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5-02 03:2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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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費耶阿本德 科學規則 自然觀 后現代科學 解釋學循環
摘 要: 本文發揮了費耶阿本德關于科學研究標準和規則對世界結構的依賴性的觀點,提出在科學研究活動中存在著解釋學循環。在對科學研究的基本標準和規則——客觀性原則、實驗原則、可重復性原則等——進行了細致的分析之后,本文指出這些貌似不證自明的原則的有效性依賴于其背后的自然觀假定,揭示了這些原則和假定的相對性和局限性,并指出在某些特定的情景下它們會完全失效。最后文章展望了科學研究標準改變的可能性。
一、科學研究規則對自然觀假定的依賴性
在費耶阿本德對多元主義方法論的辯護中,有一個基本的論證,即強調不應該先驗地規定科學研究規則。“只有在一個具有某種結構的世界中,我們所使用的標準和我們所推薦的規則才有意義。在一個不呈現該結構的領域中,它們便成為無用的,或開始成為無效的。” [1]也就是說,科學標準和科學規則的有效性是由我們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狀況所決定的。費耶阿本德在這里敘述了一個相當平庸(甚至有點瑣屑)的真理,即科學方法論原則依賴于自然觀假定,但是這平庸的真理,加上一些大家可能會很容易接受的輔助假說,卻蘊涵了非常有趣的邏輯結論,值得我們認真分析。
例如,甚至象科學研究應當導致理論的經驗內容增長的基本原則,拉卡托斯認為這是不同研究綱領選擇的根本標準,我們一般都認為是天經地義的,費耶阿本德認為這其實也只是在一定范圍內才有效的。“認為自然界在質和量兩個方面都是無限豐富的,這種想法導致作出新發現的愿望,因而導致內容增長的原則。該原則給了我們另一個據以判定理論的標準:與已知的內容相比,具有超量內容的理論優于沒有超量內容的理論。這個標準也不是不可觸犯的。一旦我們發現我們居住在一個有限的世界中,這個標準便遇到了麻煩。”
有趣的是,這個看起來是哲學家構思出來的理想實驗,現在卻成了科學家的實際研究課題。例如,著名物理學家霍金就認真地討論起科學終結的前景。他指出:在物理學中,我們認識事物的層次是由施加于研究對象的能量所決定的。能量越大,揭示的層次越深。但是由于宇宙本身的性質,我們用以研究物理世界的能量有一個極限值。因為,“如果人們有一個比1千億億(1后面跟著19個0)吉電子伏的所謂普朗克能量的粒子,它的質量就會集中到如此的程度,以至于會脫離宇宙的其他部分,而形成一個小黑洞。這樣看來,確實當我們往越來越高的能量去的時候,越來越精密的理論序列應當有某一極限,所以必須有宇宙的終極理論。” [2]如果霍金的推理沒有錯誤的話,那么由于宇宙本身的規律性,我們對宇宙的認識在這個角度上原則上就是有界限的。而在這種情況下,原本看上去不言自明的科學標準就不再適用了。
我們在這一案例中所關心的并非物理學是否可能在原則上存在極限,——雖然這本身也是一個合法的、很有意思的研究課題,——而是通過這一案例更加清楚地揭示了科學研究標準對于世界狀況的深刻依賴性。或者更嚴格地說,一切科學研究準則都以相關的世界狀況的假設為前提。
按照海德格爾的觀點,解釋者對被解釋對象的“認識預期”是需要解釋的意義的一部分,理解活動的完成因而依賴于理解的“前結構”,即一組在理解之前業已存在的決定理解的因素。因而,這一基本的“循環性”就始終存在于“前結構”與解釋者的“情景”之間。但是,這并非“惡性循環”,而是作為“此在”的人進行認識活動的基本條件。而在科學研究中我們發現,為了要認識自然世界,我們必須要進行科學研究活動;科學研究活動要遵循一定的規則,而科學研究的規則又必須建立在我們對自然世界基本狀況的假定上;而自然觀假定又是建立在科學知識基礎上的。因此,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在科學研究活動中也存在如圖1所示的解釋學循環。
在本圖的模型中,帶箭頭的連線表示前者對后者具有影響和決定作用,但前者不是后者的唯一的決定因素,同時還有其它因素發生作用。任何一個環節發生變化,就會導致下一個環節的變化,最后整個循環都會發生變化。在科學研究的解釋學循環的各個環節中,一般來說,對于科學知識的歷史性和相對性的認識最為充分,其次就是對于自然觀假定的歷史性和相對性也有一定的認識;但是,很少有人承認科學規則同樣也有歷史性和相對性。這也難怪,因為科學規則本來就是科學研究的解釋學循環中最為穩定、變化最為緩慢的環節。同時,這也表明了科學研究規則更深刻地體現了科學研究的本質,所以它成為了科學哲學研究的主要課題之一。鑒于科學研究的解釋學循環的內容非常豐富,所涉及的理論也很復雜,作為研究工作的第一步,在本文中我們將首先探討科學規則的假定性和改變規則的可能性。
二、科學標準和規則的假定性
加達默爾認為,人的存在局限于傳統之中,其認識都會有不可避免的“偏見”。人類歷史是由傳統的各種力量積累而成的,這就是“效果史”。在“效果史”中,過去與現在相互作用,當前的認識受制于過去的傳統因素。真實的理解乃是各種不同的主體“視角”相互“融合”的結果。而科學作為現實的人的研究活動,總是在一定的社會、文化和知識條件下進行的,總是在一定的世界觀預設下展開的;科學作為對自然的解釋活動,總有其“先入之見”;所以科學研究從來都不是絕對中立客觀的。許多情況下,我們往往規定了各種研究活動所必須遵循的原則,也確實對科學研究起到了很好的促進作用。但是,如果毫無批判地固守這些原則,就很可能封殺了科學研究的新的可能性。如果在科學研究活動中,真是象我們所標榜的那樣要堅持研究結果的開放性的話,就不應該先驗地規定世界的狀況;因此,也不應該先驗地規定在一切情況下都應該遵循的科學規則和科學標準;或者更加現實地說,對于任何科學準則都應當清醒地意識到其對世界狀況的假定性。以下是對一些科學研究基本原則的邏輯假定性的純理論探討,在邏輯上并非意味著作者對這些基本原則的否定,更不意味著對所討論的非主流觀點的支持。
1,客觀性原則與客觀性假定
科學活動的最基本準則之一是客觀性原則,即堅持認為合理的、可接受的科學研究結果應當是與主體無關的,與研究者自身的信念、情緒如何無關。如果某一研究結果依賴于研究者,則可以說這一結果是非科學的。這一原則是建立在以下假定基礎上的:自然世界的狀況是絕對客觀的,自然本身的狀況與研究者自身的信念、情緒如何無關,或者說研究者的心理活動對于自然世界沒有影響。
這一假定當然不是空穴來風,它是有相當牢固的經驗基礎的,而且客觀性原則指導下的科學實踐確實也是碩果累累。但無論是科學研究的結果,還是哲學的思辯,從來都沒有確定性地證明客觀性的假定。而且在客觀性原則指導下的科學實踐,在原則上恐怕也是無法證明客觀性假定的。因為這種證明的結果是很難擺脫循環論證的怪圈的。
相反,在科學內外對客觀性原則和客觀性假定倒是存在一些批評和挑戰。例如,無論是在心理學研究中,還是在日常生活中,心理暗示對于身體機能的影響都是公認的經驗事實。至少在對于研究者自身的心理-生理狀態的研究觀察上,客觀性假定已經破產,客觀性原則已經失效,或者說客觀性原則的適用范圍要作調整。例如,我本人就曾經對自己是如何從清醒狀態慢慢進入睡眠狀態很感興趣,想要觀察它,可是這反而導致我無法入睡,從而所觀察到的生理-心理狀態和正常情況下的狀態區別很大。所以內省作為對心理狀態的研究方法,一直受到科學家們的懷疑,也就是說觀察者的內心狀態乃至生理狀態對于觀察者本人而言,不是一個客觀的研究對象。
一般科學家乃至科學哲學家并不認為,這一限制有什么本質的意義,并且認為這一限制就是要保證客觀性原則能得到遵循。但是,為什么要附加這一限制呢?答案是:因為心理活動對生理活動有影響。問題是:為什么對觀察者自身心理-生理活動之外的一切自然研究不存在這一限制?這是否意味這在整個自然界中,觀察者的心理-生理活動具有本體論意義上的特殊性?它不是那么“客觀”?顯然這又涉及到復雜的心身關系問題,涉及到整個自然界的統一性破缺的問題。但如果我們相信心身之間存在著相互的因果作用,生理活動受心理活動作用因而不那么“客觀”的話;則由于人的心理-生理活動和自然界中的其它一切現象與過程都可能存在相互作用,那么自然界中的一切現象與過程就都因而喪失了其絕對的“客觀性”,最終導致客觀性原則的徹底失效。因此,這一原則只能作為一種實用原則予以保留,因為我們可以強調這一事實:心理活動對物理現象和過程的影響,除了對心理活動者的心理-生理活動的直接影響外,一般可以忽略不計。但其原本宣稱擁有的至高無上的地位,恐怕就此也就徹底喪失了。
在爭議很大的“靈學”研究中,存在著名的“山羊-綿羊效應”,即研究者如果相信存在心靈感應等非主流的觀點,則研究結果往往傾向于支持這一觀點;相反,如果研究者對這種觀點持懷疑觀點,則研究結果往往傾向于否定這一觀點。對此效應存在著兩種截然相反的解釋,主流科學家們認為,這證明了所謂靈學研究的非科學性、非客觀性;而靈學的支持者們則堅持認為這種效應本身也正是心靈感應的結果,它再一次證明了他們觀點的正確性,并因此而反對客觀性標準。根據我們以上的分析,可以說在這兩派相互對立的觀點之間,并不存在著中立的裁判標準。雙方都不可能在不借助對方否定的原則的基礎上批駁對方的觀點。主流科學家們用以批駁靈學研究的客觀性原則,恰恰是建立在靈學研究者們所反對的客觀性假定基礎上的;另一方面,靈學研究者們所宣稱的發現,又因其研究缺乏主流科學家非常珍視的客觀性原則而被嗤之以鼻。如此,在這兩者之間的選擇就不可能是基于理性的證明,只能是外部因素影響的結果。費耶阿本德就認為,“科學的經驗論淘汰了自己的泛靈論的競爭對手,淘汰了尼茨海姆的阿古利巴的信徒約翰·迪依、羅伯特·弗拉德,并不是因為它更好地說明了不依賴于這兩種觀點而存在的世界,而是因為使用了一種不允許產生‘唯靈論’結果的方法,它清除了這種結果,然后描述了這個枯竭的世界,暗示說沒有發生任何變化。”([1],95頁腳注。)
對于解決這一認識論的僵局,一味使用原則性的概念互相指責是無用的,只能是在具體的認識實踐中發展各自的傳統,擴大各自的影響力,最后由社會實踐對兩種傳統進行選擇。(其實在這一問題上,過去和現在一直也是如此解決的,如果我們不被表面上的修辭學所蒙蔽的話。)
2,實驗原則與實驗能夠獲得自然本質知識的假定
近代科學常被稱為實驗科學,因為實驗是近代科學研究的一個主要特征。所謂實驗,是指用物質的手段來主動控制和改造研究對象,從而獲得有關研究對象的本質規律的知識。它與消極地被動觀察研究對象相比,可以揭示許多自然狀況下難以發現的規律和聯系,極大地促進了科學的發展。實驗可以作為研究自然對象的一種合理的方法,要依賴于這樣一種假定:即我們所研究的自然世界在我們加以物質的干預后,在原則上并未喪失其本來的特性,或者說從被改造的自然對象所獲得的知識可以應用于未被改造過的自然對象。這一假定遠非不證自明的,例如并不為道家等學派所接受。他們提出,被改造過的自然,已經不再是真正意義上的“自然”,因此實驗結果無法揭示自然真正的奧秘,需要補充以直覺的體悟等。這一原則在近代科學中的成功,也并非徹底地證明了這一假定。
量子力學的“測不準原理”可能就是對實驗原則的一種挑戰。所謂“測不準原理”是量子力學所揭示的一種客觀規律,即在微觀世界中,原則上我們對于某幾對共扼物理量測量的精度不能同時無限制地提高。例如,如果我們提高了某一粒子的位置測量精度,則其動量測量的精度就會大大下降。值得注意的是,這和研究者觀測能力無關,因為原則上觀察者對任一物理量的觀測精度可以無限提高。對于這一原理,物理學家這樣來解釋:對于微觀對象的認識,總是在一定的實驗條件下進行的。而要提高位置測量的精度所施加的控制條件,恰好嚴重地妨礙其動量的測量。反之亦然。
其實在經典物理學研究中,實驗對對象的狀態的干擾也是存在的。如,測量一杯熱水的溫度,需要將一枚溫度計放在水中,讓溫度計和水進行熱交換,從而使得溫度計的溫度和水溫相同,溫度計的讀數可以指示水的溫度。但在此過程中,熱水和溫度計的熱交換,改變水的溫度,因此溫度計的讀數與實際熱水的溫度是有偏差的。但是我們可以通過盡量將溫度計做得小些,溫度計的原始溫度與水溫盡量接近,甚至計算溫度計前后溫度變化所交換的熱量來恢復原有的水溫等。由于經典物理學處理的都是宏觀現象,所以實驗的干擾的影響實際上可以忽略不計。
但實驗對自然現象和過程的干擾是不可否認的,因此實驗的原則所適用的范圍也是相對的、有限的。對于某些極其敏感的現象和過程,實驗方法是否是足夠的研究手段?量子力學家們采取的策略是,宣稱自己研究的不再是純粹的自然現象,而僅只是在觀察實驗活動中被改造過的現象和過程。如玻爾的名言:“量子力學使我們想起一個古老的格言:當尋找生活的和諧時,人們決不應當忘記,在生活的戲劇中,我們自己既是演員,又是觀眾” [3]。實際上,按照哥本哈根學派的解釋,所謂自然不再是那種與主體毫無關系的純自然。這樣來解釋,當然可以成功地解決或回避實驗干擾所帶來的認識論問題。但它是以重新界定科學研究功能,并重新界定自然世界(即重新修改自然觀)為基礎的。這再一次地說明了科學標準和科學規則的有效性是由我們所生活的世界的狀況所規定的。[1]但是,除了這種堅持科學研究標準和規則,并以此而修改自然觀的方案之外;其實至少還存在另外一種邏輯上的可能,即保留原先的純自然的概念,并堅持認為科學研究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去認識那“原本的自然”,但修改科學研究的標準和規則,如引進直接領悟自然的非主流方法等。
實驗原則還依賴于另外一個還原論的假定:即研究對象原則上是獨立的,可以獨立于環境的,因此也是可以隔離研究的。所以,在實驗室環境所得到的研究結果是能夠真實反映對象的規律聯系的。但是量子力學中EPR關聯所揭示的非定域性,告訴我們世界是整體聯系的,所以任何對象本質上都是互相包含、互相滲透的,因此是不可以隔離研究的。愛因斯坦曾對這一性質感到嚴重的不安:“假設,兩個粒子以同樣的很大的動量相向運動,并設在它們通過已知位置時,它們在一段很短的時間里發生相互作用。現在考慮一個觀察者,他在遠離相互作用區域的地方逮住了一個粒子,并測量它的動量;這是根據實驗的條件,他顯然能夠推導出另一個粒子的動量。但是,如果他選的是測量第一個粒子的位置,他就能說出另一個離子在哪兒。這是從量子力學原理作出的一個完全正確而直截了當的演繹;然而這難道不是很悖理的嗎?在兩個粒子之間的一切相互作用都已消失之后,對第一個粒子作的測量怎么會影響第二個粒子的狀態呢?” [4]既然現在實驗已經證明了自然的規律確實具有這種“很悖理的”特征,那么原則上任何對象都是無法隔離的,實驗原則又如何成立呢?
3,可重復性原則與自然規律普遍性假定
為了保證科學事實的可靠性,防止錯誤,科學研究強調科學事實的認定必須遵循可重復性原則。即只有在不同研究者、不同實驗室、不同時間和地點都能重復驗證的事實,才可以認定為科學事實。這一原則為科學知識的可靠性提供了篩選機制,意義很大。這一原則同樣也是建立相關的世界狀況的假定基礎上的。只有假定自然規律是普遍的,在不同的空間、時間,在相同的條件下,自然現象的表現是一樣的、或者非常相似的;可重復性的要求才是合理的。
按照這一標準,我們發現科學所認定的事實,或者說在科學研究中有意義的事實,只是客觀事實或經驗事實的一個很小的子集。所謂客觀事實,是指在特定時空發生的過程,不管是否為人們所認識。而經驗事實是指為人們所經驗到的客觀事件,不管是否具有可重復性。由于在科學研究活動中,必須是可重復的事實才能認定為科學的事實;這樣,科學研究活動才確保了可靠性的同時,也極大地縮小了自己的經驗基礎。因為,那些由于種種原因難以重復的經驗事實會被無情地排斥在科學的門外。而我們每一個人從自己的生活中都知道,存在大量非常可靠的、卻難以重復的經驗事實。
當然,這里存在著對于事實的可重復性的正確理解問題。可重復性,從來都只能是相對意義上的,不可能是絕對的。因為絕對意義上說,每一個事件都是獨一無二的,因此都是不可重復的。但這樣對可重復性提出批評似乎是在吹毛求疵,沒有意義。其實,科學研究之所以非常重視現象的可重復性,其本質原因是想要通過可重復性來證明相關現象的真實性。所以,在科學研究中如何堅持可重復性的要求是很復雜的,它與我們試圖從這一事實中得出什么樣的結論,或者如何界定事實的關系很大。就我們現在的淺見,至少可以分為以下幾種情形:1,作為某一普遍規律證據的事實,需要高度的可重復性。例如,著名細胞生物學家貝時彰先生宣稱則觀察過細胞重建現象,但一直未能予以重復,所以不能認為它是真實的。這一事實的意義在于,它對細胞來源的規律性認識有直接的影響,因此對于這類宣稱的可重復性要求是較高的。2,作為對某個單一特定事件的描述,不需要也根本不可能要求可重復性。如日本侵略軍在南京的大屠殺,就是這類例子。換言之,只有觀察條件句應該滿足可重復性要求,而觀察句則不需要。3,介乎兩者之間的可能性事件,則必須在滿足相關條件的情況下多次觀察,通過統計計算才有可能證實。
所以,不能簡單地用可重復性作為標準來論斷事實的真偽,我們發現有一些科學界公認真實的事件是很難重復的。例如,在非線形科學研究領域中,存在著一些對初始條件極其敏感的事件。只要在初始狀態有一個極小的擾動,結果就會天地懸隔。那么這樣的事件就是很難重復的,因為在實驗條件下,我們很難那么精確地再現原先事件的初始條件。有時候,我們往往要借助于功能非常強大的計算機模擬才能重復這一事件。[2]清華大學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中心吳彤教授在回答筆者請教時指出,這類初始條件極其敏感的事件,在初期還是有相當強的可重復性的,但越到后來分歧越大。而隨機現象則恰好相反,每一次事件單獨發生時,是難以重復的。如每一次拋硬幣的結果不見得能重復以前的結果,但隨著重復不斷次數積累之后,則統計的規律越來越確定。由以上事實看,以可重復性來作為事實真實性的檢驗是過于苛刻了。至少就以上情況看,對小概率的隨機事件及初始條件極其敏感事件長過程的檢驗,就很難以可重復性來檢驗事件的真實性。
除此之外,“后現代科學”的著名代表人物英國科學家魯伯特·謝爾德拉克所提出的“構成因”假說認為,宇宙規律并非象過去所設想的那樣是永恒的、無比堅硬牢固的,它其實也是一種不斷演化的習性的表現而已,是隨著時間演化而改變的。按照這種觀點,分子、晶體、細胞、組織、器官和有機物所具有的特有的形式是由被稱之為“形態發生場”的特殊場所形成和保持的。這些場的結構是由與過去類似系統的“形態發生場”衍生出來的;過去系統的形態發生場通過一種叫做“形態共振”的過程變為后來出現的類似系統,并且“形態共振”的作用不會因時間和空間的分離而受到影響。
這一假說可以解釋許多過去難以解釋的現象。如新化合物結晶非常困難,但一旦某個實驗室制備了一種化合物的結晶后,在其它的實驗室再制備同一化合物的結晶就越來越容易了。傳統的解釋是說,前面晶體的碎屑起著一種“種子”的作用,附著在科學家們的胡須或衣服上,從一個實驗室帶到另一個實驗室。如果沒有科學家互訪的現象,則認為這種種子是在世界中漫游的空氣中極小的塵埃顆粒。而“構成因”的觀點解釋說,在第一次結晶之前,晶體不存在特別的形態發生場。但是,在第一次晶體形成之后,結晶受到前面晶體的形態發生場的影響,物質結晶的次數越多,結晶就越來越容易。這個假設是可以檢驗的,如果科學家們互不接觸,而且塵埃顆粒通過空氣凈化之后,這種現象仍然不斷發生,則可以證明這個假設。
這一假說對于1920年著名心理學家威廉·麥獨孤在哈佛大學所做的老鼠實驗結果的解釋更是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麥獨孤發現老鼠從一個特殊設計的迷宮中逃生的速度一代比一代明顯提高。由于下一代的老鼠是由學會了逃生技巧的老鼠所生育的,所以麥獨孤曾認為這是后天習性的獲得性遺傳。后來,他又從每一代學習最慢的老鼠中挑選生育下一代來進行測試。基因選擇也許應該使得老鼠學習能力下降,結果發現學習能力仍然提高了。后來其他研究人員,如愛丁堡和墨爾本的研究人員在重復實驗時發現,他們做實驗時第一代老鼠學習的速度遠比麥獨孤實驗時第一代老鼠的學習速度要快。而且無論是受過訓練的老鼠的后代和從未接觸過迷宮測試的老鼠的后代都是如此。拉馬克的理論顯然是無法解釋了。而“構成因”假說與此卻很一致。 [5]
這種假說尚未得到科學界的一致認可,但如果它是真的話,在諸如此類的情景下,堅持可重復性原則就可能意味著對非常可靠的事實的否定,顯然會阻礙科學的發展,是非理性的。
除此之外,還有許多為科學家或科學哲學家們拳拳服膺的基本準則都是可以突破的,本文限于篇幅,無法一一列舉。相信在對上述最根本的準則的分析之后,很難再堅持什么絕對不可違反的原則了。
三,科學研究標準改變的可能性
破壞總是容易的。雖然在科學沙文主義甚囂塵上之際,對于科學基本準則的批評是需要勇氣和洞見的,但更為困難的是在指出現有準則不足之后,如何建立更加合理的新準則。費耶阿本德的主要不足也正在于此。費耶阿本德的無政府主義認識論,重破壞,輕建設,是因為他認為根本不可能存在任何永恒的準則,所以樹立任何準則歸根結底都是徒勞的。在他的心目中,其實還是存在一種對永恒的迷戀;既然無法通過正面肯定的方法來達到永恒,那么就通過不作任何肯定的方式來達到永恒。
我們提倡“立字當頭,破在其中。”這是因為,我們欣然接受無法達到永恒的這一事實。正如海德格爾所說的那樣,“決定性的事情不是從循環中脫身,而是依照正確的方式進入這個循環。”“在這一循環中包藏著最源始的認識的一種積極的可能性。當然,這種可能性只有在如下情況下才能得到真實理解,那就是:解釋領會到它的首要的、不斷的和最終的任務始終是不讓向來就有的先行具有、先行看見與先行把握以偶發奇想和流俗之見的方式出現。它的任務始終是從事物本身出來清理先有、先見與先行把握,從而把握課題的科學性。” [6]我們嘗試地提出一些我們事先知道終有一天必然會被突破甚至拋棄的準則,只是為了我們今天和不遠的將來科學研究的暫時需要。以下是我們的一些建議:
堅持實踐第一的原則,在科學研究標準和規則與人類研究的實踐行為相沖突時,除了堅持這些標準和規則以捍衛科學的嚴謹性這一常規選擇之外,也要考慮這些規則背后的假定是否可能已經喪失了其原先具有的合理性。
我們面對大自然也許應該更加謙虛一些才好。也許,我們不應該規定大自然必須如何,以使得我們指定的科學研究標準和規則可以運轉良好;相反,我們應該順應自然的規律,適時調整科學研究的準則。也就是說,科學哲學的研究應該不僅包括為科學現行實踐辯護的功能,更重要的可能是為了促進人類認識能力的發展,改造科學實踐的規則。[3]從這種意義上講,費耶阿本德“怎么都行”的口號,對于松開綁在科學研究者身上過緊的束縛,還是有其啟發意義的。
在放寬了科學研究的標準之后,如何建立一套新的規范,在科學研究中如何防范作偽,過濾掉幻覺、巧合(目前為止科學界非主流派的記錄不是很令人信服,但也有對手抹黑的成分)等等,是擺在后現代科學面前至關重要的任務。尤其應該借鑒近代科學起源過程中科學規則逐步建立的寶貴經驗,在科學研究的解釋學循環中逐步完善新的傳統。
我們認為,科學研究準則的改變存在著兩種可能的途徑:“和平演變”與“暴力革命”。所謂“和平演變”的策略是,通過發揮和引申在堅持現有科學研究準則的前提下所獲得的科學新成就來改變自然觀假定,從而支持科學準則的改變。“和平演變”的主體是主流科學家,所援引的觀念資源主要來自科學界內部,科學準則的改變是漸進的、平和的、甚至是不知不覺的,或者說在科學準則逐漸改變的過程中科學準則仍然保持了相當程度的延續性(近代科學的發展其實就是這樣,只不過似乎很少人是有意識地、自覺地這么做的),因此不會引起過于強烈的文化沖突。反對者會問,既然科學準則是自然演化的,那么這篇文章有何意義?答曰:由特定的科學成就轉化為自然觀假定,并最終導致科學準則改變的過程,決非是一個不需要研究者自覺主動創造的自然過程。如果科學研究的這一解釋學循環能為研究者們充分認識的話,這一過程就會發生得更加順利。
而“暴力革命”的策略是,在主流科學共同體之外,引入科學界非主流的自然觀假定,或者發揮和引申科學界之外其它文化的自然觀假定,在相應的研究準則指導下,獲得大量新的發現,從而支持科學準則的改變。通過建立自身的解釋學循環,逐步擴大這一傳統在社會文化中的影響,最終使得其成為社會上具有權威性的知識標準,并成為主流意識形態的一個組成部分。這一策略導致自然觀假定與現行主流科學準則的沖突,進而對現行的科學準則提出挑戰和批評,最終實現科學研究模式的改造。這是費耶阿本德的擴散原則在自然觀與方法論關系的層次上的應用。這種途徑必然招致科學界和科學哲學界保守人士的猛烈抨擊,阻力極大。并且在革命階段,由于舊準則受到批判,而新準則尚待探索建立,往往會出現嚴重的失范現象;所以正如在政治的暴力革命難以避免非常殘暴的行為一樣,科學準則改變的“暴力革命”也難以避免各種欺詐現象混入其中。但是,這一策略有可能導致對原有束縛的突破,開拓新的視野,擴大科學認識的經驗基礎的范圍,帶來人類認識能力的極大提高,并且克服近代科學研究準則所帶來的兩種文化分裂。而在實際的發展過程中,這兩種策略可能會是交替使用,也可能會是混合使用。
雖然,后現代科學只是后現代主義思潮中影響很小的一個支派,而且嚴格地講是否算得上真正的后現代主義也是有爭議的。但是,我們在這里可以以她為例探討一下科學規則改變的現實可能性。按照后現代科學的觀點,科學活動雖然象社會建構論者所說的那樣,受到純認知之外的因素影響,攙雜著對于權力的追求等,但仍然是以對真理的追求為主的。科學也確實需要數據和經驗的證明,在一定意義上講,證據也要有一定的可重復性。但是對科學研究活動的限制本身也需要附加一定的限制,或者說,科學活動本身在以下方面是不應該受到限制的([5],33-35):
1,科學研究方法應適用于一切領域,即科學不應該局限于只借助于動力因運作的純粹物質事物的范圍內。因此,科學可以研究自然對象的內在經驗,可以將自然規律當作演化著的習性來進行研究。
2,科學研究需要反復的經驗證明,但不應該局限于特殊類型的證明方式,如實驗室的實驗。所以,可以拓寬科學的范圍,包容各種不同類型的證明方式,在各種“自然”狀態下的觀察結果不應當作不嚴格的經驗而拋棄。
3,科學對真理的追求不應該依附于任何有條件的信仰,科學應該不局限于任何特殊類型的解釋。所以,科學研究中原則上不排斥下列觀點:自然的基本單元是有感知能力、內在價值和內在聯系的,自然的規律是演化中的“習性”,存在“向下”的原因,存在超距作用,作為一個整體的宇宙是一個對其組成部分產生影響的有機體,宇宙及其進化有內在的意義。
迄今為止,后現代科學的理論體系仍然是非常粗糙的,“科學”依據不足,理論根基不夠扎實,也許作為科學未來發展方向的候選者來說,她未必是夠格的。但她可以啟發我們思考目前主流科學的缺陷,并認真地展望一種新的科學認識實踐模式。
【摘 要】環境化學是環境科學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分支,它為生態環境的恢復與建設提供了可靠的技術保障,為現代環境科學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環境科學技術的核心是對環境中的有害化學物質進行專業的化學分析,從而系統歸納存在的全部環境問題,為徹底解環境污染問題做好準備。為此,本文將具體來分析環境化學在現代環境科學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與作用,先從分析環境科學技術入手,并在此基礎上總結環境化學技術在現代環境科學中的地位與作用,以期能夠促進環境科學的迅速發展,為建設生態環境提供有益借鑒。
【關鍵詞】環境化學;環境科學;地位和作用
環境科學是在全球環境污染加劇的形勢下逐漸發展起來的一門新興學科,它運用相關的自熱、社會科學相關理論與技術為環境問題作出了突出貢獻。發展至今,環境科學已經形成了三大分支:自然環境科學、社會環境科學、綜合環境科學。環境化學則是自然環境科學中的一項至關重要的代表性技術,并逐漸成為了環境科學的核心組成部分。為此,下面本文將首先對環境化學展開詳細的概述,并在此基礎上論述環境化學在現代環境科學中的地位和作用,以期能夠充分發揮環境化學的積極作用,有效解決環境污染問題,還人類一個清新環保的生存環境。
一、環境化學概述
(一)環境化學的概念
環境化學是一門復合學科,它既是環境學的分支,又與化學存在著非常密切的聯系。概括說來,環境化學是指研究有害的污染物質在環境介質中的產生、發展、遷移、轉化、歸宿等問題,并詳細闡述控制污染物進一步發展的化學原理及化學方法的綜合科學。環境化學的研究范圍極其廣泛,既包括對污染物的分析與鑒定,又包括對化學環境污染物的運動規律的研究,還包括對化學污染物的發生、分布、轉化機制、狀態結構的變化及歸宿的研究,因此,環境化學是一門綜合的研究化學污染物的全部化學行為與化學現象的科學。
(二)環境化學的分類
環境化學包括環境分析化學、環境污染化學、環境污染控制化學、生態化學四大類。環境分析化學是現代環境化學一個非常重要的發展方向,它主要是借助各類分析儀器對壞境污染中的污染物含量、形態、價態、結構等進行詳盡的分析,為環境污染治理提供可靠的解決方案。環境污染化學是對環境污染物在環境介質中的產生、遷移、轉化、累積、降解等過程進行詳細研究。它主要包括大氣污染化學、水污染化學、土壤污染化學和生態污染化學以及多介質污染化學四大類。環境控制化學的側重點在于環境控制上,它主要是在相關化學原理的理論基礎之上研究污染物的控制原理和控制技術,如今已經發展到了“一體化污染預防戰略”的高度上。生態化學主要是研究化學污染物在環境中所引起的生態效應和對人體的危害。目前的研究重點是將污染物的直接毒性轉化為間接毒性。
二、環境化學在現代環境科學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環境化學在環境污染認識中的地位和作用
隨著我國工業的發展、人口的劇增,環境污染問題日漸突出,而且它的危害性變得更加的強大,已經形成了一場環境污染災害。為此,我們不能再被動承受這些環境污染所引起的災害,而應該積極去掌握污染物的產生、產生危害的機理,掌握它是如何在環境介質當中進行遷移轉化的。環境化學恰恰就提供了這方面的科學資料,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污染物質在環境中是如何引發危害并不斷轉化和富集的,這樣便可科學地增強人們對環境污染的防治能力。
(二)環境化學在環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環境化學是環境治理的理論基礎和實踐支撐。環境化學分析與研究的結果可以詳細的還原出環境污染物的整個發展過程,有助于我們了解和掌握環境污染物的產生、遷移、轉化、累積、歸宿的整體發展規律,這些規律可以幫助我們得出有針對性、實效性的預防和治理措施,使得環境治理能夠有的放矢。因此,環境化學既是環境治理的基礎,又是環境治理的保障。例如,在治理大氣污染時,可以運用污染物的發展規律,采用吸收劑吸收和轉化為無毒無害氣體兩種方法來處理空氣中的有害氣體;在治理水污染時,可以通過吸附、化學凝聚、化學沉淀、離子交換、電滲析、氯消毒等方法來處理水中污染物,帶到凈化水體的目的。而這些治理措施的開發與實施都是在環境科學的研究結論的基礎上得來的。
(三)環境化學在環境監測中的地位和作用
環境監測是現代環境科學發展的一種非常重要的研究手段,是反映環境污染狀況、進行環境質量評估、制定環境治理對策的重要依據。通過環境監測可以明確環境污染物的來源、組成及含量,從而制定合理的污染治理措施。環境化學則為環境監測提供了科學、可靠的信息資料,是環境監測的理論依據。環境監測是建立在環境化學基礎上的一種常用研究手段。在環境化學的基礎之上,環境監測衍生出光譜分析法、色譜分析法等基本方法,同時也研制除了諸多的環境監測儀器。
結束語
伴隨著現代工業的規模化發展與人口的爆炸性增長,環境污染問題呈現愈加惡劣的發展態勢,環境污染物也呈現多樣化的發展趨勢。現代環境科學的發展已經被推到了時展的前端,受到了廣泛重視。環境化學是現代環境科學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環境化學發展水平的高低直接關系到環境污染問題的治理進程。通過上述本文的探究,筆者主要論述了環境化學的概述、環境化學在現代環境科學中的地位與作用兩個方面的內容,以期完善能夠促進環境科學獲得嶄新發展,推動環境化學為現代環境研究和人類環境保護事業做出卓越貢獻。
論文摘要:確立合理的評價原則是科學、公正地評價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重要保證。在對體育科學研究成果進行界定的基礎上,分析了現有體育社會科學評價存在的問題,最后提出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評價原則:1)社會效益優先,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成果最大的價值就在于它的社會意義和作用;2)重視創新,將鼓勵創新和重視原創性作為一種內在的精神貫穿于整個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評價體系之中;3)定性評價與定量評價相結合;4)理論研究與應用研究相區別;5)科研管理部門評價與專家評價相結合。
論文關鍵詞:體育社會科學;成果;評價原則
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評價是一個多目標、多層次、復雜的系統工程,它涉及評價的對象、評價的內容、評價標準的層次、評價的時間等。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評價是社會科學成果鑒定和評獎的重要環節;是調動社會科學研究人員積極性與創造性以保證社會科學人才成長的重要措施;也是社會科學管理的重要內容。如何科學、客觀、公正地進行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評價,一直是學術界和管理部門思考和探討而沒有很好地解決的問題。體育社會科學有著自身的諸多特點,使得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評價尤為復雜和困難。不論是從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評價現狀還是近幾年學術界的觀點來看,我國的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評價已成為學術發展的瓶頸,不科學、不合理的評價已催生了一些學術不端現象,同時阻礙了體育社會科學的繁榮和發展。其中的一個癥結在于沒有合理的方式來評價體育學者的學術水準和學術貢獻。因此,構建科學和公正的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評價體系是亟須解決的重要問題,而合理的評價原則是整個體系構架的基礎之一。
1當前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評價中存在的問題
目前各省市有關部門在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評價上不僅標準不同,規則不一致,而且具體運作過程也不相同,總的狀況是存在某些不統一、不規范、不公開、不公平的現象,下面是我國當前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評價存在的主要問題:
1.1評價標準不統一 首先是論文評價標準不統一,什么是國家級學術論文,什么是核心期刊的學術論文。評價標準不統一,評價的結果自然也不可能公平。
1.2評價中的“馬太效應” 在評審過程中來自名校或名人的文章、課題申請、獎勵申報往往受到重視,來自一般學校、一般人的文章、課題申請、獎勵申報往往不能得到同樣的待遇。
1.3評價中缺乏回避機制 在學術評獎、課題評審、職稱評定的過程中,有的人自己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
1.4評價中的暗箱操作 表現在學術評獎、課題評審、職稱評定的過程不公開、不透明。評定的標準是仲么,評審的過程怎樣,評委的權利是什么,評委的責任是什么,評委的召集人是誰,參評者的情況怎樣,參評者都是不知道的;更重要的是,目前的評價機制缺乏監督機構、投訴機構和復議機構。
建立起一套科學、公平的評價標準,更重要的是建立起一套公開、公平、公正的學術評價機制至關重要,因為科研成果的評價問題,不僅牽動著千萬個單位和學者的心,而且影響著社會發展諸多方面。從社會經濟發展的角度說,今天的社會已經進入知識經濟時代,知識作為一種勞動產品和物質產品一樣需要有評價和鑒定機制,否則,如何確定知識產品或科研成果的價值呢?知識的評價標準或科研成果的評價標準代表著主流社會的文化價值觀,它直接和間接地影響著社會文化發展的方向。
2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基本概念
作為本文的研究內容,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要作為一個獨立的術語來使用,必須作進一步說明和界定。
2.1體育社會科學的研究范圍 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難以明確區分,二者都與人類的教養和文化、智慧和德行有關。其區別在于人文科學直接研究人的需要、意志、情感和愿望,強調人的主觀心理、文化生活等個性方面;社會科學強調人的社會性、關系性、組織性、協作性等共性方面。
在體育科學體系中,體育人文科學與體育社會科學之間雖存在差異,但二者之間有著非常鮮明的、需要強調的一致性和共通性。我們充分肯定體育人文科學與體育社會科學的差異和區別,不過在本研究中,我們更為強調的則是體育人文科學與體育社會科學的相似性、共通性、統一性,強調在人文與社會、體育人文科學與體育社會科學之間保持張力,將之合稱體育社會科學。
體育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為體育事業發展過程中的體育社會現象,其研究主要范圍包括:群眾體育學、體育社會學、體育管理學、體育經濟學、奧林匹克研究、體育史學、體育新聞傳播學、競技體育學、體育教育學、體育信息學、體育法學、民族傳統體育研究、體育社會心理研究、比較體育、體育文化學、體育哲學、體育倫理學、體育美學、體育人類學等。在現階段,開展體育社會科學研究,主要目標是積極推進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體育社會科學理論的發展、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并把體育社會現象的本質及其發展規律研究總結出來。
2.2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界定 通過社會科學研究評價方面的文獻綜述表明,描述和論證社會科學成果特征的文獻多集中在國內。幾乎所有的研究者都認為評估的對象是社會科學的成果,但何為“社會科學成果”,卻眾說不一。但有一點是一致的,即研究者認為成果形式都不足以說明它是“成果”,判斷是否“成果”,需要考察成果的實質內容。我們對所涉及到的“成果”的定義內容的資料做了一個初步統計,主要選取了20種相關的資料文獻,具體篇目可參見參考文獻(表1)。
由表1可以看出,有75%的文獻在“成果”的定義中提及了“創造性”,這是一項成果被確定為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核心標志,還有的文獻將創造性界定為:“新思想、新結論、新觀點、新事實、新材料、新信息、新方法、新理論、新概念、新發現”等。研究者進一步強調說:“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界定標準的核心是:創新性——理論不新則要思想新,思想不新則要觀點新,觀點不新則要資料新,資料不新則要框架新,框架不新則要方法新,方法不新則要視角新”。“那種一無新觀念、二無新資料、三無新方法的東西,根本不能算科研成果。界限在于是否有新意”。有的研究者從知識的新舊聯系出發,將這種有新意的東西概括為“運用己有的知識,研究創造的新知識”。總之,社會科學研究成果中“創造性結果”己經被認為是一個普遍的發展趨勢。“具有價值的”、“科學的或正確的”和“廣泛占有資料”等因素也被認為是必要的。
綜上所述,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主要特征被描述為:創造性的認識結果;具有學術價值和社會價值的;用科學方法產生的。在借鑒這些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我們將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界定為:科研人員運用科學方法,收集、加工、研究與體育社會科學有關的信息而生產出的具有新的價值的認識結果。
3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評價現狀簡析
目前,由于還沒有建立全國性的學術質量評價體制、機構以及科學的評價方法,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評價,一般都采用自我評價、專家鑒定驗收、成果評獎、專家直接評審等方式,以定性分析為主的評價方法。但是由于學科專業的局限、學術觀點的制約等因素,在成果評價的過程中或多或少受到一些消極的影響。
實踐表明,單純地采取定性分析的方法,容易產生標準難以掌握、浮動的偏離程度大和易于受傳統觀念、人情關系的影響等弊端。近年來,體育社會科學研究者正在積極探索用定量化方法評價研究成果。譬如,將科研成果的創造性、難易復雜程度、成果的“時間效應”、對決策管理的作用等方面進行分別評分,然后再乘以一定的權數,得出該成果的分值;有的則按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兩種不同類型的科研成果,分別提出了直接或間接評價指標體系,等等。例如,朱唯唯等利用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2004年的數據,對我國體育學研究領域里有較大影響的學術期刊、學者、學術機構和地區以及各類基金資助項目進行多角度的定量分析研究。該研究完全基于CSSCI客觀量化數據,通過量化分析評價。這些定量分析的評價方法,對于改變單純的依靠定性分析的評價方法,減少專家直接評審產生的消極影響,無疑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還仍然存在著一些缺陷。如,這種方法顯然不適宜用于那些不宜公開發表,但已被有關部門采用,而且取得了明顯經濟、社會效益的科研成果。
4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評價原則的提出
評價是主體對客體價值的認識活動。按照價值論觀點,價值是客觀的,但評價不同于對客體的認識,而是對主體需要及其與客觀屬性關系的反映。評價原則是一定實踐經驗的總結,需要轉化為利益,主體需要的豐富性就轉化為主體利益的豐富性,形成了主體的評價原則。
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評價是一項復雜的工作,要達到準確、公正的評價目標很不容易,首先需要確定科學可行的評價原則,方可指望奏效。這里根據評價學的基礎理論、以往的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評價研究和本人的課題管理工作實踐經驗,提出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評價原則,并為今后的進一步研究打下基礎。
4.1社會效益優先 體育社會科學的作用是認識體育、創新理論、與服務社會,體育社會科學研究的最終目的是推動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成果最大的價值就在于它的社會意義和作用。盡管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社會效益具有間接性和滯后性,但對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評價決不能置社會效益于不顧。我們可以通過價值量的大小來衡量研究成果的好壞,對于難以量化且表現復雜的成果,可以通過其影響面、宣傳面的大小以及貢獻加以評判。
一般說來,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質量是通過直接評價體現出來的,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社會效益則是通過間接評價體現出來的。因而,在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評價中,必須堅持直接評價與間接評價標準相結合。
4.2重視創新 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評價體系是由多方面的標準、規則和內容組成的,其對學術成果進行評價、認可、獎勵的依據和標準等,對于引導科研人員如何做學問,對于形成良好的學術風氣,是至關重要的。必須把創新作為體育社會科學研究的指導思想和最高理念,將鼓勵創新和重視原創性作為一種內在的精神貫穿于整個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評價體系之中。這樣才能有利地促進整個學術研究沿著鼓勵創新、崇尚創新的正確方向前進,才能真正體現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評價的意義。
4.3定性評價與定量評價相結合 定性評價方法是以評價者的主觀判斷為基礎的一種評價方法,強調的是基于理解的“直接認識”,評價者依據個體的經驗與學識水平對評價對象的學術價值、水平給出直接的判斷。而定量方法首先要做的是,找到衡量差別的可操作性定量指標,然后再以該指標的量值來客觀表征原來難以量化的“量的差別”。目前常用的定量分析指標包括成果被引證、論文收錄轉載、獲獎和成果發表的刊物級別等,體現為“間接測量”。
由于體育社會科學研究對象的特殊性,單純的定性方法或定量方法都不能準確、客觀地評價社科成果。在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評價中,一定要把定性和定量標準相結合,主觀評價和客觀評價相結合。
4.4理論研究與應用研究相區別 體育社會科學中的理論性研究成果是指在學科基礎理論和應用理論研究中取得的重大突破性成果。這類成果或者提出了新的觀點、思想、理論和學說,或者對傳統理論進行質疑、補缺、完善,或者在學科的交叉融合和創新方面有新的設想和進展,或者選題有特別重大意義,研究難度大,填補了某項專業的空白,在理論上具有開拓性創見等等。這種成果的表現形式主要是學術論文和專著。應用性研究成果指充分發揮體育社會科學的認識功能、教育功能、宣傳功能以及參考功能,將各學科的基本理論應用于社會實踐,進而取得的成果。理論研究常常耗時巨大,其價值也是潛在的;應用研究則常常是立竿見影,效益是顯在的。對這兩種性質迥然不同的研究,評價標準與方法顯然是不同的。
4.5科研管理部門評價與專家評價相結合 使用定量指標所進行的客觀評價,只牽涉到成果作者和科研管理部門兩方,僅僅依靠計算機就可以完成評價工作,適用于對大量的一般成果的評價;同行專家用定性指標進行的主觀評價,需要由一定數量的專家組成評價委員會,牽涉人數多,過程復雜,適用于對重大成果的評價。因此,在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評價中,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評價不同的成果。無論是專家評價還是科研管理部門評價,要達到評價的預期目的,前提就是要保證評議的公正性。
建立一個較為全面、完善、公正、科學的體育社會科學成果評價體系,從方法論上逐步解決現行體育社會研究成果評價方法所造成的弊端和錯誤導向,有利于對學術研究者、學術評議人、學術管理者進行有效的監督,推動體育社會科學的發展。
論文關鍵詞: 碩士研究生 以科學研究能力為核心 創新能力培養
論文摘 要: 碩士研究生在校期間從事科研活動,是其創新能力培養的重要途徑之一。本文以貴州師范大學地理與環境科學學院在校碩士研究生為例,對其從事科學研究現狀進行分析,分析存在的問題和不足,提出對策建議。
隨著碩士研究生教育和培養規模的迅速擴大,如何保證和提高培養質量,尤其是如何培養出具有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的研究生,已成為高校的一項重要課題。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是碩士研究生綜合素質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衡量碩士研究生培養質量的重要指標,也是培養高層次創新人才的重要因素。筆者以貴州師范大學地理與環境科學學院在校碩士研究生參與導師相關科研課題或自主申請科研課題為切入點,分析以科學研究能力為核心的碩士研究生創新能力培養方面存在的問題和不足,提出對策建議。
一、調查對象、內容和方法。
本研究調查對象是貴州師范大學地理與環境科學學院的2009—2011級碩士研究生,共185人,其中男生100人,占54?;女生85人,占46%。調查內容是碩士研究生參與科學研究的情況,主要包括:研究課題選擇的科學性;參與課題的積極性;科學研究經費;導師對學生科研指導狀況。調查方法主要通過問卷調查形式進行,結合已有基本數據進行綜合分析。
二、碩士研究生從事科學研究的現狀
(一)碩士研究生參與科學研究積極性不高。
截止到2011年底,該學院僅有60%的碩士研究生參與導師科研課題研究,而且從整體看,參與的也大多是橫向課題,而參與縱向課題的機會較少,尤其是國家級、國際性的科研課題少之又少。碩士研究生在參與課題研究的過程中,基本上都是按導師預先設定的思路或者方案開展工作,獨立思考比較少,在有些橫向課題的研究中,甚至出現“成果范本,相互借鑒”的現象,導致較多碩士研究生形成一種依賴思想,創新意識也隨之被扼殺,也使參與科學研究的積極性逐漸下降。同時,隨著碩士研究生人數的增加,科研課題的增長率跟不上研究生人數的增長率,導致部分研究生沒有足夠的機會參與科學研究。另外,從該校情況看,在校級層面上設有碩士研究生創新管理基金、自然科學類和人文社科類學生科研課題。從該學院碩士研究生的科研課題申報情況看,2009年至2011年,僅有45位碩士研究生申請學生科研課題,僅占總碩士研究生人數的24%。
(二)科研課題選題不夠科學合理。
部分碩士研究生在確定科研課題題目的時候,或多或少會存在一種“急功近利”心理,大多會選擇一些風險小、時間短、易結題、易出成果的課題,而回避那些風險大、耗時久、創新性強的課題。如此選出來的課題難度較小,即使是科研經驗不足的碩士研究生也能獨立完成,從而影響科研團隊合作精神的培養,最終導致科研創新能力的培養力度不夠。此外,這種選題方法主要是圍繞一些常規研究點開展相應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復研究的現象。
(三)科研經費不多、分配不均。
隨著碩士研究生規模的不斷擴大,部分導師承擔的科研課題數量不多,分攤到所指導的每位碩士研究生身上的科研經費相對較少,導致部分碩士研究生無法在預設的研究方向上進行更多的深入研究和探索的機會,從而影響碩士研究生創新能力的激發和培養。
(四)導師對碩士研究生的科研指導力度不夠。
導師是培養碩士研究生的主要責任人。導師吸收碩士研究生參與科學研究是培養其碩士研究生創新能力的重要途徑。因此,提高研究生的科研創新能力的前提是有一支綜合素質高、科研能力強、學術前沿性強、科研經費充足的導師隊伍。碩士研究生規模的擴大,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導師數量相對不足,使每位導師指導的碩士研究生數量過多,加之一些導師的科研課題本身就比較有限,從而使一些碩士研究生參與科學研究的機會也比較少;也使導師指導碩士研究生參與科研課題的時間不多,不能使碩士研究生在科學研究中得到足夠的鍛煉機會,影響其創新能力的培養。
三、以科學研究為核心的碩士研究生創新能力培養的對策建議。
(一)加強對碩士研究生科研課題選題的指導和管理,為培養研究生創新能力拓寬思路。
碩士研究生在科研課題的選題中,一般有兩種情況:一是選擇常規的問題或研究點,這也是受碩士研究生普遍歡迎的。這類課題的特點就是先前已有人從事過類似研究,取得的研究成果也較多,在研究過程中就有更多的參考數據和資料。如要取得新研究成果,則必須在充分了解先前類似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通過新思路、新方法,綜合新數據、新材料,進行更加深入有效的研究,才能達到有所創新和突破,否則,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前人研究成果的重復。二是選題比較新穎,當前研究比較少,成果也很少,可參考的資料也比較匱乏,在這類選題的研究中,受其他人研究成果的影響也比較小,必須廣泛收集資料,易于提出新思路、新觀點,更能培養創新能力。因此,高校應加強對碩士研究生科研選題的指導和管理,特別是導師應注重引導其采取第二種選題方法。同時,在選題中還應把握好三個原則,即“重要性”、“可能性”和“實用性”。重要性就是指是選題在科學理論、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等方面有一定創新;可能性就是指課題在研究過程中具有較強的可行性,以及能達到預期的研究效果;實用性就是指選題對于推動“產學研”、促進經濟社會發展起到一定的作用。
(二)搭建創新平臺,提高研究生參與科研的積極性。
碩士研究生教育培養和科學研究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沒有科學研究就沒有碩士研究生教育培養的質量。針對研究生參與課題積極性不高的現象,首先,高校內的碩士研究生相關管理部門(如研究生院)應設立碩士研究生創新基地,積極吸收他們參與基地活動,可以讓相近學科專業的碩士研究生通過相互合作科研、學術交流等激發創新思維;要大力支持碩士研究生開展跨學科科學研究,加強科學研究指導力度,為碩士研究生開展學術交流、自主開展科學研究提供寬闊的平臺,從而激發碩士研究生參與科研活動的積極性;通過設立創新基地,帶動高校優質教育、科研資源的共享。其次,高校應設立更多的碩士研究生創新課題,通過承擔或參與科研課題,激發他們的研究熱情,為提高研究生的創新能力創造強有力的支撐。再次,要完善周期性學術報告制度,讓師生共同參與,共同組織,在學術報告活動發掘和拓展創新點,實現師生充分互動和彼此借鑒。最后,要大力開展與學科專業相關、與從事研究的內容有聯系的社會實踐活動,讓碩士研究生從理論研究到實踐驗證,逐步實現創新。
(三)創造良好的科研環境,為培養研究生創新能力營造氣氛。
創造良好的科研環境主要有兩方面:一是要加強對碩士研究生科學研究硬件建設,在盡可能地增加科研課題數量,并且加大科研課題的資助力度的同時,要注重加強計算機網絡、實驗室、圖書館等教學科研資源基礎設施的建設,為碩士研究生查找相關資料、開展相關研究奠定硬件基礎。二是要加強碩士研究生科學研究軟件建設:(1)積極淡化功利性因素和社會帶來的負面壓力影響,讓碩士研究生專注科學、潛心研究;(2)完善碩士研究生學術評價體系。從目前情況看,全國高校碩士研究生學術評價基本上都是以科學研究成果的數量來評價和衡量,但對其學術成果的理論水平和實踐價值等方面考慮得較少,對碩士研究生在科學研究中所表現出來的科研熱情、團隊精神、學術道德、實踐能力、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等因素考慮得更是少之又少,為此,高校必須建立完善研究生學術評價體系,制定全面完善的考核評價指標,進行全面考量、綜合評價,同時必須堅持定量和定性評價相結合,使評價更加科學有效,從而更好地激發碩士研究生的科研熱情和創新能力的發揮。
(四)加強碩士研究生導師管理,為研究生創新能力的培養奠定基礎。
高校應當重視碩士研究生導師隊伍建設。一是要制定完善符合實際的碩士研究生導師遴選、管理、考核等一系列制度,從制度層面上,明確遴選條件,強化日常管理,規范任期考核等,積極淡化導師身份,把招生名額與導師能提供的科研課題及經費等培養條件、現有學術成果、工作實績等結合起來,同時要將任期考核結果與招收碩士研究生數量結合起來,對于沒有條件繼續培養碩士研究生的,要堅決取消碩士研究生導師資格。二是要大力支持導師開展科學研究工作,要積極創造條件,鼓勵碩士研究生導師申請和承擔各類科學研究課題,逐步形成主要依靠科研課題經費支撐碩士研究生的培養的新機制,在科研中培養碩士研究生創新能力。三是要積極為碩士研究生導師提供參與學術交流和進修的機會,使其能站在學術發展前沿,不斷提高研究水平。
碩士研究生教育和培養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肩負著為經濟社會發展輸送高層次、高水平、高質量的研究型、創新型人才的重任。因此,在碩士研究生教育和培養過程中要廣泛地開展科學研究,讓更多的碩士研究生參與到科學研究活動當中,讓他們知曉科學研究的基本要求,掌握科學研究的基本方法,從而進一步提高碩士研究生運用所學的理論知識發現、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隨著碩士研究生科學研究能力和水平的提高,其創新能力也會隨之提高。
[論文關鍵詞]社會科學研究 社會事實 客觀性
[論文摘要]社會學家迪爾凱姆所倡導的社會學方法的準則認為,在社會學研究中要把社會事實作為“物”來考察,研究者要擺脫一切主觀的偏見和預斷,通過客觀的觀察方法來獲得對社會現象的正確認識。這一準則不僅適用于社會學研究,也適用于其他社會科學研究領域,提醒人們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必須遵循和堅持客觀性和價值中立的原則,克服不健康的意識形態對社會科學研究的影響;只有客觀地研究和把握社會事實,才有可能實現理論上的突破與創新。
自從社會學鼻祖孔德提出了實證主義思想,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來研究社會,認為社會學可以像其他自然學科一樣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以來,實證方法便成為社會學學科存在的根基。但是由于種種原因,孔德并沒有對社會學研究方法論作深入的探討,完成這一任務的則是法國社會學家迪爾凱姆。迪爾凱姆(1858-1917)于青年時代放棄了宗教信仰,走上實證科學的道路。他一生致力于建立法國社會學,由他所創立的社會學年鑒派對法國乃至西方社會學都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迪爾凱姆對社會學的另一重要貢獻是,他的《社會學方法的準則》為社會學確立了研究方法和準則,確立了有別于哲學、生理學、心理學的獨立研究對象,即社會事實。本文試圖從迪爾凱姆提出的觀察社會事實的準則這一角度出發,談談對社會科學研究客觀性的一些看法。
一、迪爾凱姆關于觀察社會事實的準則
1.關于社會事實。迪爾凱姆在《社會學方法的準則》這本書中指出,如果我們對社會事實作如下界說,這個定義就包括了它的全部內容:一切行為方式,不論它是固定的還是不固定的,凡是能從外部給予個人以約束的,或者換一句話說,普遍存在于該社會各處并具有其固有存在的,不管其在個人身上的表現如何,都叫做社會事實[1](P34)。迪爾凱姆認為,這類事實由存在于個人之身外,但又具有使個人不能不服從的強制力的行為方式、思維方式和感覺方式構成”[1](P25)。我們可以這樣來解讀他的論述,社會事實是不同于人們的起居、飲食、思考等社會中的普遍現象,具有客觀外在性、強制性和普遍性等特點,不能把它與有機體現象、心理現象混為一談。也就是說: (1)社會事實先于個體的生命而存在,它不取決和依賴于個人而存在社會生活當中。(2)社會事實以外在的形式強制和作用于人們,這種“強制性”既指人們無法擺脫其熏陶和影響,又指對于某些社會規則拒不遵從的將會受到懲罰。(3)社會事實之所以是普遍的,是因為它是社會的。
2.關于觀察社會事實的基本規則。迪爾凱姆提出,第一條也是最基本的規則是:要把社會事實作為物來考察。他認為,凡是供我們觀察的一切,凡是呈現在我們面前的一切,或更確切地說,凡是我們觀察的一切,都是物。把社會現象作為物來研究,就是把社會現象作為構成社會學研究的出發點的實物論據來研究。社會現象無可爭辯地具有這種特性……因此,我們應該使社會現象與在頭腦中把它們表象出來的主體分開,而對社會現象本身進行考察。我們要把社會現象作為外在的物從外部來研究,因為它們本來就是作為這樣的東西呈現在我們面前的[1](P48)。社會現象或社會事實不是人們意識的產物,而是待發現的客觀事物,并且從外部決定著人們的意識,也就是具有“物”的性質。如信仰體系、社會習俗和社會制度等現象都是外在于個人而存在的客觀的社會事實。說社會事實具有物的性質,并不是指社會事實是物質之物,而是說社會事實是與物質之物具有同等地位但表現形式不同的物。把社會事實作為物來考察,強調的是要以一定的心態觀察它們,就是在進行研究時,對事實的存在要持完全不知的態度;對事實所特有的各種屬性,以及這些屬性賴以存在的未知原因,都必須通過觀察、描述和比較來研究,而不是以解釋、分析和綜合自己的觀點取而代之。
3.要擺脫一切主觀的偏見和預斷。對于社會學家來說,無論是在確定自己的研究對象時,還是在進行論證的過程中,都必須絕對禁止使用科學之外的和不是為科學所需要而制造的概念。他們應該從支配群氓思想的明顯謬誤中解脫出來,徹底打破日積月累而最后套在他們脖子上的經驗范疇的枷鎖[1](P51)。迪爾凱姆認為研究社會、收集實證材料的過程,就如同自然科學家所進行的化學或者物理實驗研究一般,雖然可以有假設,但研究過程中不應該帶有研究者個人的意志和觀念。也就是說在任何研究工作之前,對事實存在應當持“不知”的態度,不能以“先人之見”,而應當回到事情本身,改變以往用觀念或感知來研究社會的做法。但是,由于各種因素的參與,要做到這點常常十分不容易。他列舉斯賓塞和孔德的例子加以說明,認為斯賓塞在對社會所下的定義里,先入為主地把“合作”當作是社會的前提,以預斷代替了社會的實際情況。同樣,迪爾凱姆在批評孔德的研究時認為:當他脫離這種哲學概括,試圖運用自己的原理并使科學擺脫這種哲學概括時,他還是把觀念作為研究的對象了[1](P39)。
二、這一準則對社會科學研究的意義
雖然社會學只是社會科學中的一門學科,但在社會學研究中迪爾凱姆所倡導的社會學方法的準則顯然不僅僅只適用于社會學研究領域,可以推而廣之提醒我們在進行社會科學研究中所應該采取的態度與方法。應該說迪爾凱姆的觀點在今天看來仍然十分有意義。
1.既然社會事實是待發現的客觀事物,就應當采用研究自然科學的方法來研究社會。社會事實這一物的屬性要求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者在進行新的研究時,能像自然科學家從事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研究一樣,具有那樣一種精神狀態和價值態度。使自己進入一個未知的社會世界,而不是一個已經預設好的境界,隨時準備去作新的發現。由此提示人們對于社會科學研究必須排除來自生物學或心理學方面的影響,通過超然的、客觀的科學觀察方法來獲得對社會現象的正確認識,用研究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來研究社會,用社會調查的方法來獲得關于社會事實的經驗材料。
2.對社會事實或社會現象進行客觀觀察、分析是社會科學研究的題中之義和根本任務。社會科學是一種科學研究,客觀地描述和分析社會,是其根本的任務[2]。也就是說社會科學是以社會事實或社會現象為研究對象的科學,包括政治學、經濟學、管理學、法學、教育學、社會學等在內,其根本任務就是不帶個人偏見,按照事物的本來面目去考察,從而客觀地描述和分析社會現象及其發展規律。如果人們的觀察和分析,有意或無意地偏離了客觀實際,或者把握不了事實和現象的本質,那么就可能受到應有的懲罰,社會科學研究任務就無從實現,即便有任務實現的形式,也無任何實際意義。
3.社會科學研究由于與意識、情感相關,特別需要注意排除一些因素的干擾,才有可能獲得成果。由于社會科學不只是一個純粹的理論研究過程,同時也是一項意識領域的工作,屬于意識形態和上層建筑的范疇,在有階級的社會中是有階級性的,為一定的階級利益服務,對社會的文化價值觀念有重要的影響。因而要真正做到客觀地描述和分析社會,實際上有許多難處。尤其讓許多人記憶猶新的是在過去那個特定的時期,不健康的意識形態肆虐,嚴重侵蝕了社會科學研究的客觀性。社會科學研究要么變成簡單的、庸俗的、荒唐的政治說教,變成極左政治的代言人,成為“遵命學術”,要么就只能放棄自己的存在權利。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科學研究有了很大的進步,但在研究方法、研究規范的科學化、客觀化上,仍然存在值得探索和反思之處。
三、對社會科學研究客觀性問題的思考
1.確立研究對象是“物”的觀念并貫穿始終。如前所述,作為社會科學研究對象的社會事實和社會現象如同自然科學的對象一樣,都是客觀的,都具有“物”的客觀實在性。因此,從理論上說,不管人們屬于哪個種族、哪個國家、哪個黨派,用正確的方法客觀地研究和觀察社會,分析社會事實和社會現象,就應該能夠得到同樣的研究結論,好比在自然科學中,不同的科學家盡管采用不同的方法對重力加速度進行測定都將得出一致的結果一樣。社會事實和社會現象雖不具有一般“物”的形態,但具有“物”的特質。因此,任何研究者都必須尊重社會事實和社會現象,必須把它當作“物”來看待,不作任意取舍,把研究對象是“物”的觀念貫穿于研究始終。
2.在研究中必須自覺遵循客觀性的原則。客觀性是任何科學研究都必須遵循的原則,這一原則要求研究者對客觀事實采取實事求是的態度,而不能帶有個人的主觀偏見或成見,更不能任意歪曲或虛構事實[3](P11)。社會科學研究把社會組織、社會群體、社會關系作為研究對象,其根本任務是通過對宏觀社會現象的調查和分析,客觀地描述和分析社會。可見客觀性是社會實踐對社會科學研究的根本要求,也是社會科學研究的根本的方法論。它要求研究者對社會事實的研究分析,以客觀事實為依據,讓資料和數據“說話”,并且使用統一的量度標準。社會科學存在的全部意義和本質就是對客觀的社會變化進行說明和預測,因而應當特別強調的是在這個物質化、市場化的時代,排除各種干擾,始終重視社會研究的客觀性是很困難的,也顯得特別的重要。在現實的社會研究中,所存在的帶著已有的結論去收集資料,或為迎合上級意圖對客觀事實任意取舍,或只從書本知識出發“注釋”權威理論等弊病,都是違背客觀性原則的表現,是利益驅動的結果,必須徹底擺脫。同時必須正視這樣一種事實,在客觀性原則指導下的研究,有時可能得出一些在某一方面與當時主流思想或理論不一致的結論,同樣需要我們采取客觀的、寬容的學術態度來對待。
3.價值中立是社會科學研究應有的學術規范。自然科學研究的價值中立相對來說是比較明顯的。社會科學與此盡管不同,各種利益和政治的牽扯使研究者很難“凈化”自己的思想“實驗室”,但仍然有必要做到相對的學術中立[4]。也就是說,社會科學研究與自然科學研究有所不同,必須面對社會現實和活生生的人,研究者受到各種利益、意識形態、心理等因素的干擾,容易把個人的、一己的主觀價值態度夾帶于研究當中,從而影響對社會事實做出客觀的判斷,甚至因一己私利而歪曲客觀的社會事實。但是,價值中立作為社會科學研究的一個視角,是社會科學方法論上的一個要求和規范,也是社會科學與意識形態、與個人對社會的價值態度的根本區別之所在。
因此,一旦我們根據自己的價值觀念選定了研究課題,就必須終止使用自己的或他人的價值觀念,而是遵循所發現的資料的指引,不把自己或他人的價值觀念強加于資料,無論研究的結果對自己有利還是不利都應該如此,從而回答“是什么”,而不是“應當是什么”。堅持價值中立的立場,還必須注意價值中立與價值關聯的聯系。“價值中立”,雖然是研究者對自己的好惡和主觀態度的暫時懸擱,以把握對象即社會現象或人們的價值觀念的實際情況,但這并不意味著社會科學家完全放棄自己的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2]。價值中立并不是說社會科學工作者要回避對社會的責任,在對研究結果的使用上,不同的人可以根據自己的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而不同。
4.客觀地研究社會事實是理論創新的前提。我們應當看到在當代社會的發展變革中,有許多問題是前人沒有遇到過沒有做過的,不可能在書本中或在別人那里拿到現成的答案。日新月異的科學技術革命和快速變化的社會生活,向人們展開了廣闊的研究天地,使社會科學研究與理論創新擁有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和廣闊的空間。因此,新的形勢和環境迫切要求,也允許我們去進行創新性的探索和研究。但是,理論創新是一項十分艱苦的工作,決不像“癡人說夢”,可以隨心所欲地、輕易地獲得驚天動地的所謂的“成果”。因此,我們必須以高度的社會責任感,以社會事實為重、以社會事實為是,客觀地分析和研究社會的發展變化。(1)貼近時代、貼近生活、貼近大眾,著眼于解決社會實際問題。(2)深入社會實際,充分掌握社會事實的客觀材料,敢于堅持真理。(3)提高專業知識和研究能力,采取嚴謹的科學方法和程序。只有經過長期刻苦的研究,才有可能真正實現理論上的突破和創新,哪怕是在一個具體的問題上。
5.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者肩負真實記載社會變化的重任。我國正處于一個急劇的社會轉型過程之中,社會矛盾復雜,問題紛繁,迫切需要建立一個實證的、制度化的研究體制。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構建和諧社會,需要正確的理論指導。社會科學研究正好滿足這種需要,它揭示社會發展規律,為實現社會管理和社會的良性運行提供服務,記錄社會的軌跡。時代對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者提出了客觀真實記載當今我國社會變化及其發展方向的要求,正如同志所希望的那樣: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應適應變化著的時代條件,積極進行創造性的理論探索,努力為推動理論和實踐的發展做出自己的貢獻[5]。因此,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者要走出書齋,擺脫臆想狀態,走向社會實際,努力為推動理論和實踐的發展做出自己的貢獻;要堅持嚴謹治學、實事求是、民主求實的學風,適應變化著的時代條件,積極進行創造性的理論探索;要在研究實踐中探索并確立客觀性的、經驗性的研究規范,把握當今社會的發展、變化及其規律,引導人們正確認識紛繁復雜的社會現象,提高人們的道德素養和精神境界。
一當前我國社會科學研究與創新中存在的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社會科學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績,無論是在數量還是在質量上都有了一個飛速的發展,而且也在全圍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大背景下進入了一個空前繁榮的時期。然而,在這種繁榮的背后,也存在著一些令人擔憂的問題,出現了一些令人迷惑的假象。目前,我國社會科學研究中存在的最突出的問題就是自主創新不足,多數學術成果僅僅停留在理論層面,缺乏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具體來說,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有重大影響的社會科學成果比較缺乏。我國每年產生的各種各樣的課題很多,如國家級的、省級的、地市級的等等,國家也確實在這方面仡了大力氣。每當這些課題結題時,都會產生一批社會成果,但真正有重大影響的社會科學成果卻少之又少,特別是在國際上能產生一定影響的社會科學成果更是風毛麟角。
第二,有許多社會科學成果,都是在走低水平重復的道路。近些年,國家加大了對科研成果的投入,我國社會科學成果也是層出不窮,但絕大多數都是在已有成果的基礎j一低水平地重復著,有的甚至比已有成果更差,無論研究結果還是研究手段都談不上什么創新,簡直就是一種直觀的模仿、重復。因而,整個社會科學成果的數量在成倍地增長,而高質量的文章并沒有同時增長。
第三,在學習和研究西方的理論時,也存在不少問題。我們進行學術研究和創新的一個核心的理念就是中國化,應該為我國經濟和社會建設服務。但現狀是只注重盲目翻譯、介紹外國著作,而對國外的社會科學理論成果既沒有辯證地看待,也沒有做到很好地消化和吸收;在對國外的社會科學理論成果研究過程中,對某些理論僅停留在研究層面,沒有加以改造為我所用。這樣的學術研究充其量只能為國內人員充當外國文化傳播者、介紹者,而對于解決當今我國的現實問題卻起不到什么實際的效果。
第四,許多學術成果只具有一個理論空殼,并不具有解決實際問題的功能。以前有一位知名教授說過:“社科研究就像小孩子吹泡泡,誰的泡泡吹得大,誰就獲得了成功。”此話雖有一定的片面性,但卻也反映了一個現實,社會科學研究確實存在“吹泡泡現象。有些科研成果遇到現實問題,便會支離破碎,根本就不具有在現實生活中加以榆驗的能力,更不用說服務于社會現實。
二高校學報在我國學術研究與創新中的責任
高校學報是高校主辦的以反映本校及國內外學者科研和教學成果為主的學術理論刊物,它既代表了一所學校的學術水平,同時也是學校對外學術交流的一個窗口,可以說它起到了橋梁的作用。因此,高校學報在高校的發展過程中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這也就是為什么有些高校的學報由校長或書記親自掛帥的原因。原廈門大學校長匡亞明說過:“要辦好大學,必須抓好兩件事,一是教學,一是學報。”
人們普遍認為,學術創新是科學研究中的事情,和高校學報無關,“都已經寫成學術論文了,還有什么可創新的”。其實,高校學報應該并且已經承擔了學術創新的歷史責任,學術論文中也有學術創新任務。可以說,高校學報和學術創新是一種“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關系。高校學報可以推動學術創新,而學術創新也有利于高校學報邁上更高的層次。
在引導學術研究方面,高校學報有三個顯著的職能:一是引出學術話題,對學術研究方法進行引導;二是推動學科問的交叉發展,促進社會科學的發展;三是培養學術新人,舉薦學術人才。因此,高校學報在推行學科觀點創新,學科體系創新,科研方法創新方面具有重要意義。高校學報跟學界、學者的良性互動的優勢,能在社會科學方法創新和中國社會科學發展方面有所建樹。
(一)引出學術話題與引導學術研究方法
1.引出學術話題
高校學報在引出學術話題方面具有明顯的優勢。它們可以利用自身的有利條件,結合本校的科研實力,加強對重大問題的研究。高校學報應站在學術領域的最前沿,緊抓國家和人民比較關心的選題,同時在選題上要緊密貼近實際,緊密結合我國的國情,使學術研究朝著健康的方向發展。另外,在選題時要注意克服學科間的壁壘和隔障,盡量避免選題的單一化,引導學術研究從多角度、多學科來進行。
高校學報在引出學術話題的同時,還應有針對性地開展健康的學術批評。就某一學術話題,應聽到不同學者的不同聲音,既要鼓勵學者從正的方面進行研究和創新,也要鼓勵學者從反面進行創新和研究。通過對不同學術流派、不同觀點的爭論進行策劃,在堅持“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方針下,刊發一些有代表性的觀點,能活躍學術空氣,開闊學術視野。
2.引導學術研究方法的責任
當前,我國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大多都比較單一,許多社會科學的研究都是理論到理論即“空對空”,經不起實踐的檢驗。這一方面固然與研究者所學專業及思維的局限性有關,另一方面學術期刊(包括高校學報)對此也負有一定的責任。學術期刊對學術研究方法的引導,可以從三個方面加以展開:一要重視調查研究,重視實證的前沿研究,緊密結合新的實踐進行創新;二要推動跨學科交叉研究,加強學術交流;三要運用綜合化、整體化方法進行社會科學研究。
就高校學報如何引導學術研究,《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社長兼執行總編姚申教授介紹了幾點設想和經驗:一是教育部的“名刊工程”取得了一定實效,二是高校期刊有專業化的發展趨勢,三是有聯合辦刊的趨勢,四是欄目共建發展方向,五是優勢學科發展方向,六是數字化發展方向。對于這些經驗和設想,許多高校學報正在積極響應,也取得了一定的實效,許多綜合類高校學報由此可以走出辦刊面臨的困境。
(二)推動學科交叉發展,促進社會科學發展
1.推動學科交叉發展
近年,社會科學領域出現的跨學科研究,已為許多學者和研究者所接受。這種新的研究模式會對將來高校學報的稿源或者采稿標準帶來一些新的變化。高校學報可以根據這一研究模式選擇高質量的稿件,還可以更多地與跨學科性質的研究機構進行交流,實現高校學報與研究機構之間的無縫對接。高校學報與科研機構的這種對接比專業期刊應該更具有優勢,因為本校的專業設置更容易引導老師在科研方面進行這方面的嘗試。
綜觀我國現在的高校學報,專題性的欄目越來越多。有很多專題性的欄目雖然有不同學科參與,但是很多學科之間還是一種外在的關系,基本上還是從自己獨特學科的視角來研究問題,學科之間沒有達到真正的融會貫通。因此,高校學報在這一節骨眼上應該大有作為,引領學術研究從不自覺上升到自覺的高度來整合,以此推進中國社會科學的新發展。
2.促進我國社會科學的發展
目前,我國學術期刊辦刊過程中面臨著行政權力、學術權力等多方面的擠壓,使學術性的自主辦刊方針很難很好地堅持下去。高校學報也同樣存在這方面的問題。社會要求高校學報發表原創性的稿件,但實踐起來難度很大。關系稿、人情稿打破了原有的辦刊模式,有些高校學報不得不淪為學校領導擺平各種關系的一個平臺。因此,打造一個鼓勵創新、鼓勵學者擺脫急功近利的學術環境,對推動我國社會科學研究和創新意義重大。
我國社會科學研究要向前發展,高校學報不光是最新理論成果的登載者,同時也應是正確的學術規范的建立者,規范的采稿、用稿標準的范式制定者。期刊界應聯合起來制定一系列可以反復使用的學術規范,制定一個有效的采稿用稿標準,使社會科學研究者有一個共同交流的基礎和平臺。有了這個基礎和平臺,社會科學研究者才不會在學術的大潮中失去方向,社會科學的真正繁榮才能實現。
在推動社會科學研究和創新的過程中,國外先進的辦刊模式值得我們借鑒和參考。在國外,學術期刊主要由學術共同體來創辦,學術共同體對某一學術前沿問題的把握,能使學術期刊的交流功能和積累學術產品功能凸顯出來。借鑒和學習學術共同體建構學術刊物的經驗,參與到學術共同體的活動中去,這樣既能促進社會科學的發展,也能使高校學報隨著社會科學的發展而發展。
(三)舉薦學術人才的責任
任何事物都有“里程碑”或“標志性”的東西,如長城是中國的標志性建筑,布達拉宮是西藏自治區的標志性建筑。學術研究也不例外,它總會出現里程碑式的或者說是標志性的成果。從某種意義上說,學術論文在學術研究的發展過程中就起到了“浪里淘沙”、樹“里程碑”的作用。學者們在進行研究時,總要自覺或不自覺地引用這個學科里里程碑式的成就。而這種里程碑式的成就,就是通過學術刊物或出版著作而為公眾所知曉的。
在某一學科研究領域,我們經常能聽到“某某學說”、“某某理淪”之說,這些理論或學說往往代表著這一學科的標志性成就,其后續者要想在此領域有所超越,就必須有所創新。用某一學者的名字命名一個學科的重要理論或規律,很大程度上是后續的學者和編輯們給了他們這個莫大的榮譽。因此,高校學報在刊發高質量的學術論文的同時,也承擔了舉薦學術人才的社會責任。編輯們也有義務把這種命名的榮譽貢獻給科學家,從這方面不斷對學術論文的作者提出創新的要求。從這個意義上說,高校學報的編輯涉及了學術創新的過程,承擔了學術創新的責任。
三高校學報如何應對在社會科學研究與創新中的責任
高校學報的特殊地位決定了其主要服務對象是高校教師。高校以其得天獨厚的人才、信息資源優勢成為哲學社會科學創新的主要原發地。如何及時、準確地報道社會科學領域最新的研究成果,如何發揮好學校窗口這一神圣使命,高校學報的編輯也同樣負有重大的責任。
(一)高校學報本身的應對之策
高校學報以學術性為其主要特色,其作用主要是傳承學術、促進學術交流,并在此基礎上推動學術發展。因此,高校學報的定位很重要,不論其學術質量的高低,其學術性是必須要堅持的。對于那些毫無學術性而言的文章,高校學報應將它們拒之門外,不要給它們打開方便之門。在堅持學術性是高校學報第一生命力的基礎上,高校學報的整體策劃對社會科學研究與創新意義重大。
1.注重學報的學術載體功能
高校學報是學術成果的重要載體之一,具有積累和傳播文化的功能。因此,高校學報在刊發什么樣的稿件時,應該有一個全盤的考慮,尤其對于具有文化積淀功能的稿件,應該優先采用。因此,應充分考慮與科研的緊密結合,通過了解本校和各級課題的相關信息,多選取一些具有前瞻性和理論代表性的科研成果刊發。通過刊發學術含金量較高的論文,能為廣大科研工作者提供最新的信息資源,使其能夠充分了解所從事的學科、專業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最新發展動態,也為從事科研的工作者指明了科研的努力方向和奮斗目標。
2.注重學報的學術服務功能
高校學報是反映一個學校科研實力和學術水平的窗口,在選題方面必然要有所傾斜。對于學校改革與發展、學科建設與人才培養方面的優質稿件,高校學報應該在這方面有所作為,應該優先予以刊發。另外,作為一般的地方高校,還肩負著具有服務地方經濟建設的功能,而高校學報作為刊登高校科研成果的主要渠道,對于服務社會和經濟建設的功能不容小覷。高校學報應盡量做到前沿性與時效性相結合,在確保質量的前提下,創造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1.注重學報的選題策劃學報的選題策劃,對于辦好每一期刊物具有十分重大的影響,而學報的選題策劃工作,具體要落實到每一位責任編輯身上。編輯的策劃、選題、組稿、審稿的每一個過程,都關乎學報在社會科學研究與創新中的責任的落實。比如,學報編輯可以根據黨和國家的最新政策,結合學校發展的實際情況,制造一些熱點話題,邀請或約請一些老師來參與此熱點問題的研究;也可以向有一定知名度的老師約稿或請他們主持某一欄目,以達到收攬高質量稿件和體現最新學術研究動態的稿件的目的。諸如此類的方法,首先都要求編輯要高起點規劃,對每一期刊物要全盤考慮,注重選題的系統性、前沿性。
學報的繁榮發展離不開編輯主體的實際操作,編輯對每一期學報的具體操作,都體現了編輯的工作思路以及辦刊風格。如果編輯自己不了解社會科學的最新發展趨勢,不及時關注最新的科研成果,不能獲取最新的科研信息,就不能培養出自己的職業敏感性。要及時提高自己的科學素養,就必須經常閱讀國內外專家學者們所寫的科研報道與科研論文,經常瀏覽世界著名高校、研究機構與大公司的網站等。另外,編輯也應積極拓展自己的視野,拓寬自己的知識面,實現從單學科的編輯到有綜合性的知識背景的編輯的轉型。
3.注重稿件刊發后的后續工作
在社會科學研究與創新中,高校學報通過刊發高質量的稿件,對繁榮社會科學功不可沒。然而,僅僅通過刊發高質量的稿件,高校學報在繁榮哲學社會科學的道路上只是走完了第一步,接下來還要求學報編輯主動出擊,繼續為該刊所刊發的高質量稿件造勢,以擴大其社會影響。學報編輯應主動加強同各檢索機構的聯系,增加學報被轉摘、被引用的機會;同時在刊物的發行等方面,應做到及時、準確,讓讀者及作者第一時間了解到最新的科研成果;同時要利用互聯網絡,把每期所刊發的文章及時送上網,讓最新科研成果通過各種渠道第一時間得到關注。
一、21世紀民商事法律發展展望
(一)民法典尤其是物權法的制定已為時不遠
作為市場經濟基本法的民法典的起草和制定已納入了立法機關的議事日程。當前,法律界對于制定民法典和物權法的爭論非常激烈,爭論的問題的范圍也非常廣泛,從立法條件到立法體例,從整個法律到具體制度,幾乎涉及民法典和物權法制定的方方面面。我們認為目前制定民法典和物權法是適宜的。只有制定民法典,才能為交易當事人從事各種交易行為提供明確的行為規則,使其明確自由行為的范圍,逾越法定范圍的后果和責任,從而對其行為后果有合理預期,這就能從制度上保障市場經濟的良性運轉,有利于市場經濟秩序的建立。不僅如此,民法典的制定也有利于我國民法體系的完善。至于民法典的立法體例,普遍的看法是采用德意志模式,但是對于具體的編章則不必十分拘泥。在將來的民法典中,人格權法、侵權行為法應該獨立成編,而對于民事責任制度,雖然在《民法通則》中獨立成編,但我并不贊成在民法典里繼承這種體例。在民法典的制定過程中,民事證據法也應該成為其中的一部分,因為基于民事證據法的性質,這樣做既可以避免對原民事訴訟法的重大修改,也不會影響到民法典的體系。當然,民法典的制定不可能一步到位地進行法典編纂,而需要通過分段制定最后匯編整理的方式來完成。當前的首要任務就是加快物權法的立法工作。
物權法是我國民法典的重要組成部分。有人認為我國的物權法由于涉及國企改革中的產權關系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尚待解決的問題,經驗不足。我們認為這并不足以影響物權法的制定,理由有二:其一,這些問題不可能僅僅依靠物權法就得到解決;其二,在現實生活中已經產生了大量的財產關系需要物權法來調整,比如,農村的土地承包經營關系,國有土地使用權關系。因此,我國物權法應及時反映所有制的改革成果,從法律上確認各類主體對其財產所依法享有的權利,保障所有權和其他物權的轉讓,維護財產交易的正常秩序,進一步促進多種所有制結構的發展和新舊體制的轉軌。當然,對于物權法制定中的理論問題,如物權行為無因性問題,他物權的體系問題,都需要經過長期、激烈的討論后才能形成比較成熟的意見。
(二)加入世貿組織(WTO)將給我國的民商事法律帶來機遇和挑戰
加入世貿組織是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當然選擇和必然結果,它將為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營造一個更加有利的國際環境,加快我國的產業結構調整和資源的合理流動,增強我國企業的競爭力,推動我國參與經濟的全球化,并提高我國的國際地位。
從法律上看,加入世貿組織將給我國的民商事法律帶來機遇和提出挑戰。我們認為,中國在加入世貿組織的過程中,要揚長避短,減少國際市場對我們的沖擊,最重要的是完善我國的市場經濟法律體系,以符合市場經濟的需要和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要求。
目前,加入世貿組織會給我國法律帶來一定的沖擊。一方面,世界貿易組織在誕生前后形成的、要求加入世貿組織的成員所必須接受的一攬子經貿協定和協議,已經成為世界各國開展經貿合作與競爭的“游戲規則”,它是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共同接受的國際貿易的慣例與規范,并且成為國際經濟貿易法律體系的核心部分。因此,在加入世貿組織的前后過程中,我們必須清理現有的法律、法規、行政規章和規范性文件,對一些不符合世貿組織規則的規定應當予以修改、廢除和補充,對一些不合適的做法應予調整。另一方面,加入世貿組織后,我國需要履行在雙邊和多邊協議中承諾遵守的義務。作為法律部門來說,也應當清理現有的法律、法規、行政規章和規范性文件。對于那些有歧視性的、違反公平貿易原則的規定,尤其是那些不符合我國在加入世貿組織過程中所作的承諾的規定,應當予以修改甚至廢除。例如,我國現行涉外經濟法規中關于外商投資企業應以出口為進口的先決條件的規定,顯然是不符合世貿組織規則的要求的。
從長遠來看,加入世貿組織將給我國的法制建設提供極大的機遇,將會極大地推動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建立和完善。一方面,世界貿易組織的“游戲規則”已經成為其成員國的國內貿易法的淵源之一,而我國現有的法律、法規體系許多脫胎于計劃經濟體制,明顯不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的需要,這就首先需要借入世的契機與國際接軌,并在這個過程中使我國的法律體系得以完善。另一方面,中國在加入世貿組織后,將在金融、保險、電信、商業、外貿、航空等十個方面進一步放寬對外商投資的限制,服務業將會遇到巨大的沖擊,現有的企業將會面臨前所未有的競爭和挑戰。這就需要加快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建立、修改和完善我國的市場經濟法律體系。具體來說,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應當盡快制定民法典。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后,民事關系將更為活躍,而作為調整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律規則的民法典,其作用也將更加突出。因而,制定民法典不僅能為交易當事人從事各種交易行為提供明確的行為規則,而且能夠從制度上保障市場經濟的良性運轉,有利于市場經濟秩序的建立。
第二,完善知識產權法。在烏拉圭回合中達成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TRIPS),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原則、實施程序及補救措施等都作了規定,并增加了受保護的知識產權的類型、保護標準及方法,力求統一知識產權的保護標準。為了加入世貿組織,我們需要按照TRIPS的要求對我國的著作權法、專利法、商標法予以修改和補充,使對知識產權方面的保護與國際通行做法基本一致。
第三,完善我國的公司、保險、破產等商事法律體系。加入世貿組織以后,由于激烈競爭的展開,許多企業將面臨破產的危險,調整企業破產制度的破產法應當盡快出臺。由于加入世貿組織需要對外商投資者實行國民待遇和非歧視性政策,這就使得原來將外商投資者與國內的公司、合伙以及個人獨資企業分開的做法無法適應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需要。我們必須積極創造條件,使我國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外商獨資企業法逐步與公司法、合伙法、獨資企業法合并,形成在民法典的主體制度的統轄下,由公司法、合伙法、獨資企業法共同構成規范市場經濟主體的基本法律制度。隨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逐步放開保險和金融業,也需要進一步完善保險法和證券法,建立一套真正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保險制度和證券制度。
第四,制定和完善其他有關法律,如有關服務業的法律、反傾銷法、外商投資管理法、外貿管理法、社會保障法等。
(三)計算機網絡對民商事法律的影響將日益深遠
近年來,計算機網絡的應用深刻地改變了人們的生活和工作,但是隨著計算機網絡的日益普及,現有的許多法律制度日益暴露出其不足,迫切需要新的規則來進行規范。對于民商事法律來說,這種影響尤其深刻,具體體現在:
第一,有關電子商務的立法。電子商務的出現極大地促進了市場交易的發展,但是相關的規范性法律尚需制定和完善。在合同法中,雖然對電子商務的問題已經有所涉及,但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務上,許多問題還沒有解決,嚴重妨礙了網絡交易的發展。比如,電子商務安全性問題。在網絡交易中,雙方可能互不相識,因此,保證雙方身份的真實性就相當重要。雖然在某些國家使用電子簽名來確定身份的做法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也還存在信息中途被他人截獲和修改的危險。又如,網絡服務商(ISP)在電子商務中的責任問題。由于網絡服務不僅僅是提供信息傳遞的方式,還涉及資料的傳輸等其他問題,因此ISP與電子商務直接相關,確定ISP在交易中的責任就直接關系到電子商務的發展。
第二,計算機網絡對知識產權法提出了挑戰。隨著計算機網絡技術的廣泛應用,在知識產權法的許多方面產生了各種問題,尤其是在著作權法領域。比如,傳統形式的作品被數據化、多媒體化以后,如何保護這種新的作品形式的問題,網絡上的哪些信息可以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以及在什么程度上進行保護的問題,網絡作品的法定許可的問題,網絡作品的合理使用應該如何定義以及如何規范的問題。在專利法領域,計算機網絡也提出了挑戰。比如,在網絡上公布的發明能否得到專利法的保護?如果進行保護,如何妥善保護發明人的利益和保證網絡的安全性?等等。在商標法領域,由于域名在網絡上的廣泛應用及其所具有的無形價值,對網絡域名的管理勢在必行,商標法必須從法律上解決域名的法律地位和保護問題。
第三,計算機網絡為人格權法增添了新的內容。在具體人格權方面,與計算機網絡最密切相關的是隱私權的保護。簡而言之,大致涉及如下內容:一是對個人計算機的個人資料的保護;二是對網上通信的身份和內容的保密;三是保護權利主體不受網絡的不當干擾;四是保護權利主體對個人隱私的正當利用,排除他人的非法利用。當然,計算機網絡的應用也影響到了其他具體人格權和一般人格權的保護。
第四,計算機網絡向侵權行為法提出了新的課題。隨著計算機網絡的廣泛應用,網上侵權也日益增多,且侵犯的民事權利涉及諸多類型。由于網絡本身的特點,不僅造成了侵權事實認定的困難,有時甚至很難認定侵權主體和權利主體。另外,網絡的特點在一定程度上也使侵權后果難以確定,因此,對網上侵權的賠償數額的確定也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總之,計算機網絡引起的民商事法律問題是十分廣泛的,其對民商事法律的影響滲透到了各個領域和各個具體制度。可以預想,今后民商事法律的創新將在很大程度上圍繞著計算機網絡來進行。
二、建立民商事法律科學研究基地對民商事法律研究的意義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和發展,作為市場經濟調整規則的民商法將迎來一個繁榮時期。解決民商法目前面臨的各種重大問題,需要集中大量的學者、專家,形成一支高水平的研究隊伍,進行集中研究。為了適應這一形勢,中國人民大學民商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響應教育部建設文科重點基地的號召,申請并獲準成立了民商事法律科學研究基地,以期對我國21世紀民商事法律的發展做出貢獻。
(一)民商事法律科學研究基地概況
中國人民大學民商事法律科學研究基地主要是在人大法學院民法教研室、訴訟法教研室、知識產權教學與研究中心等機構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基地的主要研究方向有三個:其一為民商法學,由民商法研究室承擔;其二為知識產權法學,由知識產權教學與研究中心承擔;其三為訴訟法學,由訴訟法學研究室承擔。基地通過三個研究方向之間的結合,在研究機構、研究內容諸方面達到了優勢互補,實現了相關學科的有機結合。
在研究力量方面,基地的9名專職研究人員中有教授5人,副教授3人,講師1人;15名兼職研究人員中有教授6人,副教授5人。目前,基地的研究人員大部分是年富力強的中青年學者。為了保證研究工作的數量與質量,基地還設立了學術委員會。學術委員會由15名委員組成,其中校外委員占2/3,主要由其他院校、科研機構和國家主管部門的專家學者組成。
在物質條件和基礎設施方面,基地目前承擔的重點研究項目有10項左右,都具有充足的項目資金,可以為來自各地的民商法學者在基地研究提供良好的物質條件。基地具備較完善的基礎設施,擁有寬敞的辦公用房,為基地主任、副主任及各專職研究人員和兼職研究人員配備了獨立的工作室。基地擁有自己的法律信息港和中國民商法律網(域名為www. .cn)以及與法學院共建的法律圖書館。
民商事法律科學研究基地將在較短的時間內完成一些重大課題,促進我國21世紀民商事法律的發展。目前,基地正承擔著起草“物權法草案及立法理由書”的立法項目,并承接了與之密切相關的“民事證據法專家建議稿”的起草工作。同時,考慮到我國加入WTO對我國的民商事法律的深刻影響以及知識產權在國際貿易、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中的重要性,基地的另一個重點項目就是“WTO與中國的知識產權制度研究”。另外,計算機網絡的發展將對我國的民商事法律制度產生日益深遠的影響,為此,基地將與國務院法制辦合作共同承擔“電子商務立法的理論研究”課題。電子商務立法將具體研究如下幾個方面的問題:電子商務的知識產權、證據效力,在電子商務條件下合同成立的條件、對消費者權益的保護、隱私權的保護,網絡犯罪的預防及對策等。總之,基地將始終站在民商法學發展的前沿,通過自己的理論研究服務于立法實踐,推進我國法律制度的健全與完善。
(二)建設一流民商事法律科學研究基地,為我國民商事法律的發展做出應有貢獻
為了把基地建設成為名副其實的國家級民商事法律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基地將力求發展和改革。
第一,積極參與國家立法活動,承擔重要的立法項目。基地目前承擔著起草“物權法專家建議稿”和人大法工委要求的“民事證據法的專家建議稿”兩項立法研究項目。基地將承擔的立法研究工作有電子商務立法的理論研究工作和由全國人大財經委委托的有關《公司法》、《證券法》修改的課題。
第二,為司法改革和司法公正獻計獻策。基地將進一步加強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等機構的合作,就當前的司法改革課題展開深入的研究,并將對如何保障司法的獨立公正,如何提高裁判的質量等問題提出有價值的建議。例如,基地將與最高人民法院的有關部門合作共同就《合同法》等法律的司法解釋工作提供論證。
第三,建設一個全國一流的有關民商法的專業性網站。網站要真正達到開放性的目的,成為所有從事民商法專業教學與科研的學者自己的資料庫和學術討論中心,成為所有學習民商法的學員與專家學者進行直接交流的場所。根據規劃,網站將創建以下數據庫:碩士、博士學位論文庫;已經發表的論文庫;民商事法律人才庫;民商事法律法規資料庫;案例及案例評析庫;民商事司法解釋庫。此外,網站還將介紹有關民商事法律的學術活動和民商事法律學者的作品,組織法律論壇和學術討論。
第四,辦好基地的兩份刊物。為了推動基地的科研工作,繁榮學術,我們將努力辦好如下學術刊物:《判解研究》和《法學前沿》。現在《法學前沿》已經發刊了4期,《判解研究》第1期已經出版,第2期也即將面世。
第五,努力培養法律人才。基地將努力通過學術研究與學術活動培養高層次的民商事法律人才,要在全國范圍內物色一些優秀中青年學者,吸引他們到基地工作,基地將為他們創造良好的研究條件和物質條件,同時也將努力為基地的工作人員提供更多的出國訪學的機會。
一、引言
我們先來讀一下新三層樓的寓言:
從前有個大官,非常聰明。到了美國,看到了極其美麗壯觀的三層樓。第一層是學術自由,第二層是高水平、嚴格的科學研究標準,第三層是世界一流大學,那真是莊嚴壯美,雍容華貴,里面點綴著輝煌的諾貝爾獎,令人生出多少羨慕和贊嘆。心里便想:我們也有許多的學者,錢也有一些,我為什么不造這三層樓?
于是通過決議,要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召來學者,開始建造。大官在邊上看著學者的行動,心生疑惑,終于開口詢問:"你是在造那三層樓,世界一流大學嗎?"學者說:"是啊,我們是在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現在正在做第一層:學術自由和相關建設。"
大官說:"我不要下兩層的學術自由和高水平、嚴格的科學研究標準,我只要第三層樓:世界一流大學和諾貝爾獎。"學者答到:"天下沒有這樣的事情,最下面的基礎:學術自由沒有做好,怎么可能有第二層的高水平、嚴格的科學研究標準,又怎么可能建設第三層樓----世界一流大學?"
大官堅持說:"我不要(我反對)下兩層的學術自由和嚴格的科學研究標準,我只要第三層樓:雍容華貴的世界一流大學和諾貝爾獎。你們立刻給我拆了學術自由的基礎,一定能夠造出第三層樓----世界一流大學的。"
前不久,清華大學就在拆學術自由的基礎,而且信誓旦旦地要造出世界一流大學的空中樓閣:清華大學的著名教授秦暉,由于進行了"自由"的學術研究和"自由"的教學,已經被限定不得帶研究生了,而且教授津貼也被扣了60%。這是對學術自由的破壞,是對科學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的破壞,也是對中國科學事業的破壞。
毫無疑問,科學家、學者作為社會中的一員,也必須服從社會的整體意志的代表也就是政府的領導。但政府的領導也不能夠讓政治干預、破壞學術自由,也就是干預、破壞學者的自由研究。科學研究就是為了求真知,破壞了學術自由,必定破壞正常的科學研究和科學研究標準,還會帶來中國歷史上眾所周知的不學無術的外行領導內行、支配內行等等問題。本文主要是討論中國的科學研究標準,所謂科學研究標準就是一個確定什么是科學研究,什么不是科學研究,什么樣的研究是不能夠被接受為科學研究的,什么科學研究是高水平的或是低水平的標準而已。
學術自由的重要,早在蔡元培、梅貽琦那個時代就已經被反復闡述了。進一步地說,在有起碼的學術自由的情況下,某一學科的具體的科學研究標準是非常專業化的,是由研究相同專業的學者們自己決定的。但如果學者嚴肅認真的研究,因為不合官府的意,就要不許帶研究生,扣教授津貼,學者都要生活的,這樣下去,就會使得曾經在中國一再出現的情況重演,學者不得不使得自己的研究符合官府的要求,權力支配科學研究標準。這樣的研究,就是唯上、唯書而不唯真,就不是科學研究。這樣,也就沒有了真正的科學研究標準。
中國本來就只有很可憐的一點點學術自由,再把這可憐的一丁點學術自由的基礎破壞,怎么可能有第二層的高水平、嚴格的科學研究標準,又怎么可能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涌現世界一流科技成果(包括諾貝爾獎)?
中國為何未能得到諾貝爾獎曾經是一個熱點話題,但中國曾經出現過夠格得諾貝爾獎的科研成就,一九六五年,人工合成具有生物活性的結晶牛胰島素成功。而后的三十多年中,雖然中國有世界一流的科技成就,但為何中國再未能出現如此的杰出成就?中國是否得到了諾貝爾獎并不重要,但中國是否作出了一些世界第一流的科技創造則非常重要。
二、學術自由是如何喪失的
愛因斯坦曾說:"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基礎,那就是:希臘哲學家發明形式邏輯體系(在歐幾里德幾何學中),以及通過系統的實驗發現有可能找出因果關系(在文藝復興時期)。在我看來,中國的賢哲沒有走上這兩步,那是用不著驚奇的。若是這些發現在中國全都做出來了倒是令人驚奇的。"[1]
在歐美,由于有了全面系統的實驗,才能在以往的認識和系統實驗結果的基礎上發展出來自經驗的科學理論,有了嚴密的邏輯推理體系,才能依照理論作出嚴謹、全面、徹底的推理以得到嚴格的結論和預見,加上了數學方法則得到精確的推論和預見;由此以及在科學理論的指導下又進行進一步的系統實驗、解決問題、提高精密度等工作以發展科學知識。
一代又一代的科學家,哪怕是平庸者,都能對科學的發展作出力所能及的貢獻。隨著科學知識的增進與發展,在舊的科學理論不符合實驗結果等情況出現后,就會有科學家創造出新的,更正確也更準確的科學理論來代替它。就這樣,一輪又一輪的系統的實驗發現和科學理論的推理相互促進,形成了良性循環,更全面深入(也常常是更正確),更準確,現代科學就這樣在歐美飛速發展起來了并且繼續這樣發展。
因此,本文所討論的科學,是指系統的實驗和結果,理論立足于系統的實驗基礎或可重復的切實可靠的經驗基礎,并具有嚴密推理的體系等科學知識的總成。
所以,普遍地而不是具體到每個學科地說科學研究標準,唯真而不是唯上的研究才是科學研究,實驗必須有不以觀察者為轉移的可重復性,理論必須建立于經驗基礎之上,經驗基礎必須真實,必須有嚴密的邏輯,例如與公認的概念意義不同的重要概念必須明確界定其意義,提出的論點必須進行論證。唯有創新以及與創新有關的研究才是科學研究,當然,沒有創新但卻是與創新有關的必須進行的科學研究(如新發現被報告后必要的重復實驗等)是低水平的研究,富于創造性的研究是高水平的研究,等等。
中國古代并不存在系統的實驗發現和科學理論的推理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因此,中國古代令世人震驚的創造性成就只能歸因于古人非凡的創造性。與我們偉大的祖先相比,我們這些不肖子孫,只能夠說是缺乏創造力而且愚蠢。但是,難道上蒼僅僅賜給我們祖先非凡的創造才能,卻剝奪我們的創造能力?我們就這樣知道自己愚蠢、無能、缺乏創造而繼續愚蠢下去?
長期的貧窮落后絕非一日可以改變,這固然是最重要的原因,除此之外還有多方面的原因,如中國在兩彈一星這些關系國家安全的項目上投入了太多的一流科學家、技術專家,等等。
但本文只討論極為重要的原因之一:由于歷史上歷次政治運動對中國科學的破壞,加上現在中國的大學、科學研究機構和科學活動都還缺乏學術自由,出版自由,導致中國的科學研究標準很有問題,與世界科學不合拍。
中國的自然科學,科學研究標準存在著難以明確指證,卻可以隱隱約約感受到的"刻板"和"教條"的缺陷,理論上過分注重"確證"和理論的"可靠",卻常常忽視理論的創新經嚴密推理后推導出日后可被實驗驗證的推論的極端重要性,在實驗上易于忽視全面、系統地進行實驗的重要性;但自然科學還可以說是有起碼的科學研究標準。純粹的社會科學、人文學科,注經式學術傳統死灰復燃,其中有相當部分人缺乏起碼的對科學研究標準和科學學術規范的遵守,抄風太盛、炒風太盛,基本上連起碼的科學研究標準都不存在。當然,我國的杰出科學家們并不存在這種情況。
科學研究標準和科學精神都是科學傳統的一部分,是在長期的科學活動中形成的。中國古代并不存在真正的科學傳統,只存在科學的萌芽以及幾千年的注經式的學術傳統。中國的科學研究標準和科學精神是由留學歐美的丁文江、胡適、竺可楨、翁文灝等人在中國艱辛草創的。當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受到巨大外來影響的、歷時僅有三十幾年的中國科學傳統,太容易因為政治因素對科學活動的影響,導致中國科學傳統的扭曲,使中國的科學研究標準和科學精神不再與世界科學相吻合。
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對自然科學與技術事業的重視和努力使得中國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數得到了飛躍的發展;但另一方面,建國以來的歷次政治運動使注經式的學術傳統變本加厲,并給中國的科學研究標準帶來了諸多問題。
一九五一年開始的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一向少有人提,但這一場所謂的春風化雨式的運動,卻實實在在是中國科學悲劇的開始。從學理上說,凡是希望科學昌盛的執政黨與知識分子都根本不應當進行、參與這樣的運動。科學的堅實根基在于與實驗者無關的有精密度(不管是定性還是定量的精密度)、可重復的實驗結果,科學的發展需要新理論和它的推論以及相應的實驗。
只有學術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才能保障這一切,即保證科學的堅實基礎和發展。否則,以任何理由("站在人民、工人階級的立場","科學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改造(抹殺)嚴肅認真學者的不同的思想和聲音,就能夠以同樣的理由改造、抹殺不合于主流理論、思想的實驗結果和新理論、推論、實驗,這樣就使科學的堅實根基與發展都被破壞。
在思想改造運動中,雖然基本上只是在個人的政治思想領域,但隨后很快就以同樣的理由自然而然地越過了這個界限,進入了科學領域如經濟學、遺傳學等。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破壞了學術自由,閹割了科學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學術自由。一旦學術自由受到限制或喪失,科學就能夠以"立場"、"態度"、"科學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的理由,變成"社會主義的科學"和"資本主義經濟學"、"資產階級遺傳學"等一系列冠以"資本主義"、"資產階級"的各種科學理論、推論和實驗,就不再是科學。不為求真的目的、僅僅滿足政治權力要求,無視科學研究基本要求的"科學研究"也就是注經,甚至是惡劣的學術打手,而不再是科學研究。
從歷史結果上看,對知識分子進行社會主義思想改造,運用政治權力要求(強迫)知識分子表明與政治權力相同的立場和態度,而且是非此即彼的立場與態度,伴隨著組織清理(即強迫不服從的知識分子失業),就用政治權力在思想理論上決定了中國知識分子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地位,知識分子必須改造自己以及自己的思想以符合社會主義的要求,也就是權力的要求,隱含著權力決定了學術,而后的對知識分子"脫帽加冕"等措施,只不過是出于形勢需要的來自政治權力的隨時可以收回的恩賜。這場運動,也是中國知識界"官本位"的開始。
當我在史料上看到,對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運動的"始作俑"的倡議者,竟然是老中央研究院院士,時任北大校長的馬寅初先生時,我略為吃驚,為那一代科學家和中國科學的命運感到悲哀。馬寅初先生在新人口論上,不惜一切代價堅守住了科學的底線,還是令人尊敬的;但他所遭受的大批判的待遇,卻與他當年為了改造中國的理想所倡議發起的思想改造運動有一定的關系。為什么馬寅初先生后來能夠為科學而不惜一切代價,當初卻提議進行破壞科學的堅實基礎和發展的"思想改造運動",并砍斷了北大的自由主義傳統?
(我之所以對馬寅初的行為僅僅是略為吃驚,起因于我對胡適著名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思考,胡適對科學方法的約簡到了不準確的地步,我認為這樣不夠科學的約簡是不允許的。科學方法因不同的研究類型而不同,主要的應當是在已確立的經驗基礎上作出大膽的假設,通過嚴密的推理或計算得到結論,用全面的實驗來驗證。如此的文人式表述如此著名,使得我懷疑那時中國社會科學界的科學素養。當然,這主要是因我本人深受愛因斯坦的影響,從自然科學的角度得到的結論。并且我看不到胡適先生的文集,不知道胡適先生的全面表述。可能我的判斷有誤。我認為較準確的簡約表述應為"經驗為基礎,大膽作假設,推理并求證。")
中國人的歷史意識非常強,這本是一大優點,能夠吸取創造者、杰出者的經驗教訓,學習別人的長處,避免不必要的損失。文明的進步和歷史上人類的光輝閃耀之處在于創造者、杰出者的奮斗與成功,而不是別的。歷史就是創造史,否則不過是人類愚蠢和災難的記載。但對于鴉片戰爭之后的中國人來說,最大的困難、痛苦是:中國落后于西方太多,并且幾百年來,西方人才是創造者,各方面的創造都是西方所作出的,中國人只有很少的創造。
因此,從中華文明、中國歷史的創新、發展這個角度來看,近代、現代中國的歷史,發生在西方。令中國人痛心、加劇困難的是:讓中國人明白這一切的情況,少數是靠善意的交流、學習,大多數則是西方人包括日本人用槍炮和無數民眾的死難、用屈辱的不平等條約和掠奪,才迫使中國人認識到中華文明的落后。
與此有關,中國始終未能成功地主動適應并參與創造世界大趨勢:以人為本,自由民主化。因此,中國人普遍不懂得自己的歷史,不知道歷史包括自己的歷史的意義。因此,中國人總以為中國的歷史就是中國歷史,而缺乏包容世界的胸襟,不知道、不認同中國學術歷史甚至中國歷史更多的是西方各國的創造史。因此,中國人始終很難真正認同世界科學傳統--西方科學活動中形成的歷史傳統。因此,中國的各種教科書總是不說中國的缺乏創新導致落后,卻有意無意地把自己落后、愚昧、挨打的原因都說成是西方侵略的結果。
這樣,中國人的歷史意識非常強,反而常常成了一個缺陷。因此,中國的歷史學,面對我們古代的孔丘、司馬遷等偉大的創造者,歷史學的"道"早已經失傳。更可悲的是,現在中國的歷史學有時甚至連起碼的"真"都做不到,例如中國歷史書籍對一些中國近現代歷史事實的敘述,純粹就是騙人、撒謊、蓄意捏造,比春秋戰國時代還不如。
思想改造運動沒有在中國共產黨剛奪取政權,迫切需要鞏固政權時進行這種大有利于中國共產黨統治的政治運動,而是在朝鮮戰爭勝利,中國共產黨和的威望空前高漲的時候進行,說明朝鮮戰爭的勝利這個政治影響是決定性的。沒有一個中國知識分子不為古代中華文明的輝煌燦爛而驕傲自豪,也沒有一個中國知識分子不為中國近百年來的災難深重而痛苦萬分;在國家民族危亡的時刻,一些中國知識分子主張"革命救國"并參加革命活動,不惜犧牲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另一些中國知識分子則主張"科學救國",在書齋、實驗室中潛心研究學問。但就在朝鮮戰爭前幾年,在抗日戰爭中,中國有美國、蘇聯的支持,全民抗日,還是一次又一次地敗于日寇,有近一半的國土被日本鬼子占領。幾年后,貧窮落后、剛結束內戰的中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人民志愿軍在朝鮮打敗了世界上最強大的美軍為主的聯合國軍。這是對比何等鮮明的巨大勝利,是中國對西方前所未有的巨大勝利,在當時來看,事實證明了"革命救國"的正確和成功,導致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和當時的知識分子都被這個勝利沖昏了頭腦。
以為首的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因此自以為掌握了客觀真理,能夠"教日月換新天",不計代價,改造中國,改造知識分子自然不在話下。當時的知識分子,第一流的領袖人物如胡適、傅斯年、梅貽琦去了臺灣,剩下的除了如陳寅恪這樣堅如磐石的極少數例外,大都為了那看上去無比美好,事后全部無比悲慘酷烈地破滅的希望,喪失了定力,真誠地自我責備、自我批判,懺悔,自覺而真誠地或者被迫地參加了這場破壞科學與教育----中華萬年大計的思想改造運動。
其實朝鮮戰爭的真正成果,只不過是確定了中國東亞第一軍事強國的地位,但這只是幾十年以后才十分明確地看清楚。并且,如果中國的政治、經濟、教育、科技等如果不能夠繼續進步,這一成果必定會喪失。
所以,我覺得沒有理由苛責前輩科學家、學者,但現在不可再犯同樣的錯誤。
有些經歷過這些政治運動的知識分子在大徹大悟后,奇怪那時的中國知識分子包括其自身在內,為什么如此"愚忠"?為什么如此缺乏定力?我覺得,除了朝鮮戰爭的勝利、缺乏科學傳統和良好科學造詣、 對歷史感悟不夠真實確切等原因以外,還與中華文明喪失儒學軸心,卻未能夠確立或自主地產生自由、民主、科學新軸心密切相關。中華文明在春秋戰國時期開創了軸心時代[2],在漢代確定了儒學為中華文明的軸心,儒家學說既是普通人的思想、認識、方法、觀念、理論,也是一種生活方式,大約兩千年來幾乎都如此。在清代,中華文明面對西方文明的挑戰,一再失敗,儒家學說終于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被全面清算,在知識分子那里,過于陳舊的儒學已經被打倒,不再是中華文明的軸心,但中華民族卻也喪失了文明的軸心:以胡適為首的自由知識分子,以自由、民主、科學為新軸心,身體力行,卻未能夠產生出自己的創造性的進展與理性的新設計;以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信奉馬克思列寧主義還有把人不當人、當政治工具的法家學說,不惜犧牲(包括自己的犧牲)地鬧革命;以為首的國民黨,遵循的是中國儒學傳統和西方影響的怪異混合;但中國的廣大民眾,特別是占絕大多數的農民,仍然過著與千百年來沒什么區別的生活。因此,這些知識分子的理念都是與大多數人無關的漂浮的理論和觀念。
中華有大約兩千年的軸心文明史,有統一的文字、統一的語言、統一的價值,等等。中國知識分子因此自覺認同統一的文明軸心。中國是在與西方的戰爭中不斷失敗的情況下拋棄了已經陳腐的儒學這個原先的軸心,面對中國在朝鮮戰爭中對西方的前所未有的勝利,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自以為掌握了真理,應當重新改造中華,中國知識分子因此也自覺認同改造,并且,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運用反復的政治運動這個辦法,以及對農業,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反復地強迫要求幾乎每個知識分子站對立場,表明態度,真正地在中國全面鏟除了以前的儒學傳統,也在知識分子中暫時鏟除了自由、民主、科學的軸心,確定了文明的新軸心----馬列主義、思想加法家,它的最大功績是使中國不再受西方包括日本鬼子侵略,還在中國初步建立了工業化的基礎。至于它的最慘痛無比的代價,三大浩劫:陷害右派運動、三年人為慘禍、大革文化命,我們都清楚。并且,由于大革文化命把大部分老干部打倒了,最后導致了撥亂反正,中國終于沒有了政治運動。但沒有了政治運動反復的強迫,就出現了思想解放運動,知識分子有了起碼的政治自由,中華文明的新軸心----馬列主義、思想加法家,立刻就不能夠成為中華文明的軸心,中華文明又一次喪失了軸心,成了相互沖突的馬列主義、思想、不把人當人的法家思想和自由、民主、科學怪異的混合體。從蘇聯、東歐巨變來看,未來中華文明的軸心必定是自由、民主、科學,但自由、民主、科學要成為中華文明的軸心,成為普通人的思想、認識、方法、觀念、理論,又是一種生活方式,由于中國人口太多,中國社會存在太多的困擾,肯定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
思想改造運動后,歷次政治運動對知識分子反復念"緊箍咒"、逼迫知識分子自我批判、批判,流放、苦役、投入監獄、甚至誅殺知識分子,使得政治權力曾經長期地成了學術問題的最終的裁判,政治權力對重大的學術爭論擁有最終的裁決權,扭曲了科學研究標準、科學精神,學術問題常常成為政治問題,政治權力決定了是非標準,少有人敢踏入與雷區無異的學術"禁區"。這一切在"陷害右派運動"和"大革文化命"中達到了悲慘的頂點。求真、說真話變成了犯罪,真誠的意見變成了惡毒的攻擊、罪惡的攻擊,述說自己的一點見解、或者真知灼見甚至會被殘暴地殺害,如遇羅克、張志新、林昭和一些"右派"等,或者在苦役中默默死去,如一些"右派"。
馬克思說:"科學的大門就是地獄的入口,……",這話的原意是比喻,我在高中時就知道了,但長大后才知道按字面理解,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曾經真正出現過的實際情況。
建國后的三十年中,還由于馬列主義變成了桎梏人們思想的教條,中國的社會科學、人文學科基本上不能夠說是真正的社會科學,沒有真正的科學精神、科學傳統、科學研究,當然,社會科學所喪失的嚴格的科學研究標準和科學精神給中國帶來了諸多的沉重負擔和問題。例子之一就是馬寅初的新人口論遭到有組織的全國性的大批判使中國的人口壓力無比沉重,帶來了許多可怕的后果,如計劃生育變成中國第一難,農業出現近于破產的危機,失業率不斷提高等等。雖然二十年前的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思想,初步恢復了科學研究標準,但由于還缺乏起碼的學術自由、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加上"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和八九年事件等的干擾,中國文科的科研標準遠未達到與世界科學相符合的地步,還不能夠說是科學的標準。以至于現在,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也沒有非常富于創造性的理論指導,只能"摸著石頭過河";
"科學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政治權力之腳粗暴踏入科學領域只是使得政治和科學都被破壞。
政治與科學的關系,主要就是其實行者----統治者與學者的關系。關于這一點,在很久以前的古代就有過很精到的評論:先知可以拿起劍,建立國家,成為國王;但國王不能夠自己去做先知,為民眾確定道德,這肯定不會成功。統治者拿著刀劍,能夠逼迫學者說假話;用高官厚祿利誘,如做好八股文、黨八股就能夠做官,可以讓知識分子去研究假知識,假學問;這辦法對付國內的知識分子,使他們不起來反對政府很有用,但這樣的國家與追求真知的西方國家相競爭,就會一再失敗。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成功的先知,哲人王,用政治運動反復的強迫方法,暫時地確定了中華文明的新軸心,但他絕對沒有做到"為萬世開太平",我想這一點誰都做不到。
三、中國的科學研究標準現狀討論
現在,中國的社會科學界,應當說還沒有明確地意識到并產生自己的科學研究標準,關于這一點,舉幾個例子也就夠了。
前些年一直到現在,中國社會科學界關于學術規范的討論,提倡者竭力提倡學術規范,反對者則刻薄地貶之為"占坑規范",覺得所謂的學術規范不過是首先占據學術地位者用來限制別人的規矩。本人贊成朱學勤的觀點,朱學勤"把學術規范落到實處",大致五條[3]:
"1. 選題之前盡可能全面地檢索中外文獻;
2.論述觀點注意形式邏輯,不要前后矛盾;
3.立論必須有據,概念必須界定,不能武斷臆測;
4.引文必須注明出處;
5.論著附有文獻索引,涉及西學者,中、西文索引齊備;"
朱學勤列舉完后,"內心隨之出現的是三條悲哀":
"1. 這些要求是初入學門的基本紀律,與其把它們說成是"學術規范的框架",不如把它們稱為"學術紀律的底線"。因為它們是做學問形式上的起碼要求,低得不能再低了;(應為:技術性的起碼要求,徐建新注)
2.即使是這樣低微的形式要求,80年代至90年代都沒有完全落實,以致今天還要為這樣的要求大聲疾呼;
3.一些學界朋友將這樣的最低要求作為最高綱領或者是較高綱領來奮斗,用心良苦,但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對90年代的學術成就高估不得。"
學術規范的討論確實有必要,錢寧在1996年出版的《留學美國--一個時代的故事》中說[4]:"一些文科專業的留學生,盡管在國內發表過不少"大作",到了國外,都發現自己一下子不會寫文章了。中國學生論文易犯的毛病,一是文章中充滿了各種含混而不加界定的概念;二是喜歡將前一段提出的假設性論點不加論證地便在下一段轉換成論據。"
由此可以看出,中國社會科學界還在糾纏于從事學術工作的基本要求、技術性要求,中國社會科學界的一些人關于學術規范的討論,是在把從事學術工作的基本要求、技術性要求,當作從事學術工作的較高標準或最高標準。至于更高的實質性的科學研究標準,還沒有成為學術界中心議題。
清華大學是中國現代科學的發源地之一,中國第一理工大學,是中國科學的重鎮,從秦暉的事情來看,看來經歷了反右和這兩次空前的浩劫,還是有些人不知道:陷害他人,或聽從權力的號令迫害、批斗別人,最終必定自食其果,或許有些人是明知故犯吧。看來還是有些人不知道,學術自由是科學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破壞科學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學術自由,只能說是缺乏起碼的科學素養的行為。
在中國現代科學的發源地之一,中國第一理工大學的清華大學,就在前不久,都出現如此破壞學術自由,如此破壞中國科學的事情,真是悲哀;
現在中國的人文學科、社會科學,抄襲、剽竊等學術浮躁、腐敗現象泛濫,如北大的王銘銘事件等等。這進一步說明科學研究標準真的不存在。可以肯定,符合學術規范的編寫教材、撰寫綜述論文,介紹和(或)評價了最新研究成果的應該是低水平的學術研究。但連最新成果都沒有介紹的、不過是抄來抄去的教材編寫和論文,就連學術研究都不是。因王銘銘事件,我在新語絲網站上[5]看到,有人披露:北大還有權力"教授",也就是指定把教授晉升指標給北大的官員如系主任、學院的院長等,下面不報,教授晉升指標就作廢,這樣,官員不做任何學術研究就能夠晉升教授。至于其它的大學一般只會是更差,這樣的情況,有一絲一毫的科學研究標準的影子嗎?
中國科學的重鎮----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竟然如此,這說明至少中國社會科學的 ABC----權力與學術自由與科學的問題都還沒有解決,連科學研究標準都基本上不存在,還奢談什么世界一流大學和諾貝爾獎?
中國的大學等科研部門中,眾所周知的是晉升職稱、獎勵等問題上,是看數量,看、專著的數量,看等級,即的刊物的等級,次要的是專家評議。而美國主要是看論文質量,看本專業專家的評價。在一個有良好科學研究標準的國家,評價科學研究的成果當然應該看質量,看成果的創造性,重要的是本專業專家的評議。中國對科研成果的評價卻是要數量、要等級,這又是中國缺乏科學研究標準的表現。
中國的自然科學方面,情況要好得多,因為自然科學不是社會科學,受歷次政治運動的毒害比較少,但1961年,北大化學教授傅鷹在教育部的一次會議上的發言,已經足以告訴我們反右和給中國自然科學帶來了什么:
傅鷹說,任何一個黨團員都是"黨代表",不聽他們的話,就是"", ""誰受得了!教授寫完了講義,要"呈請鑒核",一個二年級的學生拿起紅筆勾勾抹抹,這個不要,那個不要,其實他什么也不懂,可是他是"代表黨"的。
傅鷹說,這幾年科學研究中的浮夸之風不得了。北京大學化學系一報告,就說一年內完成了一千多項科研項目。根據教師的力量與水平,一年之內完成十幾項象樣的研究就不錯了。表面上進展很快,實際上完全不是這么回事。近幾年來,每年都有獻禮,獻禮應該是拿最好的成果,可是常常拿去的連次貨都不是,而是廢品。[6]
由這一類歷史資料可以看出,反右,對自然科學界的惡劣影響主要體現在反右進行了一次惡劣的大清洗,用大批判以及流放等辦法,在自然科學界短暫地全面確定了權力、政治高于科學,決定科學研究標準。中國的自然科學喪失學術自由的結果當然是中國的自然科學研究與社會科學、人文學科一樣變成了制造垃圾、廢品的活動,還使許多研究者毫無科學精神,在所謂的"科學研究"中浮夸無比卻不受到任何懲罰。
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的強迫,在強迫下科學家被迫的表態,使得科學家們被迫在科學研究之外,寫一些"唯書"、"唯上"的東西,"教條"與"刻板"就這樣潛移默化地滲入了中國的自然科學。
在自然科學中,"教條"對科學研究的危害是較難感受到的。目前大部分的科學研究屬于常態科學研究,有成功的案例可供效仿,在常態科學的研究工作中,基本上要求科學家"教條"地對待它所依據的范式[7],教條地進行科學研究仍然能夠產生科研成果。但是想要產生世界第一流的科技成果,仿效性的工作和教條地對待科學研究工作是沒有指望的。
我以為:貧窮落后的中國,最可能率先出現一批世界第一流科技成果的領域是理論物理和生物科學。但在理論物理方面,中國的教育、科學大環境,對產生并接受中國的愛因斯坦完全是貧瘠的土壤甚至是有毒的土壤。中國的大學教材大多較為陳舊,追蹤科學新進展的情況遠不如美國等發達國家,對此,論者大多(有一定道理地)以為中國注重知識而美國注重創新,實際上,這標志著中國科學界相當的一部分人對科學新進展的"公認"、"確證"的要求過于教條,到了不切實際的地步,忘記了科學本身是在不斷發展的,忘記了為創新做準備是大學教育的重要目的之一,忘記了作為科學界的一員應當用自己的科學鑒別力去對科學新進展作出鑒別取舍,并顯示了對自己的科學鑒別力缺乏自信。
此外還讓人覺得整個中國科學界在這個問題上顯得有些麻木不仁。雖然每個人都會認為產生愛因斯坦這樣的科學家是國家、民族的光榮,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中國真出現了類似于愛因斯坦的人物,如果不重視理論的創新經嚴密推理后推導出日后可被實驗驗證的推論的極端重要性,我懷疑僅憑兩條理由便足以拒絕接受并默默地扼殺中國未來的愛因斯坦:
1、新理論雖然來源于可靠的實驗結果,有實驗證據的支持,并且公認的理論無法解釋實驗結果。但新理論與公認的理論相矛盾,又無實驗證據確證。(在歷史上,如果不發表愛因斯坦的光電效應理論,美國的密立根再聰明也不可能去做否定光電效應理論的實驗,并變成驗證實驗。)
2、此人是一個業余的科學研究者,又沒有碩士博士學位。(沒人會承認他的研究成果。)
另一方面,中國的教育非常缺乏基本科學方法和科學素養的教育培養,幾乎把科學當成死的知識來傳授,錯誤地以為學生的科學基礎就只是死板的科學知識。中國的教育非常缺乏從查閱資料、設計實驗、進行實驗、討論、撰寫論文、文章、以及資料引用等一整套基本科學程序、科學基本功的訓練,導致常常看到業余的科學愛好者、研究者在非常缺乏科學素養和知識基礎的情況下就貿然去解決他們不可能解決的問題,徒然浪費自己和他人的時間與精力。中國的各種教育研究雜志,在中國連科學教育ABC都沒有做好的情況下,就奢談、大談創造教育,沒有認識到中國的科學教育根本沒有把學生的科學基礎打好,還起勁地討論如何進行創造、如何教學生創造;這些雜志只不過是自我感覺良好地談論如何建好空中樓閣而已,這樣的中國教育情況,又怎么可能產生愛因斯坦那樣高水平的業余研究者?
為什么只有中國獨有"業余科學家"這種現象?因為有相當數量的中國人熱愛科學,在科學研究上有創新精神,而中國的科學教育沒有教會他們起碼的科學研究基本功,不知道怎樣做真正的科學研究,而且導致他們沒有起碼的科學鑒別力,做出來的"研究結果"不過是漏洞百出而已,自己鑒別不了自己的錯誤,卻自以為是創新或者是重大創新,這是中國科學教育悲哀的集中體現。西方發達國家的業余的科學愛好者接受了較好的科學研究教育,一般是做些力所能及的研究工作,而中國的業余的科學愛好者、研究者在非常缺乏科學研究素養和知識基礎的情況下就貿然地努力研究去解決他們不可能解決的問題,如解決哥德巴赫猜想,否定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等等。我所遇到的大部分的業余的科學愛好者是老實地做自己的研究的,他們有"獨立"思考,有"創新"精神,有"新"見解,但略為一看他們的文章,連現有的知識都沒有理解掌握,不懂得科學方法、不具備起碼的科學基本功,有邏輯錯誤、基本常識錯誤等業余水平的錯誤比比皆是。
但更糟糕的是,雖然大部分的業余的科學愛好者是老實地做自己的研究,本人尊重他們的自由選擇,但也有一些"業余科學家"以自己的錯誤為正確,自以為是偉大的發現、是中華文明的復興的標志、狂妄自大地抨擊愛因斯坦等科學巨人以及堅持科學原則的中國科學家,還非常善于鼓動、影響媒體、官員、和非此專業的科學界人士。而且,由于中國的理工科、文科分開的高考的影響,高中就分文科、理工科,而且中國文科水平特別低,因此訓練出來的大學文科生特別缺乏科學素養,更不要說科學鑒別力,偏偏中國的報紙雜志,除科技方面的專業刊物外,基本上都是文科生擔任編輯、記者,當然他們很容易被善于吹噓、唬人的"業余科學家"迷惑,而且或許因為容易炒作,便進一步推波助瀾,而且,有些官員、有些非本專業的科學界人士也因為缺乏科學素養或者缺乏必要的謹慎而被鼓動,支持了這一切。結果,中國出名些的或有名的"業余科學家",不是妄人,就是騙子。例如著名的"水變油",如王曼新的磁力使禾本科植物產生根瘤,而且具備共生固氮的能力的"發現",被中科院院士李慶奎教授和微生物學家樊慶笙教授否定后,王曼新便在媒體上大肆攻擊他們,等等。
中國大陸在現在的情況下,由于缺乏學術自由,面對歷史悠久的"用馬列主義哲學指導科學研究"之類的無知話語,如果真的萬分不幸地產生了愛因斯坦那樣的人物,他也會因為對自由的熱愛而寧愿做一個管子工,或者沿街叫賣的小販。我在大學一年級還傻乎乎地相信用馬列主義哲學指導科學研究,到了三四年級,以我的無法與愛因斯坦相比的科學素養,以我從科學哲學、科學史中悟得的一些哲學想法,我已經開始用科學驅逐在中學、大學學到的馬列主義哲學垃圾。例如:怎樣才能夠獲得真實的感性認識?的畝產幾十萬斤被餓肚子的人們普遍相信、恐怖的災難卻給大多數人形勢大好的感覺等已經告訴我們,科學的歷史證明了:前提條件是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要清醒地要求有不以觀察者為轉移的可重復性。感性認識如何上升為理性認識?是靠直覺。理性認識如何被檢驗?靠直覺把握規律、概念所導出的個別推論與具有可重復性現象之間的對應。矛盾、對立統一規律、否定之否定規律等不過是最多適合于定性的社會科學、人文學科的廢話,根本不適合于定量的自然科學,一旦用于自然科學必定鬧出許多笑話,記憶里面中確實也出了很多笑話。
學生在中學、大學應當學習的是與科學歷史相結合的科學哲學,而不是陳腐、落后的馬列主義哲學,這樣才能夠提高中華民族的科學素質。
(我曾經在北京遇到一個用馬列主義哲學否定愛因斯坦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的業余愛好者,看完他的論文和某個大學教授的類似論文,我忍不住要笑,但因為他的真誠而笑不出來。我告訴他,科學以是實驗為基礎的,你的實驗基礎在哪里?不能夠靠哲學做基礎的。你有一個牛頓的公式,但要用這個公式統一物理學,解釋全部的現象,必須仔細推理、計算,然后得到結論,全部適用,不能夠你說全部能夠套用、全部適用這一句話就行的。你不能夠說我做了這些,要物理學家做什么?愛因斯坦這樣做了,可沒讓物理學家沒飯吃。你要否定愛因斯坦,就要比愛因斯坦的物理學本領還要高,你從你的公式里面產生了比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還多的可以被未來的實驗驗證的推論嗎?一個都沒有。所以,你還是好好地去做你的經理,別想什么統一物理學了。)
(我覺得:說"用馬列主義哲學指導科學研究"之類的無知話語以自重的哲學家,比這真誠的業余愛好者還不如。正因為中國的教育非常缺乏基本科學程序、科學基本功的訓練,卻有這些無知的話語反復灌輸,中國才有太多令人同情的業余科學愛好者。)
中國的科學傳統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確實孱弱。一方面,由于幾千年的注經式的學術傳統和政治運動的影響,對理論創新的"確證"、"可靠"要求過高,不切合科學研究的實際情況;另一方面,中國本來就不存在系統地進行科學實驗的傳統,現代科學傳入中國后,由于全面、系統地進行實驗耗資巨大,由于中國的貧窮落后,中國無論是教學還是科研都難于象歐美各國那樣進行全面、系統的實驗,導致中國人特別缺乏全面系統地進行科學實驗的意識而不自知,在需要自發地獨立進行嚴格、全面、系統的實驗的地方,卻特別容易疏忽這一點。
大約二十年前,全國的"特異功能"研究熱集中地展現了中國科學實驗傳統虛弱的悲哀。在當時,"特異功能"并非不能成為科學研究的對象,但熱及全國,經久不退,則顯示了研究者和支持者[8]一時疏忽了實驗發現并非是有了"眼見為實"的實驗現象就夠了,科學實驗要求的是全面、系統的實驗去確立實驗發現(可重復性只是全面、系統地進行實驗的最重要要求)。至于某些"特異功能"的研究者和支持者,反對科學實驗必須具有不以觀察者為轉移的可重復性,這就是反對科學的堅實根基,連最起碼的科學素養都沒有,沒有資格說是科學研究。
而反對者們[9]也大多不知道以嚴謹的科學研究標準去反對,只是以馬列主義的大道理去壓人,導致了研究者和支持者的不滿和反彈。如果沒有后來的何祚庥院士等人以嚴謹的科學態度和標準來反對并成功,這場大爭論就會成為中國科學的莫大悲劇。
我曾經看到過一個報道:(中央電視臺采訪朱麗蘭時的報道,時間已經忘記了。)中國的科學家率先發現了一個實驗現象,但在此基礎上進行全面、系統的實驗并最后獲得諾貝爾獎的卻是外國科學家。一個實驗發現,和經過全面、系統的實驗得到的重大發現,在科學上的價值是相差很大的。如果中國在教學、科學觀念、體制及經濟基礎等方面上不能更進一步,這樣的情況還會重現。
現在,中國科學的浮躁和腐敗在全面蔓延。張頌之在《學術腐敗的社會根源》[10]中說:"當代中國學術界的腐敗現象已是有目共賭(賭即睹)的現象,……數十年不斷的社會政治運動及意識統一與控制,可以說把知識分子的靈氣與良知都改造了。這方面的影響多年來已有人注意,如對于學術的扼殺及扭曲等,但是對于思想統一于意識,所塑造的學人道德的淪喪,卻注意不夠。……在黨性原則失范的今天,幾乎是道德真空地帶的學術界,既失去了外在的政治強性束縛,也沒有內在的學術規范以自律。假冒偽劣就成為學術界在經濟時代的大爆發。……其次是現行的學術體制自身的弊端。我們的學術體制無疑是教化的產物與機器,行政命令第一,往往是外行領導。在中國走向現代化的今天,黃仁宇所謂的"數目字管理"就成了行政管理法寶。各單位似乎都制定了種種量化標準,諸種行為數量化。……如果說我們今天有學術規范的話,那最基本的規范就是不要違背經旨。經學要求不貴創新,資助了抄襲之風。"
這樣低下的科學研究標準,必定導致科學水準的下降。根據瑞士洛桑《國際競爭力報告》,1999年度中國的科技競爭力排名從上一年度的第13位大幅下降至25位。2000年報告,中國科技競爭力排名再次下滑,由25位降至第28位。
四、科學鑒別力問題
科學學的創始人J.D.貝爾納曾經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討論過各國科學的特點[11]:"英國科學的特點是……特別講求實用和類比。英國人的一個缺點是他們幾乎完全缺乏有系統的思維。英國人的方法在容易解決的科學問題中最容易奏效。法國科學從未失去過其出眾的特點--非常清晰而漂亮的闡述。美國科學發展特別帶有個人主義的特征……。印度科學既由于它的不少概念和實驗方法別出心裁而受人注意,也由于它獨立進行工作時極端不可靠和缺乏鑒別力而受人注意。……大部分日本研究工作似乎都具有德國科學和美國科學的缺點,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內容過于繁瑣、故弄玄虛而且缺乏想象力。而且不幸地,在不少情況下,也缺乏鑒別力和精確性。"
J.D.貝爾納對未來中國科學的期許最高:"只要有了表現在中國文化的一切其他形式中的那種細心、踏實和分寸感,我們可以有理由相信中國還會對科學發展作出即令不比西方更大,至少也和西方一樣大的貢獻。"
重讀貝爾納對各國科學特點的討論,尤其是看到貝爾納對中國科學未來的美好預言,與中國科學的現狀相比,如此天壤之別的差距,真讓人心情沉痛。貝爾納對日本科學缺點的評價可以原封不動地套在中國科學上。這一切是為什么?為什么中華文化的特點:細心、踏實和分寸感沒有能夠表現在中國科學上?當然,本文前面的闡述已經是部分性的回答。貝爾納如此看重"細心、踏實和分寸感"是有原因的,在科學研究中,"細心、踏實和分寸感"是高水平科學研究的標志,有分寸感意味著相當高的鑒別力,在科學研究工作中必須運用、非常重要的科學鑒別力,對科學研究成果良好的、恰如其分的評價和把握能力。
貝爾納評價蘇聯科學的"一個大缺點是沒有足夠的鑒別力,不過這也是意想得到的。鑒別力是由長期經驗和歷史悠久的學派所培養出來的。缺乏這種鑒別力是熱情的年輕人的毛病之一,只有依靠時間和經驗才能把它糾正過來。"
就從丁文江創立地質調查所開始,現代科學傳入中國已近百年,時間和經驗累積已經不能說還少,但中國的自然科學仍然顯得鑒別力低下,表現如:對自己完成的工作不是進行客觀評價,而是進行自我拔高(這種情況相當普遍);在處于"常態科學"的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的許多領域,大談哲學而不是老老實實地探討科學、技術的成果與問題,基本上不過是故弄玄虛而已(美其名曰"用馬列主義哲學指導科學研究",或說是做學問做到高深境界,就必定需要哲學指導或有哲學出現,卻不知道或躲避這一點:沒有創新,學問和哲學再高深也不過是鸚鵡學舌。);還有一些更惡劣的現象如:自以為得意地創立了"××學"、"×××學"、"××史"、"××論"等等,卻并無扎扎實實的創新成果,只是"天下文章一大抄",或只是泛泛作些簡單的列舉分類,當然,這在中國的人文社科中比較普遍,但中國的自然科學中也存在這種現象;還有,一些人為評職稱而大量制造學術垃圾論文、專著,以致于泛濫成災,可那些學術垃圾制造者,不但很少會遇到嚴厲的批評而使他們的學術信譽、科學信譽大減,這些學術垃圾反而幫助他們甚至使他們獲得獎勵和職稱,等等。關于這些方面,新語絲等網站有較詳細的資料。
至于中國的社會科學、人文學科,科學鑒別力非常低下,幾乎不存在,但還有極少數人正常地從創新出發,評價中國人文學科喪失了原創力,認為中國的文科雖然"論文""專著"泛濫,但把一個小問題研究透了并且有所創新的都很少。
學者、科學家進行科學研究,決不是一些人所以為的,和巫術一樣,是由科學家所做的、象巫師那樣呼風喚雨的事情;它也不是很多人臆想的交給科學家一大筆錢,科學家們拿出一堆誰也看不懂的論文專著。它還不是工程建設,給了錢,給了設備,給了擁有充足知識的人,就能夠保質保量完成某項工程建設任務;更不是大多數人以為的科學家坐在實驗室的儀器面前,死板板地做實驗,實驗結果出來了就是科學發現。在人文學科、社會科學中,科學研究、學術研究也絕對不是某些人以為的抄許多的書,集中在一起,符合學術規范的就是研究。(說這樣話的人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科學研究、學術研究。)
實實在在地說,只有創新以及與創新有關的研究才是科學研究、學術研究,如:發現新的實驗現象,提出新理論、解決未嘗被解決的新、老問題,提高精密度,等等。相對水平低得多的一些與創新有關的必須進行的研究也是科學研究,如:自然科學中發現新的實驗現象后,別的科學家必須做重復實驗,以進行驗證工作;還有必要的評價:如指出新的創造所存在的優點、缺陷、問題,還有必要的綜述,等等。但知識復制,如教學,如在中國非常盛行的抄來抄去以拼湊論文和著作,這就不是進行科學研究,學術研究。
在科學研究的創新中,是經常要運用科學鑒別力來作出判斷的。如在科學實驗研究中,會經常遇到奇怪的反常,但大多數不值得深入研究,只有少數能夠出成果,極少數會引導到巨大的發現。一般只有科學鑒別力很高的科學家能夠敏銳把握住機會,也不會被令人激動的反常引入歧途。在實驗或理論方面的科學研究中,選題,以及做怎樣的實驗來驗證理論,實驗中出現的現象是否是真的發現,進行理論研究時需要判斷理論的經驗基礎是否堅實、邏輯推理是否嚴密,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的意義、價值如何,以及自己所做的研究的意義、價值如何等等問題,都需要科學家運用鑒別力作出判斷。
在科學史中,正反兩方面的例子很多,例如:
楊振寧、李政道提出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恒的設想后,女物理學家吳健雄領導了一個實驗小組,要通過做實驗來驗證,在一次實驗中,由于儀器故障,實驗結果大大出乎意料,否決宇稱守恒定律有余。有人大為激動,主張報告,而吳健雄則正確判斷是儀器故障而未報告,顯示了吳健雄極佳的鑒別力。
普朗克在研究黑體輻射時想出了已經被實驗驗證的正確的公式,他本可止步不前,但他卻很不滿意,從科學的標準出發,對自己的公式的價值作了很正確的鑒別評價:"但是,即使輻射公式絕對精確的可靠性被認可,只要它僅僅具有由僥幸的直覺所揭示出來的規律的地位,它就不可能表達出比形式意義更多的過程。由于這種原因,正是在我系統闡述這個定律的時候,我開始全力以赴地賦與它以真實的物理意義。"最后得到了具有突破意義的量子論。
普朗克非凡的科學鑒別力,使他繼續努力,終于得到了意義深遠的偉大發現。
當然,因為缺乏科學鑒別力而在科學界鬧笑話的也不少。倫琴因密封的照相底片曝光而發現X射線后,曾有法國人發現了(實際上并不存在的)N射線,還獲得大獎,最終的研究結果發現,所謂的N射線不過是心理影響而已。也有一個日本人突發奇想:"螢火蟲不也是發出熒光----射線嗎?于是進行實驗后,煞有介事地報告:螢火蟲能夠發出射線,導致底片產生陰影。其他科學家重復實驗后指出:螢火蟲產生的氣體(至少部分地)導致底片產生陰影,并不是螢火蟲發出射線,使得這個日本人和他的合作者大為丟臉。
科學鑒別力在人才的發現、選拔和創新成果的傳播方面也有重要作用。因為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良好的鑒別力的。現代的科學研究是職業化的研究,受科學研究組織的影響相當大。科學的繁榮主要依靠進行研究的正式的學術機構和非正式的學派的昌盛,正式的學術機構和非正式的學派的興盛又要依靠其重要的富于創造的大學者,運用其良好的鑒別力鑒別年輕人的創造性成果并提拔富于創造的年輕人,為富于創造的年輕人提供進行科學研究的良好環境和條件,替補年老的、創造力衰退的學者,并為后來者提供榜樣,激勵學術領域的新人努力創造,這樣,學術機構和學派才能夠保持活力,不斷創新,而不是暮氣沉沉,尸位素餐。
科學創造是以前人的、已有的創造為基礎的,否則很可能是毫無意義的重復或者因為忽視、沒有掌握最新成果,只是研究早已經被解決的老問題,而科學上只有在世界上首先作出的創造有重大價值。在信息爆炸的年代,創造性的成果有可能被淹沒在信息的海洋中,或者未被重視;而錯誤的結果、觀點也可能未被研究者察覺而引用為研究的基礎,因此需要大師們進行鑒別、討論、推重,寫綜述,作評論,并影響鑒別力較低的學者,以利于科學研究。
在中國,如此重要的科學鑒別力,理應隨著時間的推移、經驗的累積穩步提高,但為什么中國科學的鑒別力反而比八十年代下降了?科學鑒別力作為一種對科學研究成果良好的、恰如其分的評價、把握能力,可以說是個人或整體運用科學研究標準而表現出來的,良好的鑒別力的前提當然是中國科學要有良好的科學研究標準,在中國的科學研究標準退步、低下,中國科學界實行等級化的量化考評的制度,同行評議非常缺乏的情況下,中國科學肯定不能夠表現出照理說是本應具備的良好鑒別力。
那么,如何促進中國科學的進步?
一言以蔽之:難。叫喊得最響亮、幾乎延續了十年的中國社會科學界的學術規范討論只是重新打學術規范的基礎,很重要,但對于提升中國社會科學其實幾乎沒有用處。如果學者沒有自己的創新,論文中再規規矩矩、巧妙聰明地引述他人的思想和成果,也不過是符合學術規范的抄襲,它與不合學術規范的抄襲,都是抄,唯一的區別只是技術上是否遵循學術紀律的底線規則。其實,中國的嚴肅、認真的學者基本上都知道,八九年的六四事件是最重要的轉折點,是妨礙中國科技進步最大的難關,它給中國知識界的進取心、創新、信心、勇氣、朝氣等都打擊不小,一些一流人才外流,是導致中國科學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最大的難關,它使人文學者、科學家喪失了勃勃朝氣,連自然科學都沒有例外。中國共產黨和政府沒有解決這個關鍵問題,也不進行一系列必要的制度改革,卻指望通過自以為是的量化(等級化)考評、獎勤罰懶的辦法來提高中國科技水平,但這卻是導致中國科學技術水平下降的第二個重要原因。
任何學習過科學的人都能夠理解:在科學中引入數學(定量化)是為了得到精確的知識,它的前提當然是要做到定性正確。量化(等級化)考評的前提是:對學者、科學家的論文等工作成果的評價,定性準確。但對科學家、學者的富于創新的研究成果進行定性的準確評價都很難,因此,學術成果、科學知識的創新是很難進行量化考評的。普通的學者,往往十幾年、幾十年后才清楚他人的創造的意義、價值,唯有第一流的大師才能夠迅速地鑒別、鑒賞第一流的創造,例如偉大的愛因斯坦,只有明可夫斯基、普朗克等人才確實清楚他的三篇論文的意義、價值。在中國,這樣的世界第一流大師還沒有產生。
在中國缺乏高水平鑒別力的一流大師的情況下,對學者的科研成果的評價連做到定性的準確都很困難或沒有做到,那么中國的學術機關,沒有對學者、科學家的科學研究成果進行定性的評價,沒有以定性評價為基礎,進行定量的量化考評,就只不過是為了量化而量化,把科學研究水平不同、質量不同的論文、專著,當成是質量相同的論文、專著,不管三七二十一,"撿到(核心刊物的)籃子里面都是菜",這就是鼓勵濫竽充數。
本人對此量化(等級化)考評制度的思考結果簡潔地說就是:以趨利避害的理性經濟人為前提,加上兩個前提條件:一、每個人總是對自己的研究成果略微高估,對別人的研究成果略微低估,并且能夠估計出學術刊物中本專業較低水平論文的水準和編輯、評審對論文的偏好;二、雜志、出版社必定要持續地辦,一定要、著作;由于量化考評制度是自動地把在學術刊物上發表的論文不看質量高低,只看作達到此等級雜志的平均水平,由此即可嚴密推論出:1、理性人的最優策略是盡量多做達到最低要求水平的研究和多發表達到學術刊物最低水平要求的論文,最差的策略是盡量做自己能夠做到的最高水平的研究。2、這個制度既是自動認可學術垃圾和學術腐敗的制度,也是自動緩慢地降低中國科學技術水平和鑒別力的制度(注意:直接應用于工農業等產業的工程技術方面可能并不一定如此,由于直接運用于各個產業的工程技術實用性強,有可能做到能夠根據某項創新的具體應用情況,如增加的效益等進行定量考評,這樣的量化考評制度如果做得好,是有可能有利于中國工程技術領域的進步發展的);3、如果學者人數不變的同時,學術刊物、出版社數量增加,學術水平、科學水平將下降更迅速。如果學術刊物、出版社數量不變的同時,學者人數增加,學術水平、科學水平將緩慢上升。當然,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推行這一政策的結果必定是:中國科學的論文和專著數量有了大增長,質量和總體水平卻大幅度下降。就象當年中國的那樣,糧食、鋼鐵產量高得驚人,但卻不是虛報,就是將大量的廢鐵當成鋼鐵,結果鼓勵產生的或逼迫產生的廢銅爛鐵特別多。因此,在自然科學、人文社科甚至在大學中的工程技術領域中,量化考評制度必須盡快廢除。
當然,量化考評制度的優點是簡單、經濟,因此,在研究很不重要而教學很重要的大專等級的大學甚至很低水平的本科院校,可以實行這樣的制度。
中國的大學、研究機構流行的砸鐵飯碗的改革進一步加劇了中國科學技術水平的下降。如果學者們還是端鐵飯碗,工作有充分的保障,還會有比較多的優秀學者堅持科技研究質量高于數量,一個創造性成果高于許多重復性、低水平結果這樣的常識的。但砸鐵飯碗的改革和量化考評制度同時實行,生存或者毀滅(出版或銷聲匿跡)的壓力迫使學者們只能夠做低水平的研究,多發表低水平的論文、專著。
量化考評制度對中國科學的危害幾乎已經成為共識,但國際互聯網和學術雜志上卻還有辯護聲,認為量化考評當然更加精確,最新的辯護是來自吳志攀(北京大學副校長) ,他在《文科學科制度評價標準的幾個問題》[12]中說:"從適合于文科學科管理的方面看,主要是學科成果計量化分析,統計和計量化管理是必要的,也是科學的,計量化才能客觀地衡量學科發展,才能與同國際同行進行比較。……有些高校,為了提高在SCI的數量,采用"工程化"的方法來進行(例如,"千篇SCI論文工程")。從哲學中的數量與質量的辨證關系來看,促進數量,來提高論文的質量,這也是可以理解的。"
本人反復看了多遍,也看不出"統計和計量化管理是必要的,也是科學的"、"促進數量,來提高論文的質量"的理由和邏輯,吳志攀在文中沒有拿出任何經驗的證據,也沒有從公認的前提出發做任何論證,就想當然地說了這樣一番話。定性的正確是精確量化所必需的前提,沒有這個前提,怎么可能是"科學"、"精確"的?促進數量的措施,完全可能導致降低論文質量的結果。中國現在的情況正是論文數量多了,科學水平卻下降了。當年中國的時期,也是糧食、鋼鐵產量高得驚人,但卻是虛報,或將大量的廢鐵當成鋼鐵。這對中國的危害已經是眾所周知。本人當時覺得很奇怪,如果這是幾百字的短文,只是說一下自己的觀點而不作論證,那還正常,但這是幾千字的文章,不應該這樣。筆者不由得想起錢寧在《留學美國--一個時代的故事》中說的話:"一些文科專業的留學生,盡管在國內發表過不少"大作",到了國外,都發現自己一下子不會寫文章了。中國學生論文易犯的毛病,一是文章中充滿了各種含混而不加界定的概念;二是喜歡將前一段提出的假設性論點不加論證地便在下一段轉換成論據。"但吳志攀文章的后面部分情況還算可以,不知道他為什么會這樣寫,或許是不在意地犯了中國文科學者寫論文時極其容易犯的錯誤吧。
中國實施量化考評制度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不得而知。雜志上與國際互聯網上的討論認為可能有這樣一些原因:中國科學要與國際接軌。大學教授是鐵飯碗,有些人不好好做研究,卻在外面兼職掙錢,因此要量化考評;晉升機會有限,教師之間相互評比矛盾大,必須如此。外行領導不懂學術、科學,就搞這樣的辦法,自己既輕松,又能夠表現功績,等等。
但這樣一些(善意的解釋)原因與它給中國科學帶來的危害相比,這些理由都不重要,那些困難也能夠克服。在我看來,量化考評制度之所以實行,是因為有關各方:官方、大部分的研究人員都獲得利益的結果,只有中國的科學技術以及富于創造力而又堅持科學研究原則的研究者還有碩士、博士研究生--中國科技的未來受到嚴重傷害。這個制度讓領導者既輕松舒服,又能夠用數字表現其領導下的政績,領導者的上級也一樣。而科學家、學者的人事權是在單位領導的手中的。大部分的研究人員,在打破鐵飯碗、大鍋飯的改革的旗號下,幾乎快變成一年、兩年、三年任期的臨時工了,既然無力與這樣的考評體系抗爭,也不可能與掌握自己聘任、升級、解聘權力的領導相抗爭,那就只能夠適應現實環境,多研究、多寫、多發表低水平的研究,靠扎扎實實地做自己的研究完成不了任務,就聰明巧妙地進行自我復制。水平低下的人就笨拙地抄襲,反正中國任何的大學生一進入大學都至少要受到抄來抄去的政治教科書的抄襲教育,這樣一個量化考評制度又是自動承認這一切的制度,就進一步地獎勵、鼓勵了這一切。
結果,目的是提高中國科學技術水平的量化考評制度就導致了中國科學技術水平的下降。從趙平波的《院士的道德墮落與中國的學術腐敗--從學術打假談起》[13]一文來看,趙平波認為"……把學術研究等同于制造產品,既有數量要求,也有"質量"要求,全國一級刊物以上,最好是國際SCI收錄。這種"學術產業化"的要求不逼著人搞學術腐敗,那才叫奇怪。"還有,科技界流行的、國家的科技投入很大一部分所流入的"大項目"、"大工程"、"大計劃","……設立的目的,只是為了更容易獲得研究經費,……更有利于科研成果的評獎,"……"小錢大評、中錢小評、大錢不評","中國的學術腐敗更嚴重地表現在"大錢不評"。院士等學術精英們拿了大錢,無人能評,也是無人敢評的"大項目",……具體生產出來的"成果"卻是沒有研究經驗者的研究生或們的偽劣之作。"趙平波還詳細講述了它對中國研究生培養和對知識分子人格的巨大危害。當然,中國的研究生教育的質量下降必定會進一步降低中國的科學技術水平。他的最后的某個結論本人并不贊成:"中國科學院和工程院的院士們是各個學科領域的帶頭人,顯然,他們對中國科技競爭力的下降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筆者認為,中國的院士至少要免去一半,才能清潔中國的學術環境。"
本人不贊成趙平波的最后的一個結論,也不贊成在網絡上見到過的一篇《如何防范科學家欺騙政府》(記憶里是在北大三角地看到)的觀點,原因在于:本文貫穿始終的闡述,一直在說中國的社會科學、人文學科至今還缺乏學術自由以及帶來的惡果,在自然科學、工程技術方面中國還未能夠建立保護學術自由的一整套制度。中國仍然是官員的權力凌駕于科學研究標準之上。惟有中國大陸才出現得了這樣的事情:一個官員,就憑著他是學校的領導,就能夠說:我們這些搞行政工作的人非常重要,我們也是教授,不但是教授,而且是教授的教授[14]。這樣的混帳話語,在中國的香港、臺灣都是不可能出現的,更不用說在美國、歐洲。本人剛看到這樣的話時,第一個反應是勃然大怒,而仔細思考后發現,他有意無意地說出了中國科學技術管理體制的真相,說的是真話。中國的學術管理體制就是這樣混帳、弱智的管理體制。
張五常在《衡量學術的困難》[15]中說:"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加哥大學作助理教授,問大教授D. Gale Johnson關于升級的衡量準則。……到最后,我問:「那由誰決定呀?答曰:「我們這些正教授。但通常佛利民等大師怎樣說,不會有人反對。" 佛利民即弗里德曼,是經濟學大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確實,大師們是教授的教授,也有其它的資料表明:在科技發達的西方,如美國、德國等高水平的研究性大學,是由大師們決定學者的升級、聘用等的。而在中國,眾所周知,這是由主管學術機構的官員們決定的或者是由官員們所決定的學術委員會來決定的。也就是說,中國的官員確實擁有了西方發達國家的學術大師、科學大師所擁有的學術權力,從學術權力上說,他們確實是教授的教授。但中國的官員們能夠承擔好西方發達國家的學術大師、科學大師所承擔的學術職責嗎?西方發達國家的學術大師、科學大師們能夠做到自己所做的研究在全世界處于領先的第一流甚至超一流的水平,并且能夠憑著自己的科學鑒別力選拔同樣富于創造性、能夠接替自己的優秀人才。但誰都知道,中國的官員們根本承擔不好、承擔不了這樣的職責。因此,中國科學技術水平的下降,如果要追究責任,首先就應該追究擁有最大的學術權力的官員們的責任。但要追究官員的責任,他們會覺得非常冤枉,因為他們的不應該擁有的學術權力,是中國歷次政治運動遺留下來的體制導致的結果。因此中國的官員們根本不應該有這樣的學術權力,學術權力必須歸學者。因此中國的官員們,真正必須進行的改革是向西方學習,把學術權力歸還學者。
在中國較為普遍的選拔學術大師、科學大師擔任學術機構的長官的辦法也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學術大師擔任官員后必定缺乏時間與精力進行學術研究,就會逐步離開研究的前沿,不再富于創造性;再者,以前是富于創造性的,不一定一直會如此;現代科學已經發展到了專業繁多的境地,幾乎沒有人能夠同時精通多個領域的研究,一個領域的專家對同學科的另一個領域可能只有普通的了解是很正常的。這樣,又會使他們承擔不了這樣的職責。從學術權力的來源來說,中國這個辦法,學術權力來源于政治權力的授予,最后的決定權還是來源于政治權力,因此還是不好的辦法。
而西方發達國家的學術大師、科學大師們所擁有的學術權力來源于在學術活動中形成的學術權威,韓水法在《誰想要世界一流大學?》[16]中較詳細地介紹了世界一流大學的制度:教授職位固定而且開放,教授(教師)自治,民主自治,不留本校生等等。特別談到了:聘用或不聘用某一人選的決定權掌握在所在系所(院)的全體教授(師)手中。另外有人介紹,美國大學的終身教職的獲得沒有名額限制,只要有足夠的創新與水平,都能夠獲得。在這樣的制度環境中,在教授們珍惜自己的學術機構的聲譽的前提下,每個教授的學術權力平等,都是一票,在重大的事項如聘用人員、人員升級,就要對其專業成果進行民主討論,學術大師、科學大師就會憑著非凡的創造和高水平的科學鑒別力,進行高水平的評價、鑒別,建立或進一步地增強學術權威。至于同學科非本專業的大多數教授,雖然不能夠精深掌握被討論的成果的專業知識,但還是能夠基本理解那些知識與大師的評價,最起碼能夠理解大師以及其他人的評價,并清楚作出這些評價的理由是否成立。這樣,大多數教授的投票是受學術大師影響的,學術大師的學術權威就正常地轉變成了學術權力。而且,一個大師、教授,如果不再進行研究,不再有創造性成果產生,學術威望、說話的分量就會下降。
在這樣的一個制度環境下,同行評議、學術共同體、良好的科技成果評價體系就自然而然地建立起來了,學者們的最優策略是做力所能及的最高水平的研究,做創造性的研究,誰還會拼命制造學術垃圾?困擾中國科學技術的大問題:有數量、低質量甚至沒質量就得到了解決,被一些人所提到的中國科學技術水平低下的幾個原因:缺乏同行評議,缺乏良好的科技成果評價體系,缺少學術共同體,缺乏學術自由(至少制度保障缺乏)等,就在關鍵的制度上得到了解決(如果仔細分析這四個問題,其實是一個問題)。中國的科學技術就會逐步進步。
一種制度、體制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提供激勵和約束,決定人們取得什么種類的技能和知識、采取何種行為以獲得最大的報酬,決定被淘汰的行為、知識、技能和想法。制度本身就是一個強制個人和組織適應并重新學習的機制,能夠使得整個社會不自覺地受到影響。制度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獎懲,人們執行制度時最重要的是人事方面的:聘任、升級、獎勵、懲罰直至解聘,人事權力也是對事業影響最重要的權力。
所以,中國的學術浮躁與學術腐敗盛行以及科學技術水平的大退步,是政治權力緊緊抓住對中國科學技術至關重要的科學家、學者的人事權不放手的必然惡果。而且,中國的缺乏學術自由以及制度保障也導致很難對學者未良好承擔學術責任提出良好的職責要求和道德評判。
決定中國科學發展的制度必須采取西方早已實行,而且非常行之有效的那一套辦法。
本人偶然在新語絲網站上看過一篇文章,介紹美國的人文學科雜志中評論和書評很多,占大約五分之二。本人認為:這是美國科學研究標準水平高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國科學雜志如果能夠這樣做的話,有許多客觀、高水平的學術評議的話,確實能夠全面提高中國科學的科學研究標準和鑒別力,但這要求出版自由為前提,美國有,中國卻沒有。
中國目前能夠看到的學術評議,不外乎三大類:說好話的,不痛不癢的,具有殺傷力的學術批判,卻非常缺乏由高水平的人士所作的高水平的學術評議。因為高水平的學術評議基本上只會是高水平的學者對高水平的學者進行學術批評,雖然這樣確實能夠逐步提高中國科學水平,但他們愿意這樣做嗎?在沒有出版自由的環境里,別人出版論文、專著很難,說真話也拘束,不能夠暢所欲言,編輯、評審也要對一些文字進行斧正。這樣的一種情況,誰的日子都艱難,高水平的學者恐怕不愿意做什么學術批評,給其他的處于困難中的高水平學者添亂。
依靠科學家的個人努力和夾縫中的機會能夠偶然獲得世界一流的成果,但絕不可能出現一大批世界一流的成果。還是老老實實地把科學的基礎打好吧。
中國何時才能產生一大批杰出的創造性人物和創造性成果?希望本文對此能夠有所裨益。
真正的學術自由,徹底否定、認真反思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和反右運動,而不是破壞科學的基礎和發展,打"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棍子;
中國科學需要學術自由、出版自由、民主,歷次政治運動遺留下來的政治權力高于科學研究的遺毒必須肅清,不能夠由政治權力決定科學研究標準,必須由學者自己決定、重建科學研究標準,重視創新,科學才能夠得到發展。大學要以教授為主,教授治校,民主治校。
進行理論創造立足于經驗基礎,注重嚴密推理并得到日后可以被實驗驗證的預見,而不是堆砌新名詞、使用不嚴密甚至虛假的學術詞語嘩眾取寵;
進行實驗研究時重視理論推理和注重全面、系統的實驗,而不僅僅是注重可重復性以及得到一個實驗發現甚至僅僅重復外國的實驗就滿足;
有了這些,或許中華的科技就能夠在更高的科學研究標準上發展。
中國的科學研究標準問題要靠中國人自己來解決。
論文 關鍵詞: 科學 研究 創新 哲學 特征
論文摘要:本文界定了具有創新性科學研究的概念;揭示了人們在從事具有創新性的科學研究過程所出現的一些重要特征,并分析了出現這些特征的內在本質;剖析了影響創新性研究的主要因素;提出了促進創新性研究得以成功的主要手段。
在科學研究過程中,即使是研究者做了許多重復性或模仿性的工作,但只要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提出了與眾不同并具有獨創性的新觀念或新見解,這也是創新性研究。當然,一項具有創新性的科學研究成果其研究過程是極其復雜的,它是一個多元和多維的非線性復雜系統。這種系統的運行既有其內在的 規律 性也有其外在的影響因素和進化的條件,它們將通過過程的特征所表現出來,這就是所謂的科學研究中的創新哲學。通曉這一道理將會極大地促進創新性研究的成功。創新性科學研究過程的特征何一項創新性科學研究過程在不同的階段會表現出不同的特征。透過這些特征認識其本質,將有助于研究者發現和應用更有效、更簡便的研究技術和方法。
(1)偶然性與必然性談起創新性研究問題,我們會想起幾則故事:①當查爾斯·古德伊爾不小心把天然橡膠傾灑到廚房的火爐上時,他發現了橡膠的硫化方法;②威爾海姆·倫琴在一次做陰極管實驗時,無意將一把鑰匙和一卷未曝光的膠卷放在一個陰極管上,當他的助手把膠卷沖洗后,膠卷上顯示出鑰匙的輪廓。由此,倫琴發現了x射線;③有一天早晨,梅斯卡涅一醒來時,一部《卡瓦爾萊里亞·拉斯蒂卡納》 音樂 作品的構思已經全部完成,幾天內就把它寫了出來;等等。聽了這些故事之后,人們可能會產生這樣一個概念:一個新的科學發現是一種偶然的巧合,這種巧合通常是由上帝已經為你安排好了這個機會,只要靈感一到就成了。其實不然,因為這些故事都沒有強調人們在產生靈感閃光之前卻做了大量的探索工作。例如:古德伊爾在發現橡膠硫化方法之前曾長期從事橡膠研究工作并積累了大量的經驗,正因為如此,才使他具有識別現象的能力和發現橡膠硫化方法的機會;同樣,倫琴在發現x射線之前也曾長期從事物 理學 方面的研究工作,否則他不可能因此發現x射線;此外,很多人并不知道,梅斯卡涅在完成他的音樂作品之前全家過著極其貧困的生活,而他卻一首接一首地創作著在別人看來完全單調乏味的音樂。
如果我們進一步考察人類大量的有關創造性活動后會發現:大凡具有創見性頭腦并能夠做出創造性工作的人,當他在按照任何有效方式重新組織或擴充人類智慧之前必須對自己所從事活動的領域具有超越常人的了解,對需要做的事情有強烈的意識并具有出色的表達才能和恰當的實現手段。例如,對于一名經理人員來說,當他在做出創新性的決策之前必須通曉問題的實質、 歷史 、重要性以及與其他部門的關系,否則,決策將會脫離實際;如果這名經理長期以來就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并參與了對這個問題的診斷,那么他對該問題已經是非常熟悉了;如果他對該問題只是剛剛開始接觸,那么他必須先熟悉問題的全面背景才有可能做出符合實際的創新性決策。綜上所述,表明在探索性的研究中偶然性的發現其背后存在著必然性。
(2)審思人類從事創新性研究活動主要有以下幾種類型和方式:①設計并制造一種新產品,然后將它很好地應用于實踐;②改進現有的工作方法,更好地完成工作任務。大凡能夠提出新觀念的發明家們都十分注重對研究方法的選擇;③冷靜、慎重地思考問題,進行嚴密的邏輯推理;④到實驗室去做實驗,全面觀察事物的現象,深人了解事物的變化規律,揭示事物的內在本質;⑤了解某種偶然性事件發生的原因,掌握偶然性與必然性之間的聯系。盡管這些方法并非是獲得創新性研究成果所應遵循的必然途徑,但是它無疑是創新性研究中分析問題、確立關系與解決問題的有效方法和重要手段。因為實踐告訴我們:不管什么人,如果他僅僅擁有知識,但不善于思考和應用,卻不可能產生創造性思想和創造性成果。
(3)潛化在科學研究中,有時會使研究者的思維停滯或是陷于迷茫。這時應該停下來放松一下思想,暫時停止有意識和有目的的研究,忘掉受挫的無效勞動。這種讓下意識來起作用的辦法是實現創新性研究的一個重要措施。
雖然有時候在研究工作中很快就會產生新的創新靈感,但并非所有情況都是如此。有時候盡管我們進行了周密的準備和艱苦的思考,但仍然沒有發現一個真正能夠解決問題的好辦法。這時候如果強迫自己繼續思考下去,可能只會增加思考的混亂,這種僵局是研究人員在工作中經常遇到的事。當出現這種情況時,不仿把問題暫時放到一邊,或去釣魚,或去看戲,或到花園里拔草,或去散步,或去聽音樂,或去做任何能夠放松腦子的事情,不要過度沉溺于一個問題而不能自拔。如果我們這樣做腦子會清醒一些,那么也許就在這時我們腦子里會進發出創新性火花。例如,法拉第為了探索磁和電之間的關系,孜孜不倦地進行了10年的實驗卻仍未找到答案,然后他不得不去休假。然而,當他重返實驗室時幾乎毫不費力地發現了電和磁之間的關系。拉普拉斯曾經說過:“我常注意到把某個非常復雜的問題擱置幾天不去想它,當我再揀起它重新進行考慮時,它竟變得極其容易。”這些事實告訴我們:科學研究中具有“潛化”之理。我本人有時試著這樣做,效果的確不錯。
(4)突現在科學研究中有關豁然開朗的例子很多。據說,蒸汽機冷凝器的發明是詹姆斯·瓦特在某個星期天下午散步的時候想出來的;倒正弦函數的重大意義是大數學家亨利·波因卡烈在他一天下午登上一輛公共汽車的時候突然悟出來的;一家在制造公司的董事長聲稱一項他為 企業 合并的籌資計劃是他在刮胡子的時候想出來的。這些故事說明,有時候一個人智慧的閃光并非都發生在有意識地去思考某一問題之時。
說來奇怪,往往非常簡單的主意就是事先沒有想到,一旦當別人提出來之后,我們卻恍然大悟。其實這就是一種創新經驗,因為一種新的有價值的觀念就此產生了。我們往往都有這樣一種體會:當一種下意識在我們的腦子里一閃現,便立即在大腦中存儲起來,同時以驚人的速度被我們所認識。此時,大腦活動的速度不亞于一臺 計算 機。我們知道,在我們大腦的存儲器中所貯存的觀念遠遠超過今天任何一臺計算機的容量。如果在下意識狀態中,理性思考的約束一旦松懈就可能產生無數新的組合和新的觀念。我們稱這種奇怪的現象為“突現”。不知為什么,“突現”一旦出現,所有雜亂和無用的觀念就被篩除,那些有序和有用的觀念就會形成。這種現象就好像大腦中有一種過濾器,在下意識中它只允許合理的觀念上升到意識水平,也好像下意識所展示的是一種完備的程序,它不僅僅是新觀念的萌芽,而且能夠識別和選擇一組可以彼此配合進而成為一個可行計劃的觀念。
在這里,我們只是強調下意識是創造性思考的過程和特征,也許將來科學能夠證明關于下意識的推測可能是一種幼稚的幻想。在科學研究中,每當一種新觀念產生時,我們必須具有一種能夠識別它是否有價值的能力。經驗表明,一種有價值的觀念有可能被忽略,我們必須設法提出具有創新思維的方法來盡量避免這一點,從而使“突現”在創造性研究中發揮巨大作用。
(5)驗證新觀念并非完美無缺,它好比一個新生嬰兒,剛出生時你會覺得他很奇妙,當你把他領到現實世界中去的時候卻并非如此。新觀念也好比任何一種新生事物一樣,當它剛出現時的確很新鮮,但時間一久就會發現它有不少缺點,它是否真正有用必須通過實踐檢驗才能證明。科學家需要把他的發明放到實驗室去測定是否有用;作曲家需要把他腦子里的旋律譜寫成樂章去演奏,并證明它聽起來是否悅耳;企業家需要把他新的經營觀念放到企業管理和市場中去檢驗; 政治 家需要把他的政策投放社會,并證明它聽起來是否被大多數人所接受;等等。也就是說,我們需要使一種新的觀念適用于問題的實際情況。但是往往客觀無情的實際檢驗揭示出某種觀念的雛形并不一定符合實際情況。在創新性研究過程中,我們就是在尋找一種解決實際問題的方案,其中可能有一部分工作是把原始思想形成具體的建議,以供進一步研究。但是,進一步驗證或完善原始見解并非一定要把它形成一份完整的行動計劃,而是需要在以后的實驗或應用中進一步驗證,因為迷人的空想并非一定是創造性的東西。
2創新性研究的障礙
雖然心理學家們沒有發現一種可靠的方法能夠使人產生靈感,但是他們卻找到了許多能夠阻礙創新性思維的障礙物。如果我們能夠排除這些障礙物,那么就可能在科學研究過程中產生創造性成果。
(1)文化障礙大千世界,絕大多數人都在自覺或不自覺地追逐社會潮流并謀求時尚的生活方式和態度,那種穿著小丑的馬褲或光著腳去辦公室上班的人畢竟是罕見的。這種從眾的意愿和壓力對人們的想象力和創造力有著極大的限制。例如,在美國,多年來個人消費項目的信貸曾被限制用于轉賣價值大于債務的生活資料的購買。按照謹慎的清教徒傳統,美國人對用分期付款的方法購置如珠寶一類的任何奢侈品總是側目視之,很多人認為任意擴大信貸對道德的墮落起了推波助瀾作用。又如,在
遵循舊習慣是知覺障礙的另一個例子很多,如:制造第一批汽車的人們習慣于按馬車的原理進行思考,因此他們最初很 自然 地便設計了一輛“無馬馬車”,僅僅是以發動機來取代馬匹;造成知覺障礙的另一個原因,是人們在研究問題時經常愿意采取“非此即彼”的兩端論法。又如,當某工廠制造部門的經理向總經理報告工廠的生產能力已達到極限時,總經理花了一星期的時間在“吸引外來投資再建一個分廠”和“放棄進一步生產計劃”兩個方案中進行選擇。其實還有:第三種方案,把一些工作分包出去;第四種方案:采取“先賣后租”的辦法,公司先把老廠和新廠賣給某投資人,然后再長期租用它們。但總經理就是沒有考慮后兩個方案。實際上公司后來就是在別人的建議下實施了第四個方案。諸如此類的例子說明,造成知覺障礙的根本原因是人們在研究問題時經常愿意采取“非此即彼”的兩端論法。
3促進創新性研究的手段
(1)善于發現意外東西有時候,當我們正在探索一種用于解決某一問題的好辦法時,突然受到另一種完全不相干問題的啟示。例如,在很長時期內,細菌學家都把霉菌單純看作是一種破壞純培養液的物質,因為霉菌殺死了培養液內所有的細菌,以致研究人員不得不把它們扔掉,而從頭開始研究。但是,就在某一天,亞歷山大·弗萊明忽然想到也許這種破壞培養液的東西可以用來作為一種殺菌藥,于是便把它作為一種研究對象進行研究,以致發明了青霉素。當然,在藥品提純和試制方面的大量工作是以后完成的,但最初的靈感是出自對丟棄霉菌的先入之見;再如,埃爾頓·梅奧在西部電氣公司進行著名的霍桑實驗時,他和他的助手們試圖測定工作環境與工人生產能力之間是否有關系,于是,他們在某些工人群體中多次變換工作場所的光線、噪音和其他工作條件,甚至有時故意造成工作條件的惡化,其結果對工人的工作態度和生產能力幾乎沒有影響。然而,意料之外的重要發現是,工人之間的社交關系以及工人與管理部門的合作意愿卻是影響工人工作態度和生產能力的重要因素。在實驗中他們發現,在某些工人群體中,產量的多少與工人的合作態度以及工人和管理者之間的關系有著緊密聯系。正是梅奧的霍桑實驗為20世紀70年代 工業 心 理學 理論的重大突破奠定了基礎。
其實,在許多管理領域都具有表現悟性的機會。例如,一位從事 會計 預算和控制工作的管理者發現,如果一家公司缺乏有條理的公司組織是不可能為其編制出好的預算方案,而必須有清晰的有關公司目標和政策的說明書才能作出有意義的預算方案。也正是這種偶然的悟性使這位管理者后來創立了世界一流的管理咨詢公司。由于這種意外發現是出于偶然的悟性,是不可預測的,因此沒有一家 企業 敢于把自身的不斷 發展 寄托在這種悟性上。但是,它確實是很有用的。明智的管理者必須對這類不期而遇的悟性時刻給予密切關注,同時也應該在自己具有較明確方針的活動中熱情地接待這些不速之客。
(2)舉行振腦會議當大家在議論某個問題的時候,一個人首先提出一個不尋常的方案,另一個人很快又想出了另一個主意,大家正在熱烈地議論這些建議時第三者又提出一個可能是荒唐可笑但能部分改進前面建議的想法。通過這樣的討論可能會產生不是哪一個成員所能單獨想出來的巧妙方案。所謂“振腦法”就是利用群體相互作用的許多特點從而產生創造性方案。
當我們正在尋求一種具有獨創性的方法來解決某個問題時,應該把它交給群眾,讓他們盡量把所能想到的方案都提出來,歡迎他們各抒已見,主意越多成功的可能性越大。 科學 家、工程師和管理者們都應該把這種方法用來解決各種各樣的問題。例如:如何探索一種用于自動清潔摩天大樓外墻玻璃的方法;如何設計一種新的汽車制動器;如何防范委托中的信用風險;等等。一個短短的振腦會議可能會產生許多項建議,大多數可能不切實際,甚至有一些建議是老生常談,但有少數意見可能值得認真考慮。
當問題的性質簡單而又具體時,振腦法的效用可能最大。如果涉及面太廣、問題結構復雜以及時間耗費太多,則振腦法就不那么有效了。許多管理者都感到雖然振腦會議不是每次都能激發出非常有用的建議,但會議的刺激作用對今后工作會具有深遠影響。這種刺激作用有助于人們脫離墨守成規的思維習慣,并推動他們以新的看法對待自己所有的活動。
(3)營造隨意的氣氛在開發創造力方面,最主要的是營造一種隨意的氣氛。大家在討論問題的時候不要急于對各種觀念和意見進行評價,更不要說“這不行”這類的話,誰也不要害怕自己所提出的意見會被大家否定。這樣做并不意味著對各種意見不要進行判斷和分析,而是把它放到最后再做,因為這是充分符合心理學的。由于各種社會文化障礙很容易使人們附和傳統觀念,因而如果有人提出一個新奇的建議就會受人嘲笑,新的觀念就會受到抑制。在這樣一種氣氛中,一個人將會仔細地思考他的各種想法,如果沒有確實把握他就不敢提出來。因此,必須設法消除這些社會文化障礙。
隨意的氣氛有助于新觀念的產生,新觀念的產生有助于創新活動的成功。因為在一種隨意的氣氛中:①人們能夠自由地表達思想,不太顧忌以往傳統觀念,或與集體規范是否一致,或與領導的觀點是否有分歧;②誰愿意試試新花樣都會受到主管和同事的積極鼓勵;③相互間都很尊重他人的個性和獨創性。
(4)取長補短就某個人而言,都可能有束縛自己思路的某種感知性障礙或其他障礙。但在一個群體中,一個成員可以接受另一個成員的觀念,以此補充或變化自己的觀念,如果另外一個人再提出一個新點子,新主意就會層出不窮。有時候這種開發新觀念的方式遠比那種死守著自己的方式秘而不宣,準備一鳴驚人的“吃獨食”的方式要好得多,因為創新觀念需要廣泛地取長補短,單獨一個人很難產生既新穎又實用的新觀念,即使是自由交換意見也只有當參與者對總目標的關心超過對個人榮譽的關心時才能順利進行。因而,為獲得取長補短的全部好處,我們要有協作精神和對總目標的獻身精神。
結束語
創造是人類社會文明和進步的源泉與動力,創新是當今社會發展的主流。筆者經過較長時間的思考和實踐草撰了此文,試圖以其中的一些體會和觀點與大家共勉,以便在科學研究中大膽探索,不怕挫折,堅持創新,促進發展。
摘要:經驗主義是近現代科學和西方哲學的理論基礎,正確理解經驗主義對科學研究和人類認識世界都具有重要意義。本文介紹經驗主義在哲學及科學史中的發展歷程,在揭示其內涵的同時不斷將內在矛盾和問題呈現出來,以便人類能正確認識經驗主義在科學研究中的作用、性質以及產生的正負面影響,從而更好的為科學研究服務。
關鍵詞:經驗主義;原則;科學研究
經驗主義被認為是實證科學基礎,它主要包括感覺優先原則、經驗的客觀性原則和經驗證實原則三個方面。感覺優先原則強調感官經驗是一切認知活動的起點,擁有對認知活動、經驗和理論的科學資格的裁判權;客觀性的經驗作為實證科學研究材料的經驗,是通過嚴格篩選及加工后獲得的;經驗證實原則是根據實驗對理論的真理性的判定原則,由此對整個科學研究定性。正是如此,科學家們在從事科學研究的過程中,曾一度將經驗主義當成從事研究的“神兵利器”,雖然經驗主義在科學研究的歷史中曾發揮過重要作用,但縱觀科學技術史,經驗主義帶有不可遮掩的片面性,給科學研究帶來了重重陰霾,阻滯了科學研究的進程。
一、經驗主義在科學史中的發展
1.經驗主義與理性主義的發生、發展
在歐洲科學技術史和哲學史上一直交織著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的斗爭,它們就認識的來源和內容等問題進行了長期的爭論,進而成為歐洲哲學史上兩個基本的認識論派別。在科學研究未形成前,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的思想傾向自古就有了,認識論一開始就包含著矛盾,它是經驗的與超驗的矛盾復合體。在古希臘早期,哲人們已經表現出了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兩種傾向。隨著哲學的發展,這兩種傾向的對立便逐漸展開,赫拉克利特的經驗主義色彩比較突出,畢達哥拉斯派的理性主義色彩比較突出,從普羅泰戈拉和蘇格拉底開始產生了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的直接對立。亞里士多德等人雖看到了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各自的片面性,但也未能克服這種片面性,最終表現為亞里士多德在二者之間的搖擺不定。到了歐洲中世紀,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的對立在經院哲學中以唯名論和實在論的形式繼續存在。從近代的自然科學發展來說,力學、數學和天文學較其他學科發達,這就使得人們在用科學和理性認識世界時,必須付諸于當時的自然科學。不過當時人們并沒有把經驗和理性有機結合起來,建立科學的認識論。一部分人注重力學的實驗和經驗歸納法,并使之絕對化,形成了近代的經驗主義;另一部分人則注重數學的理性演繹法并也使之絕對化,形成了近代的理性主義。根據當時資產階級建立資本主義制度的需要以及當時自然科學發展的狀況,在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階段后,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作為認識論上的兩種比較典型的形式全面系統地展開論爭。他們在對認識論的發展作出巨大貢獻同時,也暴露出自身嚴重的局限性。可以說16—18世紀是歐洲哲學史上一部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既相互斗爭又相互促進的矛盾發展史。正是這兩個認識論派別的哲學論爭,也相應引發了科學研究中的認識論以及方法論的斡旋,從這個層面來說,哲學史上的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之爭也是科學研究史上思維與方法論的斗爭。厘清經驗主義在科學研究史的脈絡,有利于提升自然科學研究的思維能力。
2.經驗主義在自然科學研究中外延、內涵的伸縮
經驗主義強調認識對象的客觀性以及感覺優先原則。在培根那,經驗論僅是一個認識論原則,它的意義在于確立不同于神學知識的科學知識的來源。宗教知識來自于天啟,而科學知識則來自于人的感官經驗。起初人們只是要求一個科學知識應該有其經驗來源,后來這個要求就演變為判定一個理論是否是科學理論的標準,即如果一個命題沒有相應的經驗背景支持,那么它就不能算是一個科學理論。到了洛克的時代,人們開始用科學知識來解釋宗教知識。隨著實證科學的發展,經驗論逐漸成為解釋人類知識來源的唯一理論,“經驗”也僅指人通過感官獲得的經驗。比如一個人說“看到”上帝或“感到”上帝就在他身邊等相關經驗,是不能被科學家承認的。科學會判定類似經驗是人類感覺器官的異常活動的表征或是觀念的非科學的排列組合而否定其合法性。在這種認識論原則下,上帝、靈魂這類東西就漸漸地喪失了實體地位。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經驗論逐漸越過自己的疆域,獲得判定存在者是否存在的特權。也就是說,經驗主義在自然科學發展中作用與職能均悄然發生了變化,一些非經驗的素材將不能被其認可、真正的科學知識被拒之門外,阻礙了人類探索與認識自然的進程。
(1)經驗主義在科學研究中判定的是理論是否是“科學理論”的資格問題,而不涉及是真假問題。但在現實研究中,經驗主義卻往往能根據經驗給與那些理論以真假判斷,擴大了經驗主義的適用范圍。且論按照經驗論原則,凡是沒有感官經驗基礎或來源的理論都不能認作是科學理論,故而在這里“科學”一詞也不能稱的上是真正稱得科學上的正確或真理,而只能指一種歸屬性,隸屬實證科學范疇之內的理論。
(2)就事物的存在性來說,經驗主義原本并不具有直接判定事物存在與否的能力,一個事物是否存在和人們對它們是否有感覺是不能等同的,卻在研究中或是生活中具備了這種“神力”,它對事物存在性的判定資格源于人們憑著個人經驗主義或者大眾認可的日常的樸素經驗對其的誤用。但抽象的反對并不能阻止人們日常思維中的“慣性錯誤”,人們在無意識中,依然很自然地用經驗之有無來判斷事物之是否存在,聽到“這個那個不存在”之類的武斷判斷。所有這類斷言都是與科學精神是不相稱的。通俗點說,經驗主義者只有斷定某物存在的能力,而不具備斷定某物不存在的能力。
(3)經驗主義中的原則作為一個理論判定原則實質上是個程序原則,它重點關注的是認識事物的方式、程序,只有通過特定認知路徑獲得的經驗、理論才能被承認,這無疑是抹殺了其他非經驗等路徑獲取知識的可能性,哄抬了經驗主義在獲取真理中的作用。這也就是所說的感覺優先原則:即只有經過感官經驗確認的事物才能被接受為客觀的存在,成為科學研究的合法對象;它要求感官經驗在認識過程中或科學理論建構過程中具有絕對的否決權,甚至一個理論或一組經驗如果沒有得到其他人的感官的確認,它也不能成為“科學理論”加工的材料,進入科學領域。所以,感覺優先原則是個程序性的資格認定原則,僅僅針對一個知識產生的來源、路徑進行判斷。這就是經驗主義影響下的科學精神和科學方法的必要組成。正是由于經驗主義釀成的惡果,才有了愛因斯坦相對論的復雜坎坷的命運,導致中醫的科學地位至今不能被完全承認的悲涼局面。經驗主義在科學研究中外延內涵的膨脹,指定特制的科學路徑,導致“只手遮天”的科學結果,其實已經悄然違背了自然科學研究的初衷。
二、經驗主義對自然科學研究的種種責難
1.經驗主義在科學研究中強調經驗的絕對“客觀性”
以感覺優先原則作為實證科學基礎的經驗主義并不盲從直接的感性經驗,它對“經驗”有著特殊的要求,即必須是客觀的絕對的經驗。所謂客觀的經驗就是“可公共感知的”的普遍經驗。
(1)在科學材料的對象選擇上,經驗主義設置外在的壁壘,對其加以篩選。“可公共感知性”是指某一經驗必須是所有的人都可能感知到的,它強調的是“可能性”而不是現實性。即如果某經驗是某人用身體感官直接感知的,那么它必須是其他人用感官也同樣能夠直接感知的。否則,該經驗就不能成為科學研究的材料。如神話中的牛鬼蛇神的經驗歷來都屬于個別人的經驗,是不可公共感知的,是非普遍的,所以,它不能被科學承認為合法的研究材料,不能進入科學領域。即所謂的“可公共感知的”,才能成為科學研究的合法材料。只有這樣的經驗才能滿足實證科學研究所要求的“可重復性”要求,并且成為最受實證科學歡迎的加工材料。這就是在實證科學中經驗主義對科學研究中材料的外圍限制。事實上一些“非可公共感知性”的事物依然可以成為科學青睞的對象,只是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而已。
(2)在自然科學研究領域,在科學材料的處理程序上,經驗主義強行添置復雜篩選工序,對其進行取舍。經驗主義認為一個具有普遍感知性的經驗雖然獲得進入科學領域的資格,但由于經驗的相對性,它還必須被進一步處理,把和主體有關的因素都過濾之后才能成為科學研究的對象。可公共感知的經驗必須依托具體主體的感官、憑借一定的感覺方式、依賴于主體的感覺能力。我們知道人的經驗受人的身體和感官的狀態、心理狀態、觀察視角等多種個體因素的影響,它導致人的經驗具有“可變性”。在同一環境中,不同的人對于相同的物體的感覺會是變化不一的。如何使參差不齊的具體經驗達到齊一、使之能夠相互交流、相會認可從而成為科學研究的“客觀”材料呢?人們采取的方法主要通過對經驗的非主體化或外在化處理實現的。通過設立一個外在于所有人的衡量尺度,比如人們用氣壓計來衡量對象或環境的氣壓大小,而不再使用和人體感覺有關的壓抑和舒張這類主體性較強的概念。這種經驗就不再是傳統意義的經驗,而演化成一組數據。這樣的數據既擺脫了具體個體,又可以在不同的參照系之間換算。這樣的“數據”才是真正客觀的經驗。相關儀器以及參照系的發明成了科學發展的最重要的條件和成果。這正是經驗主義對科學探究中科研工序的第二層限制。數據固然重要,固然客觀理性,但理性的處理與非理性的遐想,也是偉大的科學發現必不可少的。
(3)經驗主義在自然科學研究中對科學或是經驗主體的特殊處理。忽視特殊群體(如極少數感覺特別敏感的人、感覺特別遲鈍的人)所獲得的別人或非感官性感知能力獲得的經驗,假設人的感知能力相同,經驗的來源、渠道相同。這實質上是把普通人的感官能力作為衡量一切人的感官能力的尺度。這樣主體之間的差別以及個體的特殊性被抹平了。這也使主體的因素被從經驗中抽出,從而也使經驗成為 “與主觀主體無關的”成分。這是經驗主義對經驗主體第三層限制。所以,在近現代科學和哲學的主體必然是以普通人為基準的抽象的人,人們相互之間沒有任何差別,僅僅像一符號,經驗的主體因素被徹底抽象掉了。實證科學中盛行的經驗主義通過對科學和經驗主體的限制,使普通經驗論上升為科學經驗論:實證科學所研究的經驗是可公共感知的、與任何主觀因素無關的被抽象的數據及符號。看似客觀,卻在無形中丟失了“被遺忘的角落”中的科學以及科研中關于人自身的意義。
2.自然科學研究中,經驗主義中諸原則的沖突與紊亂
作為一個判定原則,感覺優先原則不同于經驗證實原則。經驗證實原則是對理論或命題真理性的判定,并由此對整個研究的科學性做出判定;而感覺優先原則是對認識對象或認識材料的“科學”合法性或資格的判定,而不是“真理性”。在嚴格的經驗證實原則下,一個理論如果它本身或其推論能夠在實踐或實驗中獲得經驗證實,那么就可以確認它為科學研究,而不是偽科學等。比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就不是建立在可公共感知的經驗基礎上的,他的“理想實驗”是公然對感覺優先原則的否定。按照感覺優先原則它必然不能被科學所承認,因此它曾四處碰壁。隨著現代科學提供相對論所使用的概念、公式的科學運用,以及后來相對論在各個領域實踐的成功,它才慢慢得到學術界的普遍地接受。如果說人們基于感覺優先原則不能承認,人們卻基于經驗證實原則給予承認,相對論就只有在科學門外徘徊的份兒了。因此,經驗證實原則和感覺優先原則并不總是一致的,在許多重大問題上存在著沖突與紊亂,影響科學研究中的定性和判斷。
總之,作為實證科學基礎的經驗主義是科學經驗主義,它表現為感覺優先原則、經驗的“客觀性”原則和經驗證實原則三個方面。經驗的客觀性原則實質上是要求作為科學研究材料的經驗因“可公共感知的”而成為科學的材料。感覺優先原則具有對科學研究材料和理論“科學合法性”的資格認證權時,不能認證其真理性,是程序認證,當遇到“非可公共感知的”類的材料或是客觀性經驗時,難免會出現混亂;當遇到感覺原則自身無法認可而又被經驗證實原則結果認證為具有真理性的科學研究成果時候,這兩種認證方式以及這三個原則并不總是一致的,在一些關鍵性的重大問題上幾者之間存在著嚴重的沖突與紊亂,人們至今也沒有找到協調幾者沖突的最佳方法。這不能不說是經驗主義在實證科學運用中的一個無法回避的亟待解決的問題。
三、對自然科學研究中經驗主義的批判
列寧在《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中反對的經驗批判主義,是以唯心地曲解“經驗”這一概念為基礎的。經驗批判主義者把經驗理解為與客實在無關的人類體驗、人類感覺的總和,他們斷言一切現象的基礎是“世界的要素”或“經驗要素”,每個物體都是“要素的復合”。馬赫主義在現代資產階級哲學中有各種不同的表現形式,而他們沒有真正理解經驗主義,沒有意識到即使是經驗主義在自然科學發展史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自然科學并不全是經驗歸納的結果,它迄今具有的不可靠性、可錯性、局限性、片面性等缺陷,主要是經驗主義的過錯。自然科學的重擔不能只讓理性來背負,作為“大膽假設”,非理性也經常起到重要作用。新中國建立后 ,一無所有的舊中國,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獲得輝煌的科學成果。但是我們必須面對中國科學研究中,舊的經驗主義始終籠罩著科學精英,束縛著他們的思想,阻礙著重大理論的構成的現狀。事實上,科學史上但凡卓越的發明家和科學家都離不開對經驗主義、權威主義和教條主義等的強烈對抗。特別是對經驗主義 ,恩格斯早在19 世紀就進行了嚴厲批判。觀察、實驗若沒有正確的思想指導 ,非但不能獲得科學真理 ,甚至會使科學家對經驗的盲目崇拜,誤入感性知覺的歧途,最終走向真理的反面。然而迄今在科學研究中 ,許多科學家依然一味地信奉經驗歸納 ,較少注重各種非理性方法的應用。其實早自本世紀初 ,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打破牛頓的絕對時空觀之后 ,研究中的經驗主義和歸納方法就開始受到抨擊。英國的羅素把一些科學家好比自作聰明的“火雞”,僅憑經驗歸納,常得出荒謬透頂的結論。庫恩認為科學主要來自科學家的靈感和頓悟;而費耶阿本德則徑直走向非理性和認識論上的無政府主義,使經驗主義在科學研究中越來越沒有立足之地。由此在科學研究中一些典型的非常規的方法和思想勢如破竹般地流行起來,并直接對傳統的經驗主義針鋒相對。
傳統經驗歸納的給科學研究設置的重重障礙。科學史上 ,從培根起 ,直到實證主義和邏輯實證主義,都認為科學理論是經驗歸納的結果。先是通過科學實驗獲取經驗事實,后對經驗材料進行分析、篩選和分類 ,進而對篩選材料進行逐級的抽象和綜合 ,直至得出一般的科學理論。而所有這些認識都不能超越經驗范圍,經驗成了人類認識的惟一來源和界限。這種經驗歸納方法直到20世紀50年代,才受到波普爾以及歷史主義學派徹底否定。特別是費耶阿本德直接把批判矛頭指向科學哲學中影響最大的邏輯實證主義,認為正是在這里存在最嚴重的經驗主義。在他看來,認識史上沒有一成不變的知覺和事實,即對著同一幅圖像,由于不同的理論背景、文化經歷也會產生不同的知覺印象和經驗事實。如古希臘的“地心說”事實,到近代就發生根本變化,同一“感官印象”變成完全相反的“日心說”事實。所以科學家的勞動都是作為一種在復雜社會和物質條件下的決心和行為的結果而變化著的。因此必須去除那些僵死的、無所不包的原則、術語、概念及解釋。對于那些與舊的知覺、事實相對立的新的知覺、事實 ,必須采用新的術語、概念和范式。人們正是用廣闊開放的感官和豐富旺盛的智力探索世界,且取得了令人驚異的發現。費耶阿本德因此極力主張“怎么都行”的多元方法論,旨在摧毀形而上學思維方式 ,敦促人們銳意創新和采納生動活潑的思維方法。
經驗主義推崇的經驗的、固定的科學研究范式定位亟待變通。歷史主義學派否定科學的經驗性,企圖用格式塔心理學和集體心理主義完全取代科學實在論。在庫恩看來,科學家認識的世界內容是由科學家的共同信念所約定。既然范式的改變,不表明是人們對同一世界認識的加深,而僅是科學家心理信念的波動,新舊范式之間也沒有通約和比較的必要了。美國科學哲學家范?弗拉森也從建構論的角度,否定了經驗知識的可靠性和真實性,認為科學實在論對理論術語所作的形而上學詮釋,并不能保證構成的科學理論就是對實在世界的真實描述。好的理論不一定為真,經驗的真實性并不是衡量真理的標準;科學的證實也只是限于經驗,不能說明經驗之外的問題。歷史和現實告訴我們:“人們總是通過這樣或那樣的概念框架的‘透鏡’來了解自然。這些概念框架以及嵌在框架之內的語言 ,可能給我們所認識的事物染上一種不可避免的‘色彩’”。經驗的、固定的科學范式也失去了它亙古不變的重大作用,對它的定位亟待調整與變通。
四、小結
因此 ,在從事自然科學研究過程中,經驗主義并非是追求真理、探究科學的唯一形式,不能僅立足于感性經驗來否定某項發明創造或假說。在研究中,切忌因經驗主義就錯失一項重大的科學發現。經驗的不可靠性,早就給人類早早的上了一課。在一個由人為設置的理想世界里,人們可以將某個在探索科學奧秘時,也只能從尊重自然界本身開始,而決非人類的智力所能夠完全辦到的。科學具有可錯性,即使卓越的科學家在下結論的時候,也不應該武斷地下斷語。即使在人們自以為已經完全掌控了必然性的時候,要懂得一切必然性和規律性都是在“茫茫的”偶然性中為自己開辟道路的。自然科學的揭秘過程,要正視經驗主義的存在與內涵,一個完整的科學研究,不僅只需要經驗,更需要辯證思維、理性及非理性去綜合推敲、把握,也需要那么一些特殊的頓悟和直覺,它在自然科學研究中,常常能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
【摘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評價是哲學社會科學科研管理的重要環節。在其成果評價中經常使用的方法分為定性評價方法和定量評價方法。本文比較詳盡地列舉了上述研究方法的內容以及優缺點,力圖為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評價提供一些參考。
【關鍵詞】 哲學社會科學 成果評價 評價方法
一、引言
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評價是哲學社會科學科研管理的重要環節,是提高科研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意見》的,標志著國家對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高度重視。因此,對科研成果的評價也就顯得越來越重要,相應的也對科研成果的評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科研成果的評價方法大
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定性評價方法,一類是定量評價方法。
二、定性評價方法
哲學社會科學不同于自然科學的諸多特點使得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評價比較復雜和相對困難,就學科性質來說,最傳統的定性評價方法比較適合哲學社會科學。
1、專家評價方法。專家評價法是“一種由科學共同體來做出有關科學真理性評價的制度”。其實質就是針對某一個具體的學術領域,組織該學術領域學者與該學術領域相關的專家,按照一定的標準,對涉及該領域的研究成果進行評價的活動。
(1)專家評價方法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評價中的應用。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評價中,專家評價方法具有其他方法不可替代的主體地位。中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實行同行專家評審制,設立評審專家庫,按學科劃分為學科評審組,屆時抽取一定量的成員參加會議評審,對同行評議專家實施信譽制管理。
(2)專家評價方法的優缺點。傳統的專家評價方法有其獨特的眾多優點:首先,同一學術領域的專家比較了解自身學科的研究現狀,能夠客觀地評價出成果的創新之處;其次,對于無相關文獻可供參考的評價對象,可以充分發揮同領域專家的經驗智慧開展評價工作,減少或避免了因資料缺乏而帶來的局限性、片面性;最后,當評價指標難以量化時,專家評價就顯示出了它獨特的優越性。
但不可否認專家評價法也存在著自身局限性:首先,馬太效應不可避免,專家的名望在增加參與專家評議的機會的同時,也引發由機會不均勻帶來的評審不公;其次,專家評價法存在著嚴重的主觀性,當研究成果與個人因素相沖突時就會出現較嚴重的觀念偏差,帶來評價結果不客觀性;最后,專家評價的最終結果有較大分歧時一般是采用學術民主的方式,原則上是少數服從多數,而這與具有創新性的科學活動的特點是不相符的。
2、公眾評價方法。公眾評價方法是對專家評價方法的補充,其自身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視。
(1)公眾評價方法的內容。利用網絡技術進行公眾評價將是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果評價的一種必然趨勢。可以借鑒自然科學研究成果評價的方法,由評審組織部門建立相關評價網站,對參評成果建立網上公眾評價,或者設計科學的評價指標體系,以調查問卷的形式進行信息采集,然后將其收集到的資料進行歸納、整理,以作為定性分析的補充,同時用來彌補專家評價法的不足之處。
(2)公眾評價的必要性。學術研究成果大多以學術論文的形式表現出來,學術論文是否具有創新性、價值性,讀者是最有發言權的。科研工作者的科研成果并不是為了評價而發表的,是為了得到社會的承認,從而實現其社會價值。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評價體系中增加公眾評價的內容,可以促進學者們在理論研究上下狠功
夫,從而提升研究成果的理論價值和實踐價值。
三、定量評價方法
定量評價方法的出現是為了避免定性評價法的主觀性而產生的,其最大的優勢就是具有客觀性。
1、引文分析法。引文分析法是利用各種數學和統計學的方法進行比較、概括、抽象、歸納等的邏輯方法,對科學期刊、論文、著者等分析對象的引用和被引用現象進行分析,以揭示其數量特征和內在規律的一種信息計量的研究方法。目前引文分析法廣泛運用于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評價,以其客觀性著稱。
(1)引文分析法的分析指標。一般來說,對科學期刊進行分析時常用的分析指標有五種:自引率、被自引率、影響因子、引證率與即時指標。在對專業和學科結構進行研究時,除用引證率外,還可用引文耦合和同被引等分析指標。
(2)引文分析法的局限性。盡管引文分析法具有客觀性強且易量化的優點,但也會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約。第一,引文數量隨機性導致平等“量”化困難。在實際的論文撰寫時,作者所列出的引文在數量上是完全隨機的,沒有任何比例或限制。另外,引文數量會受其它客觀因素的影響,例如外語水平、引文來源等等。第二,受時空的限制新發表的論文的被引率較低,刊物的發行范圍也對被引率有較大影響。還有一些觀點有明顯錯誤的論文,被他人作為批評的對象而列入參考文獻之中,這樣的被引用也將影響引文分析數據的準確性。第三,參考文獻不夠規范,引文著錄不規范會對引文分析產生不良的影響。
盡管引文分析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它畢竟是客觀而科學的國際通用的文獻計量評價方法,其客觀反饋性和定量分析彌補了人為定性評價的缺陷,成為眾多評價研究成果的多種方法中極為重要的評價方法。
2、文摘法。文摘法在某種程度上講也是一種專家評價法,也被認為是“優選”。在理論上,文摘被認為可以作為“一種對論文的科學水平進行間接評價的手段”,文摘法在期刊評價中被廣泛運用和認可,使得很多學術期刊不得不采取迎合文摘刊物的“文摘戰略”。作為評價工具,文摘法的操作性很強,同時權威文摘刊物的評價效力也是為學術界所廣泛認可的。
(1)文摘法所采用的主要摘錄方式。文摘標識是以哲學社會科學領域著名的、帶有權威性的轉錄刊物、文摘或者題錄刊物收錄情況作為衡量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價值和質量的重要標識。一般摘錄的方式有全文轉載、全文摘載、內容摘要和文獻題錄四種。
全文轉載就是從眾多哲學社會科學論文中挑選出一些質量高、學術價值大的重點論文,原文不作任何改動,集結成冊出版發行,如中國人民大學的《復印報刊資料》和《中國跨世紀戰略文獻》等。全文摘載與全文轉載性質差不多,在不改變原文的結構基礎上,進行適當的壓縮后出版發行,如《新華文摘》和《中國經濟文庫》等。內容摘要即是提煉出文章包含的一些新觀點、新理論或者新方法,匯集出版發行。在我國,刊登這類專業性文摘的刊物較多,收入《新華文摘》“論點摘編”中的文獻就屬于這種。題錄就是對論文的外部特征進行描述和揭示,然后匯集出版,如中國人民大學的《復印報刊資料》中所附的文獻題錄。
(2)文摘法的局限性。文摘法是以通過專家推薦為基礎的方法,因此難免會存在一些局限性,主要表現在以下一些方面:一是文摘評價具有瞬時性,推薦與否必須在短時間內決定,一旦形成,無法更改替換,更無法查缺補漏。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一次性的評價,因此存在著很大的偶然性。二是有些潛在的新興學科或者極其具有創造性的研究成果,在發表之初可能會乏人問津或知者甚少,進而失去被某些權威文摘期刊選中的機會。三是文摘對學術不端和學術腐敗的抵抗力不強。由于文摘的摘編者是固定的機構和人員,而文摘對某些單位、期刊和個人又十分重要,因此就不可避免得會出現“關系文摘”和“人情文摘”。在這種情況下,文摘機構和個人若不能超脫利益和關系的桎梏,就難以做到按質摘發。
3、指標計量評價法。近年來,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評價方法的發展趨勢是多指標、多層次綜合評估。從管理學的歷史角度看,多指標代表著評估方法一種新發展,使評估結果更符合現實況。常用的方法有以下幾種。
(1)層次分析法。層次分析法(ahp)是將與決策總是有關的元素分解成目標、準則、方案等一個個的層次,并在此基礎之上進行定量和定性分析的決策方法。這種方法是在對復雜的決策問題的本質、影響因素及其內在關系等進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利用較少的定量信息使決策的思維過程數學化,從而為多目標、多準則或無結構特性的復雜決策問題提供簡便的決策方法,尤其適合于對決策結果難于直接準確計量的場合。在應用多準則多指標對科研成果進行綜合評價時,層次分析法顯示出比較明顯的優越性。
(2)模糊綜合評判法。模糊綜合評判法是利用模糊矩陣對科研成果進行專家評議,通過模糊矩陣復合運算,定量地描繪出科研成果優劣的方法。這種方法適用于評價指標以定性指標為主的評價系統,同時需要同行專家對每個評價指標的內涵有較高認同度。若評價系統是以定量指標居多時,用此方法就失去了其特有的優勢。
(3)灰色關聯分析法。灰色關聯分析方法是根據因素之間發展趨勢的相似或相異程度,即“灰色關聯度”,作為衡量因素間關聯程度的一種方法。灰色系統理論提出了對各子系統進行灰色關聯度分析的概念,力圖透過一定的方法,去尋求系統中各子系統(或因素)之間的數值關系。因此,灰色關聯度分析對于一個系統發展變化態勢提供了量化的度量,因此,非常適合動態歷程分析。而且這種方法對數據要求較低且計算量小,便于廣泛應用。此分析方法目的在于揭示因素關系的強弱程度,其操作對象是因素的時間序列,最終的結果表現為以關聯度對各比較序列排序,由各樣本關聯度排出優劣順序。
四、結束語
對科研成果的評價有助于肯定科研人員的工作成果,激發科研人員的創新動力,是科研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在科研成果評價的過程中,要注重哲學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學科的差異性,不能將自然科學領域內的評價辦法生搬硬套到哲學社會科學中來,更要注重定性評價方法與定量評價方法相結合,各取所長,綜合考量,這樣才能獲得公正客觀的評價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