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問題論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篇中國經濟問題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中國經濟問題論文:對股市暴跌暴露出來的中國經濟問題

在面對經濟管理問題上,中央政府更像歐盟,而我們的一個個省窮的像希臘,富的像德國

一年半前中央政府為解決經濟失速,刺激經濟成長和就業而出臺的“四萬億計劃”,似乎正成為新問題的元兇和禍首

兩周來,A股連續暴跌,10個交易日剛好跌去了10%。這一輪暴跌源于4月中下旬開始的對房地產業的嚴厲調控(說嚴厲有點輕了,說不擇手段地打壓也沒有過到哪里去)。但是五一節過后,希臘的債務危機引起歐元危機,令中國的領導人聯想到中國國內類似的問題,恐怕又傳導到市場上令股指加速下跌。

兩年前開始的全球金融危機沒有完結,人們對走出危機的信心實際上還沒有建立,即使有也相當脆弱。中國國內一度有一種看法,認為中國受危機沖擊相對較小,抗沖擊能力也相對較強。但中國資本市場近兩年來的表現,卻無法支持這個觀點。

簡單回顧一下我們曾經遭遇的各種經濟問題。危機到來的第一個階段,經濟增長速度下降,強烈的“保八”目標的設定就是對“失速”擔憂的體現。在這個階段,中國的失業問題,特別是隱性失業被暴露出來,當局者甚至擔心大量失去工作的農民工釀成嚴重的“盲流”,從而加劇社會動蕩。

隨后是貿易問題。伴隨著全球貿易問題的萎縮,中國的出口下滑速度之快、幅度之大實在驚人。這讓一度為中國經濟成長增速貢獻超過1/3的凈出口變成了凈缺口1/3,這個反差讓當政者認識到中國經濟如此依賴外貿的問題有多嚴重。要知道,中國國內一直被充斥著這樣一種看法,外國人對中國出口的質疑“別有用心”——我們終于可以靠自己的勞動賺外國人的錢時,他們無法接受了。

直到危機出來時,我們才認識到“平衡”的價值,無論是經濟學意義上的,還是我們的老祖宗告訴我們的盈虧轉化并向平衡運動的道理。

在貿易問題上還有一個問題相當困擾,那就是人民幣幣值高還是低的問題。這中間有非常復雜的經濟邏輯需要搞清楚,但是一個眼見的事實是,中國一度引以為榮的“成本優勢”正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瓶頸——過低的勞動力成本致使中國國內的消費能力無法水漲船高。低工資帶來的收益被外匯管制制度轉換成了全球第一的外匯儲備。

第三個大問題就是資產價格問題了。這其實是一個廣義的問題,但現在似乎只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房地產價格”上。如果房地產價格是一個真實的問題的話,它本身只應該反映“貨幣和它所要標識的資產的價格關系”。也就是說,貨幣過多時,標識資產(當然通貨膨脹問題也一定會反映到其他商品)的價格就會高;反之,貨幣減少,標識資產的價格自然會降低。

第四個問題,我們正在面對,那就是在中國經濟中是不是也有“希臘問題”。其實這個疑問早在迪拜問題出來后就已經出來了,但對我們的當政者,恐怕希臘與歐盟更具驚嚇意義。也許這個類比不十分恰當,但我堅信它是被領導人拿來運用了的,那就是在面對經濟管理問題上,中央政府更像歐盟,而我們的一個個省窮的像希臘,富裕的像德國。

當歐盟不得不與世界其他經濟體談判一攬子萬億美元的救助機制時,我們的中央政府在想,如果中國的地方政府所屬的“融資平臺”也出現類似希臘的問題后,它會找誰商量解決這個問題。

上述問題不是當前中國經濟問題的全部,但顯然,它們決定了當前管理者在關鍵政策決策時仍然如此猶疑。比如,貨幣政策的加息選擇。加息對經濟增長以至于就業和出口的影響是顯著的,我們的領導人仍然沒有足夠的信心認定中國經濟進入上升期。但面對資產價格的升高和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潛在的巨大債務,如果不以提高利息率加以控制的話,后果也是可怕的。因此,我們就會見到,無論是央行還是中央政府其他部門,采取了他們可以采取的所有“行政命令和管制式的”手段,這中間也自然包括央行運用的大量“數量工具”,來實現“調控目標”。

但我以為,中國經濟能看得見的問題還都是“標”,而不是“本”的問題。我有一個疑問想提出來,不知道它是否涉及到“本”的問題。那就是,一年半前中央政府為解決經濟失速,刺激經濟成長和就業而出臺的“四萬億計劃”,似乎正成為新問題的元兇和禍首。而當前解決這些問題的做法除了難以抹去的“作秀”的色彩,卻看不出它真實要達到的目的。我們現在需要更深入的答案,為什么我們的問題總是無法解決?

中國經濟問題論文:分析中國經濟問題思考論文

摘要：文章客觀地評估了中國當前的經濟形勢，全面地分析了中國經濟的基本面、隱患點和發展前景，大膽地提出了以自省為根本途徑、以協作為必要條件等拯救經濟的幾點建議，旨在為中國經濟的全面復蘇提供參考。

關鍵詞：中國經濟；辯證；自省；協作

據國際清算銀行第79屆年會年度報告稱，“目前國際金融危機尚未結束，全球許多金融機構財務狀況仍未好轉，走出危機的路依然很窄。”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經濟的發展遭遇了多年未遇的困難和考驗。面對這場危機，也有人悲觀失望、怨天尤人；也有人急躁冒進、病急亂投醫。必須盡快對中國經濟形勢做出正確評估，以自省為根本途徑，以協作為必要條件，依據自身實際辨證施治，迎來中國經濟的再增長！

一、辯證看待中國當前的經濟形勢。

辯證思維方式、概率思維方式、系統思維方式是現代三大思維方式，辯證的方法、分析的方法、現象學方法和釋義學方法是現代四大思想方法。恩格斯把辯證的方法規定為“普遍聯系的科學”，列寧稱之為“最完整深刻而無片面性弊病的關于發展的學說”。辯證的方法是我們正確評估當前經濟形勢的哲學依據。

從橫向看，中國經濟的基本面是好的，但矛盾和隱患依然存在。依據當代經濟理論和國際慣例，評估一個國家的宏觀經濟形勢有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4項基本指標：

第一，經濟增長率。2008年世界主要經濟體經濟增長率為：中國9%、俄羅斯6.8%、美國1.4%、歐元區1.2%、日本0.5%，可見中國是最高的。但中國的國情決定經濟增長率不能低于8%，而今年上半年只有7.1%，下半年“保八”比較艱巨。

第二，失業控制率。據統計，2004年中國16-65歲勞動年齡人口為9.09億，比美、日、英、德、法、意、加7國總和還多3個億，隨著農民工人數的增加，這種壓力更大。近年來，黨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得中國失業率不是最高，卻依然是絕對數和壓力最大的國家。

第三，物價上漲率。中國最近幾年的物價上漲整體上屬于正常的結構性上漲，但這種結構性上漲也會影響城鎮居民的生活，特別是最近的糧食、豬肉價格上漲。2008年上半年中國物價上漲率在6-8%，年底開始下降，如果持續下降會出現投資者不投資、消費者不消費的問題。事實證明，適度溫和的物價上漲對經濟復蘇是有利的。

第四，國際收支平衡狀況。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中國出口大幅下降，但去年國際收支經常項目、資本和金融項目依然保持雙順差；截至2009年6月底，中國外匯儲備余額21316億美元，繁榮景象的背后暗藏隱憂。

首先從縱向看，中國經濟目前面臨的困難是階段性的。長期以來，中國經濟的增長主要是依賴物資資源的消耗，帶來了一系列矛盾和問題，這些矛盾和問題的釋放、認識和化解是個過程，需要一定時間，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不可能一蹴而就。其次，2003-2007年，中國經濟連續5年保持兩位數高增長，改革開放以來這種高增長已經出現了兩輪，從全過程看，中國經濟到了深度回調時期。再次，依據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理論，經濟危機一般要經過危機、蕭條、復蘇、高漲等周期。中國經濟是世界經濟的一部分，有著共有的特征和相同的周期。因此，中國經濟目前面臨的困難是暫時的、階段性的。雨后出彩虹，明天會更好！

總之，從辯證的觀點、發展的眼光、綜合的視角看，當前中國經濟總體上呈現出增長較快、質量提高、結構增強的局面。但是，世界經濟的前景還不明朗，外需持續萎縮；經濟自主增長動力不強，一些行業、企業經營困難，產能過剩問題突出，結構調整的任務十分艱巨。為此，我們要保持清醒頭腦，樹立憂患意識，居“危”思“機”，辨證施治。

二、自省是中國經濟全面復蘇的根本途徑。

孟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自省不僅是個人行之有效的德行修養方法，而且是治理金融危機的良方，這就是“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促民生”，包括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全面貫徹落實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一攬子計劃。宏觀掃描這些政策和措施已經起到初步的刺激效果；微觀細察“12字方針”每走一步都很艱難。當前中國經濟正處于企穩回升的關鍵時期，經濟工作的中心是落實既定拯救方案，集中力量抓好以下“三省”：

（一）一省：積極扶持中小企業。

據統計，中國的中小企業有430多萬家，占企業總數的99%，創造了60%的GDP和48%的稅收，提供了75%的城鎮就業機會。自美國次貸危機以來，中國中小企業處境艱難，2008年上半年規模以上的工業企業已經有6.7萬家倒閉，2000多萬人因此失業。與大企業相比，中小企業基礎差、底子薄、抗風險能力弱，如果失去了政府的保護，就會紛紛落入斯芬克斯的魔口。各級政府對中小企業都有一定的政策傾斜，問題的關鍵在于怎樣落實？不能說起來“重要”、做起來“次要”，把優惠政策變成“慰問信”。

在當前金融危機之際，積極扶持中小企業是“調結構、促民生”的重要措施，這是初級層次的“自省”。政府應該從全局性和前瞻性的高度審慎思考，引導中小企業向節能環保、循環經濟、綠色家居方向發展，這是宏觀自省；中小企業內部加強管理、節約成本、產品升級、產業轉型等是微觀自省。政府對中小企業的“輸血”是為了激活它們的“造血功能”，增強自身的抵抗力，不是為它們購買“養老保險”。

（二）二省：加快城鎮化建設。

中國要擺脫世界金融危機的綁架，就要加重投資和擴大內需，加快城鎮化建設，這是中國經濟正常、健康、持續發展的根本措施，是高級層次的“自省”。現在全世界（含非洲）的城鎮化率是接近50%，發達國家高達90%以上，中國是45.7%，不僅低于發達國家，而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在當前金融危機之際，加快城鎮化建設是“保增長、擴內需”根本途徑。它可以吸納更多的農民來城市，既能增加農民收入，又能整體提升國民素質；城市化率提高了，自身的代謝功能加強了，危機緩解了，社會也就進步了。中行湖北分行與武漢城市投資集團有限公司簽署銀企合作協議：未來三年內，該行將提供不少于500億元實質性授信，支持武漢城市建設。全國都能如此，何愁危機不解！

（三）三省：打造區域經濟。

打造區域經濟是加快城鎮化建設的展開和延伸，是更大范圍的“自省”。近年來，國務院陸續出臺多項措施打造區域經濟，中國區域經濟戰略布局已全面開花，正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動力，武漢城市圈建設是其中的一個新亮點。

武漢城市圈是2007年底國家正式批準的全國“兩型”社會建設綜合配套改革實驗區，是以武漢為圓心，周邊100公里范圍內的黃石、鄂州、黃岡、孝感、咸寧、仙桃、潛江、天門黃石、鄂州等8個城市構成的區域經濟聯合體。圈內各市在經濟、科技、教育、交通、旅游等多方面展開合作，建立以武漢為龍頭的多形式、多層次、多領域的“1+8”合作機制，呈現出優勢互補、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新格局。經過一年多的努力，武漢城市圈已成為湖北省經濟社會發展的快速增長極，對全省經濟發展的“龍頭”作用初步顯現，不僅是湖北經濟發展的核心，也是中部崛起的重要戰略支點。隨著“56531”總體框架的實施，武漢城市圈必將成為一個極富有活力和競爭力的區域經濟聯合體。

三、協作是實現新一輪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

如果說自省是中國經濟走出低谷的根本途徑，協作則是實現新一輪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沒有協作就沒有現代經濟。協作，不僅包括國內各領域的內部協作，而且包括對外交流與合作。戰后日本加強協作實現經濟復蘇的成功經驗，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

日本是地處遠東的孤島小國，人口眾多，資源奇缺，發展經濟面臨諸多困難。經過二戰重創的日本，原有的再生產結構和資本積累的條件徹底崩潰，整個國家的政治經濟陷入空前的危機和混亂之中。在美國的庇護和扶植下，日本逃避了戰爭賠款，利用了朝鮮戰爭軍需拉動等外部條件，形成了日本特色的履帶式社會結構。日本履帶式社會結構就是由個人、企業、國家組成的三個輪子，在包容和獻身兩條履帶的傳導下，朝著趕超歐美的目標，為成為世界一流強國全速駛動。不難看出，日本履帶式社會結構的精髓就是協作，“三個輪子”要協作，“趕超歐美”靠協作，“兩條履帶”是高境界協作，制定和實施經濟政策、扶植戰略產業和大企業，最大限度地發揮后發性利益優勢等都是協作的具體表現。事實證明，戰后日本正是依靠協作改變了被動局面，迎來了日本經濟的新時代。1968年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國的西方第二經濟大國。1989年日本超過蘇聯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實現了生產手段、產業結構、經營管理、產品質量的現代化。公務員之家

學習日本經驗，首先要通過比較找出二者的異同點。中日兩國國情差異很大，中國目前的經濟困難與當年日本的經濟崩潰性質根本不同，產生背景和特點也不一樣，這就決定不能照搬日本經驗。但兩國人口眾多、資源相對緊缺，都面臨著復蘇經濟、建設世界強國的戰略目標。這說明日本經驗有可學之點、可取之處，而中國的問題更多更復雜，更需要協作。

學習日本經驗，必須走自己的路，發揮自己的優勢和長處。中國地大物博、歷史悠久、經濟實力較強，有一流的戰略家和現代化建設的優秀人才，有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和穩定的社會環境，更有全國各族人民的智慧和信心……諸多跡象表明，率先走出低谷的條件基本具備，全面復蘇的時機已經成熟。

學習日本經驗，可以節約資源、少走彎路，而一切進步最終表現為時間的節約。對于當年日本的經濟政策要認真研究；對于日本政府的調控手段和刺激經濟的有效措施要大膽嘗試；對于日本人民認真守紀、團結協作的精神要正面宣傳。對于積極采取措施自救、團結協作搞得好的經濟體給予支持和獎勵；對于“兩眼望青天，兩手捂錢包”的思想和行為要進行說服教育；對于損害國家和他人利益的行為要堅決制止，觸犯法律的要依法制裁。正如《與“鬼”為鄰》的作者薩蘇說：“只要我們自己不放棄努力，勤奮超過得他，勇敢也超過得他”，應該再加一句：只要我們加強協作，成就一定超得過他。

信心是成功的基石，是戰勝金融危機的精神動力。國務院總理多次強調信心要比黃金和貨幣更重要，“只有信心才能產生勇氣和力量，只有勇氣和力量才能戰勝困難”。我們相信，在黨的領導下，一定能夠實現中國經濟的騰飛！

中國經濟問題論文:中國經濟發展中區域經濟問題分析

前言

自從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區域性經濟在全世界經濟發展中的地位越來越重，并且逐漸成為核心經濟的支撐單位。從我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逐漸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格局，東部地區、南部地區、西部地區和北部地區是我國四大主要的經濟發展區域，由于四個區域的地理位置、文化傳統、人口基數、自然環境等一些因素都有所差異，因此導致四大區域經濟出現了偏斜狀態，并且逐漸拉大了四個區域經濟發展的距離。

一、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區域經濟主要存在的問題

區域經濟問題與一般的社會經濟問題并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只是由于區域經濟會出現空間、時間上的傾斜，所以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要將區域性經濟單獨列舉出來，并且稱之為區域經濟問題。落后病、蕭條病、膨脹病、遲滯病是我國區域經濟最為主要的四個問題，嚴重影響著我國的區域性經濟。

（一）落后病

落后病就是指一個區域的經濟從未有發達過的區域性問題，這種問題的主要特點就是區域內的社會和經濟發展過低，當地經濟產業的技術水平較為落后，經濟發展等各方面因素均落后全國其他區域，當地的科學、教育、文化水平都不是很高，人民收入和當地政府的財政收入較低，這種問題主要會出現在我國西部地區。

（二）蕭條病

蕭條病是指一個區域中的經濟曾經輝煌過一段時間，但近期經濟卻陷入困境所患的區域病。其主要的表現為當地主體經濟的地位逐漸下滑或者被取代，整體的經濟框架設計不合理，經濟增長速度較為乏力，生產技術水平較低、管理方式較為落后，主要的發病區域在我國東部區域的經濟帶。

（三）膨脹病

當一個區域的經濟發展到瓶頸階段時就會出現這種病癥。病癥的主要表現是一個地區的人口和產業過度集中，地區經濟產業的規模逐漸膨脹，生產與生活的人均成本直線上升，從而導致區域內的綜合競爭力直線下降。從我國的經濟整體上來看，這種病癥主要出現在我國東部地區或一些國內經濟發展大省。

（四）遲滯病

遲滯病的主要表現為區域內的經濟、科學、生產、教育等上升空間受到阻礙，當地現有的產業機構不適合目前的經濟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提升效果不明顯。我國經濟已經進入了飛速發展的階段，但是我國一些區域發展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從而導致當地經濟的發展受到嚴重阻礙，這種病癥主要發生在我國的中部六省。從我國經濟的整體上來看，主要的問題就是我國四大區域經濟的差距會隨著時間推移不斷被拉大，區域經濟之間缺乏互動性和交流性。

二、協調我國經濟全局，優化我國區域經濟問題

縱觀全世界經濟發展的新格局，不同類型、不同地區、不同文化的經濟類型都會出現相應的經濟發展問題，各國面對經濟發展問題都提出了不一樣的解決方案，有的提出經濟改革、有的完善該國的經濟體制，有的建設成熟的經濟發展框架。從我國改革開放至今，相關政府部門先后制定和實施了多種經濟協調方案，并且取得了較好的成效，讓我國東部地區、西部地區、中部地區的經濟有了空前的發展機會，已形成了較為良好的區域經濟發展格局。但是由于我國目前的區域經濟狀況較為復雜，區域經濟的協調措施只不過是為區域經濟確定了發展方向，要想改變目前的經濟現狀，筆者認為應該做好以下幾點：

（一）創建政府區域經濟管理機制，增強國家政府對區域經濟的控制力

1、設立區域經濟相應的管理機構，在區域經濟層面的基礎之上為了保障區域經濟健康、穩定和持續的發展，從而建立相應的管理單位，主要的工作就是為了區域內的經濟發展制定相應的方案，提出具有建設性區域經濟發展思路和經濟布局，調整行業、企業、區域之間的經濟格局，協調各經濟單位之間的利益糾紛，從而保證讓區域經濟持續穩定的發展。

2、在區域內劃分出標準經濟的位置和問題經濟的位置，我國的區域經濟沒有準確的標準經濟和問題經濟的劃分，并且缺少一種目標較為長遠的經濟發展框架，區域經濟的劃分非常的籠統和簡單，再加上多種要素長時間的變動，很難保證國家相關政策落實到區域經濟的范圍內。對于問題區域經濟劃分的問題，國家政府主要確定了貧困地區的界定，不存在經濟蕭條區域、膨脹區域和遲滯區域，因此區域傾斜政策很難制定相應的條款和真正落實到實際當中去。

（二）統籌規劃問題經濟區域，協調我國區域經濟聯動發展

根據我國四大區域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可以將我國四大區域經濟進行發展聯動，從而制定以下發展戰略：

1、創建區域經濟內官方協商溝通機制一個區域內的經濟發展想要得到創新和重組，僅憑單一的力量是不可能做到的，需要其他區域經濟的合作發展，綜合聯動區域經濟發展才能夠讓本地區域經濟和全國整體經濟健康持續穩定的向前發展，創建區域經濟內官方協商機制，就是通過溝通的形式，讓區域內的各個經濟個體協同發展，從而讓經濟利益達到最大化。在確定了單個區域經濟發展的機會和自身的優勢后，確定經濟個體的層次，結合周邊的產業分工，實現區域經濟互幫互助，創建經濟錯位發展的機會。

2、積極探索區域經濟內的合作模式根據我國區域經濟未來發展和經濟現狀的實際情況，可以創建一些極為松散的經濟合作區域，在我國已經有一些較為成功的合作典范，例如：泛珠三角經濟合作區域。泛珠三角區域以“珠三角”為區域經濟的核心，經濟發展逐漸向周邊進行輻射式的擴散，整個覆蓋范圍幾乎覆蓋了半個中國。這種松散式的合作區域的建立，我國各區域經濟的發展也必然進一步得到加強，從而實現經濟上的優劣互補，全面促進各區域經濟之間的和諧發展。

結束語

區域經濟發展是我國主要的經濟發展戰略，人才、科技、文化和教育是如今主流的經濟發展方向，一個區域經濟的發展想要得到明顯的進步，必須從自身的根本出發結合國家的相關經濟扶持政策，確定相應的經濟發展目標，從而全面解決區域經濟內的問題。

作者：張馨月

中國經濟問題論文:中國經濟學與中國經濟問題思索

60年前,王亞南先生就大力倡導建立中國經濟學,并身體力行,留下了大量重要著述。①中國經濟學研究是王亞南先生畢生最重要的學術成就之一。無獨有偶,60年后的今天,建立中國經濟學又成為中國經濟學界引人注目的論題之一。在王亞南先生百年誕辰之際,重溫先生有關著述,頗感諸多啟迪。本文是在閱讀王亞南先生的《中國經濟原論》等有關著述的基礎上,思考當前中國經濟學討論有關問題的讀書札記。

一、中國經濟學的討論反映了斯大林政治經濟學體系的失效

理論是實踐的反映,實踐是檢驗理論最重要的標準之一。90年代中后期以來論壇上關于中國經濟學的討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隨著國內經濟體制轉軌,我國經濟學界逐漸認識到了既有經濟學理論對現實經濟運行缺乏必要的解釋能力,從批判舊理論到尋找或構建新的經濟學理論的思想歷程。

建立中國經濟學,意味著對既有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否定。在討論中,有的論者認為并存著兩種經濟學研究綱領的危機,即不僅我國傳統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存在危機,以新古典學派為代表的西方經濟學理論體系也存在著危機,而且后者危機的嚴重程度甚至超過了前者。這種說法值得質疑。因為,討論的問題是建立中國經濟學。它顯然是對過去被中國經濟學界視為主流的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否定。眾所周知,近半個世紀里,西方經濟學從來就不是中國經濟學的主流,因此,建立中國經濟學所隱含的對中國既有經濟學理論的否定,不可能是針對在80年代中期之后方在我國經濟分析中引入的西方經濟學理論。因為它自引進至今不到20年,至今為止,它也沒有在我國取得公認的主流地位;作為一種理論體系,它對中國現實經濟運行的解釋能力,還未得到充分驗證。而且,由于長達近半個世紀的學術中斷,就整體水平而言,中國經濟學界對西方經濟學各種學派的理論還處在學習、消化、鑒別、吸收的階段。對西方經濟學不同學派的整個理論體系進行全面的批判,實際上超出了自己的能力。因此,建立中國經濟學,所否定的是長期以來在我國占主流地位的以斯大林主持編寫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為藍本的傳統“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下稱斯大林體系政治經濟學)。在討論中,對斯大林體系政治經濟學是局部否定還是基本否定,有不同看法。持局部否定看法的人認為,這個理論體系畢竟對計劃經濟體制做了較好的描述,只是由于我國的經濟體制轉軌,它才不適應了。因此,可以在基本保持原有理論體系框架的基礎上通過局部調整,擴大其理論內涵,延伸其分析外延。當一個研究綱領的危機來自其輔助假設時,可以通過對保護帶的局部調整,擴大其基本假設的解釋力,但是,如果危機來自其基本假設,那么,調整也就不可能。一種理論的基本假設規定了它最大的理論內涵和解釋外延,它們不可能是無限的。與此同時,任何理論不可能沒有基本假設,也不可能并存多種相互矛盾的基本假設。因此,一種理論的基本假設被改變,也就意味著它已經被另一種理論所取代。當然,這種否定,總是表現為揚棄。因此,認為可以在基本保持原有理論體系框架的基礎上通過局部調整,擴大其理論內涵,延伸其分析外延的觀點,實際上是認為斯大林體系政治經濟學目前僅僅是輔助假設從而個別結論出了問題。如果確實如此,那么完全可以認為目前的討論不過是庸人自擾。這種看法或是低估了斯大林體系政治經濟學理論危機的嚴重性,或是過高估計了該理論體系的自我調整能力,某種程度上也由于隱隱地擔心對斯大林體系政治經濟學的否定會導致更大的否定。我認為:

1.正如《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是斯大林在蘇聯20-30年代黨內斗爭中先后戰勝了托洛茨基、布哈林等各個黨內反對派之后,主持撰寫的為自己正名的黨史一樣,斯大林主持編寫《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也具有深刻的蘇共黨內斗爭的歷史背景。①它基本上是服從斯大林的政治需要,把斯大林主張的“一國建成社會主義”作為理論主線。全書以描述蘇聯在這一理論指導下的計劃經濟實踐為基本內容,認為它體現了“建成社會主義的共同的、基本的規律”,是“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的政策的基礎”,無視或者忽視它,就是修正主義。②20世紀20-30年代蘇共黨內理論與路線爭論,基本上是一個新生社會的領導者們對這個社會發展方向、道路、政策的探索。對未知世界的探索,存在意見分歧在所難免。但是,在不正常的政治環境下,理論爭論與黨內的權力斗爭攪在一起,無法形成正常的理論探討氛圍,最后黨內權力斗爭的勝負結果成為判別理論是非的標準。今天,當歷史正逐漸恢復其本來面目時,繼續把斯大林模式及其理論不加分析地視為馬克思主義的惟一正宗,顯然就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理論正確與否盡可以討論,但是,對這一理論以及斯大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進行批判,最后得出肯定或否定的結論,都應當視為是一種正常而且必要的學術研究。

2.我國傳統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雖然經過多年努力,已經與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有較大不同,但是基本分析框架還是一樣的,其基本假設:集體主義的分析基點和行為觀,國家的完全理性假定,國家的最大化假定等,仍然與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大致相同,因此,從理論體系上說,它只是斯大林體系政治經濟學的一個亞種。這種理論邏輯體系的核心是論證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的優越性,其最大理論半徑,至多是勉強地論證了有計劃商品經濟存在的合理性。不改變它的基本假設,就根本無法合理地解釋市場經濟存在的合理性及其運行。①因此,計劃經濟實踐的失敗,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就包含了對斯大林體系政治經濟學體系的否定。隨之而來的理論更新勢必表現為研究綱領的更迭。

3.能否認為斯大林體系政治經濟學基本上正確地分析了計劃經濟運行,但是目前的社會生產力未達到實現計劃經濟的發達程度,因此它是一個超前的而不是一個非科學的理論體系,它的失敗必須由實踐而不是理論本身負責?顯然不能。對此,當然可以從斯大林體系政治經濟學的諸多理論結論與現實計劃經濟運行情況的矛盾進行詳細論證。這里只要指出一點就夠了。這個以分析計劃經濟體制形成、發展的內在規律為己任的經濟學理論體系,竟然無法預見這種體制與現存生產力之間的巨大矛盾必然導致經濟運行效率不斷下降,最后不得不被市場經濟體制取代,相反,卻認為建立在既有生產力水平上的經濟形態是從多種經濟成分向兩種公有制發展,最后過渡到單一的公有制,從商品經濟到保留商品貨幣關系的初級計劃經濟再到沒有商品貨幣關系的高級計劃經濟!顯然,僅從預測能力來看,這個理論體系即使對現實的計劃經濟體制來說,也不是一個有說服力的“研究綱領”。一個號稱是對計劃經濟運行的客觀規律進行分析總結的理論體系,對該經濟體系的內在矛盾及發展趨勢尚且不能做出科學解釋及正確預測,我們又何能期望它將來能大放異彩呢?

二、建立中國經濟學無須構建新的理論范疇體系

建立中國經濟學是否需要構建新的理論范疇體系?對此,王亞南先生有過很明確的看法:“經濟學是一種基本的社會科學。科學上研究的諸般法則,都是有一般性的,比如經濟學中的價值法則,利潤法則,工資法則,乃是從現代商品貨幣經濟關系中發現出來,無論那一個國家,只要它的商品貨幣關系確立起來,它就必然會有那種價值法則,利潤法則,工資法則等在其中發生作用,而由這諸般法則綜合起來構成的經濟學,也就可以看作是這個國家的商品貨幣經濟關系的‘說明書’。”[1](P127)王亞南先生指出,現代意義的經濟學起源于英國,因而曾有人把它稱為“英國經濟學”,但是當繼起的法國、德國、美國等先后都采取了與英國大致相同的生產方式,這些國家的經濟學家在他們本國的經濟運行中就都發現了與英國相同的經濟法則,所以“他們就用不著再為那種經濟形態下的價值,利潤,工資,地租等等,去定立法則,結局,原本是產生在英國的經濟學,就成為一切商品貨幣經濟國家共同的經濟學了。”[1](P128)因此,“經濟學在當作科學的限內,不允許帶上‘國別’的帽子,來破壞它的一般性。正猶如物理學,化學,天文學,地理學等等,不允許帶上英國,美國,法國或德國的帽子一樣。”[1](P128)當今世界上,中國的社會生產力水平仍然是比較落后的。在此基礎上,能否超越世界上生產力水平最發達國家的現存生產關系,形成更先進的生產關系?斯大林體系政治經濟學的回答是肯定的,盡管它與其承認的生產關系必須與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原理之間存在難以解釋的矛盾。它之所以在過去被我國等接受,是由于過去在生產資料國有制及集體所有制基礎上實行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制度形成了一種假象,使這種理論似乎得到了論證。然而,它最終被實踐證偽了。社會生產關系是社會成員在社會生產活動中形成的相互關系,它體現在社會的諸種經濟制度之中,是它的總稱或集合體,因此,社會生產關系也是具體的。一個國家的生產關系發展水平在世界不同國家生產關系序列中的地位,可以通過各種具體社會經濟制度的國際比較得出客觀的綜合評價。近20年來,我國的各項主要經濟制度,如銀行制度、財政制度、貿易制度、匯率制度、證券市場制度、企業制度、勞動就業與收入分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宏觀經濟調節制度等等,甚至產權制度及其結構的演變,都呈現出借鑒并向發達甚至是發展中市場經濟國家趨近的軌跡。在這個過程中,原本認為只發生在一般市場經濟國家中的經濟現象,如經濟波動、通貨膨脹、需求不足、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壟斷與不正當競爭、失業、證券市場投機,以及發展中市場經濟國家所特有的城鄉二元經濟,等等,也都在我國出現了。因此,如果對中國現存社會生產關系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應當承認,一個國家的生產關系確實不可能超越該國的生產力發展水平。斯大林體系政治經濟學的解釋并不符合歷史唯物論觀點。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決定了中國經濟學無須構建新的理論范疇體系。王亞南先生指出:對法國、德國、美國而言,“因為生產的方式同,生產的社會關系同,作用在那種方式,那種關系之下的運動同,于是,原來就英國經濟現象研究出的經濟學,一樣是英國,德國,美國的商品貨幣經濟的寫照。”[1](P128)這個說法對建設中國經濟學有啟發意義。今天的中國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國家。我們有理由認為,隨著中國經濟市場化程度的逐步提高,今天甚至昨天在成熟市場經濟國家中起作用的經濟法則,也會漸次地出現在我國。因此,從分析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經濟運動中總結出來的一般經濟學理論范疇,可以而且必須應用于對中國經濟問題的分析。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么引用國外尤其是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學理論分析中國經濟問題,近年來成為我國經濟學研究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

三、中國經濟學是特殊歷史階段的中國經濟問題研究

如此說來,中國經濟學似無獨立存在之必要。但是,有無自己獨立的理論范疇體系與是否應當存在獨立的中國經濟學,是兩個問題。例如,王亞南先生是倡導建立中國經濟學的,但同時認為建立中國經濟學不需要拋棄世界性一般性的經濟法則,去構建獨立的理論范疇體系。王亞南先生是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他的主要著作,如《中國經濟原論》、《中國地主經濟封建制度論綱》、《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研究》、《中國官僚政治研究》等都是運用馬克思經濟學的基本理論研究中國政治經濟問題的杰出成果。王亞南先生認為中國經濟學就是運用世界性的經濟學一般原理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經濟學。他的《中國經濟原論》就是這樣的中國經濟學,只是為了科學的慎重起見,才題為《中國經濟原論》。[1](P126)可以說,王亞南先生不僅從理論上提出了建立中國經濟學不需要拋棄世界性一般性的經濟法則,去構建獨立的理論范疇體系的遠見卓識,并且用自己杰出的理論研究及豐碩成果證實了這一思想。王亞南先生認為,中國經濟問題研究可以形成中國經濟學,不僅僅因為它是國別研究。在現代,如果不同國家的社會生產力水平相近,生產方式類似,社會經濟運行規律基本相同,國別的經濟研究就難以形成獨立的經濟學。王亞南先生曾指出,“人類社會愈在早期的階段,他們的社會活動,愈會受制于自然條件,他們的社會,哪怕是處于同一歷史階段,會顯示出各別的特殊性。反過來說,如其社會愈發達到現代這個歷史階段,它的社會勞動生產力,將愈來愈大,愈有力克服氣候、地形、人種,以及其他種種自然因素的特殊性。根據這正反兩面的推論,我們就似乎可以大膽作出這樣的結論,說社會勞動生產力較大的甲國資本主義社會與乙國資本主義社會間所表現的差殊性,要比社會勞動生產力較小的甲國封建社會與乙國封建社會間所表現的差殊性為小,或者說,兩資本主義社會的國家間所表現的一致性或一般性,要比兩封建制國家間所表現的一致性為大。”正是由于“資本主義的進步的生產力,曾經使世界的一致性增大。”[2](P61-62)因此,他認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如法國、德國、美國等,雖然因國情的不同,其經濟發展有一定特殊性,也有在理論上總結的必要,“但從整個經濟學的世界性一般性上講,它們卻格外顯得破碎支離,從而,把它們在對英國經濟理論的對立意義上,冠以國別的,或有‘德國的’,‘奧國的’,‘美國的’形容詞,那不但對其現實的一般妥當性,無何等益助,且反而表現那都不過是資本制經濟在它各發展階段,在各別國家特殊條件下的有局限性的意見而已。”[1](P136)因而,這些國家沒有形成國別經濟學的可能與必要。國外一些學者也持類似看法。①但是中國則不同。王亞南先生之所以倡導建立中國經濟學,寫《中國經濟原論》,是因為“資本制以前諸歷史時代,既是愈向著過去,其各別民族國家,在同一社會史階段所表現的差殊性愈大,而資本制以前諸社會階段的經濟事象,雖然愈來愈簡單,但因為要就這些愈來愈會在各不同地理環境或自然條件下表現著極大差殊性的同一歷史階段的諸經濟事象,研究出其一般的共同的規律,是不免愈來愈覺困難的。……如把中國這種封建制的原型,及其在現代摻雜進的混合物,加以詳盡的研究,那對于廣義經濟學的貢獻和充實,是有極大的意義的。”[2](P62)也即,在王亞南先生看來,之所以中國經濟問題研究可以成為中國經濟學,是因為:(1)各國的前資本主義經濟形態與資本主義經濟形態相比,有更大的差異性,只研究一般的共同的規律,難以深入地把握前資本主義經濟形態的全部實質;(2)當時中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形態以及這種經濟形態的過渡性,不僅具有特殊性,而且在其特殊性中蘊涵了某種一般性,對它加以詳盡的研究,“對于廣義經濟學的貢獻和充實,是有極大的意義的”。顯然,王亞南先生的這個意見對今天的中國經濟學建設仍有重要的借鑒意義。今天之所以仍有建立中國經濟學之必要,是因為:1.中國經濟仍處在前市場經濟階段。盡管市場取向的改革已經進行了20余年,把建立市場經濟作為改革目標也已經10年,但是,中國經濟的市場化程度還是相當低的。①而且,與一般發展中國家的市場化程度低相比,有其特殊性。

2.這個前市場經濟階段無疑是一種過渡經濟形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經濟形態。這種過渡是迄今為止世界經濟史上未曾出現過的,因此它為經濟學研究提供了許多一般市場經濟國家、發展中市場經濟國家,以及從自然經濟或簡單商品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時所不曾提供的經濟現象,而且,中國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方式至今為止在世界上也是比較獨特的。

因此,對這一階段的中國經濟問題進行研究,在經濟學理論發展上有其一般意義。

基于上述原因,可以認為,對這個歷史階段的中國經濟問題進行研究有可能形成中國經濟學。這個中國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向市場經濟過渡時期的中國經濟問題。但是,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方法,卻不必也不可能拋棄迄今為止人類文明發展的已有成果,在白紙上自創一套理論范疇、方法體系,而是要在科學分析批判的基礎上,充分尊重并大膽運用迄今為止世界范圍經濟學研究的全部科學成果———世界性一般性的經濟學法則,來研究發生在當今中國大地上的各類經濟問題的來因和去向,以及隱含其中的客觀規律。

四、發展中國經濟學應當提倡研究綱領的競爭在《中國經濟原論》中,王亞南先生還指出了由于研究對象的特殊性,必須有相應的研究方法創新。王亞南先生是《資本論》的譯者,但是,對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的研究卻不為《資本論》的研究體系所限。“對于資本主義經濟,已經有馬克思的《資本論》提供我們一個完整而科學的研究體系,但這個體系是不適用于封建社會經濟形態的,因為在封建社會,有關地租或租佃的生產關系,是說明全部經濟活動的出發點和基礎,正如利潤在資本主義社會,是說明全部經濟活動的出發點或基礎一樣。可是,到現在為止,以地租或租佃的生產關系為出發點為中心的有關封建社會經濟的經濟學體系,還沒有建立起來,并且,就是建立起來了,也不能機械地應用它來說明中國現代的封建生產關系,因為我們現代的封建生產關系,畢竟已在解體過程中……對于這樣一種經濟構成,該當怎樣安排它的各種經濟范疇的敘述次第呢?我覺得,透過各種帶有資本主義外觀的表象去把握它的本質,既是,大體按照資本主義的那個體系來分別論證它的那些經濟范疇規律的非資本主義性質,由它的不是什么而確定其是什么。……采用這樣的體系,就需要借助于比較的、全面的和發展的研究方法,才能把我們這種經濟形態的特質及其特殊規律揭露出來。”[2](P73)服從于把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視為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附庸,并揭示在該經濟中各種帶有資本主義外觀的經濟現象的非資本主義性質,解釋這些性質的形成的研究目的,王亞南先生大膽地采取了與《資本論》不同的研究體系。

王亞南先生這種比較的、全面的和發展的研究方法,對今天的中國經濟學研究,仍然有借鑒意義。他實事求是地根據研究的目的,大膽進行研究方法創新的理論勇氣和精神則更值得今天的研究者學習。

科學研究是對未知世界的探索,因此,應當倡導百家爭鳴。百家爭鳴,可以是各種不同問題上的不同觀點之爭,也可以是不同研究綱領之爭。從科學史的角度看,科學革命時期,不同研究綱領之間的自由競爭具有更根本的意義。如果說,不同問題上的不同觀點之爭在科學發展上的作用,主要體現為在科學常規發展時期形成知識的量變和積累,那么,研究綱領之間的競爭,則是新的更科學從而更有解釋力的研究綱領取代舊的研究綱領,從而實現科學發展從量變到質變的關鍵。目前經濟學界關于中國經濟學問題的討論,說明中國經濟學的發展正在進入科學革命時期。正因為如此,研究綱領之間的自由競爭,對目前中國經濟學的發展,尤其具有特殊的意義。因為,研究綱領的好壞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整個科學研究的質量及其對現實的解釋預測能力。研究綱領的優劣無法先驗地判定,因此,發展中國經濟學,必須大力提倡運用不同研究綱領進行探索。實踐檢驗真理的說法,本身就隱含了對不同研究綱領相互競爭的肯定。而對研究綱領的教條主義限制,只能導致經院哲學的盛行和研究的枯萎。這已經多次為歷史所驗證了。

中國經濟問題論文:當前中國經濟問題思考論文

摘要：文章客觀地評估了中國當前的經濟形勢，全面地分析了中國經濟的基本面、隱患點和發展前景，大膽地提出了以自省為根本途徑、以協作為必要條件等拯救經濟的幾點建議，旨在為中國經濟的全面復蘇提供參考。

關鍵詞：中國經濟；辯證；自省；協作

據國際清算銀行第79屆年會年度報告稱，“目前國際金融危機尚未結束，全球許多金融機構財務狀況仍未好轉，走出危機的路依然很窄。”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經濟的發展遭遇了多年未遇的困難和考驗。面對這場危機，也有人悲觀失望、怨天尤人；也有人急躁冒進、病急亂投醫。必須盡快對中國經濟形勢做出正確評估，以自省為根本途徑，以協作為必要條件，依據自身實際辨證施治，迎來中國經濟的再增長！

一、辯證看待中國當前的經濟形勢。

辯證思維方式、概率思維方式、系統思維方式是現代三大思維方式，辯證的方法、分析的方法、現象學方法和釋義學方法是現代四大思想方法。恩格斯把辯證的方法規定為“普遍聯系的科學”，列寧稱之為“最完整深刻而無片面性弊病的關于發展的學說”。辯證的方法是我們正確評估當前經濟形勢的哲學依據。

從橫向看，中國經濟的基本面是好的，但矛盾和隱患依然存在。依據當代經濟理論和國際慣例，評估一個國家的宏觀經濟形勢有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4項基本指標：

第一，經濟增長率。2008年世界主要經濟體經濟增長率為：中國9%、俄羅斯6.8%、美國1.4%、歐元區1.2%、日本0.5%，可見中國是最高的。但中國的國情決定經濟增長率不能低于8%，而今年上半年只有7.1%，下半年“保八”比較艱巨。

第二，失業控制率。據統計，2004年中國16-65歲勞動年齡人口為9.09億，比美、日、英、德、法、意、加7國總和還多3個億，隨著農民工人數的增加，這種壓力更大。近年來，黨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得中國失業率不是最高，卻依然是絕對數和壓力最大的國家。

第三，物價上漲率。中國最近幾年的物價上漲整體上屬于正常的結構性上漲，但這種結構性上漲也會影響城鎮居民的生活，特別是最近的糧食、豬肉價格上漲。2008年上半年中國物價上漲率在6-8%，年底開始下降，如果持續下降會出現投資者不投資、消費者不消費的問題。事實證明，適度溫和的物價上漲對經濟復蘇是有利的。

第四，國際收支平衡狀況。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中國出口大幅下降，但去年國際收支經常項目、資本和金融項目依然保持雙順差；截至2009年6月底，中國外匯儲備余額21316億美元，繁榮景象的背后暗藏隱憂。

首先從縱向看，中國經濟目前面臨的困難是階段性的。長期以來，中國經濟的增長主要是依賴物資資源的消耗，帶來了一系列矛盾和問題，這些矛盾和問題的釋放、認識和化解是個過程，需要一定時間，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不可能一蹴而就。其次，2003-2007年，中國經濟連續5年保持兩位數高增長，改革開放以來這種高增長已經出現了兩輪，從全過程看，中國經濟到了深度回調時期。再次，依據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理論，經濟危機一般要經過危機、蕭條、復蘇、高漲等周期。中國經濟是世界經濟的一部分，有著共有的特征和相同的周期。因此，中國經濟目前面臨的困難是暫時的、階段性的。雨后出彩虹，明天會更好！

總之，從辯證的觀點、發展的眼光、綜合的視角看，當前中國經濟總體上呈現出增長較快、質量提高、結構增強的局面。但是，世界經濟的前景還不明朗，外需持續萎縮；經濟自主增長動力不強，一些行業、企業經營困難，產能過剩問題突出，結構調整的任務十分艱巨。為此，我們要保持清醒頭腦，樹立憂患意識，居“危”思“機”，辨證施治。

二、自省是中國經濟全面復蘇的根本途徑。

孟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自省不僅是個人行之有效的德行修養方法，而且是治理金融危機的良方，這就是“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促民生”，包括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全面貫徹落實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一攬子計劃。宏觀掃描這些政策和措施已經起到初步的刺激效果；微觀細察“12字方針”每走一步都很艱難。當前中國經濟正處于企穩回升的關鍵時期，經濟工作的中心是落實既定拯救方案，集中力量抓好以下“三省”：

（一）一省：積極扶持中小企業。

據統計，中國的中小企業有430多萬家，占企業總數的99%，創造了60%的GDP和48%的稅收，提供了75%的城鎮就業機會。自美國次貸危機以來，中國中小企業處境艱難，2008年上半年規模以上的工業企業已經有6.7萬家倒閉，2000多萬人因此失業。與大企業相比，中小企業基礎差、底子薄、抗風險能力弱，如果失去了政府的保護，就會紛紛落入斯芬克斯的魔口。各級政府對中小企業都有一定的政策傾斜，問題的關鍵在于怎樣落實？不能說起來“重要”、做起來“次要”，把優惠政策變成“慰問信”。

在當前金融危機之際，積極扶持中小企業是“調結構、促民生”的重要措施，這是初級層次的“自省”。政府應該從全局性和前瞻性的高度審慎思考，引導中小企業向節能環保、循環經濟、綠色家居方向發展，這是宏觀自省；中小企業內部加強管理、節約成本、產品升級、產業轉型等是微觀自省。政府對中小企業的“輸血”是為了激活它們的“造血功能”，增強自身的抵抗力，不是為它們購買“養老保險”。

（二）二省：加快城鎮化建設。

中國要擺脫世界金融危機的綁架，就要加重投資和擴大內需，加快城鎮化建設，這是中國經濟正常、健康、持續發展的根本措施，是高級層次的“自省”。現在全世界（含非洲）的城鎮化率是接近50%，發達國家高達90%以上，中國是45.7%，不僅低于發達國家，而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在當前金融危機之際，加快城鎮化建設是“保增長、擴內需”根本途徑。它可以吸納更多的農民來城市，既能增加農民收入，又能整體提升國民素質；城市化率提高了，自身的代謝功能加強了，危機緩解了，社會也就進步了。中行湖北分行與武漢城市投資集團有限公司簽署銀企合作協議：未來三年內，該行將提供不少于500億元實質性授信，支持武漢城市建設。全國都能如此，何愁危機不解！

（三）三省：打造區域經濟。

打造區域經濟是加快城鎮化建設的展開和延伸，是更大范圍的“自省”。近年來，國務院陸續出臺多項措施打造區域經濟，中國區域經濟戰略布局已全面開花，正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動力，武漢城市圈建設是其中的一個新亮點。

武漢城市圈是2007年底國家正式批準的全國“兩型”社會建設綜合配套改革實驗區，是以武漢為圓心，周邊100公里范圍內的黃石、鄂州、黃岡、孝感、咸寧、仙桃、潛江、天門黃石、鄂州等8個城市構成的區域經濟聯合體。圈內各市在經濟、科技、教育、交通、旅游等多方面展開合作，建立以武漢為龍頭的多形式、多層次、多領域的“1+8”合作機制，呈現出優勢互補、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新格局。經過一年多的努力，武漢城市圈已成為湖北省經濟社會發展的快速增長極，對全省經濟發展的“龍頭”作用初步顯現，不僅是湖北經濟發展的核心，也是中部崛起的重要戰略支點。隨著“56531”總體框架的實施，武漢城市圈必將成為一個極富有活力和競爭力的區域經濟聯合體。

三、協作是實現新一輪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

如果說自省是中國經濟走出低谷的根本途徑，協作則是實現新一輪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沒有協作就沒有現代經濟。協作，不僅包括國內各領域的內部協作，而且包括對外交流與合作。戰后日本加強協作實現經濟復蘇的成功經驗，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

日本是地處遠東的孤島小國，人口眾多，資源奇缺，發展經濟面臨諸多困難。經過二戰重創的日本，原有的再生產結構和資本積累的條件徹底崩潰，整個國家的政治經濟陷入空前的危機和混亂之中。在美國的庇護和扶植下，日本逃避了戰爭賠款，利用了朝鮮戰爭軍需拉動等外部條件，形成了日本特色的履帶式社會結構。日本履帶式社會結構就是由個人、企業、國家組成的三個輪子，在包容和獻身兩條履帶的傳導下，朝著趕超歐美的目標，為成為世界一流強國全速駛動。不難看出，日本履帶式社會結構的精髓就是協作，“三個輪子”要協作，“趕超歐美”靠協作，“兩條履帶”是高境界協作，制定和實施經濟政策、扶植戰略產業和大企業，最大限度地發揮后發性利益優勢等都是協作的具體表現。事實證明，戰后日本正是依靠協作改變了被動局面，迎來了日本經濟的新時代。1968年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國的西方第二經濟大國。1989年日本超過蘇聯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實現了生產手段、產業結構、經營管理、產品質量的現代化。公務員之家

學習日本經驗，首先要通過比較找出二者的異同點。中日兩國國情差異很大，中國目前的經濟困難與當年日本的經濟崩潰性質根本不同，產生背景和特點也不一樣，這就決定不能照搬日本經驗。但兩國人口眾多、資源相對緊缺，都面臨著復蘇經濟、建設世界強國的戰略目標。這說明日本經驗有可學之點、可取之處，而中國的問題更多更復雜，更需要協作。

學習日本經驗，必須走自己的路，發揮自己的優勢和長處。中國地大物博、歷史悠久、經濟實力較強，有一流的戰略家和現代化建設的優秀人才，有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和穩定的社會環境，更有全國各族人民的智慧和信心……諸多跡象表明，率先走出低谷的條件基本具備，全面復蘇的時機已經成熟。

學習日本經驗，可以節約資源、少走彎路，而一切進步最終表現為時間的節約。對于當年日本的經濟政策要認真研究；對于日本政府的調控手段和刺激經濟的有效措施要大膽嘗試；對于日本人民認真守紀、團結協作的精神要正面宣傳。對于積極采取措施自救、團結協作搞得好的經濟體給予支持和獎勵；對于“兩眼望青天，兩手捂錢包”的思想和行為要進行說服教育；對于損害國家和他人利益的行為要堅決制止，觸犯法律的要依法制裁。正如《與“鬼”為鄰》的作者薩蘇說：“只要我們自己不放棄努力，勤奮超過得他，勇敢也超過得他”，應該再加一句：只要我們加強協作，成就一定超得過他。

信心是成功的基石，是戰勝金融危機的精神動力。國務院總理多次強調信心要比黃金和貨幣更重要，“只有信心才能產生勇氣和力量，只有勇氣和力量才能戰勝困難”。我們相信，在黨的領導下，一定能夠實現中國經濟的騰飛！

中國經濟問題論文: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關于當代中國經濟問題研究的最新進展

[摘要]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自2003年成立了中國經濟研究項目組，在2009～2010年，該項目組共了24篇與當代中國經濟有關的工作手稿，分別涉及當代中國的經濟、人力資本、對外貿易等問題。通過這些手稿，可以了解到國外機構對于當代中國經濟問題研究的一些新特點以及最新的發展趨勢；可以在相關問題的研究中，得到比較全面的見解和看法，從多角度審視這些重要理論，在面對國內現實問題時提出更為有效的解決辦法。

[關鍵詞]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　當代中國　中國經濟研究項目組

自2003年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成立中國經濟研究項目組以來，各方面專家已經陸續發表了63篇相關的工作手稿。本文所要評析的是其中的25篇(2009—2010年)。在這些研究成果中，除1篇研究中國古代金融理論的發展之外，其余24篇均是研究當代中國的經濟問題。其中7篇涉及中國的人力資本問題，6篇研究中國的對外貿易問題，4篇探討中國的金融市場問題，3篇論及企業問題，另外3篇則研究中國的土地市場、行賄和受賄問題，以及1959—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的經濟與社會問題。

一、中國人力資本問題的研究

人力資本和勞動力是社會生產的關鍵要素，近年來國外學者對這一問題的關注度越來越高。在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近兩年的相關研究成果中，有關這一話題的文獻差不多占1／3，與之前的研究成果相比出現了“后來居上”的現象。這也反映出世界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即人才的競爭和人力資本的形成。目前，中國經濟不斷增長并面臨再次的艱難轉型，經濟發展逐漸轉變為依靠“中國創造”和擴大內需，人力資本問題就顯得愈發重要，并已成為不少國內學者研究的焦點。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中國經濟研究項目組近兩年來發表的7篇相關論文，試圖從多個角度對這一問題進行研究和解讀。

一是從宏觀上對中國人力資本總量的研究。由于中國目前還沒有系統的關于人力資本估算的統計方法，之前對于人力資本的計算多數是從勞動力受教育平均年限或總體教育水平等局部特征作為人力資本的度量指標。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和中央財經大學成立了專項基金，并聯合中外專家開展“中國人力資本測量和人力資本指數”的研究項目，以期計算和預測出中國1985—2020年的人力資本水平。李海崢等多人合作發表的《中國的人力資本》一文，主要介紹了該項目關于1985～2007年期間中國人力資本的總量及人均人力資本量的階段性研究報告。該報告運用并改進了國際主流的人力資本計算方法，如JF(Jorgenson—Fraume，ni)的終生收入法，認為1985～2007年中國人力資本總量增長了3倍，并以每年6.74％的增長率遞增，特別是1995—2007年增長率達到7.86％。從區域發展角度分析，由于城市化進程的推進、農村移民的流入和教育資源的優化等因素，城鎮地區的人力資本總量則以8.95％的速度增長，高于農村地區4.19％的增長率；從時間角度分析，1995年之前人力資本總量的增長率快于人均人力資本量，1995之后這兩個指標的增長率趨于一致，作者把這一現象歸因于中國教育的快速發展；從性別角度分析，以性別為區分因子的人力資本差異，并沒有以教育為區分因子的差異大，但男性由于退休年齡較晚(女性退休年齡為55歲，男性退休年齡為60歲)，有更多的時間在要素市場中獲取收入，因而終身收入也會高于女性。報告在肯定中國人力資本總量不斷增長和人均人力資本量都保持了較快增長速度的同時，也指出了相對于國內生產總值(GDP)以及固定資本來說，人力資本相對比重呈下降趨勢，人均人力資本與發達國家相比仍存在較大差距。因此，作者指出，中國現在雖然已經是人力資本大國，但并非人力資本強國。與GDP的增長速度和固定資本的增長速度相比較，中國人力資本的增長速度仍較為緩慢，未來有必要增加對于人力資本的投入。

二是關于人力資本與中國經濟發展的關系。約翰·惠利(John Whalley)和趙西亮的《人力資本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一文，把人力資本因素從全要素生產率(TFP)中剝離出來，通過比較索洛(Solow)模型和巴羅一李(Bam and Lee)模型，以及改進的舒爾茨(Schuhz)人力資本理論，從機會成本和真實工資方面分析人力資本因素對于中國GDP的貢獻。與之前對中國人力資本的研究觀點相比，該文認為，人力資本對于中國經濟的增長至關重要。1978～1999年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為43％，1999～2008年上升到54％。其中，隨著中國高等教育的擴招，2003～2008年人力資本對于經濟發展的貢獻達到59％(TFP為－6.68％)，所以固定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比例仍然達到48％，而負的全要素生產率則表明中國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產出效率有待提高，固定資本和人力資本在分配過程中也存在不均勻現象。通過對人力資本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的重要地位的論證，作者一方面肯定了中國高等教育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強調“中國奇跡”的背后有著強大的人才支撐；另一方面也指出，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需要更加合理地利用高等教育培養出來的優秀人才，以充分發揮人力資本的積極作用。

三是關于工資收入問題的研究。約翰·惠利和邢春冰的《中國城市不同地區的雇員技能溢酬的分配》一文，認為近年來中國內地員工技能溢酬(即技術工人和非技術工人的工資差額)的地區差異性越來越大。作者運用了三個年度的重要研究報告資料，即1995、2002和2007年中國城市家庭收入情況，對中國收入分配中的技能溢酬問題進行了詳細的分析。該文認為，1995～2002年各個地區技能溢酬的增長速度差不多，但2001年中國加入WTO之后，2002～2007年沿海地區技能溢酬的增長速度遠遠快于國內其他地區，這與出口經濟活動以及中國加入全球化的進程有明顯的關聯性，而1995年和2002年各個地區技能溢酬的增長則是制度變遷的結果。從作者對技能溢酬地區差異性的深入研究中，我們可以從另一個視角探究中國城鎮職工工資不平等的變化情況。正如作者所揭示的，中國的工資和收入水平呈現出地區和行業間的不平等，這不僅僅是教育不均所導致，也是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結果。沿海地區因其具有良好的對外貿易基礎和吸引了較多熟練的勞動力，所以這些地區的工資收入和技能溢酬與內陸地區相比普遍較高，而這也進一步吸引優秀人才前往沿海城市和地區就業，加劇了技能溢酬的地區差距。

中國經濟問題論文:試論世界經濟形勢和中國經濟問題

摘要：“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對于一個理智的決策者，要學會防微杜漸。縱觀全球，歐債危機愈演愈烈；美國經濟嚴重衰退，“占領華爾街”高潮迭起，并不斷升級；中國的經濟形勢不容樂觀，深受“量化寬松”政策的影響；日本經濟問題多如牛毛，可從首相頻繁更迭中管中窺豹；韓國以出口為主導的經濟戰略走到盡頭；俄金融領域受到歐債危機沖擊。一言以蔽之：“災難資本主義”在全球蔓延。

眾所周知，2008年9月15日，以美國雷曼兄弟公司申請破產為標志，金融危機全面爆發并旋即席卷全球。一石激起千層浪，美國金融市場首當其沖，銀行和股市暴跌，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全球股市一度走向崩潰的邊緣。作為全球金融體系巨擘，“美國一打噴嚏，全球都隨之感冒”的“蝴蝶效應”凸顯。距這場規規模空前的金融危機3余年后，其“并發癥”不容小覷，世界經濟何時復蘇尚未成定論，研究并反思這場危機具有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關于當代世界經濟形勢及思考

1、虛擬資本主義的膨脹和新自由主義的泛濫及貧困

肇始于2007年的美國“次貸危機”席卷美國、歐盟和日本等主要金融市場，并在2008年發展升級為世界性金融危機，“災難資本主義”在全球蔓延，自不待言。2011年9月17日，十幾名美國民眾高舉“我們代表著99%的民眾”的標語，聚集在紐約曼哈頓區，“占領華爾街”愈演愈烈并波及美國多個大城市，逐漸成為全美群眾性社會運動，其導火索便是金融危機，民眾控訴華爾街金融大亨的貪婪與無恥、缺乏自律，對危機負責，并督促政府加強對金融機構的監管。2011年初，突尼斯“茉莉花革命”掀起北非和中東反政府示威潮，隨后，這朵引發阿拉伯世界革命的“茉莉花”，漂洋過海，來到英國，騷亂在倫敦蔓延開來，隨后乘著西風，遠渡重洋，在美國生根發芽……這些現象看似偶然，實則聯系緊密，凸顯了資本主義世界也經歷著底層民眾對政府社會職能的拷問。華爾街運動敲響了新自由主義的喪鐘，是虛擬資本主義的貧困的表征。1971年，美元和黃金掛鉤的制度失效，二戰后確定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宣告了浮動匯率時代的來臨。此后，世界貨幣體系開始進入到不受物質生產增長的約束時代，加上各種金融衍生品的發展，虛擬經濟迅速膨脹，世界經濟主體已從物質生產部門轉移到非物質生產部門，由此引發了資本主義經濟的一系列深刻變化。（王建 喬良《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催生“虛擬資本主義） 竊以為，虛擬資本主義以帝國主義為基礎，是資本主義發展到高級階段的特殊標志。此次危機將當代資本主義的弊病暴露無遺，向世人昭示：物質資料的生產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石，只注重搞虛擬經濟而忽視實體經濟的發展，不可持續，終有一日會出大問題。19世紀20年代，資本主義在發展過程中突顯出新特征：生產和資本高度集中。列寧從全局角度分析了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征，得出驚世駭俗的結論：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腐朽的”、“壟斷的”資本主義。然而，他忽視了一個很重要的因素：資本主義內在的調節能力。時代的局限性使然。但，如若就此否定和妖魔化列寧主義，便是和犬儒主義的行徑。事實上，根本就不存在天衣無縫的理論，一切企圖坐鋸終極真理的地位的行為都是徒勞。2008年的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是違背了《資本論》中的貨幣流通規律以及美國國家信用長期透支過多，體現在美國國家積累的巨額內外公債和私債上，總體規模據說在50萬億美金以上，即期應兌的規模也高達7―10萬億，這是個天文數字。（《何新：反主流經濟學―主流經濟學批判》，3）

2、美歐之間激烈的“貨幣戰”，歐元面臨挑戰

希臘于2001年加入歐元區，而這一代價是歐洲的整體利益，歐元區被希臘綁架，希臘被高盛綁架，此后，希臘的財政赤字率不斷上升，受2008年金融危機的影響，導致了2009年的主權債務危機的爆發。基辛格有一句名言：“誰控制了貨幣，誰就控制了整個。”歐元在其誕生之日起，無時無刻不被美元排擠。截止到2012年，“歐豬五國PIIGS”未清償的國債高達幾萬億歐元。歐債危機的根本原因在于歐洲經濟體制本身的弱點，其導火索卻是房產泡沫，尤愛爾蘭和西班牙。

3、“量化寬松”延緩世界經濟復蘇進程

美國針對危機所采取的多輪“量化寬松”（QE，quantitative easing）政策，無疑轉嫁了國內危機，向全球輸入了“通脹”。美國對付危機的手段便是發行國債，向美聯儲透支預借，此次危機即馬克思所言的“資本主義金融信用的全球性危機―總體危機，而不是局部危機。”2012年，美國或將推行新一輪QE，將有更多的國家和經濟體受到影響，給疲軟的全球經濟增加困難，長此以往，美國的信用將產生前所未有的危機，如此行為實在得不償失。

二、關于當代中國經濟問題及其思考

1、新自由主義泛濫成災，金融領域亂象橫生，經濟軟著陸困難重重

新自由主義長期主導我國經濟改革，同時它也是中國社會各種丑惡現象的根源。新自由主義的核心是自由競爭，金融自由化。縱觀30年的改革開放，總體上得大于失，但問題觸目驚心，主要表現為對市場的盲目崇拜和金融領域的亂象。新自由主義群魔亂舞，表現為教育市場化、醫療市場化以及養老金市場化，而我們卻忽視了西方的新自由主義是建立在完善的法制基礎之上，中國的法制和社會保障體系還不健全，隨便引進市場機制，后患無窮矣！虛擬經濟時代，金融領域的安危愈來愈關乎國家生死存亡。我國金融問題主要表現為金融機構經營方式總體粗放，公司治理和風險管理問題頗多，吳英案暴露了農村金融體系的混亂，金融監管力度不強，對實體經濟支持不夠及時，更重要的是還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表現為人民幣升值，加上出口受大肆炒作的有毒食品和農產品以及玩具的影響，信譽崩潰，未來出口阻力必然增大。同時，這也增加了國內就業壓力。高失業率往往伴隨著高通脹，國內通脹較為嚴重，加之基尼系數已逾0.5（新華社研究員：中國基尼系數超0.5或致社會動亂，網易新聞，2010-5-21），超過國際的警戒線，“不患寡，而患不安；不患貧，而患不均。”既問主義，更問蒼生。鄧公的“先富論”絕不意味著讓一部分人暴富，而讓大多數人更加貧窮。

2、地產市場困局與“國退民進”，既得利益集團企圖侵吞國有資產

1998年為擴大內需，刺激國民經濟，推行住房市場化，由此拉開了中國房地產進入支柱產業的序幕，在隨后十幾年中高歌猛進，帶動了鋼鐵、水泥、化工等行業，眾多民營企業開始瓜分資本市場。盛極必衰，中國房地產市場十幾年的迅猛發展，已成畸形，泡沫驚人，房價遠遠偏離正常軌道，“居者有其屋”顯得蒼白無力。隨著住房的商品化，房子對于相當一部分工薪階層而言，可望而不可即。目前，中國大部分城市出現了房價明顯回落局面，但據此而斷定中國地產“劉易斯拐點已經來到”，是極不科學的，這是中央宏觀調控和地方博弈以及危機綜合作用的結果，一旦房價在短期內出現大幅度下落，勢必危及中國金融體系甚至整個國民經濟的安全。房屋不是一般的消費品，而是耐久的資本品，房地產投機的實質是金融投機，根源是金融問題，故，調整金融政策是畢其功于一役的根本策略。（《何新：反主流經濟學――主流經濟學批判》，42）。近期，一些別有用心者叫囂，國企嚴重壟斷，應加快國企股份制改革，以提高其運作效率。其居心不外乎：通過股改，實現國有資產的私有和世襲。其中，不乏外資的操縱和炒作。絕不能讓國有資產淪落在一小撮人手中，改革成果理應讓全民共享。

“自古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提振經濟成為全球共識，中國經濟保持持續健康發展，需要從全局長遠角度出發，堅持“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

中國經濟問題論文:用政治經濟學的眼光看待中國經濟問題

從經濟理論的角度研究中國經濟,目的不是就目前的經濟形勢論經濟,也不是就目前的股票市場論股市,而是要從表面上看起來離現實比較遠的理論的角度來研究中國的經濟。這些基礎的理論研究和思考對于分析當前的具體經濟形勢和股票市場形勢是非常有用的。

改革開放是中國經濟和中國社會最近三十年經歷的最重大的事件。我們對于開放的中國經濟以及對于經濟體制改革的研究,經常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中尋找一些研究方法,有時候也直接借用一些結論。這樣的研究很有價值,但遠遠不夠。我覺得有必要有意識地探討,研究改革開放的中國經濟的一些經濟學理論問題,特別是經濟研究的方法論,以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對于中國經濟研究的適用性問題。

如何看待西方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在中國?

西方經濟學的定義是研究稀缺資源的有效配置,就是說當這些資源不多的時候怎樣配置得最有效率。但是有另外一條,我們在什么樣的框架下、體制下研究這個資源配置,這個前提和框架是需要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舉個例子,國有企業需不需要改革?改成什么樣子?國有企業股票賣多少?定價依據是什么?控制權要保留在什么水平?這些東西都不是簡單的經濟學可以解決的。經濟學是在一定的前提之下研究資源配置問題,西方經濟學的前提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比如說,在研究企業行為的時候,西方經濟學假定企業的目標是追求利潤的最大化,很多人用西方經濟學的方法和原理分析中國的企業,往往會忘記了―中國的國有企業的目標函數根本就不是、不應該是、也不能夠是利潤最大化。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前提條件是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和資本追逐利潤的本性,而我們的國有企業的制度前提是社會主義國有制度。只有把西方經濟學的適用前提搞清楚了,才能夠學好用好經濟學知識。但是,這個前提不是現在所說的經濟學能夠研究的,而是要靠政治經濟學來分析。

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對象是生產關系及其發展變化的規律。生產關系的第一條是生產資料所有制,在我國的主體是社會主義的公有制。關于國有企業的改革,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國有企業的所有權,國有企業的所有權及其表現形式要不要改革?怎樣改革?要改成什么樣子?改成誰的企業?這一定是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課題。

生產關系的第二項內容是人和人在生產過程中的關系。這個企業由誰控制?誰說了算?這要考慮企業里面的管理層和員工之間的關系,同時更要考慮國資系統,也就是政府和公司的關系問題。我們現在看到國資體系里面國資委和各大企業之間是有矛盾的。這就是生產關系的問題,也是政治經濟學研究的。

生產關系的第三項內容是產品分配,這是利益歸誰的問題。大家都知道,國有企業的利潤分不分?分多少?分給誰?怎么分?國有企業的高管和員工的薪酬怎么定?定多少?這些也都是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東西。

用政治經濟學研究改革框架,用經濟學配置資源

簡單地說,只有當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生產關系前提確定了或者相對確定的時候,經濟學才談得上。中國改革開放的政治經濟學是研究中國經濟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優化資源配置的前提。與不同的生產關系前提相對應,經濟學的具體內容是不一樣的。我們在學校里學的,在美歐留學的時候學的經濟學,其政治經濟學前提與我國的現實是不一樣的。在不同的生產關系中,經濟主體的行為是不一樣的,不同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是不一樣的,在類似情況下應當采取的經濟政策是不一樣的,同樣的經濟政策導致的經濟后果是不一樣的。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我們的生產關系也是不斷演變和完善的,生產關系的完善本身就需要深入的政治學研究。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的經濟學體系,是研究中國的生產關系的政治經濟學與研究這一生產關系中的資源配置的經濟學的有機結合。簡單地講,要用政治經濟學來研究中國改革開放的大前提大框架大趨勢,要用經濟學來研究這樣的大前提大框架大趨勢下的資源有效配置。

研究股票市場也一樣,大政策、大背景就不是平常所說的基本面分析或者技術面分析所能做好的。假如在一個大框架和大前提發生重大變化的時期,看市盈率是多少?哪個企業好不好?有意義嗎?顯然意義不大。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不同的市場狀況下我們研究股市的重點是不一樣。在前提不確定的時候要首先研究前提,這個前提首先是在政策方面,政策研究至少要上升到政治經濟學的層面。當大的前提不變或者相對穩定的時候,才會去研究下一步股市怎么演變,哪個行業好,哪些上市公司有投資價值。在中國的改革開放過程里,我們既要研究投資學、金融學、經濟學,更要研究中國改革開放的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角度不一樣,結論也會不一樣,對于投資決策的指導意義也會不一樣。

我嘗試著“換一個角度研究中國經濟”,就是分別從西方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的不同角度研究當前的中國經濟,特別是研究對外開放條件下的中國經濟運行機制和我們所在的股票市場。從經濟學的角度,我們要研究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經濟的內在關系。經濟的內在機制,以及出口、外貿順差、產能、價格、利潤、匯率等等,這都是經濟變量的關系。但是國家和國家之間的經濟關系絕對不是經濟變量能夠解釋的,如果用純粹的經濟變量去理解,我們會犯錯誤。國家之間要用政治經濟學的觀點來看,要研究國際經濟和國際政治,要研究國家利益。因為國家利益是第一位的,是高于一切的,這在國家競爭中是毫無疑問的。美國逼著人民幣升值,我們不升值,還有一大群的經濟學們分別論證升值或者不升值的理由。這些東西是講給別人聽的,是為政治決策服務的。我們的政策決定了,美國人講一大堆升值的道理,我們不會因此升值,也不應該升值。政治決定的背后是實力,如果美國讓你升,你不升,美國會找一些方法逼你,壓你,你有實力,就不怕,否則,只好聽他們的。做經濟學研究的人,研究中國的外貿,要研究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要基于這些關系制訂適當的經濟和外貿政策,但是一定要知道后面是不同國家之間的經濟利益和政治關系。

國際貿易中反傾銷、國際貿易保護主義這些都是做什么用的?這大部分都是借著經濟學的說法最后實現經濟上的利益,實質上是要實現政治經濟學的結論。我聽過一個專家說,美國要征收碳關稅,那么我們也要求一個人力資源的全球合理配置。碳關稅聽起來是經濟學的問題,但實質上是國家之間的經濟利益,我們以其人之道,用人力資源的經濟學課題提出資源配置的要求,但背后是美國根本無法接受的政治結論。

國有經濟改革的主導力量在哪里?

研究中國經濟,除了研究對外開放之外,還要研究改革。改革是什么?中國改革的主題是國有經濟的改革,我們用純粹經濟學的說法解釋不清楚,要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解釋。我把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的國有經濟改革劃分為1992年以前的準備階段,1992年以后(10年)的國有經濟改革以及和諧社會建設三個大的階段。

我從改革主導力量的利益和行為來分析中國國有經濟這十年的改革。中國改革的主導力量是什么呢?中國改革的主導力量是行政力量,是掌握行政權力的人,行政力量是設計、推動、主導和掌控整個改革過程的主導性力量。一個社會經濟過程的主導力量一定要從這個過程中得到利益,否則這個過程就不可能進行下去。如果這個前提假設是能夠成立的話,那么行政力量就一定要從國有經濟的改革中獲得好處。但從理論上講,我國的改革是一個市場化導向的改革,根據定義就是行政力量不斷弱化,經濟力量不斷強化的改革過程。行政力量怎么可能設計、推動、主導和掌控使自己不斷弱化的改革過程呢?這個表面的形式邏輯的矛盾,通過實際的行政權力換經濟利益得到解決。行政權力換經濟利益,意味著什么?大家都很清楚。

行政力量推動改革的動力來自于不斷強化的經濟力量的補償,其結果是導致權貴資本的形成。前期的國有經濟改革主要地采取了國退民進的方式,實現國有中小企業的私有化。國有中小企業的問題往往通過個案處理、局部解決,由權力圈子內的少數幾個人決策。這種改革以經濟學的分析為理由,比如說,保留一家每年虧損的國有小企業,還不如賣掉算了,能賣多少錢都合算,哪怕是零價格,總比每年虧損要好。改革的主要途徑和方式還是以產權交易為主,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資本市場。1992年開始的根本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股票市場,它是為國有企業解決資金問題服務的融資工具。我們有國家股、法人股,企業職工股,還有一些政策,國有企業要捆綁上市等等,這些都不是簡單的經濟現象,而是政治現象。不能按經濟學的思路來理解,只能按政治經濟學的思路來理解。但是,這樣的改革往往缺乏在經濟利益、所有制、公平公正性、對于員工的影響、對社會結構的影響等方面的政治經濟學分析,使得在一定的程度上出現了改革成果的私有化和改革成本的社會化,最終導致了嚴重的社會失衡。因此,黨中央國務院提出建設和諧社會,如果再不建設和諧社會,這個社會就危險了。和諧社會建設不取決于一兩個人的主觀愿望,而是緩解和消化前一段時間改革造成的社會失衡的必然要求,是順應民心和歷史要求的英明決斷。

前面說過,行政權力推動經濟改革的動力來自于經濟利益的補償。如果不允許掌握行政權力的人從改革過程中得到好處,他就不會把改革推下去。如果強行要推一個對他沒有好處的措施,那么這個行政機器就要崩潰。要避免行政機器崩潰,就不能推動對他們沒有好處的改革。只要你斷了他的好處,改革就會停下來,要讓他改就要讓他得好處。因此,前段時間改革了,社會失衡了,現在不讓他得好處,改革就一定停下來。所以改革一定是改改停停。改革停滯過程中,直接的經濟利益得不到了,但行政權力是不會閑著的,難免會出現行政集權,權力越來越集中。這一點大家都感覺到了。在經濟利益方面,財政聚財,以政府的名義,大量的收入、財力集中到財政去。同時,央企以全民所有的名義集中越來越多的經濟資源。由于提出和諧社會建設,權力部門不能得到好處,導致以前的改革停頓,行政部門熱衷于集權和聚財。一千個大學畢業生追逐一個公務員的名額就是行政至上的最有力證明!

國有經濟的進一步改革必然要通過資本市場實現

這是一個符合辯證法的改革過程。作為對傳統的行政集權計劃經濟的否定,是改革開放;而導致社會失衡的缺乏政治經濟學論證和支持的國退民進,必然提出和諧社會建設的要求;而再次平衡的社會隨著國有經濟和行政干預的內在矛盾的運動,不可避免地需要進一步的國有經濟的改革。國有經濟的進一步改革必然要通過資本市場,要通過真正意義上的資本市場來實現。從資本市場的發展來看,過去的資本市場是適應國有經濟初步改革的要求,為國有企業籌集資金的資本市場,未來國有經濟深化改革需要的資本市場,是更接近嚴格意義上的透明和規范的資本市場,我們今天經歷的正是從前一個資本市場到后一個資本市場的過渡階段,是資本市場規范建設和發展的階段。以后的國有經濟改革一定需要規范的、透明的、真正意義上的資本市場,為什么呢?因為老百姓不再接受前一階段的國有中小企業的改革模式,在前一階段改革過程中積累了大量資本的人們也會要求強化資本的地位和作用,通過資本深化國有企業的改革。資本市場的前景廣闊,大家做好準備。

中國經濟問題論文:中國經濟問題“四市”

要把今年四季度工作做好，把明年基本思路理清楚，對國民經濟運行中一些重大熱點問題不能回避，也回避不了。

目前，社會上對樓市、股市、債市、匯市何去何從議論紛紛。這些問題背后實際上都涉及到深層次的結構性矛盾和體制性問題，如果得不到很好解決，不僅“十二五”規劃難以開好局起好步，甚至還有可能造成不同程度的經濟社會震蕩或危機。

這絕不是危言聳聽！希望有關部門高度重視，有所作為，從長計議，進一步加強系統調研、部門協調和頂層設計，盡快拿出切實有效的解決辦法。

樓市問題復雜化

這背后涉及到房地產問題、住房制度改革問題、城鎮化途徑問題和城鄉協調發展問題。

據發改委匯報，8月份70個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價格比7月份下降的城市增加到16個，持平的城市增加到30個。截至9月底全國城鎮保障性住房開工建設986萬套，完成全年目標任務的98％。經過一年時間的努力，我們把能用的行政手段幾乎都用上了，到現在樓市下降或持平的城市也就46個，這還不算沒有實行限購政策的眾多二線、三線城市。

前幾天佛山市出臺了一個放寬限購的政策，不到12個小時又宣布暫停執行。安徽人大財經委提交的報告也提出，目前安徽城鎮化率只有43％，對住房需求潛力較大，而且房價總體不算高，建議國家實行區域對待的房地產調控政策。

目前樓市萎靡僵持，“金九銀十”變成了“鋼九鐵十”，有的地方“十一”期間一套房子也沒有賣出去。如何打破樓市僵局，恐怕需要對過多依賴行政手段的樓市調控政策進行反思，從探索推進城鎮化和城鄉協調發展途徑、繼續完善城鎮住房制度改革中尋求出路。

住房制度改革已探索20多年，上個世紀末停止福利分房，近幾年來似乎彷徨徘徊，在商品房開發售租政策翻云覆雨的同時，又出現了所謂普通商品住房、政策性商品住房、限價商品住房、經濟適用住房、公共租賃住房、廉租住房，以及棚戶區（危舊房）改造住房等諸多種類，住房政策和住房體系越來越混亂。

目前，我們對高檔商品房缺少有效調控手段，對保障性住房諸如政府責任邊界、土地供應、建設資金、供應方式、租售和使用管理、退出機制、上市交易收益調節等缺乏制度性規定，照此下去，形勢只會越來越復雜，問題可能越來越難解決。

股市問題欠改革

這背后涉及到資本市場問題、融資體系問題、金融結構和監管體制改革問題。

據央行匯報，今年2月以后股票市場逐步走低，9月末上證綜指和深圳成指分別收于2359點和10292點，較上年末分別下跌16％和17.4％。前不久更有新聞報道稱，1990年至今，國內A股累計融資4萬多億元，普通投資者分紅總額不超過0.5萬億元，占融資總額的比率只有10％左右，不到同期一年期存款利率的十分之一。

上海證券交易所開市以來，綜合股指20年來累計上漲不到20個點。近年來，我國GDP年均增速超過10％，上市企業利潤年均增速接近20％，國家財政收入年均增速接近30％，但股市走勢卻與經濟運行和上市企業贏利狀況嚴重背離。

正因為如此，有人把中國股市比作普通股民的“賭場”、機構投資者的“剪羊毛機”、上市企業的“圈錢怪獸”和“吸金黑洞”。我們設立股市的初衷，不僅是拓寬企業直接融資渠道、完善資本市場，更是為了拓寬社會資金投資渠道、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目前，全國股民開戶接近1億，其中經常交易賬戶超過5000萬，但股市非但沒有能夠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反而還剝奪了許多股民的財產。

由于股市長期低迷，商品房限購、實業投資經營艱難、銀行存款負利率等諸多因素，導致大量社會資金流出銀行體系進入地下投機虛擬經濟領域。據央行匯報，今年1月－8月新增存款同比少增1.38萬億元，僅8月份就少增3700億元。

與此同時，表外委托貸款、信托貸款、企業債券等社會融資新增2.22萬億元，接近銀行新增貸款的50％。8月末，保險公司和金融控股公司同業存放余額為1.48萬億元，同比增長33％。地下錢莊、抬會等民間高利貸和私募基金泛濫，具體數額無法估量，商業銀行表外理財異常活躍，國內游資和國外熱錢如流沙翻滾、像幽靈游蕩。

近幾年來，交易所建設熱潮從一線城市向地、縣級城市蔓延，據說全國各地目前已設立300多家名目繁多的交易所，交易品種超過百種，不僅包括稀貴金屬、農副產品、醫藥產品、各種產權和衍生指數，就連文物、藝術品、大蒜、紅辣椒都成為一些交易所的主營業務。

有形商品與無形商品、即期權益與預期收益都變相證券化、貨幣化、資本化，體外灰色經濟、地下影子經濟和虛擬經濟的畸形發展，正在極大地沖擊著實體經濟，導致國民經濟過度投機化、超前虛擬化、人為空心化。

這就要求我們進行結構調整和系統改革，從整體上構建與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程度相適應的資本市場和虛擬經濟，防范金融機構表外資產風險，防范金融體系之外的系統性風險。

債市問題待統籌

這背后涉及到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問題、中央政府赤字和債務問題、投融資體制問題和財稅體制改革問題。

據央行匯報，今年前三季度各類債券（除央票外）累計發行4.26萬億元，同比增長16.2％，相當于銀行新增貸款的90％。根據審計署審計，截至2010年底，在全國2779個縣級政府中，除54個縣沒有政府性債務外，省市縣三級地方政府性債務余額共計107174億元。

這次審計出來的10.7萬億元債務，有一半是在2009年－2010年發生的。審計結果公布之后，有關部門迄今并未拿出有效措施，相反前不久還發出通知，允許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為保障性住房建設繼續大舉借債。

中央政府赤字和債務問題也不可小覷。2008年財政赤字只有1800億元，2009年中央財政赤字大幅增至7500億元，2010年為8000億元，2011年7000億元，三年財政赤字總規模達到22500億元，同時還代地方發債6000億元。

2010年國債余額實際數也增加到67548億元，相當于“十五”期末2005年的2.1倍，其中十年以上長期國債占比達到26.8％，相當于“十五”時期的6.2倍。2011年國債余額已經超過7萬億元。另外，三家政策性銀行2010年合計負債已達7.3萬億元，四家國有商業銀行改制時留下的1.4萬億元不良資產迄今沒有處理完畢，基本養老保險基金還存在3萬多億元隱性債務。

中央和地方政府債務過快增長，不僅給未來留下居高不下的隱性赤字和債務負擔，而且也給銀行帶來信貸風險。最近歐洲部分國家發生主權債務危機導致社會動蕩，美國、日本政府的巨額債務也嚴重拖累經濟復蘇。

必須著手對財稅體制改革進行通盤考慮并提上議事日程，調整稅制、稅源和稅負結構，縮小政府投資的范圍和責任，完善地方政府財力與支出責任相匹配的財政體制，削減中央預算赤字，清理和規范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健全政府負債會計制度，加強對各級政府直接債務和間接債務、顯性債務和隱性債務的管理，防患于未然。

匯市問題看結構

這背后涉及到外貿結構調整問題、外匯儲備資產運用問題、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和國際化問題、國際經濟治理結構改革問題。

據央行匯報，9月末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收于6.3549，較上年末升值4.21％。從1994年算起，我國已經進行過三次人民幣匯率改革，截至9月末，人民幣對美元累計升值36.9％，對主要貿易伙伴的實際有效匯率累計升值58.5％，但國外很多人仍然不“善罷甘休”。

隨著國際貿易摩擦增多、熱錢流入、國內通脹預期，人民幣面臨越來越大升值壓力。我們一直處在兩難境地，一旦人民幣升值過大，會對出口導向型產業造成損害，如果采取小幅度方式，必定帶來更多資本炒作人民幣匯率，影響我國金融市場穩定。

與人民幣匯率密切相關的還有外匯儲備問題。改革開放以來，由于出口和引進外資迅速增長，我國外匯儲備加速增加。1978年，我國進出口總額206億美元，外匯儲備只有1.67億美元。2010年，進出口總額接近3萬億美元，外匯儲備達到2.8萬億美元。今年6月底，外匯儲備余額已經超過3.2萬億美元。

據有關機構測算，因巨額外匯儲備，中央銀行為了對沖外匯占款，被動投放基礎貨幣達到20多萬億元人民幣，貨幣投放基礎規模過大必然造成國內流動性過剩，成為推高通貨膨脹和高房價的重要因素。

我國以資源、環境和工人健康為代價換來大筆外匯儲備，主要投資于外國政府類、機構類、公司類等多種金融產品，其中很大一部分購買了美國國債。隨著數量寬松政策導致美元泛濫、美元貶值、債務增加，前不久幾家國際評級機構宣布降低美國信用等級，迫使包括我國在內的諸多國家再次為美國“弱美元”“低利率”政策埋單，嚴重威脅到我國外匯儲備的安全性，嚴重損害了我國外匯儲備的保值增值。

面對人民幣匯率、外匯儲備資產問題，我們必須加快轉變外貿發展方式，優化對外貿易結構，實現從規模擴張向提高質量效益轉變。

同時還要更加積極地進行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逐步擴大匯率波動范圍，加快人民幣國際化步伐，主動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和區域合作，積極推動國際經濟體系和金融體系改革，促進國際經濟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方向發展。

中國經濟問題論文:宏觀經濟理論與中國經濟問題研究的完美結合

如何解決中國宏觀經濟領域內的實際問題，是許多政府部門需要直接面對的難題，同時也是研究人員需要深入探討的課題，又是當今市場經濟社會中公民所關心的事情。我國對西方宏觀經濟理論的研究總體起步較晚，相應的宏觀管理理論和實踐與國外差距較大，尚有許多重要問題還缺乏深入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目前已有的這方面教材，主要介紹基本的理論和方法，雖然理論性較強，但是缺乏聯系實踐，同時針對性不足。因此，現有教材還不能夠滿足高校教學和科研方面的需求，同時也不能滿足對宏觀經濟學感興趣人士的要求。

趙德海教授、和淑萍副教授主編的《宏觀經濟學》一書已于2010 年 1月由科學出版社出版，目前已經是第三版。該書基于宏觀經濟學基本原理，同時引入大量具體的宏觀經濟管理案例、特別是引入了我國2008年經濟危機前后宏觀經濟政策的變化情況，以中國實際發生的經濟事件為主要闡釋對象，把新理論、新觀點和新資料及時反映出來，有較強的可讀性和實用性。該書受到了哈爾濱商業大學博士學科點專項科研基金的資助。它的出版無論對于宏觀經濟學的教學還是學科建設都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結構清晰，內容詳盡，系統性強

全書共分為十二章。第一章是宏觀經濟學導論，主要介紹了宏觀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宏觀經濟學定位、發展歷程及基本研究方法。從第二章到第四章分別對國民收入核算、國民收入決定理論和產品市場與貨幣市場的一般均衡三個方面對宏觀經濟學所包含的最基本的理論作全面的介紹。從第五章到第十一章分別就宏觀經濟學的核心部分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總供給和總需求、失業與通貨膨脹、經濟增長理論和經濟周期理論等作了系統而全面的介紹。第十二章對當代西方的主流宏觀經濟學流派的的發展、基本觀點、分歧及新近動向作了簡單的介紹。從全書的目錄可以看到，作者對其中每個部分的理論和實踐案例部分作了若干詳細劃分，結構清晰。同時，對本學科每部分所涉及的核心知識點進行了深入、系統地闡述和辨析。這是此書區別于其他宏觀經濟學教材的一個顯著特點。

二、語言通俗易懂，可接受性強

宏觀經濟學在進入中國的很長時間里，給人的感覺往往是高不可攀，不是一般人能夠學得懂、聽得明白的學科，認為那是政府官員的事情，和普通百姓生活沒有關系。因此，很多的教材、專著對于宏觀經濟學的介紹基本上采用的是晦澀難懂的語言，讓人敬而遠之。讀過這部宏觀經濟學教材后發現作者敘述的語言簡練、直白，讓讀者看后能夠感到宏觀經濟學并不是遙不可及的，是可以學得懂的。尤其是其中引入的案例，其語言直白、透徹，把經濟中的問題用百姓的話說了出來，讓人更容易接受。語言的通俗性是這本教材的一大優點。

三、反映了學科的重要進展與主流成果，具有前沿性

作者不但介紹了已較為成熟的宏觀經濟學基礎理論，而且還加入了近期國內外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把新理論、新觀點和新資料及時反映了出來。如在國民收入核算部分對當前熱門話題綠色GDP的介紹，失業與通貨膨脹部分對中國的通貨膨脹水平分析等，這些都是目前政府關心的重點和難點問題。大量的這些前沿性研究資料的引用是本書的特點之一。有學者在討論我國學術界的學術規范性時曾說過，判斷一本學術著作或論文的價值之高低，資料來源的多寡和可靠性不能不視為一個重要的標準。從這方面來看，本書的資料是豐富、新穎而又可靠的。

四、宏觀理論實踐化，兼顧理論的國際化與本土化

宏觀經濟學真正的舞臺是闡釋現實中的經濟問題，而這些問題本身也由于充滿了理性而足以開發心智，令人樂而忘返。在對理論介紹的同時，書中在每一個重要章節甚至知識點之后，都附有相關的案例及分析。例如，為什么美國20世紀90年代末通貨膨脹水平和失業率如此之低？亞洲金融危機的成因是什么？……這些案例大都分析透徹、精辟到位，能很好地體現出真實世界中所蘊涵的經濟學原理。同時，書中出現的案例，大部分都是發生在中國國內的宏觀經濟問題，包括了一些作者對中國宏觀經濟問題的研究所積累的成果。這就克服了時下不少翻譯出版的國外宏觀經濟學著作在聯系中國實際方面存在的不足。

現實中，要想從“我聽說過”進入到“我懂得”的境界并不是件輕而易舉的事情。翻閱《宏觀經濟學》一書時，給我感受深刻的是以趙德海、和淑萍為首的編寫團隊甄選相關案例的良苦用心。其實對讀者來講這更是拋給我們很多富有思考價值的問題。相信此書無論是對高校的本科生、研究生還是對政府工作管理人士，都將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著作。

中國經濟問題論文:股市暴跌暴露出來的中國經濟問題

在面對經濟管理問題上，中央政府更像歐盟，而我們的一個個省窮的像希臘，富的像德國

一年半前中央政府為解決經濟失速，刺激經濟成長和就業而出臺的“四萬億計劃”，似乎正成為新問題的元兇和禍首

兩周來，A股連續暴跌，10個交易日剛好跌去了10%。這一輪暴跌源于4月中下旬開始的對房地產業的嚴厲調控（說嚴厲有點輕了，說不擇手段地打壓也沒有過到哪里去）。但是五一節過后，希臘的債務危機引起歐元危機，令中國的領導人聯想到中國國內類似的問題，恐怕又傳導到市場上令股指加速下跌。

兩年前開始的全球金融危機沒有完結，人們對走出危機的信心實際上還沒有建立，即使有也相當脆弱。中國國內一度有一種看法，認為中國受危機沖擊相對較小，抗沖擊能力也相對較強。但中國資本市場近兩年來的表現，卻無法支持這個觀點。

簡單回顧一下我們曾經遭遇的各種經濟問題。危機到來的第一個階段，經濟增長速度下降，強烈的“保八”目標的設定就是對“失速”擔憂的體現。在這個階段，中國的失業問題，特別是隱性失業被暴露出來，當局者甚至擔心大量失去工作的農民工釀成嚴重的“盲流”，從而加劇社會動蕩。

隨后是貿易問題。伴隨著全球貿易問題的萎縮，中國的出口下滑速度之快、幅度之大實在驚人。這讓一度為中國經濟成長增速貢獻超過1/3的凈出口變成了凈缺口1/3，這個反差讓當政者認識到中國經濟如此依賴外貿的問題有多嚴重。要知道，中國國內一直被充斥著這樣一種看法，外國人對中國出口的質疑“別有用心”――我們終于可以靠自己的勞動賺外國人的錢時，他們無法接受了。

直到危機出來時，我們才認識到“平衡”的價值，無論是經濟學意義上的，還是我們的老祖宗告訴我們的盈虧轉化并向平衡運動的道理。

在貿易問題上還有一個問題相當困擾，那就是人民幣幣值高還是低的問題。這中間有非常復雜的經濟邏輯需要搞清楚，但是一個眼見的事實是，中國一度引以為榮的“成本優勢”正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瓶頸――過低的勞動力成本致使中國國內的消費能力無法水漲船高。低工資帶來的收益被外匯管制制度轉換成了全球第一的外匯儲備。

第三個大問題就是資產價格問題了。這其實是一個廣義的問題，但現在似乎只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房地產價格”上。如果房地產價格是一個真實的問題的話，它本身只應該反映“貨幣和它所要標識的資產的價格關系”。也就是說，貨幣過多時，標識資產（當然通貨膨脹問題也一定會反映到其他商品）的價格就會高；反之，貨幣減少，標識資產的價格自然會降低。

第四個問題，我們正在面對，那就是在中國經濟中是不是也有“希臘問題”。其實這個疑問早在迪拜問題出來后就已經出來了，但對我們的當政者，恐怕希臘與歐盟更具驚嚇意義。也許這個類比不十分恰當，但我堅信它是被領導人拿來運用了的，那就是在面對經濟管理問題上，中央政府更像歐盟，而我們的一個個省窮的像希臘，富裕的像德國。

當歐盟不得不與世界其他經濟體談判一攬子萬億美元的救助機制時，我們的中央政府在想，如果中國的地方政府所屬的“融資平臺”也出現類似希臘的問題后，它會找誰商量解決這個問題。

上述問題不是當前中國經濟問題的全部，但顯然，它們決定了當前管理者在關鍵政策決策時仍然如此猶疑。比如，貨幣政策的加息選擇。加息對經濟增長以至于就業和出口的影響是顯著的，我們的領導人仍然沒有足夠的信心認定中國經濟進入上升期。但面對資產價格的升高和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潛在的巨大債務，如果不以提高利息率加以控制的話，后果也是可怕的。因此，我們就會見到，無論是央行還是中央政府其他部門，采取了他們可以采取的所有“行政命令和管制式的”手段，這中間也自然包括央行運用的大量“數量工具”，來實現“調控目標”。

但我以為，中國經濟能看得見的問題還都是“標”，而不是“本”的問題。我有一個疑問想提出來，不知道它是否涉及到“本”的問題。那就是，一年半前中央政府為解決經濟失速，刺激經濟成長和就業而出臺的“四萬億計劃”，似乎正成為新問題的元兇和禍首。而當前解決這些問題的做法除了難以抹去的“作秀”的色彩，卻看不出它真實要達到的目的。我們現在需要更深入的答案，為什么我們的問題總是無法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