地區用工政策上表現出嚴重歧視外來勞動力的傾向。
一種制度一旦形成就具有剛性和自我強化的機制。事實上,20世紀末各城市地方政府在面對農民工的就業競爭時,對就業工種、專業、人數、就業期限所作的全方位和近乎苛刻的規定正是傳統的以戶籍制度為基礎的一系列歧視性政策措施路徑依賴的結果,在這樣一種政策氛圍下,農民工很難按照自己的理想進行職業選擇,他們在工資待遇、勞動爭議處理及維護自己合法權利方面均無法與他們的城市同行看齊,進而深深地傷害了他們的自尊。
四、結 語
就業歧視是我國農村轉移勞動力就業安全隱患的典型體現,因此,只有消除這種歧視才談得上農村轉移勞動就業安全程度的提高。而這種歧視源于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以及由于制度的路徑依賴而衍生出的限制農民工就業的政策措施。因此,取消這些政策措施,構建統一的城鄉勞動力市場,是消除對農民工就業歧視的關鍵。然而,制度的形成基于一定的經濟條件和社會環境,例如,戶籍制度是產生于重工業優先發展的經濟發展戰略以及當時特定的國際國內環境。同時又是與我國當前農村轉移勞動力數量巨大,而城市自身失業率高、就業質量有限的矛盾相聯系的,因此,必須通過經濟條件的變化來完善和修正制度,并促成新制度的產生。
早在1999年Solinger[9](455-478)就關于推動戶籍制度改革,公民可以自由獲得城市戶口,勞動力市場不再有歧視提出兩個相關的限制性因素:一是取決于勞動力需求格局變動的時間性,即城市經濟發展對外來勞動力需求的大幅度提高,可能成為體制轉變的契機。二是城市勞動力的保障權利和地位,即如果城市勞動力的就業安全比較確定時,外來勞動力的權利也相應會提高。在制度建設這一長期趨勢下,就短期或眼前而言,我們更應該從提高城市就業容納量,增加農村轉移勞動力的就業機會入手,提高其就業安全度。
【摘要】勞動安全管理在煤礦企業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因為它直接關系到了企業員工的生命安全,也關系到了企業的生存和發展。文章重點從提高招聘員工的標準、加強技術培訓落實勞動安全教育、完善安全考核制度建立獎懲機制、做好社會保障管理、防止職業危害等方面進行了闡述。
【關鍵詞】煤礦企業 勞動安全 人力資源管理
由于煤礦企業的技術工種較多、對設施設備的要求較高且自然環境較惡劣等客觀因素,它是非常容易引起勞動安全事故的企業。但是煤礦企業還存在著安全意識較薄弱、管理不完善等主觀方面的原因,因此對于引起的勞動安全事故,煤礦企業也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作為行使日常工作中安全管理和監督的安全管理機構,應當負責含勞動安全在內的所有安全事務。
勞動安全管理在煤礦企業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因為它直接關系到了企業員工的生命安全,也關系到了企業的生存和發展。煤礦企業要從全局的戰略角度考慮勞動安全,促使全體人員積極配合并參與勞動安全管理。同時人力資源管理關系到企業員工勞動的很多方面,尤其是對勞動安全的管理,它不僅能夠很好地防范勞動安全的隱患,還可以及時化解勞動安全的危機。此外,煤礦企業人力資源管理部門在處理企業日常業務的時候,要從制度上管理并監督勞動安全。我認為企業應該做到以下幾個方面:
一、提高招聘員工的標準,錄用合格人員
為了確保煤礦企業的勞動安全,煤礦企業僅僅依靠完善的勞動安全管理體制是不夠的,還需要建立一支綜合素質較高、專業技術較熟練且勞動操作較規范的員工隊伍。這樣的員工隊伍能夠遵守安全技術的規程,且有較強的自我保護意識,可以有效地減少勞動安全事故發生的頻率。同時企業在招聘新員工的時候,人力資源管理部門要認真甄選合適且具備一定能力的人才擔任關系到勞動安全的崗位,要結合不同的崗位制定出不同的評選標準。
煤礦企業要對負責企業勞動安全管理的各級管理人員,比如說企業中高層的管理人員、車間的主任和生產部的組長等,我們要重點考察他們所具備的勞動安全管理的知識及經驗。企業的高層管理人員是負責企業勞動安全的主要人員,企業中層的管理人員是負責部門勞動安全的主要人員,他們要切實貫徹落實勞動安全法規、鼓勵勞動安全保護、及時檢查并監督勞動安全實施的情況及解決重大勞動安全事故等責任。同時中高層管理人員掌握一定的勞動安全法規和從事勞動安全管理工作的相關經驗也是很有必要的。車間主任是負責車間勞動安全的主要人員,車間主任的工作任務是貫徹執行勞動安全方面的規章制度、落實安全操作的流程、積極開展勞動安全的培訓、排除存在的安全隱患以及解決一些勞動安全事故,這就要求車間主任熟練掌握車間設備安全操作的流程,同時還要具備一定的日常勞動安全管理的經驗。生產班班長是負責監督班組的勞動安全,是從根本上執行勞動安全方面的規則制度、開展日常班組會議、組織員工參與學習安全操作的流程、監督勞保物品的使用以及參與勞動安全事故的調查等任務,要求掌握班組崗位操作的基本技能,還要具備一定的班組勞動安全的管理經驗。
勞動安全事故發生頻率較高的崗位就是那些在艱苦環境下工作的崗位,井下采礦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我國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制定了17類特種的作業人員,同時要求這些從業人員必須有特種作業的操作證才能上崗工作,而煤礦企業恰恰覆蓋了這些類別。這樣的工作很容易引起勞動安全事故,因此具備熟練的操作技術且考核合格的人員才能勝任這一崗位。總而言之,為了保證勞動安全,企業在招聘員工的時候,人力資源管理部門及安全機構一定要嚴查特種作業的操作證,否則堅決不予上崗。
二、加強技術培訓,落實勞動安全教育
如果員工的技術水平比較高且操作規范,就能很大程度上減少因違章作業而發生的勞動安全事故。煤礦企業可以通過以下幾個途徑,來加強對員工專業技能的培訓:首先,集中授課設備和工藝等方面的理論知識,把那些具有相似工作性質的工種集中在一起,然后對員工開展系統的基礎知識培訓;其次,在學習崗位技術操作的過程中,企業可以通過現場的模擬或者“師傅帶徒弟”等途徑來加強對員工實際操作技能的培訓;再次,開展適當的勞動競賽是很有必要的。我們可以集中同一工種的員工開展技術能力的競賽,這樣可以有效地激勵員工提高自己的工作技能;此外,對特種作業的操作證也要進行復查審核的培訓。
人力資源管理部門僅依靠以上的技術培訓來提高勞動安全是不夠的,還應該對員工開展勞動安全的教育。在錄用新員工的時候,要在員工三級安全教育(即企業級、車間級和班組級)考核后才能正式錄用。同時在員工日常的工作中,要書面記錄班前安全的講解、班中安全的檢查以及班后安全的總結。此外,定期對員工加強安全知識、安全制度、安全演習等教育也是很有必要的。
三、完善安全考核制度,建立獎懲機制
保證勞動安全是煤礦企業在生產中始終要堅持的最高原則。因此很多企業建立了勞動安全的責任制,把勞動安全作為績效考核時的一項重要指標,同時還很好地把勞動安全、工作績效及獎懲制度聯系在一起。人力資源部門在進行與勞動安全相關的崗位考核時,通常采用相對指標(依據勞動安全的實際情況評分,并計入考核的總分)和絕對指標(依據勞動安全事故發生的嚴重程度和頻率,來扣減績效考核的總分)這兩種方法來考核績效安全。
在實施勞動安全考核的時候,根據崗位的具體情況來選擇考核的內容。比如說勞動安全事故發生的頻率、勞動安全建議采納的效果、勞動安全教育等。同時還要依據勞動安全考核的結果,對優秀者獎勵,對較差的實行懲罰,獎懲既可以是物質上的,也可以是精神上的。同時逐步建立企業完善的獎懲制度。
四、優化工時和假休,做好社會保障管理
工時和假休對勞動安全有著密切的關系。合理的工時和假休可以讓員工身心健康,更好地投入工作,最重要的是減少安全事故的發生。盡管勞動法中詳細的規定了工時和假休,但是企業也應結合崗位特點,制定出符合員工利益的工時和休假制度。由于煤礦企業的生產要連續,作業人員需要實行倒班制,但其他人員可以選用標準的工時、不定時工時或者綜合計算工時制等。同時企業要遵守勞動法中對職工合法權力的規定,如帶薪休假、享受節假日等。此外,人力資源在進行崗位分配的時候,要考慮工時和休假的問題,避免空崗給工作上帶來的不便。
企業要按時為職工繳納社會保險,包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和工傷保險等,這樣不僅維護了員工的基本權力、調動了員工的積極性,還保障了勞動安全。
五、受理勞動申訴,防止職業危害
協調勞資關系是人力資源管理的一個重點,由于煤炭企業的經營復雜,勞動申訴和建議大多是員工和工會提出來的。這些內容涉及到員工很多方面的利益,有薪酬方面的、有勞動安全方面的等。當人力資源部門接收到了這些申訴和建議后,就要盡快地調查,尋找解決的方案,解決后要及時地反饋給員工。如果涉及到勞動安全就及時轉交給安全機構處理。
在勞動安全事故發生后,人力資源部門和安全機構要聯合起來調查原因,并及時解決問題。要按照規定賠償受害者。同時依據事故的性質,人力資源部門對事故責任人給予經濟處罰、行政處分或者移交司法機關處理。
研究表明,員工長期從事某一崗位的工作就很容易患職業病,2002我國衛生部統計,我國目前共有10大類104種職業病,而且這些病例在不斷地增加。煤礦企業是一個職業病高發的企業,企業的人力資源部門要聯合起安全機構,改善工作的環境,監督勞保用品的使用,防止職業病的發生,從而保障員工的勞動安全。為了更好地促進企業的發展,保障勞動安全,我們必須掌握且處理好人力資源管理和勞動安全的關系。
職業健康安全管理體系是一種現代企業的安全管理模式,是先進的安全管理方法,在當今世界先進企業中得到廣泛的認同和應用。企業在生產經營中有責任、有義務為職工提供良好的工作環境和安全保證;企業工會作為職工利益的代表者,維護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的安全健康合法權益,是工會組織履行維權職責的重要任務,也是發揮國有企業工會組織特殊作用的重要方面。因此,在企業推行職業健康安全管理體系的過程中,研究和探討做好工會勞動保護工作的方式方法,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切實加強對職業健康安全管理體系的認識
職業健康安全管理體系是企業安全工作中一種全新的工作標準,做為工會工作者,必須加強對職業健康安全管理體系的認識,才能在構建職業健康安全管理體系這項工作中發揮工會組織的特殊作用。所謂職業健康安全管理體系,就是企業通過一系列標準為勞動者提供健康、安全的工作環境,以及企業對職業健康安全工作進行控制的思想理念及管理方法。其目的就是通過科學的管理手段,控制人的不安全行為,改善物的不安全狀態,形成以人為本的安全理念,使企業為職工提供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職工也具有我能安全、我會安全的能力,從而有效控制風險、確保安全生產和員工的生命安全與健康。通過推進職業健康安全管理體系工作,促使企業有效控制和降低各類危險、危害和事故風險,強化安全生產管理,更進一步保障企業經濟的健康發展和職工的健康安全。
職業健康安全管理體系強調通過系統化的預防管理機制徹底消除各種事故和疾病隱患,以最大限度地減少事故和職業病的發生。企業通過采用現代化的管理模式,使包括安全生產管理在內的所有生產經營活動實現科學化、規范化和法制化。作為鋼鐵企業,盡管在貫徹、實施《安全生產法》的過程中,通過大力推進企業安全文化建設,安全觀念、管理、行為、物態文化建設等方面已經建立了具有本企業特色的安全生產規章制度體系的框架,逐步走上依法管理的軌道,企業安全管理水平也在不斷提高,但是要建設成為精品板材基地和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化鋼鐵企業,在各項管理工作中也必須積極地與世界接軌。要建立具有鋼鐵企業特色的現代安全管理模式,就必須用先進、現代的安全管理方法,規范安全管理工作,提升鋼鐵企業的職業健康安全管理績效。建立和運行職業健康安全管理體系這一系統化、程序化的現代管理模式,就能夠促進鋼鐵企業由傳統安全管理向現代安全管理的快速轉變。因此,必須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加強職業健康安全管理體系建設工作。工會作為職工利益的代表者和維護者,在職業健康安全管理體系的建設當中,維護企業整體利益的同時,維護職工的切身利益就顯得尤為重要。
二、充分認識工會勞動保護工作肩負的責任
目前,鋼鐵企業技術改造任務繁重。在尋求企業生存和更大發展、特別是在技改建設的過程中,片面強調“時間就是金錢”,追求速度、搶工期的現象普遍存在,施工現場交叉作業、施工環境惡劣,職工的健康、人身安全受到較大威脅。在這種情況下,非常需要工會組織切實加強勞動保護工作,維護職工的權益。現實的工作需要工會勞動保護工作必須得到切實加強。
工會勞動保護工作還肩負著提高職工安全意識和安全技能的重任,必須切實做好工會勞動保護工作、維護好職工安全健康權益。同時,開展好工會勞動保護工作對促進企業發展、建設和諧企業必將發揮重要作用。
三、在職業健康安全管理體系工作中做好工會勞動保護工作的途徑
在職業健康安全管理體系工作中做好工會勞動保護工作,要突出工會工作的特點,積極參與到職業健康安全管理體系建設當中。1、做到“源頭”參與。“源頭”參與是做好工作的重要保障。在企業制定職業健康安全管理方針目標、勞動保護工作條例、規定等重大事項和規章制度時,工會要代表職工參與這些規章制度的制定,參與影響作業場所人員職業健康安全的任何變化的討論;參與職業健康安全事務。要站在職工的立場思考問題,提出意見,從而保障職工的合法權益。就職工關心的勞動保護問題,與行政展開積極的對話、協商,使職工的利益得到切實的維護。在代表職工與行政簽定的集體勞工合同中,對職業健康安全方面的內容定期檢查落實。2、做到過程參與。在具體工作中,一是要發動和組織職工搞好危險源普查辨識、等級評定、措施制定、以及預案編輯工作,協同行政部門在醒目的地方、部位懸掛警示標識,提示職工注意安全;二是在職工衛生健康方面,注意噪音、有害氣體等方面對職工身心健康的侵襲,建議并督促改善工作環境,設立隔音間、安裝有害氣體報警器,配備必要的 血壓測量儀器,時刻關注職工的身體狀況,做到及時預防和治療,同時還要定期組織職工進行健康體檢;三是注意勞動保護的佩帶,教育和培養職工文明的行為規范,樹立良好的企業職工新形象。3、檢修施工中有效參與。工會應依照國家有關規定,組織職工代表對新建、改建和擴建工程中的職業健康安全設施與主體工程是否做到同時設計、同時施工、同時投產使用進行監督和視察,從根本上維護職工始終在良好的環境下工作。同時,對發現違章指揮、強令工人冒險作業或者生產過程中發現明顯重大事故隱患和職業危害,有權提出解決的建議;發現危及職工生命安全的情況時,工會要責無旁貸地向行政建議組織職工撤離危險場所。4、做好檢查和視察,營造良好的安全文化環境。工會組織一是可以依法組織職工參加安全生產工作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維護職工在安全生產方面的合法權益,定期組織員工代表對職業健康安全管理情況做現場調查;二是可以通過獨立檢查,對發現的問題進行必要的指導,同時還可以給予必要的考核和處罰,以達到促進工作的目的;三是可以組織職工代表就勞動保護發放標準、配備范圍、以及質量等有關勞動保護工作進行專項視察,從而推動工會勞動保護工作不斷發展;四是要不定期組織開展有益于職工職業健康安全的競賽活動,并且把職業健康安全作為班組建設的重要內容,與生產安全部門聯合開展班組安全競賽,營造鋼鐵企業特有的安全文化氛圍。
總之,保證職工的生命安全與健康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企業管理的永恒主題。我們要在全面建立和推行職業健康安全管理體系中發揮工會勞動保護工作的作用,切實把工會勞動保護工作融于企業管理工作之中,使維權工作更具有操作性,確保工會工作始終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作者單位:遼寧本鋼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供水廠工會
當前,糧食危機已席卷全球,糧價不斷上漲,已經形成次貸危機之后對全球經濟又一嚴重的威脅。據統計,自2007年中期至今,全球糧價上漲了大約40%。僅2009年前兩個月,世界糧食價格就上漲了9%。可見,糧食危機對人們生活的影響已開始凸顯。雖然我國糧食供給目前能保持大體平衡,受國際糧價波動的影響較小,但國內糧食價格由于農資成本的增加,節節攀升,保持市場穩定、保障糧食安全的壓力已逐漸增大。特別是隨著耕地面積的逐年減少,大量青壯年勞動力不斷轉移出去,農業科技普及率的下降,已經影響和危及到糧食生產和糧食安全。為此,要在人均占有耕地極少和耕地逐年減少,人口逐步增長的嚴峻形勢下,實現國內糧食的自給和市場糧食的有效供給,必須穩定農村的基本勞動力,并提升其科學文化素質,加快農業科學技術的應用和推廣,提高糧食的單產和總產,為糧食安全和糧食的有效供給奠定堅實基礎。
一、全市農村勞動力的現狀
1.農村勞動力數量不足據自流井區、大安區、貢井區、榮縣對4個鄉鎮的12個村37個社的調查:在11 480人中,有適齡勞動力(男16~55歲,女16~50歲)6 117人,其中外出務工3 076人,占適齡勞動力的50.29%。從全市統計數據看;全市共有農村勞動力133.2萬人,其中外出務工67.68萬人,占整個農村勞動力的50.9 %。從這組數據可以看出,我市農村勞動力總量不足。
2.農村勞動力素質偏低據統計:在我國農村勞動力中,接受過短期培訓的只占20%,接受過初級職業技術教育培訓或教育的只占3.4%,接受過中等技術教育的僅占0.13%,而沒有接受過技術培訓的竟高達76.5%。我市農村勞動力素質狀況的調查更令人擔憂,一般只經過5~6年的學習,初中及小學以下學歷者高達97.17%。無論從其科學文化素質,還是職業素質、專業技能,都很難適應現代農業發展的需要。
3.外出務工勞動力數量過大,留在農村的青壯年勞動力偏少全市每年外出務工的農民達67.68萬人次,且呈逐年上升趨勢。據12個村37個社的調查:適齡勞動力6 117人,外出務工3 076人,占適齡勞動力的50.29%,且男勞動力占外出務工人數的57.68%;大山鋪鎮3個村有適齡勞動力1 089人,外出務工618人,占適齡勞動力的56.7%,且男勞力占外出務工人數的71%。
4.新生勞動力大量外出,后續勞動力嚴重匱乏從12個村37個社調查統計的情況看:2007年新增勞動力159人,外出務工就達107人,占新增勞動力的67.3%。如今農村新生勞動力大都向往城市,不愿留在農村種田。許多學生初中畢業甚至沒畢業就隨父母或單獨到城里打工,這就使得農村新生勞動力嚴重匱乏。
5.超齡勞動者成為農村的主要勞動力由于農村青壯年勞力流入到了城市,新生勞力又不愿在家種田,這樣留在農村的勞動力,大都是超齡勞動者或老弱病殘人員,他們成了目前農村種糧的主要勞力。從37個社調查來看:超齡勞力達1097人,占現留農村總勞力24.4%。據大山鋪鎮的調查:3個村有超齡勞動力317人,外出務工87人,占超齡勞動力的27%,而超齡勞動力務農的占現留農村總勞力的32.5%。
二、農村勞動力現狀對糧食安全已構成嚴重威脅
1.勞動力不足,已引起部分土地荒蕪由于農村勞動力總量不足,主要是適齡勞動力偏少,從而使得一些農戶缺少或無勞力耕種。據12個村37個社的調查統計,共有耕地11167.95畝,人均0.97畝,荒蕪39.6畝,占當地總耕地的1.25%。作者在農村走訪了解到,當地應種而未種的土地約在20%左右,若將全市、全省,乃至全國因勞力不足荒蕪的耕地加以統計,那將是一個驚人的數據,對糧食安全構成的威脅不容忽視。
2.農村勞動力素質不高,農業生產效率低由于農村教育相對落后,在我國農村勞動力中,接受過短期培訓和初、中級職業技術教育培訓加起來不到1/3,而沒有接受過技術培訓的農村勞動力竟高達2/3以上,且僅受過短期培訓或中等職業教育的農村勞動力,也流向城市打工。因而留在農村種地的勞力,要么超齡,要么沒有接受過學習或培訓,素質不高,從事農村生產的效率必然較低。據對12個村37個社的調查統計:全年糧食總產4614 617kg,耕地畝產537kg,農村人均糧食僅401.9kg,若按全市總人口計算人均僅達300kg。可見,由于農村勞動力素質不高,其糧食產量低,致使全市人均糧食水平遠遠低于400kg的安全線。
3.農業科技人員缺乏,農業科技普及推廣困難,導致農業生產水平下降
目前,在我市農村懂得農業科學技術的技能型人才越來越少。原有的一些技能型人才,隨著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大都到了城里另謀高就,造成人才的大量流失;鄉鎮一級農技推廣機構普遍存在技術人員少,工作量大,技術水平低,設備落后等現象,加之農技人員待遇低,收入無保障,許多農技人員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農用物資的經營上,對農民的技術指導、技術服務減少,給糧食生產帶來一定影響。從發展的角度看,后續的農技人員很難接上,現在的學生大都不愿學習農業技術,報考農業中專、農廣校的學生寥寥無幾。長此下去,農村科技人員將青黃不接,后繼無人。
4.農村新生勞動力大量流向城市,留在農村從事種植業的勞力越來越少,從事農業的勞動力已明顯不足據測算,我市在耕牛減少,機耕率不足20%的情況下,從事糧食、蔬菜、水果、蠶桑等約需勞動力63.52萬人,而實際除去在工業、建筑、交通運輸、餐飲服務等從業的34.68萬人外,適齡勞動力只有30.94萬人,再加上18.62萬超齡勞動力,農村勞動力不足的矛盾已開始凸顯,對糧食生產、糧食安全已造成一定影響。
5.種糧成本高,收益低,影響了農民種糧積極性由于農藥、化肥等農業生產資料價格的不斷上漲,農民種糧成本增加,收益降低,增產不增收,挫傷了農民種糧的積極性,從而使得一些農戶不得不放棄種田,到城里打工賺錢,造成農村勞動力的過度外流。據大安區農林局對大山鋪鎮農民耕地成本的調查分析:水田每畝成本高達566元,按每畝產糧450kg計算,每公斤1.70元,產值765元,收益199元/畝。農民種地不僅賺不到錢,甚至還要虧損,誰還情愿留在農村種地。長此下去,種糧的勞力越來越少,成本越來越高,加之耕地的逐年減少,糧食總產上不去,市場供給必然受到波及,進而影響到人民的基本生活。
三、穩定農村基本勞力,提高勞動者素質,確保糧食安全的對策
針對農村勞動力的現狀及其對糧食生產、糧食安全構成的影響,筆者認為:應從以下幾個方面穩定農村的基本勞力,并提高其素質,以確保糧食的生產和安全。
1.統籌兼顧,協調發展,合理分流農村勞動力從總量上看,農村勞動力過剩,大量滯留在農村,對農民增收和城鄉經濟的發展都不利;但過度地轉移農村青壯年勞力、新增勞力都流向城市,農村基本勞力無保障,便會影響到糧食生產和農業的發展。為此,全市各級政府,特別是鄉鎮一級要樹立全局思想,統籌兼顧,正確引導,在保證農村種養殖業基本勞力的前提下,合理轉移和分流農村剩余勞動力。做到既不影響糧食生產和農業的發展,又不影響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合理流動,使糧食生產和農民增收“兩不誤”。
2.突出教育,加強培訓,全面提升農業勞動者素質首先,要大力發展職業教育,提高農村勞動力的職業技能和就業能力。各中等職業學校,特別是農業廣播電視學校要結合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和農村勞動力的特點,調整專業設置,改進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突出技能操作和能力培養,全面提高學生的專業技能和動手能力,為農村培育一批技能型人才。其次,進一步建立健全農民科技教育培訓體系,充分發揮各級農廣校在農村勞動力培訓中的主導作用,積極開展農村實用技術培訓、綠色證書培訓、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以及新型農民創業培訓等,以提高農村勞動力的科學文化素質。
4.普及科技、推廣新技術,提高科技對農業的貢獻率首先要建立起多元化的科技投入長效機制,不斷加大對農業科技的資金投入,為農業科技的發展提供可靠的資金保障。其次,要加強農業科技人員隊伍建設,解決好他們的后顧之憂,使他們安下心來,從事農業科學技術的推廣和應用,以提高科技對農業,特別是對糧食生產的貢獻率。再次,要穩步推進農技推廣體制改革,創新農技推廣體系,積極探索農業科技成果進村入戶的有效機制和辦法,加快新技術、新品種、新科技成果在農業上的推廣和應用,提高科技對農業的貢獻率。
5.創建機制,營造氛圍,激勵農村勞動力服務和建設新農村首先,要認真貫徹十七屆三中全會精神,允許農民以多種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發展適度規模經營,把有限的耕地集中承包給種糧大戶或骨干農民耕種和開發,實行集約化規模化經營,提高土地的生產能力和生產效率。其次,全市各鄉鎮要建立起農村青年創業致富的長效機制,要鼓勵農村青年立足家鄉科技致富、創業致富,并創造和提供一定的條件。再次,要建立健全激勵機制,調動農民種糧的積極性,促使部分農村勞動力從城市倒轉回農村發展,使農村能有足夠的基本勞力,以確保糧食生產的穩定和安全。
(通聯:①四川省自貢農業廣播電視學校643000②四川省自貢職業技術學校)
作者簡介:趙國友(1964),男,河南固始人,四川農業大學人文學院講師,西南財經大學經濟學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為理論經濟學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摘 要:廉價的勞動力資源成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要素稟賦之一,這是學界的共識。經驗觀察證實,勞動力資源比較優勢利用的另一方面,則是在它促進中國制造業和工業化快速發展的同時而產生的有限能源的大量消耗問題,這已經危及中國的能源安全。要兼顧勞動力資源比較優勢和能源安全,必須反思地大物博的傳統思想,吸取有關國家能源儲備和利用的經驗,制定能源新戰略;在引用外資項目和新建項目時,將現實利益和長遠利益結合起來,提高技術門檻,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和升級,并將勞動力資源轉化為人才資本。
關鍵詞:勞動力資源;比較優勢;能源安全
一、研究背景與思路
人口眾多,很久以來就成為中華民族的自豪與驕傲。人口眾多的優勢在技術水平極其低下的農業經濟中表現得十分突出。在第一次科技革命之后,新興產業以及推動產業變革的工具所含科學技術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中西方的差距已經明顯,但由于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和經貿關系等條件約束,當時的中國人并沒有感覺到人口眾多有什么劣勢,甚至相反,多數中國人認為人多勢眾,這是優勢。當然,影響中國人的這種視角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的是戰爭和不可抗拒的自然災害。直至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社會穩定,經濟快速發展,外資經濟漸成規模,勞動力資源要素稟賦優勢再次顯現。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勞動力資源稟賦成為中國經濟日益崛起的極其重要的特征,是中國最為重要的一個比較優勢(袁志剛,2006),這似乎成為學界的一個共識。
但是,中國有句古話說得好:“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這句古話的哲理寓意深刻,如果用這句古話來詮釋我國勞動力資源比較優勢的話,那么,今天的比較優勢在未來就轉化為比較劣勢。現如今,我們利用勞動力資源這一比較優勢,通過國家的優惠政策,吸引了大批國外資金,外資經濟、民營經濟和國有經濟形成三駕馬車,并駕齊驅,使中國的GDP年均增長率保持在9%以上,加速了中國工業化進程,“中國制造”幾乎遍布世界各地,中國日漸成為“世界工廠”,從而將因戶籍制度而依附于土地的剩余勞動力晰出,中國的隱性失業問題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在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新增就業崗位達240萬個(朱之鑫,2004);同時,增加了城鄉居民特別是農民的收入,1983年農民家庭純收入為310元人民幣,扣除物價上漲因素比1978年增長近一倍(1978年僅為134元人民幣),而到了1993年增長為921.62元人民幣。僅就中國經濟增長來說,勞動力資源作為比較優勢發揮了應有的作用,這僅是勞動力資源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如果從長遠角度考慮,勞動力資源優勢將中國鑄造成“世界工廠”,也是未來利益的受損者,因為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不單單意味著勞動力資源的有效就業和經濟增長,而且意味著對中國有限能源的巨大消耗,必然危及中國的能源安全。加之利益的驅使和“條塊結合”的體制,地方政府為了吸引外資,往往不惜一切代價,或造成資源的過度開發從而影響生態環境,或造成資源配置的不合理甚至浪費。
所以,本文在承認勞動力資源比較優勢對推動中國就業和經濟增長的積極影響的同時,擬從未來的視角,而非現實的利益對勞動力資源比較優勢與能源安全的關系進行研究,其邏輯結構為:利用勞動力資源優勢,吸引外資,變中國為“世界工廠”,從而使中國能源過度消耗,著眼未來,實施可持續發展,就必須反思勞動力資源的比較優勢和“世界工廠”,實行產業結構調整及升級,制定相應的能源戰略,置中國的未來能源于安全之中。
二、文獻回顧與前瞻
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勞動力資源極其豐富,并成為中國近30年經濟增長中最為重要的要素稟賦。在勞動力資源促進經濟發展的觀點中,尤為具有代表性的是比較優勢理論。所謂比較優勢,通稱是指一個國家較之其他國家在特定商品的生產上比其他商品的生產相對地更有效率,也即具有較小的生產成本。亞當?斯密在1776年寫的《國富論》中曾多次討論比較優勢。1817年,大衛?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一書中,系統提出比較優勢原理,其基本觀點包括:在兩國生產兩種商品的情形下,其中一國在兩種商品上均占絕對優勢,另一國在兩種商品生產上均處于絕對劣勢,則優勢國可以專門生產優勢較大的那種商品,劣勢國可以專門生產劣勢較小的那種商品,通過專業化分工和國際交換,雙方仍能從中獲益。
需要指出的是,這一原理包含一系列假定條件(黃輝,2001),如國際經濟是靜態經濟、邊際成本不變等。主張勞動力資源比較優勢的國內學者,大多是從勞動力要素稟賦對就業、對外貿易和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層面來分析問題的(呂政,2001;徐曉玲,2004)。但也有不少學者研究發現,勞動力資源比較優勢,具有嚴格的產業和能源限制(許經勇,2005;陳慶修,2003),主要體現在勞動力密集性和能耗較小的產業或領域。如果不講產業和能源等約束條件,濫用勞動力資源,就可能陷入“資源的陷阱”:其一,低工資陷阱。有資料顯示,我國工人工資遠遠低于發達國家不說,與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相比,我國制造業工人周平均工資是最低的,與韓國的比值為1∶8.12。低工資成本造成廉價的商品,在國際市場上會遭遇兩種情況,一種是產品具有競爭力,市場份額在同類產品中有明顯優勢,另一種是遭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反傾銷。近幾年東南沿海一些發達地區的“民工荒”(錢鳳娟、王曉娣,2005;劉湘國,2006),則說明人口紅利隨著未來人口結構進一步的變化和相關政策的調整終究是要消失的,為此,“避免經濟增長源泉耗竭現象的出現,需要一個國家在仍然享受人口紅利的同時,借助這種人口紅利,創造出持久性的經濟增長源泉。……提高勞動者素質對于經濟持續增長有著特殊的重要性”(蔡、杜陽、王美艷,2005)。其二,高就業陷阱。目前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被制造業所吸收,其表面和現實的利益是就業機會不斷增多,但如果不提升勞動力自身的技術含量及綜合素質的話,廉價勞動力在未來科技不斷創新的信息社會里注定是沒有光明前景的,眾多廉價勞動力必然隨著制造業的技術進步而大量減少,從而涌向社會,造成就業壓力增大和貧富分化擴大,最終危及社會經濟穩定和發展。
說到底,勞動力資源優勢,畢竟不是人才資源優勢,除去自身科技含量較低之外,還要受到來自外部諸多因素的限制,從而使勞動力資源的比較優勢只能在一定空間內發揮作用。
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實際上是世界分工格局和產業結構轉換的結果,發達國家利用FDI,借助于發展中國家的廉價勞動力和能源,將那些嚴重破壞生態環境、生產充滿危險的產業或生產過程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以獲取更高的利潤(代謙、別朝霞,2006)。積極吸收和利用FDI,大力發展制造業,是中國進入工業化的一個顯著標志,而工業經濟相對于農業經濟來說,有兩個顯著特征:一是生產效率高,二是能源消耗大。1990年至今,我國經濟對主要礦產資源的對外依存度已從5%上升至50%(劉偉,2006),我國的能源彈性系數,也即能源消耗增長率與GDP增長率之比,1991-2000年為0.2,而2001-2004年為1.29,2004年則高達1.6。根據中國科學院最近完成的《中國可持續發展研究報告》預測,到本世紀下半葉也就是2080年中國將接近世界發達國家的水平。照此計算,我國人均收入將達8000美元,人口―車輛比率將從1998年的125大幅提高(傅慶云等,2004a),僅石油的對外依存度將從2000年的大約30%增加到2010年的60%和2030年的80%(傅慶云等,2004b)。這種嚴重依賴程度,不可避免地對經濟運行,甚至政治、軍事、外交等產生極其重要的影響(王濤,3005)。能源如此重要,不僅提示我國政府要加大新能源開發的投資力度,保持一個長效機制,而且警示我們要節能,處理好經濟發展與能源安全的關系。
三、經驗觀察與結論
為了能夠有效地闡明勞動力資源利用與能源安全的關系,我們不妨假定:(1)新能源開發在未來30年極其有限;(2)現有能源探明儲量和生產量不變;(3)中國的GDP年均增長為6%。
1.人口數量、工業部門勞動力供給與工業總產值
對于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傳統的觀點認為,兩者之間呈負相關關系。但近年來,學界出現了關于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具有負面影響的這一傳統觀點的反思關于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作用的研究中,有三項研究成果:《人口的迅速增長:后果及其政策含義》(由羅格爾?萊維爾主持,1971)、《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政策問題》(由羅納德?李、D.蓋爾?約翰遜主持,1986)和《終極資源》(朱利安?西蒙,1981)。,有學者提出人口增長率與經濟增長呈正相關關系(蓋爾?約翰遜,2004)。通過表1的有關數字分析,可得以下信息:
(1)我國的人口和經濟都保持較快增長,人口自然增長率雖然由于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出現下降,如第三個五計劃期間年均自然增長率為26.21%,第四個五年計劃期間年均自然增長率下降到18.04%,下降了8個百分點。但人口總量仍在持續增長,2005年突破13億。
(2)人口數量的絕對增加,使工業部門的勞動力供給呈絕對增加的趨勢,特別是從第五個五年計劃的6714萬人增加到第六個五年計劃的8349萬人,增長率為近25%,從第七個五年計劃的9697萬人增加到第八個五計劃的15655萬人,增長率超過了60%,這四個五年計劃中,工業部門勞動力保持如此高的增長率,與我國經濟高速增長密切相關。這也印證了有學者關于人口增長率與經濟增長之間呈正相關關系的觀點。當然,要說明的是,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因自然災害和政治等因素,工業部門的勞動力供給出現減少的狀況。
(3)我國人口主要是農村人口增長導致勞動力供給增加并不斷向工業等產業轉移,加快了我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工業部門的總產值及其增長率保持大幅增加。改革開放之后,第五個五年計劃到第八個五年計劃期間,工業總產值增長幅度都在50%左右,特別是“六五”計劃到“七五”計劃增幅為146.2%,“七五”計劃到“八五”計劃的增幅為284.11%。與此相聯系,外資規模和貿易出口額也不斷擴大。但這些都不是本文研究的重點,我們是要借助工業部門總產值與勞動力數量的增加,來說明這些數值增加的背后隱藏著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能我們源耗費過快過多,危及我國能源安全。
2.能源生產與能源消耗
資源稟賦及其生產能力對于工業經濟和國民經濟的增長來說,其重要性非同一般。但凡事物都具有兩面性,“資源的詛咒”,便說明了自然資源對經濟增長產生了限制作用,資源豐裕經濟體的增長速度往往慢于資源貧乏的經濟體(徐康寧、王劍,2006)。這一命題給予我國勞動力資源比較優勢的啟示是,勞動力資源比較優勢也可能是一種“資源的陷阱”。市場經濟的核心是追求效率,勞動力資源優勢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趨于降低,而技術創新在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趨于不斷提高。所以,撇開勞動力資源比較優勢,研究這一比較優勢的負面影響,尤其是對中國能源安全的負面影響有著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
勞動力資源的充分利用的結果之一,就是對能源的消耗不斷增大,能源供給彈性空間不斷縮小。為了簡捷方便,我們僅在表2中列出能源生產總量和消費總量以及煤炭、石油和天然氣三大能源子項目的生產和消費的比例。分析可得:
(1)十個五年計劃中,除了“二五”計劃外,我國的能源生產總量和消費總量均在穩步增長,但能源的消費彈性系數呈遞減趨勢,“六五”期間,能源消費的彈性系數為0.51,但到了“八五”期間變為0.18,能源消費的彈性系數降低了2/3。這充分說明能源消費增長率對GDP的增長率變動的影響程度取決于GDP增長率對能源消費增長率變動的敏感程度在降低,能源消費率增長的百分比高于GDP增長率的百分比,能源消費不合理凸現。
(2)我國能源結構有了一個比較大的變化,就生產總量而言,原煤遞減,原油、天然氣遞增。在第一個五年計劃至第七個五年計劃期間,原油、天然氣的生產總量與消費總量基本持平,表明我國的能源自給率較高,2004年為94%。但是,經濟發展的許多指標顯示,我國的能源自給率有不斷降低的趨勢。從消費總量來看,2004年,石油消費總量占能源消費總量的22.7%,而生產總量只占整個能源生產總量的13.5%,兩者之比為近2∶1;天然氣消費總量占能源消費總量的7.0%,而生產總量只占整個能源生產總量的3.0%,兩者之比超過2∶1。按此消費總量與生產總量之比,我國將面臨巨大的能源壓力。更何況在未來30年里我國經濟仍然保持一個高速增長期。此外,我國科學技術水平較低,能源利用效率較低。2003年世界銀行統計數據顯示,單位能源生產的GDP(國際元/千克標準油),世界平均水平1990年為3.5,2000年為4.5,而同期中國的水平分別為1.7和4.1,雖然同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在縮小,但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仍然很大。
3.結論
比較表1和表2,可以發現,我國在十個“五年”計劃期間工業增加值及增長速度與能源消費總量及增長速度之間呈正相關關系,也即工業部門的增加值增加,能源消費總量也增加,當然,國民經濟總量也在增加。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國民經濟總產值增長了十倍,而礦產資源的消耗卻增長了40倍(文懿鐸,2005)。就“十五”期間而言,能源消費總量增長均超過了國內生產總值和工業增加值的增長,三者的增長速度之比分別為11.86∶9.5∶10.88,能源消費總量增長速度高出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2個百分點,高于工業增加值的增長速度近1個百分點(參見圖1、圖2)。這種依靠高投入、高能耗、高資本積累帶動的經濟增長和工業化,使能源供需矛盾日益加劇,引發了能源緊缺和環境惡化等一系列的經濟和社會問題,危及國民經濟持續穩定發展。問題的關鍵是,勞動力資源是可再生資源,即使未來的勞動力資源可能因計劃生育政策而出現萎縮(曾毅,2006),但政府可以通過調整人口等相關政策,促使勞動力資源供給與需求的平衡。然而,自然資源中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氣等不可再生能源,如果仍然保持目前的耗能模式,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可能每天要消耗50億~60億噸煤炭和8億~10億噸原油,這是無論如何都難以實現的。如果不精打細算,片面追求經濟增長,必然危及后代人的能源分享,那么,我們今天制定的可持續發展戰略也就成為一句空話。西方國家的經驗告訴我們,中國的能源開發和利用不能再走某些西方國家的老路,要注意節能和保護生態環境,防止經濟發展與環境危害的不良循環。
四、政策涵義與啟示
1.政府加大對勞動力的培訓和教育,將勞動力資源轉變為人才資源
“資源的詛咒”命題,說明資源豐裕的國家和地區把自然資源當作經濟發展的唯一要素,而忽略了對其它要素尤其是勞動力要素的開發。同樣道理,如果僅把勞動力資源作為比較優勢,而不著眼于勞動力資源的開發,轉變為人才資源,勞動力資源比較優勢實際上是“資源的陷阱”。提出這一問題的目的,是在充分考慮具體國情和利用勞動力資源的條件下,如何兼顧勞動力資源的比較優勢與未來的能源安全問題。僅僅依靠勞動力資源的比較優勢,實質上是把勞動力置于依附外資的條件之下,這不僅不利于國家的能源安全,也不利于緩解就業壓力。當務之急,是將勞動力資源轉變為人才資本。人才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遠遠大于勞動力資源的貢獻率,這已為許多學者所證實。所以,政府在工業化進程中的一個重要職責是不斷加大對教育的投入,加強對勞動力的職業培訓,提升勞動力的整體素質,將一般勞動力轉化為工業化所需要的技術工人,從而提升我國生產力的整體水平。
2.吸引和利用外資既要考慮勞動力資源的比較優勢,更要考慮能源的可持續發展
我們清醒地看到,傳統的比較優勢戰略在創新方面存在著明顯不足,甚至有可能使人陷
入比較優勢陷阱。在我國工業化初期,以勞動力成本或天然資源為優勢的產業,通常都是進入門檻不高的產業(李義平, 2006),要將這一優勢變成真正優勢、競爭優勢,其中,關鍵的問題是政府制定科學合理的引進外資政策,對于那些對資源消耗大和對環境破壞大的外資項目,要做充分論證,把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結合起來,深入貫徹科學發展觀,提高進入門檻,根據動態資源稟賦原則及時調整產業結構,使產業結構不斷升級。這樣,將勞動力資源與產業結構、技術創新結合起來,不僅可以節省能源,而且有利于能源的可持續發展,保證我國的能源安全。
3.反思地大物博的傳統思想,吸取有關國家能源儲備和利用的經驗,制定能源新戰略
2005年10月,《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明確指出,“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經濟社會發展與資源環境的矛盾日益突出”, “要把節約資源作為基本國策,發展循環經濟,保護生態環境,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促進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基于此,我們必須反思地大物博、能源大國等傳統思想,借鑒日本和美國的能源戰略經驗,多管齊下,推行能源消費多樣化,減少對石油的依賴,建立石油儲備制度,把石油的地上油罐儲備與地下技術儲備有機結合起來;加大新能源和再生能源的投資力度,制定有關節能的法律法規,把開源與節能有機結合起來;把國內生產與參與國際競合有機結合起來;建立全社會的能源需求和能效變化的預警指標體系,等等。
摘要:勞動保護工作是企業的生命線,是企業安全管理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如何進一步做好企業女職工勞動保護工作,是擺在我們面前新的課題,也是面臨的一個新挑戰。我們必須充分重視女職工勞動保護工作,發揮其在安全生產工作中的作用。
關鍵詞:女職工;勞動保護;安全生產
隨著新時期女職工的思想觀念、行為方式和價值觀等的轉變,企業女職工的勞動保護是女工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是整個企業勞動保護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對保持穩定、實現安全發展、創建和諧企業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新時期女職工勞動保護工作在安全生產中存在的問題:
一是生產過程中,女職工沒有形成主動維護自身安全與健康的意識,沒有“要我安全”轉變為“我要安全”的自覺行為。由于女職工的生理機制和社會的傳統觀念,她們在為企業做出貢獻的同時,還承擔著生育子女和操持家務的重任,相對男職工來講其競爭力處于弱勢地位,這就導致女職工對勞動保護的意識不強,甚至是缺失。只有改變觀念,提高認識,調試好兩種角色的轉換,才能切實做到女職工勞動保護的觀念真正深入人心。
二是忽視了女職工心理健康對安全生產的影響。女職工勞動保護與企業安全生產息息相關,而安全生產的重點是設備和人身安全。以本公司為例,女職工雖然為數不多,但其獨特的生產運行方式和艱苦復雜的工作環境,對女職工勞動保護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做好女職工勞動保護工作,以及保持健康向上、充滿活力的心態,對于抓好安全生產工作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那么,如何使女工勞動保護工作在公司的安全生產中發揮作用?以下幾個方面可以作為開展工作的切入點:
一是加強女工組織建設,為女工勞動保護工作的開展夯實基礎。女職工勞動保護工作是調動廣大女職工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參與性,保護女職工的勞動安全健康不受侵害,在安全生產中堅持以人為本的具體體現。由于受公司點多、面廣、戰線長等地理環境所限,公司女工工作開展的不是很好,組織的女工活動也是索然無味,無法調動女職工參加活動的積極性。如何使基層女工積極響應工會開展的女工活動,是值得我們深入思考的首要問題。在這方面我們應該采取一些措施,鼓勵女工積極參與各項活動。如:在廣泛深入開展爭當巾幗建功示范崗和爭創三八紅旗手活動中,引導女職工克服家庭和工作中的種種困難,比學習、比技術、比干勁、爭一流。幫助女職工掌握崗位技術,提高業務技能水平,展示女職工立足崗位、奉獻成才的嶄新形象。選樹“巾幗示范崗”等先進模范,利用各種媒體和有效形式,廣泛宣傳先進典型,增強女職工敬業精神,以此不斷激發女職工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
二是加大宣傳,增強法律培訓教育。按照《女職工勞動保護條例》、《婦女權益保障法》等相關法律、法規進行宣傳教育,堅定不移地堅持依法履行女職工勞動保護職責。女職工由于其生理機制,必定要經過經期、懷孕、生育、哺乳、更年期等特殊時期,企業依據相關的政策法規,結合自身實際,針對女職工的生理機制而制定的特殊保護,如生育有產假等,都是女職工勞動保護意識增強的具體體現。加大對女職工勞動保護條例的宣傳、執行力度,是各項政策法規得以有效實施的保障,是強化女職工勞動保護意識的有效手段。
三是加強女職工培訓,提高女職工綜合素質。面對科技高新化、信息網絡化的發展態勢,提高女職工現代科學文化素質,增強業務本領和競爭能力,是必須盡快解決的問題。因此,女工組織應對女職工開展以健康保健、家庭美德、職業道德等為主要內容的培訓教育活動,提高女職工的自我保護和素質提升能力。如:組織開展一些婦科疾病知識講座、評選一些優秀家庭教育經驗論文、讓家庭教育突出的女職工進行經驗分享等等。以此激發女職工自覺接受教育,提高素質的主觀能動性,確立起女職工自強不息,追求出類拔萃,充分實現自身價值及高成就的主體意識。使女職工繼承和弘揚中國婦女的優良傳統,倡導科學、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可以形成在工作中學習,在學習中工作的良好氛圍,增強女職工的學習、應對、競爭、決策和創造能力,從而推動女職工實現安全生產自我約束、自我完善,有利于夯實企業安全生產基礎和落實安全生產責任制。
四是加強源頭參與,完善規章制度。認真落實女職工勞動保護監督檢查工作的各項制度,改善女職工勞動保護的工作條件,適時保證勞動保護監督檢查工作環境的通暢。依托職代會提出女職工勞動保護的相關決議和提案,努力實現對女職工勞動安全衛生權益的源頭維護。認真監督檢查勞動保護用品的發放和使用,確保女職工在勞動生產中的必要保護措施落實到位。加大女職工勞動保護的監督檢查力度,關心女職工勞動衛生條件的改善情況,研究與探索更深層次的女職工勞動保護問題,立足實際,從制度上解決設備、工作環境、外部環境因素等對女職工身體的傷害以及女職工心理健康對安全生產的影響。
五是突出維權職能,是積極做好女職工勞動保護工作的根本所在。維護女職工安全健康合法權益和特殊利益,不僅是工會勞動保護工作不可推卸的一項重要職責,也是工會勞動保護工作創新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注重把女職工勞動保護工作與切實維護女工的合法權益和特殊利益有機結合,進一步增強女職工的勞動保護意識,提高依法維護自身權益的能力與水平,改善女職工勞動環境和勞動條件,企業女職工的勞動保護監督檢查工作就能夠有新的突破,達到更高的水平,就能消除與企業發展不相適應的許多問題,從而對促進安全生產、維護女職工人身安全和身體健康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們可通過建立女職工溫馨驛站等多種形式,使女職工工作更加細化、規范化、人性化,進而增強女工組織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充分調動女職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在實際工作中,采用各種形式、全方位對女職工進行普法教育,增強女職工依法維權的能力,關注涉及到女職工切身利益的重大改革和方案并維護其權利。在為女職工辦實事上,定期組織女職工進行婦科普查,使廣大女職工能有健康的身體,從而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
企業女職工勞動保護工作任重道遠。只有扎實開展好女職工勞動保護工作,就能夠保護女職工的身心健康,維護女職工合法權益,進而激發廣大女職工投身企業安全生產的工作熱情,最大限度地調動女職工的積極性,全面推進企業安全健康和諧發展。
【摘 要】勞動者安全生產和勞動保護工作,是我國現行安全生產格局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工會組織代表職工對涉及職工安全與健康的有關問題,實施群眾監督是法律賦予工會的神圣職責,職工安全生產和勞動保護工作在創建安全、和諧發展環境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關鍵詞】安全生產;勞動保護;工會組織
一、注重夯實基礎,形成安全生產和勞動保護工作的濃厚氛圍
1、組織基礎更加扎實
一是各級工會組織要把安全文化建設、安全生產工作納入重要議事日程,成立群眾安全生產工作領導小組,建立安全生產責任制,落實主要領導負總責、分管領導具體抓的工作機制,做到領導重視、全員參與,形成了一級抓一級、層層抓落實的工作格局。二是工會勞動保護監督檢查組織網絡建設進一步加強。各級工會要對勞動保護監督檢查委員會成員和工會小組勞動保護檢查員每年組織一次培訓,通過培訓提高他們的素質,調查研究影響群眾監督員發揮作用的制約因素,提出解決的建議、措施。三是切實加強與行政主管部門和業務監督部門的聯系,健全完善行政業務部門主導、工會運行、各方支持、職工群眾積極參與的群眾性安全生產組織體系。
2、群眾基礎更加扎實
發動和依靠廣大職工群眾參與企業的安全生產管理、監督是工會勞動保護工作的優勢與特色。一是牢牢把握群眾性安全生產這一工會工作的鮮明特點,充分尊重勞動者在安全生產過程中的主體地位,把職工群眾參與安全管理的廣泛性納入到工會工作的重要內容,實行目標管理。二是安全生產和勞動保護的工作重心放在班組,真正實現預防為主的關口前移。班組是社區安全生產的前沿陣地,也是事故的多發地帶。因此,我們要非常重視班組安全建設。三是充分發揮職工群眾對安全生產的參與和監督作用。發動和組織廣大職工查找、消除事故隱患,反對和杜絕違章指揮、違章作業,組織廣大職工圍繞安全生產的薄弱環節,開展技術革新、技術發明、技術攻關和合理化建議活動,消除隱患,促進安全生產形勢進一步好轉。
二、注重“體系”建設,形成安全生產和勞動保護工作合力
1、注重輿論引導體系建設
深入貫徹落實總書記關于安全生產的重要講話精神,進一步增強搞好工會勞動保護工作的使命感、緊迫感。各級工會應建立和完善小區電子顯示屏、安全文化街、警示教育片、宣傳櫥窗、黑板報、標語為基本載體的宣傳輿論體系,充分利用小區文化廣場、職工之家、職工書屋等工會宣傳陣地的作用,在增強人情、親情、感情和針對性、實效性上下功夫,大力營造安全生產和勞動保護、遵章作業的氛圍,形成安全生產的輿論環境。
2、注重現場教育體系建設
建立和完善以班前會、監督員座談會、現場指導培訓為基本載體的現場教育體系,及時傳達有關安全指示、指令,分析當前安全生產中存在的問題和職工思想動態,提出加強安全生產的措施,結合實際進行現場培訓和幫教等活動,使上級安全生產要求得到迅速落實。
三、深入開展競賽活動,狠抓職工安全素質的提高
競賽活動是工會開展群眾安全生產工作的重要載體,已成為工會工作的品牌。各級工會要圍繞“科學發展抓預防,預防為主重教育”競賽主題,一是功夫下在廣大職工身上,牢固樹立“職工是企業安全文化建設的土壤”的理念,引導職工廣泛踴躍參與實踐,形成自覺提高安全素養的氛圍和環境。二是功夫下在融入思想上,將安全文化融入社區總體文化建設和各項工作之中,在社區總體理念、愿景目標、崗位責任制等各個方面、各個環節融入安全文化的內容,時時、處處、事事體現安全文化,營造“人人講安全、事事講安全、時時講安全”的良好安全文化氛圍。三是功夫下在“切實維權”上,認真貫徹落實“組織起來、切實維權”工作方針,堅持“預防為主,群防群治,群專結合,依法監督”的原則,全面履行法律賦予工會的基本職責,勞動保護工作維權機制進一步完善,勞動保護工作內容、活動方式進一步適應需求,貼近實際。
四、積極探索,確保安全生產和勞動保護取得實效
1、增強責任感,切實維護職工的安全與健康
維護勞動者的生命和健康,是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的最基本的要求。生命安全與身體健康,是職工最根本、最主要的合法權益,是職工其它合法權益的載體。如果職工的安全與健康得不到保障,那么其他的權益就顯得無用、無助。因此,我們必須從廣大職工的根本利益出發,把職工的安全與健康放在首位,認真履行國家法律賦予工會的神圣職責,切實加強群眾安全生產和勞動保護工作,最大限度地保障職工的生命安全與健康。
2、突出重點,把職工安全生產的重心放在班組
班組是生產和經營組織的基礎,又是安全生產的前沿陣地,也是事故多發的地帶。要積極開展以班組安全為主要內容,以加強班組安全建設為重點,以實現社區安全為目標的群眾性班組安全活動。首先要按照全總《三個條例》的要求,健全班組工會小組勞動保護檢查員隊伍。加強培訓和指導,提高工會小組檢查員的事業心、責任心,真正發揮“安全哨兵”的作用。其次要在提高班組全員安全生產意識和技能水平的基礎上,在班組中組織開展以查隱患、堵漏洞、抵制違章指揮、杜絕違章作業、遵守勞動紀律為主要內容的安全生產競賽和檢查活動,提高班組安全生產管理水平。第三要開展爭創安全合格班組競賽活動,把安全培訓和各項安全指標量化、具體化,形成切實可行的班組安全生產規范,把國家的安全生產方針、政策,油田的各種安全規程、安全制度通過班組去落實、去實現,把安全生產的各項要求轉化為班組職工的自覺行為,為實現安全生產奠定良好的基礎。
3、注重機制建設,充分發揮工會組織的監督參與作用
建立群眾安全生產工作機制,是有效發揮群眾監督參與作用的重要措施和手段,也是工會維權機制建設的重要內容。一要逐步建立完善與同級行政安全主管部門、安監部門、人力資源部門的聯席會議制度,加強相互溝通,共同協商解決有關全局的安全問題和涉及職工勞動安全合法權益的問題。二要建立健全職代會參與社區安全生產的機制。落實職代會對社區有關職工安全與健康重大事項決策的審議監督權,切實發揮職代會的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作用。要完善職工代表巡視安全生產情況、檢查職代會關于安全生產有關決議落實情況的制度,把群眾參與監督權落到實處。三要建立健全社區安全生產和職業危害治理的平等協商制度,就避免減少職業危害、加強勞動保護、事故隱患治理等事項進行協商,并寫入集體合同,也可以就安全生產和職業病防治簽訂專項集體合同,依法確立社區勞動關系主體雙方在勞動安全衛生中的責權利。通過機制建設,逐步實現群眾安全生產工作的制度化、規范化。
4、廣泛開展各類競賽
我們要繼續把安全競賽活動深入開展下去,立足社區,立足職工,緊緊圍繞提高社區安全生產管理水平,提高廣大職工安全生產知識和自我防護能力這個重要環節,創新活動的形式、方法和內容,不斷把競賽活動引向深入。讓每一個職工努力做到“不傷害自己,不傷害他人,不被他人傷害”。堅決抵制違章指揮和強令冒險作業,把勞動安全衛生的各項要求轉化為職工的自覺行為。
摘要:工會開展勞動安全衛生工作必須關口前移,發揮工會的組織優勢,提高職工群眾的安全素質,發動職工群眾,開展監督檢查,及早發現和消除事故隱患,防微杜漸,杜絕生產安全事故的發生,形成全員參與的態勢。
關鍵詞:企業 工會 勞動 安全衛生 工作 認識
勞動安全健康權益,即勞動者在生產勞動過程中享有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的權利,是勞動者的基本權利。企業工會組織職工群眾積極參與勞動安全衛生工作,必須從保障勞動者安全健康切身利益這一現實問題入手,采取有力措施遏制傷亡事故,減少職業危害,這是工會維權的基本職責,是“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的根本體現,也是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工會發展道路的應有之意。
一、工會勞動安全衛生工作的機制建設
工會做好勞動安全衛生工作具有深厚的理論基礎和法律保障,特別是近幾年黨和國家有關安全生產的重要政策和重大舉措。
(一)法律賦予工會開展勞動安全衛生工作的權利《工會法》、《勞動法》、《安全生產法》等法律法規對企業工會和職工在勞動安全衛生工作中的民主參與、民主監督權利作了明確的規定。《工會法》規定:“工會依照法律規定通過職工代表大會或者其他形式,組織職工參與本單位的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勞動法》規定:“勞動者依照法律規定,通過職工大會、職工代表大會或者其他形式,參與民主管理或者就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與用人單位進行平等協商。”《安全生產法》規定:“工會依法組織職工參加本單位安全生產工作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維護職工在安全生產方面的合法權益。”特別是企業面對勞動安全衛生工作呈現的有利環境和條件,工會應當依照法律賦予的權利和職責,理直氣壯地參與到勞動安全衛生工作中去,維護和保障法律規定的勞動者在勞動安全衛生方面應享有的權利。
建立、完善和創新勞動安全衛生工作機制,是保證工會勞動安全衛生工作取得實效的關鍵。企業工會應根據企業的特點、規模以及職工群眾關心的熱點問題,抓住勞動安全衛生工作中的關鍵環節,健全工作機制、創新工作載體、改進工作方式,積極主動地開展工作。
(二)建立行之有效的勞動安全衛生工作機制由于勞動過程主要發生在企業生產一線,危害因素存在于生產勞動中,因此,構建和諧勞動關系,必然要求工會積極參與到涉及職工切身利益問題的研究和決策中去,促進穩定和諧勞動關系的形成,使企業把維護職工利益作為企業發展的第一需要,而職工把促進企業發展作為維護自身利益的第一需要。當下,在企業層面上建立“雙方平等協商,企業負責落實,工會跟蹤監督”的工作機制,通過平等協商,簽訂集體合同或專項勞動安全衛生協議,引導廣大職工群眾通過規范有序、理性合法的方式表達利益訴求,可以從源頭上保障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的安全和健康,達到互利共贏、和諧勞動關系的目的,促進企業生產的穩步發展。
企業通過推進民主協商、簽訂集體合同,強化職工勞動保護監督,建立了適合企業需要、依法監督參與的工作機制。嚴格履行職代會民主管理程序。實踐表明,企業工會以平等協商、簽訂集體合同為載體開展勞動安全衛生工作,既有法律依據和理論基礎,又有實際成效,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維護職工的安全健康的有效方式。
二、工會開展職工安全教育的方法研究
工會是職工的群眾性組織,脫離了職工群眾,工會就失去了基礎。這種群眾性的特色正是工會勞動保護監督不同于企業管理和政府監察之所在,由此顯示出工會在安全生產格局中應有作用。
(一)工會勞動安全衛生工作必須關口前移職工群眾處在生產一線,最清楚哪里存在事故隱患,他們是查找隱患、監督整改的主力軍;同時,一線職工往往也是傷害事故的直接責任者,能否杜絕違章操作,能否及時發現并消除事故隱患,是預防事故的關鍵因素。現代安全理論指出,事故的發生及其嚴重程度是難以預料的,在可能發生人身傷害、設備或設施損壞以及環境破壞的場合,必須事先采取預防措施,而不是在發生了嚴重傷害之后才去“亡羊補牢”,在付出血的教訓之后再去整改。
因此,工會開展勞動安全衛生工作必須關口前移,發揮工會的組織優勢,提高職工群眾的安全素質,調動他們在安全衛生工作中的能動作用,把勞動安全衛生工作做到生產現場,針對生產過程中“人”和“物”的不安全因素,發動職工群眾,開展監督檢查,及早發現和消除事故隱患,防微杜漸,杜絕生產安全事故的發生,形成全員參與的態勢。
(二)開展職工安全思想教育的方法途徑職工安全思想教育工作是企業文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企業工會切實保障職工勞動安全的有力措施。企業工會開展職工安全思想教育應注意形式與方法的結合,不拘一格且富有企業特色,既突出形式多樣又注重方法靈活。
一要突出安全思想教育的針對性。石化企業要根據油、氣生產多的特制定教育的方式和方法,同時需要不斷創新和發展,因此,工會開展職工安全思想教育必須聯系企業實際,有的放矢地開展工作。
二要注重安全思想教育的超前性。安全思想教育工作要先行一步,必須在生產前對職工進行安全操作培訓,舉辦安全生產知識和安全法規講座,提高職工自我保護能力。用直觀啟發形式,在生產作業場所設立安全管理牌板,設立警鐘標志,提醒職工注意安全,起到警鐘長鳴作用。
三要把握安全思想教育的及時性。根據生產中發生的問題及時進行現場教育,對“三違”人員掛牌警告,現身說法,讓職工了解本單位的安全生產狀況,從中吸取教訓,掌握整改事故隱患措施。
四要講究安全思想教育的藝術性。安全思想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啟發和增強職工的安全自主保安意識,企業工會要發揮自身優勢,利用好現有的文化活動陣地,通過組織開展豐富多彩、職工喜聞樂見的文體活動,把職工吸引到活動中來,寓教于樂啟發職工安全主體意識。石化企業以“安康杯”競賽活動為載體,開展職工安全教育辯論賽、安全生產知識競賽,宣傳班組安全管理成果;通過舉辦“安全在我心中”演講比賽,將優秀演講稿匯編成冊,擴大了活動的覆蓋面,營造了安全和諧的氛圍,促進了企業的健康發展。
摘要:從勞動力產權的角度來研究經濟增長與職業健康安全的內在聯系,并構建了一個產權的分析框架,以此為基礎對中國職業健康安全隨經濟增長而波動的深層原因進行了解析。認為中國職業健康安全規制的有效策略應尋求對勞動力產權的產權制度改革,實現勞動力市場中多元利益主體間的動態均衡,并構建一種政府、社會、勞動者與雇主之間“多維一體”的協同規制機制。
關鍵詞:職業健康安全;經濟增長;勞動力產權;協同規制
一、引 言
勞動力要素是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重要依托和保障,勞動力產權的利用與保護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很強的相關性,而產權制度的設計與運用又是職業健康安全得到有效保護的制度基礎。國內目前針對職業健康安全與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還很不充分,而從勞動力產權的角度來研究職業健康安全問題的成果更是缺乏。現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健康安全的經濟貢獻率,經濟產出水平與生產安全關系的實證研究,勞動力產權的形態與歸屬以及勞動力產權的實現形式等方面。從中國經濟社會的現實來講,職業健康安全治理與經濟增長的協同發展已經成為國家“十二五”規劃中的重要議題。本文嘗試用一個新的分析框架來分析職業健康安全的治理問題。在這個分析框架中,職業健康安全被視為是勞動力產權的一種表現形式,它對經濟增長具有相互協同和相互制約的關系。這樣,我們就需要從政治經濟理論、產權理論和管制經濟理論出發,對影響職業健康安全供給的勞動力產權問題和規制政策問題進行系統分析,并從產權改革和協同規制的角度提出解決的方案。
二、一個產權要素的分析框架
產權,是西方契約社會有效運轉的制度基礎,它是人們之間相互交往的權利義務關系的具體表現,它既可以是對物質資本(如,房屋產權)也可以是對非物質資本(如,知識產權)的占有與支配。德姆塞茨把產權定義為一個人或者其他人受益或受損的權利,當權利規定發生變化時,人們的行為也往往會發生變化\[1\]。在產權理論看來,產權的作用在于幫助人們形成與他人進行市場交易的合理預期,并以此提高要素的資源配置效率,它是市場經濟體制下人們之間自由交往的制度保障,同時也是社會生產關系的一種反映。產權的清晰界定和運行規則是產權制度的重要內容,它會影響到市場運行的效率,同時也會影響到人與人之間市場交換活動的安全。按照巴澤爾的觀點,產權的界定不可能是完整的,因為完全界定產權的成本太高。因而,產權的不完整便形成了該項權利的“公共領域”\[2\],那么,類似職業健康安全這樣的問題實質上就變成了一個因健康和安全產權的模糊而引起的“公共領域”治理的問題。產權界定的方式可以是多樣化的,既可由正式制度安排即政府和法律的規定來界定產權;也可由非正式制度安排,即當事人的經濟行為來界定產權。前者是借助國家公權對社會權利義務關系的外在干預,如國家所有制對社會資源的計劃配置;而后者是借助個體自身力量對個體權益的私人捍衛,它取決于捍衛的結果對個體所能起到的激勵作用,如果預期收益大,捍衛的努力程度就強;反之則弱。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產權理論,產權分為兩種形態:一種是勞動力產權;另一種是物質資本產權。這兩種產權形態都是經濟增長中不可或缺的基本條件。勞動力產權要素和物質資本產權要素關系的演進深刻地揭示了不同社會發展階段中人與物之間依賴關系相互演進的實質,即是對人的依賴還是對物的依賴\[3\]。在對人的依賴階段,單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和孤立的地點存在,人們為了提高生產力水平,必須將具有個體屬性的勞動力產權聯合起來共同抵御自然的風險和外在的威脅,它對應于生產力水平極端低下的原始社會階段。因為在這個階段,“勞動力要素”的所有權和使用權具有稀缺性,只有通過勞動力之間的相互聯合才可以解決個人生產能力不足的問題。在對物的依賴階段,人的依賴關系已經蕩然無存,而毫不相干的人之間基于對物質的占有或交換形成了社會交往的行為關系,它對應于生產力水平得到逐步提高的奴隸制社會、封建制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階段。因為在這個階段,“資本要素”的占有權和處置權具有稀缺性,通過物質資本之間的交換配置可以提高資源配置的有效利用。在自由依賴階段,人的依賴關系又回到一個更高層次的形式上,“勞動力要素”中的“收益權”具有稀缺性,通過對勞動力產權的重新配置,可以實現人與人之間的幸福感受和生活品質的提升,它對應于生產力水平相對發達的社會階段,如,中級或高級社會主義社會階段。
勞動力產權是社會價值創造的基礎,是社會生產發展的重要要素。勞動力產權是基于勞動者全部生產要素而形成的一系列權利關系,它包括勞動力的所有權、使用權、支配權、收益權與發展權等\[4\]。勞動力產權是社會經濟關系的反映,其權利主張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生產力水平,這一點同時也是不同經濟社會人與物之間依賴關系相互演進的邏輯基礎。職業健康安全是勞動者通過勞動交換所能實現的健康安全收益,是勞動力收益權和發展權的具體體現。職業健康安全的勞動力產權對經濟增長來說至關重要,因為勞動者職業健康安全狀況的惡化會降低勞動者對勞動的供給和邊際產出,進而阻礙經濟的增長。合乎邏輯的判斷應該是,經濟增長應平等考慮勞動力產權與物質資本產權,因為這兩者是生產力賴以發展的“資本、勞動、技術”結構中必不可少的兩個基本要素。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是“不論生產的社會形式如何,勞動力要素和生產資料要素是生產的兩個基本要素,沒有生產資料,勞動者不能創造價值;同時,沒有勞動者,生產資料的價值也無法實現。”\[5\]我們這里將生產資料要素與物質資本要素進行了概念的類化,實質上都表現為一種物質性的要素。但社會發展的現實與我們邏輯的判斷相隔甚遠,人們已經根深蒂固地把具有經濟價值的有形物(如土地、貨幣等)和某些無形物(如商標、專利等)看作是產權,現有的和曾經出現過的一切社會制度法律都沒有把人的勞動力當作產權來對待。
勞動力產權的殘缺成為職業健康安全傷害的制度根源。隨著資本產權的發展壯大,勞動力產權的殘缺不全,勞動力要素和資本要素之間最終會出現強資本產權而弱勞動力產權的等級結構\[6\],并進而發展演變為“資本雇傭勞動”與“榨取勞動者剩余價值”的契約結果。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實質上反映了這種契約關系中勞動力市場平等交換掩蓋下的資本產權與勞動力產權之間權利不平等的實際情況,論證了資本家之所以能夠占有剩余勞動,原因在于資本所具有的社會屬性,勞動者在理性資本面前幾乎不可能具有勞動契約簽定和退出的自由,勞動者討價還價的能力不足。在正式的勞動力產權制度缺失的條件下,如果勞動者個人捍衛自身勞動權益的能力較強,它則可以與雇主建立有利于其個體的契約安排;而如果勞動者個人捍衛自身勞動權益的能力不足,勞動者便失去了與資本產權或雇主進行談判博弈的能力,勞動者的權益受損問題則不可避免。
三、職業健康安全規制的產權邏輯
按管制經濟學的理論,職業健康安全的規制是基于職業健康安全的市場失靈,勞動交換的過程中廣泛存在著作業場所風險和職業傷害外溢等問題,前者是職業健康安全的內部性問題,而后者是職業健康安全的外部性問題\[7\]。無論其在勞動交換過程中是發生內部性問題還是發生外部性問題,其在本質上都是一個產權的問題,反映了勞動者所遭受到的額外損失或外在成本,這些問題的發生都是因產權界定不清而導致的。因此,職業健康安全的外部性和內部性問題都可以放在統一的產權分析框架之內,其中最為關鍵的問題在于勞動力產權界定的不明晰所引起的“公地悲劇”,雇主或生產廠商隨意侵犯或剝奪勞動者的健康安全權利,讓“資本雇用勞動”成為嗜血的工具。當然,產權的歸屬有兩種極端形式:一種是共有制形式,即產權由所有成員共同所有,各成員將權利聯合起來交由共同體(如,國家)來實施\[8\];另一種是私有制形式,即共同體將產權界定給私人所有,并承認其所有者享有排斥他人行使該產權的權利,由所有者在私法保護下自由實施。那么,對于職業健康安全這類勞動力產權而言,其產權到底是屬于公共所有還是屬于私人所有?或者是介于兩者之間的“準公共所有”?如何界定職業健康安全的產權屬性便成為我們進行職業健康安全規制的制度基礎。
職業健康安全的勞動力產權從內容層次上來講,應包含兩個方面:一是共同性產權,二是個性化產權。對于共同性產權而言,職業健康安全權屬于人權的一部分,它是對勞動者為使生命延續而擁有的勞動權與使生命具有意義而擁有的自由、民主、平等的發展權的體現。洛克曾指出,人“沒有侵害他人生命、健康、自由或財產的自由”,“除非為了懲罰一個罪犯,不應該奪去或損害另一個人的生命、自由、健康、肢體或物品”\[9\]。因此,無論出于何種目的,擁有何種權利,我們都不能損害勞動者的生命和健康。共同性產權屬于公共品的范疇,應采取通過國家干預的方式實施供給,以實現社會勞動生產過程中整體主義的價值正義和社會公平。而對于個性化產權而言,職業健康安全權是勞動者基于個人收入、地區差異、工作差異、身份差異等眾多原因而衍生出來的更高層次權利的體現,它反映了勞動者個性化的需求。因此,這些個性化的健康安全權利在性質上向私人物品靠近,但仍是公共物品,只是與純粹的公共物品相比,它又具有了一定的獨占性和排他性。個性化產權屬于準公共物品的范疇,其供給方式不能完全按照純公共物品由公共部門無償提供的方式,因為它還體現了部分勞動者對職業健康安全的特殊需求,這種產權特征決定了國家公權力依靠稅收無償供給的不公平。因此,應采用混合制的供給方式,主張私人供給與政府管制相結合的形式。
那么,對于職業健康安全產權保護的手段而言,我們不管是選擇政府管制,還是應該選擇自由市場或者兩者皆有的手段,它都體現了我們對勞動力產權保護的價值取向。科斯于1960年提出,針對職業健康安全的最佳公共政策是那種能夠創設明晰、確鑿及可讓渡的且受私法保護的產權政策,私人談判、私法執行都可以成為職業健康安全保護的有效措施。雖然私人談判、私法執行也是有成本的,但這類成本可以在較為清晰明確的產權體系的安排下得以內化。政府對職業健康安全管制主要考慮的問題在于決定誰來進行職業健康安全的保護是最有效最經濟的,它體現了職業健康安全勞動力產權保護效率性和經濟性的價值取向\[10\]。而在隨后的管制經濟理論中,職業健康安全市場廣泛存在著“信息不對稱”,雇主比勞動者占有較多的相關信息(如對工作環境、工作風險等信息),處于信息優勢地位,而勞動者則處于信息劣勢地位,勞動者在與雇主訂立勞動合約時常常成為被欺騙的對象,使得勞動者對勞動過程中職業傷害事件發生性的真實概率的了解處于劣勢地位,而勞動者若需要通過自我搜尋的過程來獲取有關職業健康安全狀況的充分信息,則又需要花費相當多的時間、精力和成本等等,勞動者需要權衡信息的“搜尋成本”和“搜尋收益”,并最終會在信息相對不充分的情況下采取職業勞動的交換行為。因此,勞動力產權的有效實現則依賴于政府管制的保護,它體現了對職業健康安全勞動力產權保護公平性和社會性的價值取向。
職業健康安全與普通物品不同,它不能分割到適應于私有制的狀態。因此,為了達到勞動力產權的完整,政府也許可以被視為公共利益的代表去管理職業健康安全的保護等問題,但通過政府干預所建立的管制機制,卻并不能解決勞動力產權配置的效率性和經濟性問題,同時也無法解決個性化產權的獨占性和排他性問題。正如波斯納所言“只要是因為排他性產權無法解決沖突性(或競爭性)使用的問題,其產權界定就永遠不具有排他性”,而具有非排他性的產權在一定程度上又會形成產權的“公共領域”,導致該產權的“公地災難”。因此,對于勞動力產權而言,因“公共領域”而形成的模糊產權便成為政府對其進行管制的前提。而按照波斯納給出的方案,模糊產權的沖突性使用問題可以通過財產法和民法的途徑來加以解決,前者可將使用權轉讓給最能有效利用資源的團體,而后者則可使使用者承擔義務\[7\]。隨著國家的經濟增長,勞動者職業健康安全產權逐漸呈現出共同性與個體性的差異。共同性產權是基本人權的體現,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對于這類產權需要通過建立政府對職業健康安全規制的政策供給來應對健康安全產權保護的公平性和社會性;而個體性產權是個性化需求的體現,具有“排他性”的特征,對于這類產權需要建立相對明晰的個性化產權制度,讓私權主體之間自由博弈相互調適,以形成有助于職業健康安全傷害成本消散的內部市場來應對健康安全保護的經濟性和效率性。
四、中國經濟增長過程中職業健康安全波動的產權分析
職業健康安全的波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一定的規律性。按現有經濟發展理論,國家經濟的發展須經歷前工業化時期、工業化時期和后工業化時期三個階段\[11\],而職業健康安全事故的發生頻率也會經歷從低到高再到低的“拋物線”的演進過程。這意味著職業健康安全效益的改進在工業化中期階段之前將不斷惡化,在中期階段會出現“拐點”,而在中期階段以后,伴隨工業化水平的提高,職業健康安全狀況將不斷得到改進。當然,這只是我們一種經驗判斷上的假說,我們還需對波動出現的時間、形態進行實證檢驗,當然我們還希望這種經驗判斷是可以被證偽的,同時,我們也不愿看到這種波動效應會在中國發生。因此,我們急需解決這樣一些問題,即職業傷害從高發到低發的轉折,究竟是因為經濟增長中某些內生性環境因素的變化引起的(如,生產要素的結構變動),還是因為某些外生性環境因素的變化引起的(如,政府規制)?如果職業健康安全的波動與勞動力產權之間存在著某種內在聯系的話,那么,其作用機理又是怎樣的,我們是否可以通過對勞動力產權的規制改革來成功跨越這一假說所揭示的波動“拐點”?另外,如果外生性的政府規制機制能夠對職業健康安全波動“拐點”出現的時間和形態產生影響的話,其具體的規制政策又應該是怎樣的?
對于這些問題的回答,我們需要從分析職業健康安全波動的實現條件入手。我們知道,一個國家經濟的發展是資本要素與勞動要素綜合利用的結果,兩者間的相對稀缺程度是決定不同經濟階段所采取的不同產業模式的主要原因,而不同的產業模式或產業結構又是影響和制約職業健康安全的根源性問題。一般而言,如果產業結構中具有高風險特性的資本品工業在經濟增長中占據主導地位時,職業健康安全面臨的風險和傷害發生概率則較大;而如果產業結構中具有技術性、服務性特性的消費品工業在經濟增長中占據主導地位時,職業健康面臨的風險和傷害發生的概率則較小,職業傷害事件發生的廣度和深度也較弱。隨著一個國家或地區實現由農業經濟到工業經濟再到服務業經濟的現代化進程中,其勞動要素的供給也將隨產業結構的變動而出現由粗放型供給到集約型供給的轉變,勞動生產將從高風險、高強度的重工業逐漸轉向技術型、服務型的服務業,職業健康安全所面臨的風險將漸次降低。因此,勞動力要素與資本要素之間的相對稀缺性是引起產業結構變動,并進而引致職業健康安全波動的一個必要條件。
如果從職業健康安全倒U型曲線“拐點”出現的時間和形態來看,勞動力產權的契約機制及其政府規制是實現其“拐點”轉折的充分條件。勞動力產權的清晰界定和規制確權是勞動力供求雙方進行自由博弈的制度基礎,他們之間具體的責、權、利關系都可以通過各行為主體間的自由談判或外在的政府規制來確定,勞動過程中廣泛存在的職業健康安全風險、非對稱性信息、負外部性等問題都能夠在雙方合意的產權契約中得以解決。當勞動力市場存在勞動力供給過剩,勞動者勞動技能低下,勞動者捍衛自身勞動權利的談判能力不足等現象時,勞動者便失去了與雇主在訂立勞動契約中保障其職業健康安全權益的討價還價的能力,勞動力市場的契約機制便無法自發形成對勞動力產權的保護,從而形成強資本產權與弱勞動力產權的等級產權結構。在此產權結構中,資本要素便具有了剝奪勞動者權益的合理動能,這為職業健康安全波動的發生提供了內生性的市場環境。當政府在尋求通過政府規制來實現對勞動力產權進行保護時,若規制機制存在制度缺失、規制不足以及政策低效等問題,職業傷害的廣度和深度都將較大幅度地提升,從而使職業健康安全的波動出現持續時間長,涉及范圍廣,危害程度深等特征,而這則為職業健康安全波動的發生提供了外生性的制度環境。
中國正處于職業健康安全事故的高發期,職業健康安全形勢依然嚴峻,年均死亡人數在10萬人左右,單位GDP死亡人數遠高于西方發達國家的傷亡水平\[12\]。按前所述,導致這樣一種發展困境的根本原因則主要有兩點:一是中國自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以來,所進行的產權制度改革主要都是圍繞物資資本要素而展開的,對勞動力要素進行的產權改革還未開始。經濟社會的發展主要是物質財產得到了充分實現,勞動力產權沒有或者只是部分得到了實現,國家產權制度的改革主要是基于企業低效率而形成的以物質財產產權為主導的單一產權制度,國家對勞動力產權改革的政治意志不足是導致勞動力產權界定不清的外在原因。二是中國人口眾多,大量農村人口需要向城市和工業領域轉移,但勞動者素質和技能的不足又成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阻礙,農村勞動人口除了出賣勞動力以外,毫無競爭優勢,工作選擇性小,只能選擇臟、苦、累、毒的職業安全風險大的行業,勞動力供給有限過剩和勞動者進行個體權利捍衛的談判能力不足是導致勞動力產權界定不清晰的內在原因。另外,由于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勞動力市場的信息偏在問題普遍存在,勞動力產權的責、權、利關系并未形成清晰的界線。因此,中國經濟增長過程中職業傷害的頻繁發生也就具有了現實的合理性。
我們知道,經濟的增長實質上是社會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的過程,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而勞動力產權的界定與保護又是生產關系的具體體現。因此,一個社會勞動力產權的實現方式不能超越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階段,它需要兼顧資源配置效率與社會公平正義的均衡,它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13\]。中國當前經濟增長引起的職業健康安全波動實質上是對特定階段生產關系的一種體現。從歷史的角度看,中國的經濟改革經歷了計劃經濟到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的轉變,國家對產權的改革經歷了兩次重要的轉變。首先是通過國家所有制的管制形式實現了生活資料異常匱乏的自然經濟形態向物質供給日漸充足的商品經濟形態的轉變。在這個轉變過程中,國家面對市場發展的嚴重不足,通過實行干預程度最深,資源配置最有效的國家所有制的形式,完成了國家公權對社會生產所賴以需要的生產資料的配置,其間職業傷害事件也經歷了幾次重大的波動,資本產權和勞動力產權尚未出現變革的需求。其次,伴隨商品供給的不斷豐富,為了提高資源配置的市場效率,國家單一所有的公有制形式逐漸演變成以公有制為主體,私營經濟、民營經濟共同發展的多種所有制經濟形式,資本產權逐漸明晰,市場效率不斷提高,但其間職業傷害事件頻發,社會逐漸出現資本產權強與勞動力產權弱的等級產權結構。勞動力產權的保護在國家優先經濟發展的戰略下,不斷受到經濟理性的越界干擾和損害。
五、中國職業健康安全協同規制的應對策略
中國職業健康安全的勞動力產權面臨著兩種低效率:一是源于政府規制對勞動力產權改革的管制不足而引起的低效率,另一個是源于勞動力市場勞動者捍衛自身權利的能力不足而引起的低效率。這兩種低效率本質上并非彼此孤立,而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相互促進的互動關系,最終導致了職業健康安全保護的管制失靈和市場失靈。這兩種低效率同時造成了中國經濟增長所受到的潛在風險,即物質資本產權的過分張揚與勞動力產權的制度缺失在一定程度上會造成社會結構的劇烈分化,并進而撕裂社會系統的均衡,社會系統的失衡然后又會傳導至政治市場,造成政治市場的失衡,并最終形成對國家現代化的阻礙。那么,對于中國職業健康安全所存在的這樣一種低效率,我們又該如何進行制度的重塑,并盡可能充分發揮勞動力產權的契約機制在職業健康安全保護中所起的應有作用呢?
通常來講,職業健康安全的治理主要有兩條途徑:一是通過對勞動力產權中的“模糊領域”進行清晰界定,并建立一種能有效促進勞動者與雇主之間通過自由談判來訂立勞動契約的產權規制機制,為勞動契約的產權糾紛和自我裁決提供外生性的制度環境;二是通過對經濟增長中具有高風險性的重工業、采掘業及建筑業等產業建立起有效的經濟性規制機制,并配合運用職業健康安全社會性規制的政策供給來形成產業進入的壁壘,為職業健康安全的改進提供內生性的市場環境。我們知道,勞動力產權的契約機制和政府規制是實現對職業健康安全波動的“拐點”時間和“拐點”形態進行有效調節的外在性條件,也是成功跨越其“拐點”的關鍵所在;產業結構的規制與變動是職業健康安全波動發生的內在性條件\[14\]。因此,對于職業健康安全波動的治理需要綜合運用針對勞動力產權的社會性規制和針對產業結構變動的經濟性規制來加以應對。這就需要我們平等看待勞動力產權與物質資本產權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避免出現前強后弱的等級產權結構,以大體實現經濟增長中公平與效率的均衡。
從世界各國的經驗對比中我們發現,職業健康安全規制有效實現的形式具有多樣性、權變性和可塑性等特征。從多樣性的角度而言,在對待職業健康安全規制的方式方法方面,國與國之間各有不同,如英國在對待職業健康安全規制問題上傾向于以合作為本,強調政府、工會、雇主、勞動者之間對職業健康安全保護的共同責任;而美國則傾向于以法令為本,崇尚構建以私人保險為核心的職業健康安全規制機制,由市場的力量自發調節對健康安全產權的保護,政府的管制只是有限參與,體現了新自由主義放任政策的特點\[15\]。從權變性的角度而言,西方國家對待職業健康安全規制的政策策略受到特定社會經濟環境的影響,其政策主張經歷了由經濟自由主義到社會自由主義的轉變。經濟自由主義強調經濟上的自由,并希望縮小政府干預的規模;而社會自由主義則強調社會機會的均衡,希望擴大政府干預的規模以保護公民免受經濟造成的后果,對經濟、社會進行適當調節,以保證每個人平等的權利。從可塑性的角度而言,職業健康安全規制可通過對權益保護與經濟增長的目標解析來尋求經濟性管制、社會性管制與輔助性管制等手段的協調運用,以解決職業健康安全問題中廣泛存在的市場失靈以及政府失靈問題,其規制效率因手段選擇的不同而呈現出一定的差異,如瑞典鼓勵勞動者與利益集團進行廣泛的集體談判和跨階層合作,并配有輔助性的運行機制。
中國社會正處于從物質要素累積的外生型經濟增長模式到勞動力要素累積的內生型增長模式的轉變之中,勞動力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將不斷增強。我們知道,經濟增長不能只追求經濟效益,它還需要兼顧社會效益。但是,職業健康安全保護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矛盾的對立與統一關系,經濟增長既會造成對職業健康安全的傷害,同時也會帶來勞動者的經濟性收益。因此,職業健康安全保護的目標取決于我們實現勞動力產權經濟性收益與社會性(或安全性)收益的均衡。從這一點上來說,政府對職業健康安全治理的目標是眾多目標間的總體均衡,最小化經濟增長與社會系統之間的失衡風險,這是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和和諧社會建設的重要目標,而這一目標的有效實現又有賴于社會“產權制度”或 “權利秩序”的動態優化。然而,最小化或最大化并不是絕對的,它受到各制度、環境、生產力等多種因素和條件的影響和制約,而對職業健康安全的協同規制也不是沒有利益沖突,它需要將不同系統間基于職業健康安全保護而產生的權利沖突或利益分化限定在人們可以接受的范圍之內。所以,中國職業健康安全的協同規制需要以勞動力產權制度的改革為前提,解決經濟增長引起的社會失衡等問題,這是實現從低效的政府干預到高效的多元互動轉變的關鍵所在。
中國勞動力產權制度改革的有效實現應尋求勞動力市場中利益主體間的多元互動,并進而構建一種政府、社會、勞動者與雇主之間“多維一體”的協同規制機制,這樣一種機制應是體現政府、社會、勞動者與雇主之間多方參與、協商共管的社會共責機制,并以此取代政府主導型的職業健康安全管制模式。同時,理想狀態的職業健康安全規制應試圖改變傳統意義上單純依靠正式制度和單向威權來界定職業健康安全產權(或秩序)的方式,著眼于勞動力產權主體間的自我調整和自我適應。協同規制的真正要義在于通過政府規制制度的設計和安排來確立勞動力產權主體與物質資本產權主體之間進行自由博弈和相互協調的外生性環境,從而使職業健康安全的治理可以在經濟系統、社會系統乃至政治系統之間自由靈活地相互調適,實現多元互動,將職業傷害的系統風險和成本予以內化。
借助美國學者黑夫蘭對規制手段的分類\[16\],我們可以對中國職業健康安全規制的手段和方法進行三類劃分:經濟的、社會的和輔助的。職業健康安全規制的有效實現應尋求這三種手段的綜合利用,以解決職業健康安全問題中所廣泛存在的市場失靈、社會失靈以及政府失靈問題。首先,從經濟性規制而言,應對第二產業中產業規模小,集中度低,安全技術水平不足的生產廠商加以限制形成進入壁壘,對職業健康安全邊際投入低于社會平均成本投入的生產廠商實行價格處罰措施,對職業健康安全邊際投入成本高于社會平均成本投入的實行價格補貼,使單個生產廠商對職業健康安全的邊際成本投入符合社會福利帕累托改進的原則,降低職業健康安全的勞作風險。其次,從社會性規制而言,應對勞動力產權所存在的負內部性問題,建立一種職業風險的信息公開制度,并對《職業健康安全法》(中國稱為《職業病防治法》和《生產安全法》)、《勞動法》、《刑法》、《民法》等公法與私法保護機制進行調整,促進勞動者、生產廠商和政府規制主體之間就產權契約的訂立進行自由博弈,以實現職業健康安全保護的公平與正義。再次,從輔助性規制而言,政府規制者并非是天然的社會福利最大化者,他們也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利益博弈者,他們也有可能被特殊的理性資本或利益集團所“俘獲”,從而表現出弱化規制的行為。因此,職業健康安全的社會性規制還需要借助并加強對政府規制的執法監督,通過健全職業健康安全評估機構,自律性行業協會,職業健康安全資信管理組織,公正和仲裁組織以及職業健康安全資質認證機構等輔助性組織,從而促進職業健康安全保護的公民參與和程序正義,并努力使這些輔助性的力量擺脫國家規制部門意志的左右,以體現多元社會的共責之義。
摘要:焊接技術是現代工業中用來制造和修理各種金屬結構和機械部件的主要方法。隨著科學技術及焊接質量的不斷提高,焊接操作人員占工廠職工的很大比例,與此同時,伴隨著出現了各種各樣的不安全、不衛生的因素嚴重地威脅著焊工及其它生產人員的安全與健康。
關鍵詞:焊接技術 安全 健康
1、焊接生產中的勞動保護
勞動保護的目的,是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在生產活動中,勞動保護主要體現在勞動安全和衛生方面,保護勞動者的身體不受傷害。工廠應該建立勞動安全衛生制度嚴格執行國家勞動安全衛生規程和標準。并配備焊接生產的各種安全設備。其次,針對不同工種配備必要的勞保用品,并對勞動者進行安全培訓。使勞動者必須嚴格遵守安全操作規程,對違反安全操作規程的命令有權拒絕執行,保護自己的合法權利。
焊接生產中的勞動保護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內容。
1.1 安全設施
焊接設備、高壓氣瓶、可然氣體必須配備防漏電防爆炸、防火裝置,各種電動設備應設緊急停車裝置等。
1.2 勞動保護用品
必須為工人配備工作服、工作靴、防塵面罩、焊接手套、安全頭盔等物品。
1.3 健全的安全操作規程和制度
1.4 針對焊接工種特殊性的一些措施
焊工作業時在電弧高溫作用下,電焊條產生的氧化鐵、氧化錳、氟化物、二氧化鈦、二氧化硅等煙塵,來自鋼板表面涂層的氧化鋅、氧化銅、丙烯醛、甲醛等有毒氣體和各種金屬粉塵,以及由于焊接電弧的紫外線輻射,使空氣中氧、氮轉化成的臭氧和焊接過程中產生的一氧化碳等氣體,都對人極為不利,易使人造成傷害如:呼吸、塵肺,氟中毒、錳中毒、不銹鋼煙塵中的鉻、鎳等元素有致癌傾向等傷害。那么焊工個人防護措施主要是對頭、面、眼睛、耳、呼吸道、手、身軀等方面的人身防護,防止煙塵危害。
為減少焊接粉塵低及有害氣體的危害,主要應從以下幾方面入手:
(1)選擇低塵低毒的焊接材料。
(2)選擇合理的焊接參數
(3)提高焊接的自動化、機械化程度,減少直接的人工操作。
(4)加強通風排氣,及時把有害物質和污染的空氣排除。
2、焊接生產中的安全管理
(1)焊接設備有帶電的特點,輸入電壓為220V或則380V,若機殼帶電,則能造成觸電事故;雖然輸出電壓低,但在一些特殊場合,也可能造成觸電事故。
(2)焊接過程中容易產生燃燒、爆炸事故。很多事故都是因為施工場地不符合安全要求,焊接飛濺引起周圍易燃、易爆物的燃燒和爆炸。
(3)焊接材料有些本身就是易燃、易爆物,操作、管理不好也容易產生燃燒、爆炸事故。
(4)氣割作業時的火燃也容易產生人身傷害事故。
(5)焊接車間中的沖壓工段容易產生肢體傷害等。
安全事故的產生與安全技術措施不完善或安全管理措施不健全有關。安全技術措施和安全管理措施應當是相互聯系、相互配合的,它們是做好焊接安全工作的兩個方面,缺一不可。安全管理應從以下四個方面進行。
(1)焊工安全教育和考試。安全教育是焊接安全管理工作中的一項重要內容,是使廣大焊工提高安全意識,掌握安全技術和安全知識,提高安全操作技術水平,避免安全事故的發生。焊工剛入廠時,要接受廠、車間和生產小組的安全教育。同時安全教育要堅持經常化和宣傳化。可舉辦焊工安全培訓班、報告會、圖片展覽、設置安全標志、進行廣播等多種形式有效的方法。按照安全規則,焊工必須經過安全技術培訓,并經考試合格后才可獨立上崗操作。
(2)建立焊接安全責任制。安全責任制是把安全工作與工廠中各級領導的職責聯系起來的制度。通過建立焊接安全責任制,對工廠中各級領導、職能部門和有關工程技術人員等,在焊接安全工作中應負的責任明確地加以確定。工程技術人員對焊接安全也要負有責任,因為焊接安全的問題,需要仔細分析生產過程和焊接工藝、設備、工具及操作中的不安全因素,焊接安全問題也是生產技術問題。必須保證與焊接有關的現行勞動保護法令中所規定的安全技術標準和要求得到認真的貫徹執行。
(3)焊接安全操作規程。焊接安全操作規程是人們在長期的焊接生產實踐中,為克服各種不安全因素和消除工傷事故的科學經驗總結。焊接設備和工具管理不善以及操作者失誤是產生事故的主要原因,因此操作規程中規定了正確的操作步驟和操作方法。建立和執行必要的安全操作規程是保障焊工安全和促進安全生產的有力措施。
(4)焊接工作場地的組織。焊接工作場地的組織是將工作場地劃分為不同的區域,并將不同的物品分開擺放,同時保持工作場地與外界的通道。施焊區的面積不應小于4m2,地面應基本干燥,焊機、工具和材料等應整齊擺放在各自的區域。氣管、電纜等不得相互纏繞。工作地點應有良好的天然光線或局部照明,須保持工作面照明度50-100Lx。氣割操作點周圍10m直徑的范圍內嚴禁堆放各類易燃易爆物品,如木材、油脂、綿絲、保溫材料和化工原材料等。如不能清除時,應采取可靠安全措施后方能開始切割。室內作業應通風良好,不使可然物質和易爆氣體滯留。室外作業時,操作現場的地面與登高作業以及與起重設備的吊運工作之間,應密切配合,避免高空落物。在地溝、坑道、檢查井、管道或半封閉地段作業時,應先用儀器檢查其中有無爆炸、中毒的危險。施焊現場附近敞開的孔洞、地溝等,應用石棉板蓋嚴,防止焊接時火花濺人。
綜上所述,由于焊接過程存在許多潛在的危險,為此應對從事該作業人員應嚴格要求,必須對其進行相應的、專門的安全技術理論學習和實際操作訓練,提高此類作業人員的安全技術素質,并經考核合格取得安全技術操作證后方準獨立作業;同時通過培訓使他們了解焊接生產特點、焊接操作基本原理及焊接工藝、工具的安全使用;嚴格執行安全規程和實施防護措施,保證安全生產,避免發生施工事故。
摘 要:本篇探索南京勞動保障信息系統(以下簡稱:“南京系統”)安全風險防范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提出南京系統存在的問題及解決問題的對策,確保南京系統正常平穩運行。
關鍵詞:勞動保障; 信息系統; 安全; 對策
一、引言
南京系統的設計規劃、開發建設,一直到系統的運行維護管理等各個環節,都將安全問題置于首要位置予以考慮,結合我市勞動保障工作實際,從系統網絡、主機設備、數據庫、應用系統、人員管理、承建單位協調管理、區縣包括街道社區勞動保障信息化建設管理等各方面,制定實行了一系列比較全面、詳細、具體的有關管理制度和規定。
本文提出了南京系統的安全風險防范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并列出了系統風險防范的各種對策、機制。
1.南京勞動保障信息系統當前安全運行風險防范機制
南京系統從開發至今,始終將安全體系建設置于最重要位置,建立起包括應用系統、數據庫系統、系統網絡、物理環境、入網單位、入網人員等各個層面、多方位的安全風險防范機制。
1.1應用系統安全防范機制:應用系統設置有三層管理機制,用戶級、任務級和系統級,嚴格控制系統操作權限和范圍,確保每一用戶的使用權限和操作合法性。
1.2數據庫系統安全防范機制:通過系統權限、角色權限、數據權限的管理,建立了數據庫系統的權限控制機制。
1.3系統網絡安全防范機制:關閉不需要開放的服務端口,限制用戶的操作權限,使用網管軟件,加強網絡安全管理。
1.4勞動和社會保障卡安全防范機制:卡密鑰系統為一卡一密,防止偽造。
1.5物理環境安全防范機制:存儲信息的備份介質達到防塵、防潮、防毒變要求;主機房安裝自動防火設備。
1.6各區縣局域網安全管理情況:各區(縣)勞動保障信息系統的建設與安全管理統一規劃、統一部署、統一建設。
1.7入網機構和個人的安全管理:實行上崗前安全操作培訓,對外機構:如定點醫療機構、全市各街道和社區等單位需要接入南京勞動和社會保障信息網的,建立了一套較完備的入網資格認證方案。
2.南京勞動保障信息系統安全運行方面存在的風險
2.1管理層面。南京系統安全運行文件內容側重點主要是如何避免南京系統客戶端的安全運行風險,忽略后臺的安全運行風險,且文件執行力度不夠。
2.2技術應用層面。
2.2.1主機網絡設備缺乏有效機制進行管理與維護。
2.2.2應用系統程序眾多,功能繁雜,開發技術相對落后,系統架構缺乏先進性。
2.2.3只重視系統網絡核心的技術支撐,弱化了系統輔助設備以及客戶端的技術管理。
2.2.4系統的容災恢復技術嚴重缺乏。
2.2.5缺乏動態口令認證系統。
2.3操作層面。對一些出現的故障沒有做到“能發現”,“有證據”。
2.4人員層面。對信息技術人員培養投入不到位。
3.南京勞動保障信息系統安全運行風險防范對策
3.1安全防范技術對策。
3.1.1網絡拓撲分析對策。對策內容:根據網絡的實際情況,繪制網絡拓撲圖;分析網絡中存在的安全缺陷并提出整改建議意見。
對策作用:針對網絡的整體情況,進行總體、框架性分析。一方面,通過網絡拓撲分析,能夠形成網絡整體拓撲圖,為網絡規劃、網絡日常管理等管理行為提供必要的技術資料;另一方面,通過整體的安全性分析,能夠找出網絡設計上的安全缺陷,找到各種網絡設備在協同工作中可能產生的安全問題。
3.1.2防病毒軟件病毒庫定期升級對策。對策內容:防病毒服務器通過INTERNET更新病毒庫;防病毒服務器強制所有在線客戶端更新病毒庫。
對策作用:通過不斷升級病毒庫確保防病毒軟件能夠及時發現新的病毒。
3.1.3服務器定期掃描、加固對策。對策內容:使用專用的掃描工具,在用戶網絡管理人員的配合下,對主要的服務器進行掃描。
對策作用:找出對應服務器操作系統中存在的系統漏洞;找出服務器對應應用服務中存在的問題。
3.1.4信息備份系統。對策內容:定期備份電子信息。
對策作用:防止核心服務器崩潰導致網絡應用癱瘓。
3.2安全防范管理對策
3.2.1管理制度對策。對策內容:編制詳實的涵蓋系統建設各個層面的規章制度,建立制度的實施辦法與流程,建立健全制度實施、監督的流程與辦法。
對策作用:使系統安全體系制度化、標準化,規范了系統的運行行為與操作行為,在管理上保證系統的安全運行,降低風險發生的幾率。
3.2.2建立系統安全風險防范評估機制對策。對策內容:進行自評估和他評估服務兩類;進行安全檢查;進行系統安全保障等級評估;安全認證與認可。
對策作用:安全風險評估安全風險評估是應用比較廣泛的一種安全評估方法,是系統風險管理的前期活動,風險評估具有基礎性作用,為信息系統安全建設指明方向。
3.2.3人員對策。對策內容:制訂針對系統管理者、系統使用者、系統決策者等不同層面的培訓內容與培訓計劃,并形成制度化、標準化;建立動態、長效的信息化技術和勞動保障業務的研究機制。
對策作用:提高人員素質,增強系統維護開發的力度,保證系統被正確的使用,從而從“人”這個因素上防范系統風險的發生。
二、結束語
南京勞動保障信息系統的安全不是一朝一夕的工作,而是一項長期的、艱巨的任務,需要全局的參與和努力。同時要加大投入,建立全新的系統運行風險安全防范體系,并在管理上、制度上保證該體系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