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文學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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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文學研究論文:試論比較文學的“超文學研究”

一、“超文學研究”的性質及與“跨學科研究”的區別

我們所說的“超文學”研究方法，是指在文學研究中，超越文學自身的范疇，以文學與相關知識領域的交叉處為切入點，來研究某種文學與外來文化之間的關系。它與比較文學的其它方法的區別，在于其它形式的比較文學是在文學范疇內進行，而“超文學研究”是文學與“外來文化”的關系的研究

這里所說的“超文學研究”與已有的大量比較文學學科理論著作中所說的“跨學科研究”，并不是一回事。

什么是“跨學科研究”呢？我國現有各種比較文學學科著作對“跨學科研究”的解說，大都全盤接受了美國學派所倡導的“跨學科研究”的主張，認為“跨學科研究”是比較文學研究的組成部分。通常的解釋是：“跨學科研究包括文學與其它藝術門類之間的關系研究，文學與社會科學、人文科學之間的關系的研究以及文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關系的研究”。不過，我們在認可“跨學科研究”是比較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之前，首先必須解答這樣的問題：第一，“跨學科研究”是所有科學研究中的共通的研究方法，抑或只是文學研究中的研究方法？第二，“跨學科研究”是文學研究的普遍方法，還是文學研究中的特殊方法（只是比較文學研究才使用的方法）？

對于第一個問題，眾所周知，“跨學科研究”是當今各門學科中通用的研究方法，并不是文學研究的專屬。科學的本意就是“分科之學”，分科就是一種分析，然而光分析還不行，還要“綜合”，而“跨學科”就是一種綜合。自然科學中的數、理、化、生物、醫學等學科的研究，往往必須“跨學科”，以至產生了“物理化學”、“生物醫學”等新的跨學科的交叉學科。在人文社會科學的跨學科研究中，也有“教育心理學”、“教育經濟學”、“歷史哲學”、“宗教心理學”這樣的跨學科的交叉學科。在許多情況下，需要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哲學、自然科學的跨學科研究，才能解決一個問題。如我國最近完成的“夏商周斷代研究”的課題，就是歷史學、考古學、文字學、數學、物理學、化學、文藝學等跨學科的專家學者聯合攻關的結果。

對于第二個問題，回答也是肯定的：“跨學科研究”是文學研究的普遍方法，而不是只有比較文學研究才使用的方法。“文學是人學”，一切由人所創造的學問，都與文學有密切的關聯，這是不言而喻的。而研究文學勢必要“跨進”這些學科。例如，我國讀者最熟悉的恩格斯對巴爾扎克創作的評價。恩格斯從經濟學、統計學看問題，這就使文學與經濟發生了關系；從階級分析的角度談到了巴爾扎克與傳統貴族階級和新興資產階級的態度，這就使文學與社會學發生了關系；又談到巴爾扎克對法國風俗史的描繪，這就使文學與歷史學發生了關系。可見，文學評論與文學研究，勢必會不斷地涉及到純文學之外的各種學科——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然而，雖然恩格斯評論巴爾扎克的時候跨了學科，我們也決不能把恩格斯對巴爾扎克的評論視為“比較文學”。再如，我國研究《紅樓夢》的“紅學”，王國維的研究角度是叔本華的悲劇哲學，俞平伯等“索隱派”用的是歷史考據學的角度與方法，等人用的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現在更有很多人從宗教學的角度研究《紅樓夢》與佛教、道教的關系，從精神分析學的角度研究《紅樓夢》之“夢”及人物的變態心理，從性學角度研究男女兩性關系，從醫學角度研究林黛玉等人的病情和藥方，從政治學的角度研究《紅樓夢》與宮廷政治，從經濟學的角度研究《紅樓夢》中的經濟問題，從語言學角度使用計算機統計《紅樓夢》中的用字用詞規律。《紅樓夢》的研究成果，絕大部分是“跨學科”的。然而，我們可以因為紅學研究都跨了學科，就把“紅學”劃歸到比較文學學科中來嗎？當然不能！凡有一些文學研究經驗的人都有這樣的體會：一旦提筆寫文章，就會自覺或不自覺地“跨學科”，“一不小心”就“跨了學科”。對文學研究來說，最容易“跨”的，是社會學、心理學、藝術學、哲學、宗教學、民俗學、歷史學等。有很多文學研究的文章，仔細分析起來，就跨了許多的學科。前些年文學研究和評論界提倡的“多角度、多層次、全方位”地觀照作品，其實質就是提倡用“跨學科”的廣闊視野來研究文學現象，而不能一味膠著于某一學科的視角。可見，如果我們單從“跨學科”來看問題，則大部分文學評論、文學研究的論著和文章，特別是有一定深度的論著和文章，都是“跨學科”的，然而，我們能把這些文章都視為“比較文學”的成果嗎？都視為比較文學研究嗎？當然不能！文學研究，除了純形式的文本研究（像當代英美有些“新批評”理論家所做的那 樣，盡管純粹的形式的、純文本的研究極難做到“純粹”）之外，即使純粹的字句分析那也是跨學科的——從文學“跨”到了語言學，更不必說字句和形式之外的研究了。可見，“跨學科”是文學評論的文學研究中的共同途徑和方法。文學與其它學科的這種“跨學科研究”，甚至形成了若干新的交叉學科，如“文藝心理學”、“文藝社會學”、“文藝美學”、“文學史料學”等。但是，恐怕很少有人贊成把“文藝心理學”、“文藝社會學”或“文藝美學”等看成是“比較文學”，盡管它們是文學的“跨學科研究”。

因此，我們在學科理論上必須明確：跨學科的文學研究必須是同時又是跨語言、跨文化、跨民族的研究，那才是比較文學，才是我們所說的“超文學”的研究；單單“跨學科”不是比較文學。例如，在宗教與文學的跨學科研究中，研究佛教與中國文學、基督教與中國文學、伊斯蘭教與中國文學的關系，是比較文學的研究，因為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對于中國來說，是外來的宗教，這樣的跨學科研究同時也是跨文化的研究，屬于比較文學研究；而關于中國本土宗教道教與中國文學的關系的研究，還有某一國家的政治與該國家的文學的關系研究，某一國家的內部戰爭與文學的關系研究等，都不是我們所說的比較文學的“超文學研究”。這種研究沒有跨文化、跨國界、跨民族，這只是一般的跨學科研究，而不屬于真正的比較文學研究。在這里，“跨語言、跨文化、跨民族、跨國界”應該是比較文學學科成立的必要的前提。換言之，有些“跨學科”的文學研究屬于比較文學——當這種研究是“跨語言、跨文化、跨國界”的時候；而另一些“跨學科”的文學研究則不一定是比較文學——當這種研究沒有“跨語言、跨文化、跨國界”的時候。總之，比較文學的“超文學研究”，是將某些國際性、世界性的社會事件、歷史現象、文化思潮，如政治、經濟、軍事（戰爭）、宗教哲學思想等，作為研究文學的角度、切入點或參照系，來研究某一民族、某一國家的文學與外來文化的關系。這里應該特別強調的是與文學相關的有關社會文化現象或學科領域的“國際性”。

可見，我們不使用“跨學科”或“科際整合”這樣的概念，而是使用“超文學”這一新的概念，是表示不能茍同美國學派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盡管這種看法已經為不少人所接受。使用“超文學”這一概念，有助于對漫無邊際的“跨學科”而導致的比較文學學科無所不包的膨脹和邊界失控加以約束。它可以提醒人們：“跨學科研究”是所有科學研究中的共通的研究方法，也是文學研究的普遍方法，因此，我們不能把“跨學科”研究等同于“比較文學”。

二、“超文學研究”的方法及適用范圍

現有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教材和專著，絕大部分都在“跨學科研究”的專章中，列專節分別論述文學與其它藝術、文學與哲學、與歷史學、與心理學、與宗教、與自然科學之間的關系。誠然，搞清這些學科之間的關系對于跨學科研究是必要的。但是，這些只是文學與其它學科的關系研究，是一般的跨學科研究的原理層面上的東西，還不是我們所指的“超文學”的比較文學研究。比較文學的“超文學研究”方法，不是總體地描述文學與其它學科的一般關系，而是要在一定的范圍內，從具體的問題出發，研究有關國際性、全球性、或世界性的政治事件和政治運動、經濟形勢、軍事與戰爭、哲學與宗教思想等，與某一國家、某一地區、某一時代的文學、甚或全球文學的關系。“超文學”的研究，就是在這個基礎上、在這個前提下建立自己的方法，確定自己的適用范圍的。

同“跨學科”的研究相比，比較文學的“超文學研究”方法的范圍是有限定的，有條件的。與文學相對的被比較的另一方，必須是“國際性的社會文化思潮”或“國際性的事件”。這是比較文學“超文學研究”得以成立的前提和基礎。什么是“國際性的社會文化思潮”或“國際性的事件”呢？“國際性的社會文化思潮”或“國際性的事件”不同于所謂“學科”。“學科”本身是抽象的、人為劃分的東西，“學科”是科學研究的范圍與對象的圈定，而不是科學研究的對象與課題本身。而“國際性的社會文化思潮”或“國際性的事件”可以被劃到某一學科內，但它存在于一定的時空中，是具體的而不是抽象的東西。例如，對文學影響甚大的弗洛伊德主義，可以劃歸“心理學”或“哲學”學科，但弗洛伊德主義作為“國際性的社會文化思潮”，又不等于“心理學學科”或“哲學學科”；“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我們所說的與文學關系密切的“國際性事件”之一，可以把“第二次世界大戰”劃到“軍事”學科，但它顯然不等于“軍事”學科。比較文學的“超文學研究”，所涉及到的正是這種具體的“國際性的社會文化思潮”或“國際性的事件”。它們不是被圈定的學科，而是在一定的時空內有傳播力、有影響力的國際性的思潮與事件。這些思潮和事件大體包括政治思潮、經濟形勢、跨國戰爭、宗教信仰、哲學美學思潮等。在這樣的界定中，自然科學作為一個學科與文學學科的關系，不在“超文學研究”方法的適用范圍之內。而與自然科學有關的、具有傳播力的國際性思潮，如唯科學主義思潮與文學的關系等，則屬于比較文學的“超文學研究”的范圍。

例如，在政治與文學的關系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研究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所謂“紅色三十年代”的共產主義政治思想對歐美文學、對亞洲文學乃至整個世界文學的影響。那時，以共產主義為理想的左翼政治思潮，極大地改變了那個時代世紀文學的面貌，而且，左翼政治思潮從歐洲、俄蘇發源，迅速地波及了包括日本、朝鮮、中國、印度、土耳其等在內的亞洲國家，并影響到文學，形成了文學史上所說的頗具聲勢的“無產階級文學”。同樣的，六十至七十年代中國的“”運動，不僅對國際政治本身產生了影響，而且對于不少國家的文學也產生了影響。在美國、在英法等歐洲國家，在日本，甚至在黑人非洲的一些國家，都出現了呼應中國的“”的“文學作品”，出現了規模不等的青年人的“造反文學”，出現了歌頌的詩歌；相反地，在美國等西方國家，也出現了反對中國“”的文學作品。另外，雖然有些政治事件并沒有國際性的影響，但對比較文學而言也有價值。如，二十世紀后半期的社會主義國家，都出現了對黨和國家領導人歌功頌德的文學，在政治意識形態上具有深刻的相似性，很值得進行超文學的比較研究；在二十世紀五十至八十年代的所謂“冷戰”時期，在某些敵對國家出現了具有強烈冷戰色彩的文學，如中國、朝鮮、越南、古巴等國家的“反美”文學，中國的七十年代大量出現的“反對蘇聯修正主義”的文學，作為政治與文學的“超文學”的比較文學研究，都相當具有研究價值。但是，上述提到的這些課題，目前的研究均非常薄弱。在我國，艾曉明博士的博士論文《中國左翼文學思潮探源》[1]是研究三十年代中國左翼文學與國際共產主義政治及國際左翼文學的不可多得的力作。而上述其它方面的研究，則基本是空白。

在國際經濟形勢與文學的“超文學”比較文學研究中，也存在著許多誘人的研究課題。例如，歷史上的經濟活動、商業活動對文學的影響，商人在文學的國際傳播中的作用，如古代的“絲綢之路”是聞名的連接東西方重要的國際商業、經濟通道，“絲綢之路”的經濟活動對中國西北少數民族、對中東地區乃至古羅馬帝國文學有何影響？是人們感興趣的問題。而描述“絲綢之路”的各國文學作品，也非常值得加以收集整理和系統研究。在古代文學中，反映經濟活動的作品有不少，如阿拉伯的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大部分故事以商人為主角，以商業活動為題材，我國阿拉伯文學專家郅溥浩先生在其專著《神話與現實——〈一千零一夜〉論》[2]中，有一專節，從國際商貿的角度，對《辛伯達航海旅行的故事》做了獨到的分析，并把它與中國的“三言二拍”中的有關作品做了比較，是經濟與文學的“超文學研究”的成功的例子。日本 十七世紀的作家井原西鶴的作品中，有一類小說稱為“町人物”，即經濟小說，筆者曾在《井原西鶴市井文學初論》[3]中，以當時的東西方經濟狀況為大背景，對他的經濟小說作了分析。到了現代社會，經濟與文學的“聯姻”現象越來越突出，例如法國十九世紀大作家巴爾扎克，被英國作家毛姆稱為“認識日常生活中經濟重要性的第一個作家”（毛姆《巴爾扎克及其〈高老頭〉》）；馬克思也認為巴爾扎克在其作品中所提供的經濟材料，比那些職業的經濟學家？統計學家還要多。在現代世界中，經濟的全球化對各國文學的影響，越來越成為全球化的文化現象。如1929年的那場世界經濟危機就在中國文學中留下了印記，茅盾、葉圣陶、葉紫等在三十年代初寫作的反映農村凋敝商人破產的作品，都以當時的世界經濟危機作為大背景。九十年代亞洲金融危機對亞洲各國、對我國的港臺地區的文學，產生了一定影響。七十年代以來，在日本文學中產生了“經濟小說”、企業商戰文學這種類型，并影響到了我國的香港、臺灣地區的文學。看來，商品經濟與文學活動、文學作品的商品化等問題，已經成為比較文學“超學科”研究中的重要課題。

文學與戰爭、與軍事的關系，歷來密不可分。古代世界文學的史詩，是以描寫部族之間、民族之間的血腥戰爭為基本特征的。可以說，沒有戰爭，就沒有史詩，而這些戰爭往往是“跨民族”的、沒有國界的戰爭。到了現代，除了一個國家的內戰之外，所有大規模的戰爭都是國家與國家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或國際集團與國際集團之間的戰爭，因此，戰爭本身往往就是“跨國界”的人類行為，戰爭對文學的影響也往往是跨越國界的影響。從戰爭、軍事的角度來研究文學現象，很多情況下就是揭示戰爭與文學關系的“超文學研究”。特別是二十世紀上半期的兩次空前規模的世界大戰，對作家的文學創作所產生的刺激是空前的。可以說，兩次世界大戰導致了二十世紀“戰爭文學”的繁榮。要深入研究以世界大戰為背景、為題材、為主題的“戰爭文學”，就必須立足于戰爭與文學的關系，在“戰爭”與“文學”之間，在不同的交戰國之間，找到獨特的契合點、交叉點和問題點。一方面，研究戰爭及戰爭史的學者，應該重視并充分利用“戰爭文學”這一不可替代的材料，重視戰爭文學所特有的對戰爭的形象、細致的描寫，以補充戰爭史文獻的缺欠和不足；另一方面，研究文學的學者，面對戰爭文學作品，不能只逗留在作家作品的審美分析、人物性格的分析、作品形式與技巧的分析等純文學層面，而必須研究戰爭與作家的立場與觀點，例如作家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思想，人道主義思想，抑或是作家的法西斯主義思想，作家的好戰態度與反戰態度；必須研究戰爭與作品的人物形象，戰爭與作品中的人性、戰爭與審美、戰爭與文學的價值判斷等問題。但是，在目前的文學研究中乃至比較文學研究中，關于戰爭文學的“超文學”的研究，還很少見，還沒有被展開。筆者的《“筆部隊”與侵華戰爭——對日本侵華文學的研究與批判》[4]一書，是戰爭與文學的“超文學”比較文學研究的一個嘗試；倪樂雄的專題論文集《戰爭與文化傳統——對歷史的另一種觀察》[5]中的有關論文，如《武亦載道——兼談儒文化與戰爭文學》？〈詩經〉與〈伊利亞特〉戰爭審美背景與特征之比較》等，從中外文化比較的開闊視野，成功地展開了中外戰爭文學的比較研究。但是，迄今為止的大多數研究戰爭文學的論文和著作，還都局限于“戰爭題材”本身，局限在國別文學內部。這種研究也有戰爭與文學的“跨學科”意識，但是，卻往往沒有把視野進一步擴大為跨國界的、跨文化的廣度，因而它還只是一般的“跨學科”的研究，還不是真正的“超文學”的比較文學研究，另一方面，將反法西斯主義文學作為一種世界性的文學現象進行總體的比較的研究，就很切合戰爭與文學的“超文學”研究的途徑；同樣，對日本、德國、意大利等國的法西斯主義文學的研究，也必須具有跨國界的世界文學的總體眼光。對中國的抗日文學的研究，僅僅站在中國文學和中國文化內部還不夠，還必須有自覺的中日文化的比較意識，必須將中國的抗日文學與日本侵華文學置于一個特定的范圍，進行必要的對比，研究才可能深入。

宗教是最具有國際傳播性的一種文化現象。文學與國際性的宗教的“超文學”的研究，其目的在于揭示宗教與文學之間的相互影響和彼此共生的關系。這種研究有兩個基本的立足點。其一，是在宗教中看文學，所謂“在宗教中看文學”，就是立足于宗教，去尋找和發現宗教如何借助文學，如何通過文學來宣道布教。其研究的對象主要是宗教性的文學作品，亦簡稱“宗教文學”。如起源于印度、流傳于亞洲廣大地區的佛教文學，包括本生故事、佛傳故事等；起源于猶太民族，而流傳于全世界的圣經故事、圣經詩歌等。其二，是在文學中看宗教。所謂“在文學中看宗教”，就是立足于文學，看作家如何受到宗教的影響，作家如何借助宗教意象、宗教觀念、宗教思維方式來構思作品、描寫人物、表達情感和思想。這兩種不同立足點的研究，目的都在于揭示外來的宗教文化如何影響和作用于文學。在以往的比較文學研究中，文學與外來宗教的比較研究受到了重視，涌現出了大批的成果。在我國，關于印度傳來的佛教對中國文學的影響的研究，已經相當廣泛和深入了。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后，就陸續有梁啟超、魯迅、胡適、陳寅恪、許地山、季羨林、趙國華、孫昌武、譚桂林等重要的研究家。他們的研究成果表明，佛教及佛教文學對于激發中國作家的想象力，對于志怪小說、神魔小說的形成，對于漢語聲韻的發現及詩歌韻律的完善與定型，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佛經的翻譯，對于大量印度民間故事傳入中國，對于引進和豐富中國語言中的詞匯、語法，對于文言文體的通俗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關于基督教與中國文學‘特別是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關系研究，近年來也取得了相當的進展，光這個課題的博士論文，就出版了五六種。伊斯蘭教與中國文學的關系，特別是與我國的回族和維吾爾族等西北部少數民族文學，也有深刻的聯系。近來面世的馬麗蓉著《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與伊斯蘭文化》[6]在這個問題的研究上具有開拓性。

哲學與文學的關系也特別的緊密。外來哲學思想對某一本土文學的影響和滲透，可以改變本土作家的世界觀，可以影響作家對世界、對人生及文藝的認識角度與方法，從而使作家的創作呈現出更為復雜的面貌。在比較文學的“超文學”的研究中，外來哲學思想與某一本土文學的關系，有大量的課題需要研究。如，在東亞文化區域中，中國的哲學思想曾影響到了日本、朝鮮和越南等國。中國的老莊哲學的自然、無為的觀念和儒家哲學中的忠孝觀念等，對日本歷代文學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中國晚明時期的“實學派”的哲學思想影響到了朝鮮，使朝鮮產生了“實學派”文學。對阿拉伯文學造成很大影響的“蘇菲主義”神秘哲學，受到了印度的吠檀多派哲學和歐洲的新柏拉圖主義哲學的影響。二十世紀以來，西方哲學思潮對東方文學的影響特別明顯。如尼采的“權力意志”及“超人哲學”，弗洛伊德主義、馬克思主義、存在主義哲學等，在東方文學中，或引發了相關的文學思潮，或出現了相關的文學流派，或出現了表現相關哲學思想的作品，或促進了文學批評觀念與方法的變革。應該說，二十世紀東方各國的先鋒派的文學，無一不同西方的哲學思潮有關，換言之，外來哲學思潮是東方現代文學發展嬗變的重要的外部推動力之一。

看來，作為比較文學的基本方法之一，“超文學研究”在謹慎規定自身的同時，也可以在許多豐富的、有價值的研究領域中得到廣泛的應用。

比較文學研究論文:中韓近期比較文學研究

在東方比較文學領域中,中韓近代文學研究部分是一片“凈土”,尤其是中韓近代新小說研究領域受到了長期的冷遇。雖然中韓新小說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價值,但是到目前為止,尚未出現比較系統的研究著作。韓國文學專家趙楊的《中韓近代新小說比較研究》(以下簡稱《中韓新小說》)一書的問世,意味著填補了中韓近代文學研究方面的空缺。尤其對于中韓近代新小說研究而言,具有開墾意義。作者先從整體上把握了中韓新小說的特點,在此基礎上,比較分析了兩國的具體的作品———勾勒出中韓兩國新小說的發展軌跡,這是本書中的亮點。《中韓新小說》無疑為中韓近代比較文學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長點。中韓近代時期的小說發生了“新”的變化,正如康有為說:“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變。”[1](P288)隨著人們意識的開化,具有了“從鄉下人到國人到世界人”[2](P1217)的眼光,逐漸形成了“世界”及“世界文學”意識。

中韓近代新小說的發展歷程也是如此,我們清楚地看到中韓的小說觀念、文體、敘事方式及新小說與傳統小說的關系等方面都受了外國小說的影響,不僅如此,中韓兩國近代新小說發展也有影響關系,又有各自新小說的特點,因此,本題具有一定可比性。全書有“中韓新小說的萌芽”、“中韓新小說的歷程”、“中韓新小說觀念和形成的變化”、“中韓新小說個性與共性的內外因素”、“承前啟后的中韓新小說”共5章,著者借鑒了中韓兩國文學研究成果及其研究角度,書中指出:“中國學者慣于在新小說中尋找現代小說的源頭,而韓國學者喜歡挖掘新小說從傳統中承繼了什么,一個向前看,一個回頭看,似乎在打通整個小說史的研究中都沒能做到兩者兼顧,這也是雙方需要相互借鑒之處”。與此同時,著者還利用比較文學的平行研究方法,結合宏觀比較文學的視角,揭示出了中韓兩國的近代新小說的形成、發展及其思想上的特點、藝術上的特色等諸多問題。為我們清晰地整理、概括、分析出了中韓近代新小說歷程足跡。《中韓新小說》對于新小說類型方面有新穎的見解,著者主要論述了政治小說、社會小說、言情小說共三個方面。

《中韓新小說》的研究對象新小說這一小說形式大致誕生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著者認為:“中國新小說開始于1902年《新小說》雜志創刊、止于五四小說興起;韓國新小說起于1906年李人稙《血之淚》的發表、止于1917年李光洙的《無情》,時間上大體相當”。從上述時間來看,中韓兩國的新小說“出現盛行退潮”只不過用了11年(韓國)、17年(中國)的時間,可以說,中韓新小說在近代文壇上是“曇花一現”式的。在這短短十幾年間之所以出現新小說這一小說形式,是與中韓兩國的近代小說觀念變化有關,而其觀念的變化來緣于兩個原因:一個是外部因素的“沖擊”,一個是小說自身發展的規律。外部因素中,以梁啟超對韓國近代文學家的影響為甚。著者在第二、三章的部分章節做了詳細的論述。例如:梁氏的《譯印政治小說序》(1897年)、《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1902年)等一系列主張“小說界革命”的文章影響了韓國近代文人申采浩的《近今國文小說著者之注意》(1908年)、《小說家的趨勢》(1907年)的小說觀,和李海朝的《自由鐘》(1908年)等作品———分別產生以下的小說觀:“小說之國民之魂”、“小說是先導國民的精神”和“批判舊小說”等等。

他們都受到了梁氏的“小說界革命”的影響,注重和強調小說對民眾的教化作用。雖然這些功利主義的文學觀忽視了文學作品該具有的“審美感”,但是,從近代小說觀念變化的角度來看,這還是可以理解的。而且這與此后產生種種的“新小說”有著重要的聯系。由此可見,帶啟蒙意識的政治小說,如:中國的《新中國未來記》《獅子吼》等對于韓國的《自由鐘》《禽獸回憶錄》等開了中韓新小說的先河作品具有一定的啟迪,梁氏《新中國未來記》倒敘的手法對韓國新小說的影響也非常深遠的,可見,中韓近代新文學之間也存在一定的關聯。接著,著者在《中韓新小說》第二章第二、三節中,對中韓社會小說和言情小說提出了獨到的見解。政治小說這一小說形式慢慢退出中韓近代文壇之后,新小說中的社會小說逐漸占了上風。眾所周知,中韓兩國的社會小說之所以有不同之處,是因為受到各自傳統文學的影響。著者認為:“韓國的社會小說《鬼之聲》《雉岳山》《鬢上雪》等也都反映了新教育、反迷信、兩班貴族的沒落等(社會現實),可以說融入了一些近代化的元素,洋溢著對舊道德、舊制度的批判,但仍然沿襲了一些慣用的傳統小說主題,如妻妾爭端、繼母虐子等,圍繞著家庭問題展開社會批判。

而中國以清末四大小說為代表的社會小說對《儒林外史》的借鑒則是非常明顯的,都自覺、不自覺地把揭示某種社會弊端作為小說的創作中心,由種種社會問題直接構成情節矛盾,引領讀者進一步認清面對的黑暗和無奈”。同樣的,在中韓近代文壇上,稍晚出現在中韓的作為新小說的言情小說也具有了各自的特點。中韓兩國的言情小說都對“婚姻愛情”自由戀愛等進行了新的探討。但是,中國的言情小說常常是“郎才女貌”式的戀愛觀的模式,而韓國的言情小說結局也沒能擺脫“大團圓”的俗套。如上所述,通過兩國的社會小說和言情小說澄清了各自的特點。如果將政治小說和社會小說、言情小說做比較的話,不難發現,后者大大強調了其“娛樂性”和“商業性”。鑒于此,著者有一段精辟的論述:“此時的小說觀念價值取向是政治思想的啟蒙宣傳和社會問題的揭露,小說的審美需要和人物情節等的安排都是次要的。當制約小說觀念的政治因素消弱之后,小說又回到它的本色中來,消遣娛樂功能得到了強調。這一時期的中韓新小說不再是單純的政治附屬品,小說家們開始注意小說自身獨特的價值和藝術特征,追求形式的創新,兩國小說從注重政治性轉向注重藝術性。”

可想而知,新小說經歷的種種歷程,亦遵循著社會的發展規律,政治小說、社會小說、言情小說粉墨登場。在強調真實歷史地寫作的時期,政治小說應韻而生,而在隨后的發展中,社會及讀者對于其觀賞性、藝術性、生活性的作品呼聲日漲,對于新小說的進步,言情小說的出現可謂是眾望所歸。從此,中韓新小說的主題慢慢與通俗性、娛樂性靠攏,這雖與有近代出版媒體商業性操作分不開,但不可否認,到了近代末期中韓新小說的“虛構性”、“娛樂性”、“商業性”都加快了他們的普及,隨之越來越受廣泛民眾的青睞。新小說的這種發展趨勢,無疑對“純小說”發展有積極影響的。著者在解釋了新小說的觀念漸變之后,又談論了新小說的文體漸變問題,著者通過中韓兩國重要歷史事件與其主旨相對的思想來比較晚清的“白話運動”和韓國近代的“彥文一致”運動。從而發現了其主旨的一致性:通過“革新的文體”讓更多的平民百姓接受“新思想”,借用小說這一工具來啟蒙思想乃至改良社會。中國的“半白半文”的文體和韓國的“韓漢混用體”都是“文體革新運動”的結果,雖然它們都不是在現在意義上的“白話文”和“純韓文”,但是,廢除科舉考試后出現的“過渡期”文體可以看作是一種突破。《中韓新小說》另一個獨特和新穎的分析是在“承前其后的中韓新小說”章節上。在本書的末尾處作者從整體上研究了中韓新小說的“舊”與“新”問題。中韓兩國的新小說不約而同的重要作用是承前啟后、銜接古今。[3]所謂的“舊”是在中韓兩國新小說中的“傳統的繼承”部分,所謂的“新”意味著新小說開始走向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小說”的道路。

如上所述,從文學觀念上看,中韓兩國的新小說雖從批判“舊小說”開始,但仍然沿用傳統文學觀念中的“文以載道”思想,只不過所載道由“忠孝節義”改為“愛國之思”罷了。[4](P7)從文體方面看,在中國,林紓用“文言文”翻譯外國小說,后來也流行“舊文體”駢文,而韓國新文學也由于受到傳統文學的影響,往往在小說重要的起轉關盡文辭鋪排之能 事,韻文的色彩仍然比較濃厚。[3]在具體的創作方面,中國的新小說注入了西方的“新思想”、“新觀念”,但是“作者長期浸其中的傳統寫法還是在不經意間流露了出來”[3]與中國新小說相比,韓國新小說的審美更趨于傳統。當中國新小說、特別是言情小說已表現出自覺的悲劇意識時,韓國新小說仍保持了對‘大團圓’的偏愛。[3]另一方面,著者認為新小說的“新”(文學成就)成了后世文學的“養料”。對此,陳平原也認為:新小說是“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的起點”。中韓現代文學的大家魯迅、李光洙等人也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他們正因為汲取了新小說的“養料”才能創作出了一系列不朽之作。當然,用現代的審美觀點評價中韓現代小說,恐怕不能打高分。但是,它(新小說)盡到了從古代到現代的“轉型期”文學的責任,中韓近代新小說無疑推動了中韓各方面的小說的發展。雖然真正踏入“現代文學”時期之后,中韓小說開始“分道揚鑣”,各自發展,但是,我們也不能忽視中韓近代新小說共同發展的足跡。

縱觀全書,邏輯嚴謹,在宏觀把握整體面貌的基礎上,再微觀細致地分析———中韓新小說重點觀念、文體、新文學中的“舊文學”傳統等問題。著者在新小說的核心問題上深刻而系統地揭示中韓兩國新小說的“蘊涵”,理論概括性非常強,具有深刻的啟發性,必將對中韓比較文學的發展產生深遠影響。但是,相對而言,文中涉及到的當時的文學評論、批評文的小說理論比較少———尤其是韓國新小說的序、跋。雖然著者重點論述了李海朝和李人稙二人的“小說觀”(韓國新小說的代表觀點),不過,除了這兩位作家的小說觀之外,還有著名近代作家崔瓚植之父崔永年寫的《序》(1907年),《后記》(1912年),《后記》(1912年),《后記》(1912年),《后記》(1913年),《后記》(1914年),《后記》(1915年)等文章也具有重要參考價值。這也是我們日后在中韓新小說這一領域繼續要做的功課。

比較文學研究論文:比較文學研究的學術創新

內容摘要:謝天振的《譯介學導論》以文學翻譯中的創造性叛逆為研究本體,以文化意象傳遞、文學翻譯中的誤譯、翻譯文學史與文學翻譯史為研究客體,標志著一門新型學科譯介學的誕生。譯介學以不對文本作價值判斷為理論恪守,極大地拓展了翻譯研究的學術視野,增加了翻譯研究的對象,豐富了翻譯研究的方法,成為學術創新與學科開拓的典范。

關鍵詞:譯介學 新型學科 謝天振

作者簡介:賀愛軍,寧波大學外語學院副教授、蘇州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生,主要從事比較文學、翻譯學研究。方漢文,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比較文化研究。本文是中國社會科學院重點課題“英美海洋文學與人類核心價值觀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編號:09YJC751076]成果。

1993年,蘇珊·巴斯內特又提出了“比較文學的翻譯轉向”這一論斷。她認為,“比較文學作為一門學科氣數已盡,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論和文化研究已經從整體上改變了文學研究的面貌。從現在起,我們應當把翻譯學視為一門主導學科,比較文學只不過是它下面的一個有價值的研究領域而已”(Bassnett 161)。他們最早倡導“翻譯學的文化轉向”和“比較文學的翻譯轉向”。然而怎么轉,轉向后這一學科與傳統的翻譯研究區別何在?這一新興學科的理論基礎又是什么?研究的客體、研究方法是什么?

《譯介學導論》是北京大學推出的“21世紀比較文學系列教材”中的一部,被納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國家級規劃教材”。在譯介學的本體研究方面,作者是從譯介學的定義以及譯介學與傳統翻譯理論的區別性特征切入的。自從英國比較文學家蘇珊·巴斯內特提出比較文學應該成為翻譯學下面的一個子學科以后,在比較文學界和翻譯界中引起了學科概念之間的混淆,造成了學術理路的混亂。基于此種考慮,作者論述了譯介學與翻譯研究之間的區別,以及譯介學給翻譯研究帶來的新視野和新領域。“譯介學最初是從比較文學中的媒介學的角度出發、目前則越來越多是從比較文化的角度出發對翻譯(尤其是文學翻譯)和翻譯文學進行的研究。其實質不是一種語言研究,而是一種文學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關心的不是語言層面上出發語與目的語之間如何轉換的問題,不參與評論其翻譯質量的優劣,它關心的是原文在這種外語和本族語轉換過程中信息的失落、變形、增添、擴展等問題,它關心的是翻譯(主要是文學翻譯)作為人類一種跨文化交流的實踐活動所具有的獨特價值和意義”(謝天振10)。它與傳統的翻譯研究在研究角度、研究重點、研究目的方面不盡相同。它是一門以創造性叛逆為理論基礎,以文化意象和翻譯文學為其研究對象,吸收了解釋學、結構主義、多元系統論等文化理論的比較文學研究。

“創造性叛逆”構成了譯介學本體研究的第二個維度。埃斯皮卡指出:“說翻譯是叛逆,那是因為它把作品置于一個完全沒有預料到的參照體系里;說翻譯是創造性的,那是因為它賦予作品一個嶄新的面貌,使之能與更廣泛的讀者進行一次嶄新的文學交流;還因為它不僅延長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賦予它第二次生命”(137)。創造性叛逆是譯介學的理論基礎與研究本體,“翻譯文學不同于外國文學”“翻譯文學是中國文學的組成部分”“譯作具有獨立價值”等命題都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該書作者認為文學翻譯的創造性性質“使一件作品在一個新的語言、民族、社會、歷史環境里獲得了新的生命”。而“文學翻譯中的叛逆性,在多數情況下就是反映了在翻譯過程中譯者為了達到某一主觀愿望而造成的一種譯作對原作的客觀背離”(謝天振72)。

在譯介學的客體研究方面,作者首先探究了“文化意象的傳遞與文學翻譯中的誤譯”。“文化意象的傳遞,實際上反映的是不同民族文化在翻譯中如何碰撞、轉換、交流、接受的問題”(謝天振96)。“誤譯可以分為無意誤譯和有意誤譯兩種”(謝天振111),在比較文學研究中具有獨特的研究價值,尤其是誤譯,“因為在有意誤譯里譯語文化與原語文化表現出一種更為緊張的對峙,而譯者則把他的翻譯活動推向一種非此即彼的選擇:要么為了迎合本民族的文化心態,大幅度地改變原文的語言表達方式:文學形象、文學意境等等;要么為了強行引入異族文化模式,置本民族的審美趣味的接受可能性于不顧,從而故意用不等值的語言手段進行翻譯”(謝天振117)。

譯介學客體研究的第二個維度是翻譯文學史。長期以來,學界對翻譯文學的性質和歸屬聚訟不已,爭論不下。有些學者認為翻譯文學屬于外國文學,對相反的觀點提出了質疑:“難道英國的戲劇、法國的小說、希臘的擬曲、日本的俳句,一經中國人(或外國人)之手譯成漢文,就加入了中國國籍,成了‘中國文學’”(王樹榮12)?“沒有一部文學史會把翻譯的外國文學作品說成是本國文學作品”(施志元28)。文學翻譯是文學創作的一種形式。與原作相比,作為文學作品的一種存在形式的譯作,有其獨特的存在價值和意義。它可以介紹、傳播和普及原作;它可以幫助作者認識原作的價值;也可以幫助源語國的讀者重新發現被忽略作品的價值。翻譯文學不能等同于外國文學,其原因在于:第一,文學翻譯中譯者的創造性叛逆決定了原文與譯文之間必然存在差距,從而決定了譯作不可能等同于原作。翻譯文學是民族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因為翻譯家和作家一樣,在翻譯的過程中要深入認識作品中所要表現的時代、環境和文化背景,也要體驗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和行為方式,然后用最恰當的語言形式把這一切表現出來。第二,從寫作的語言和作品的接受者來看,譯者使用語言翻譯與民族文學家使用的語言創作面臨大致相同的問題,譯作和原作一樣,都要面臨讀者的檢驗。第三,翻譯文學不僅與民族文學發揮著同樣的作用和影響,有時候它的作用和影響甚至還大大超過了民族文學的作品。對翻譯文學性質和歸屬的厘清,意義重大,它為翻譯文學這個“棄兒”找到了家園,也為文學翻譯研究開拓了一片巨大而又相對獨立的研究空間,并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國別文學史的書寫。

該書是作者在大量調研,深入思考的基礎上的智慧結晶。全書綱目清晰、新意迭出、語言暢達淋漓、論述通透可見。學科學認為凡是一種系統的知識所研究的對象與其它知識系統不同,有著自己獨特的、有別于其他學科的研究任務并能據此產生與完成任務相適應的理論、原則和方法,這樣的知識體系就可以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譯介學以“文化意象”、“文學翻譯史”、和“翻譯文學史”為研究對象,以探究不同文化之間彼此影響、相互作用為研究任務,并且以“創造性叛逆”為理論基礎,對譯本不作價值判斷為理論恪守,具備了獨立學科初步形態。全書既有理論高度,又有豐富的實例,把翻譯文學作為文學和文化研究的對象進行分析和評述,從而揭開了從比較文學和比較文化角度研究翻譯的一個窗口,開拓了國內翻譯研究的新領域,也為探究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該書把翻譯文學定位于民族文學的范疇,這種合理定位刷新了民族文學史的書寫,為民族文學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視角。

比較文學研究論文:王元化比較文學研究

一、“飽含著東方人的智慧卓見”

學者王元化也被推重為“時代的思者”①。雖然作為學者或思想者,王元化都難以完全納入“比較文學”論域,后者卻可能是感觸前者獨特風貌的一個有效視角,而前者也可能為后者提示“中國氣派”的啟示。就王元化學術方面而言,一位前輩文藝學者將之梳理概括為八個方面后寫道:“20世紀上半葉,中國出了不少學術大師,如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魯迅、胡適、郭沫若等”。而及至21世紀,“王元化作為一代學術大師的意義和價值,似乎還不曾被更多的人所認識和揭示”②。在改革開放以后形成的“比較文學”學科領域中,著名法國文學研究者錢林森《緬懷遠去的智者———王元化先生與〈跨文化對話〉二三事》中寫道:“國際雙語論叢《跨文化對話》自1998年創刊至今,已邁過10年歷程了。……不久前離世的王元化先生,他為《跨文化對話》留下的思考和文字,更值得我們珍惜、懷念”③。王元化被推重為“比較文學”研究領域開拓者的代表作是1979年出版的《文心雕龍創作論》。該書在全國首屆(1979~1989)比較文學圖書評獎活動中獲“榮譽獎”④。學者趙毅衡當年評論:“一九七九年或許是我國比較文學研究進入‘自覺期’的一年:錢鐘書《舊文四篇》、《管錐篇》前四卷、楊絳《春泥集》、范存忠《英國文學語言論文集》、王元化《文心雕龍創作論》,這些解放后出版物中中西比較文學內容最集中的書籍,都出現于一九七九年。”①季羨林先生在更早的1981年寫道:“應該把中國文藝理論同歐洲的文藝理論比較一下,進行深入的探討,一定能把中國文藝理論的許多術語用明確的科學語言表達出來。

做到這一點真是功德無量。你在這方面著了先鞭。”②王元化另一部代表作《思辨隨筆》于1995年獲第二屆中國國家圖書獎。著名翻譯家蕭乾先生在《〈思辨隨筆〉不可不讀》中寫道:“這里論述的真是從中至外,從古至今:從孔子、劉勰到魯迅、胡適,從莎士比亞到普希金,沒有冗長引句,更不見老生常談,全是作者的思緒和心得。他對莎劇有些評論如譯出來傳到國外,估計必會贏得西方莎學家們的贊賞,因為其中飽含著東方人的智慧卓見。”③如果說蕭乾評語中對“東方人智慧”的強調在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界是先著一鞭,那么其所思所見與王元化本人同時期關于中西文化比較的主導思想之強調是不謀而合:研究中國文化,不可避免地需要以西學作為比較的參照系,但又不可以西學為主體,用中國文化去比附。恕我再一次借用正在受人指摘的余英時的直率說法:“今天的文化危機特別表現在知識分子的浮躁心理上,仰慕西方而不知西方文化的底蘊,憎恨傳統文化又不知傳統文化為何物。”④并非偶然的是,十年后日本學者將《思辨隨筆》作為《王元化著作集》之一而完整譯介⑤。《思辨隨筆》于2004年增補修訂為《思辨錄》⑥。有的高校教師開始將之作為“大學本科生和研究生入學時必讀的教科書”⑦。最近一位承擔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年輕學者在《王元化〈思辨錄〉的方法論意義》專題論文中提出:“《思辨錄》體大思精慮全、圓融中外古今,對其展開全面研究是一門大學問。”⑧筆者初步考察統計,《思辨錄》全書出現的外國作家與文學人物姓名不下三百之數。如果以外國文學作為“比較文學”參照系,則該書內涵之豐富也可見一斑。

王元化學術中的“比較文學”因素還可追溯到其歷年乃至早期著述中。例如文藝評論集《向著真實》初版于1952年,其中所及的外國文學家不僅有契訶夫、車爾尼雪夫斯基、別林斯基、羅曼?羅蘭、果戈理、卓別林,還包括法國作家左拉、美國作家考德威爾、捷克作家伏契克,以及委內瑞拉詩人等。該書再版后記回顧道:“我寫下了對自己所喜愛的某些作家的一些感受。其中有些看法現在雖然已有所變化,但對于這些引導我認識生活和怎樣對待文學事業的先驅,我始終懷著青年時代的崇敬心情。今天重讀這些文字,我的心中仍激起當年的感情波瀾。”⑨一位年長學者回憶八十年代末讀到《向著真實》與《文心雕龍創作論》二書時的心情:“那時,我在一些前輩鼓勵下,正起步于比較文學教學與研究,并開始招收比較文學方向的研究生。相遇王先生這兩部著作,對我而言,真是不期而遇的‘機緣’。《向著真實》這部處處充滿真知灼見的評論文集中,最引起我注意和興趣、且對我產生影響的,是他評論羅曼?羅蘭《約翰?克利斯朵夫》的兩篇文章,先生對羅蘭作品認識獨到,見解高遠,我不僅在自己的論作中加以征引,也在對研究生授課中多次介紹過。”①王元化青年時代最初論文是1939年發表的《魯迅與尼采》。他晚年自述該文“受到了由日文轉譯過來的蘇聯文藝理論影響”,其中有“機械論的痕跡”②。然而在中國現代文學思想史敘事中,迄今它依然不失為“三十年代關于魯迅的最有分量的論文之一”③。《魯迅與尼采》的標題與今天“比較文學”研究的通常模式相契。該文作為王元化最初發表而產生影響的論文,意味著其學術生涯中的某種潛在基質。如果說這種基質與后來引進的“比較文學”研究視閾和方法不謀而合,那么王元化自1939年迄至去世的2008年,在近七十年中先后出版的四十余種著述中,都可能包含“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獨特因素和資源。

二、“比較文學方法”與“綜合研究法”

原初意義上的“比較文學”基于兩個要素:一為文學對象,二為外文研譯。前者是比較文學的特定對象,后者是賴以成立的前提。就此而言,王元化學術至少包含若干原初意義的“比較文學”因素。例如他的莎士比亞研究包括對西方莎劇論文的譯介。他的《文心雕龍》研究,前期成果之一是對西方“文學風格”代表性論文的譯介,后者成書為《文學風格論》④。此外,王元化還與父親王維周教授合譯過《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⑤。然而在中國語境中,比較文學研究通常也以中譯本為對象。即便在這一場合,研究者是否自覺意識到外文原文與中文譯文之間可能存在意味差異乃至歧義,這無疑會影響到他所作判斷和所下結論是否中肯合理。這種差異乃至歧義尤其表現在一些專門術語上。因此,至少就中外文藝理論的比較研究而言,對中外術語意味之差異的清醒認識,以及基于 這種認識的追溯考辨斟酌等,理應是研究者的必要條件和基本素質。王元化學術中的“比較文學”因素也蘊含于他對漢譯西方著作的研讀和闡釋中。這方面他所提供的啟示之一是,對于西方著作中的一些關鍵性理論術語,必須結合外文語源和語境而盡可能充分辨析、追溯和考量。例如他的《讀黑格爾》中多處研討了黑格爾術語的中譯問題。諸如:“情志”、“情致”、“情欲”三者相對于黑格爾原著中古希臘詞“”何者更為恰當;“知性”較之于舊譯“悟性”或“理解力”為什么更能妥切傳達德文原著“Verstand”之旨;“總念”、“概念”之于德文“Begriff”的孰所優劣;中國古典美學“氣韻生動”、“生氣灌注”與黑格爾美學“beseelt”的漢譯關系;被英譯為“sense”(感覺)的德文“sinn”是否可以譯為“藝術敏感”;為什么應該用“寧靜”來替代中文舊譯的“靜穆”,等等⑥。這里我們以《讀黑格爾》用“情志”翻譯“”的一例觀之。

后者在黑格爾德文原著中就是一個源于古希臘的外來詞,并且黑格爾本人認為它在德文中很難找到確切譯詞。而據《讀黑格爾》對“”詞的考察:它在英文中譯作“Pathos”(意為悲哀,哀愁,動情力,悲愴性等),在拉丁語中譯作“Qual”(意指本原的痛苦),在恩格斯著作中被解釋為“苦悶”,在中文舊譯中轉成“情致綿綿”。這些譯詞相互歧異,究竟如何漢譯為恰?王元化考辨的結論是:“”這個詞不僅涉及情感方面,也潛在“志”的意蘊,它指謂的是一種“合理的情緒方面的力量”;中文舊譯“情致綿綿”未能傳達該詞的“志”意,英譯“Pathos”(悲愴情感)也遺漏了該詞的倫理意味①。這個例子至少表明,王元化對黑格爾術語的把握是經過多方考究和反復斟酌的。一方面,其結合黑格爾理論體系背景而辨析的方法是超出了一般語言翻譯家的關注所及;另一方面,其對該詞語源的盡可能追根溯源,亦足為重思想而輕學術的年輕后輩有所借鑒。就外來的“比較文學”方法而言,通常認為主要有“平行研究”與“影響研究”兩種。而這兩種方法在王元化著述中多處可見。這里僅就平行研究方面管窺一斑:在我讀過的劇作中,我把具有這種特點的劇本稱作是“散文性戲劇”,將它與“傳奇性戲劇”相區別。……我對散文性戲劇和傳奇性戲劇所作的比較說明,在我過去所寫的文字中曾留下了痕跡。②王元化以“散文性戲劇”與“傳奇性戲劇”來概括契訶夫與莎士比亞作品的不同特點,這顯然可納入“平行比較”。據考察,我國建國初戲劇界關于戲劇結構的分類,有開放式、閉鎖式、人物展覽式的三類型說;至上世紀80年代有純戲劇式、史詩式、散文式、詩式、電影式的五類型說,其中將莎士比亞戲劇作為史詩式結構的典型,契訶夫戲劇作為散文式結構的典型;同期又有論者以“非戲劇化傾向”來指謂契訶夫戲劇的特征。

由此回瞻,王元化五十年代對契訶夫戲劇與莎士比亞戲劇之異同的概括至少可謂先著一鞭③。比較文學界通常所謂“平行研究”主要限于將A與B兩個不同國別的文學對象加以比較(例如阿Q與唐?吉訶德之比較)。這一方法無疑來自國外。相對于此,王元化的方法另有其獨特之處:即比較的對象常常不限于A與B,而是A、B、C乃至更多。例如在被評贊為中國比較文學“開拓”之著的《文心雕龍創作論》中,比較所及的外國文論包括馬克思、黑格爾、歌德、威克納格、契訶夫、別林斯基等;其所涉國別則包括德國、英國、法國與俄羅斯等。這種比較顯然超出了通常以兩個國別文學為對象的“平行比較”模式。這種不拘常套的“平行研究”在王元化著述中多處可見,下面是另一例:《雷雨》充滿濃重的傳奇色彩,《北京人》只是生活的散文:平凡、樸素,好比一幅水墨畫,……我不想判斷傳奇的悲劇好,還是散文的悲劇好。莎士比亞式的悲劇我喜歡,契訶夫式的悲劇我也喜歡。不過,傳奇的悲劇容易渲染過分,以致往往有失真之弊。雨果的《鐘樓怪人》是偉大的作品,可是我個人的口味更喜歡史坦培克在《人鼠之間》中所寫的萊尼。這是一個力大、粗魯、丑陋的壯漢,在粗糙的靈魂中同樣充滿了人性和柔情。他更平凡,也更使我覺得親切。以上這些就是我當時的看法,其中許多觀點,我至今未變。但是任何一種正確觀點,如果固執地推到極端,作為審美標準的極致,就會產生片面化,從而使自己的眼界狹窄起來。……前人所謂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萬物并育而不相害的話,確實是有道理的。④其中比較所及對象除了莎士比亞與契訶夫外,還包括曹禺的《雷雨》、《北京人》,雨果的《鐘樓怪人》、史坦培克的《人鼠之間》。

英文中,兩個對象之間的比較與三個以上對象之間的比較,在語言表述上需要分別使用不同的介詞,即“between”與“among”。其差異表述如下:(1)totelldeferencebetweenAandB.(比較A與B兩個對象的差異)toshowsimilaritybetweenAandB.(比較A與B兩個對象的相通)(2)totelldeferenceamongA,B,C.(比較A、B、C三個對象的差異)toshowsimilarityamongA,B,C.(比較A、B、C三個的對象相通)如果將上述兩種比較分別稱為“between型”與“among型”,則王元化著述中的“平行比較”方法,如上所見是兩者皆有,而構成其獨特之處的則是“among型”①。這種獨特的“平行比較”并非出于純方法的創意,而是與王元化探究的問題有著潛在邏輯關聯。就上舉《文心雕龍創作論》而言,其目標是要探尋文藝創作規律;而“規律”是普遍的,因而必需盡可能廣泛地比照中外文論而分析概括揭示之。該書所及諸多對象和國別的中外文論正是緣此而被納入比較視閾。至于王元化當年之所以要探究“文藝規律”,不僅因為“在文藝領域內,長期忽視藝術性的探討,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也是由于“那時候人們似乎喪失了理智,以為單單依靠意志,就可以排山倒海”②。值得注意的還在于,八十年代中國背景中的“比較文學”是一門方興未艾的顯學,然而當《文心雕龍創作論》在八十年代末獲全國首屆比較文學圖書“榮譽獎”后,王元化卻公開承認:“老實說,我對比較文學沒有研究。在撰寫本書時,我也沒有想到采取比較文學的方法(例如比較文學的平行研究方法等)”。他回顧當初首先想到并嘗試的是“綜合研究法”,其具體途徑則是“三個結合”:即古今結合、中外結合、文史哲結合。他還特別強調其中“古今結合”一端尤其受到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方法論的“極大啟發”③。由此約略可見,王元化“比較文學”方法之獨特的原因,不僅與其所研究問題是有邏輯關聯,也不僅是基于中國特定時代和語境中的重大問題,而且在方法論本身的思想資源方面,也包含著其獨立思考探索的結晶。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王元化“比較文學”方法之獨特,同時也表征了比較文學研究領域中的某種“中國特色”。

三、獨特風貌與思想關懷

王元化“比較文學”研究的另一顯著特色在于貫穿始終的思想關懷。僅以他本人所說生涯中“三次反思”為焦點稍作考察可見,其思想軌跡在某種程度上也可謂是進入和不斷深入“比較文學”研究的歷程。第一次反思發生在抗戰時期的一九四年前后:那時我入黨不久,受到了由日文轉譯過來的蘇聯文藝理論影響。……在四十年代讀名著的誘發下,很快就識別了自己身上那種為了要顯得激進所形成的左的教條傾向。還要補充說,當時一些朋友,特別是滿濤,對我這次反思起過很大作用。④這次“反思”對象包括蘇聯文藝理論、日共藏原惟人藝術觀等。這意味著反思主要涉及當時新進的外來文藝思想之偏頗。而據以反思的資源包括“讀名著”(主要是讀十九世紀歐洲文學)與滿濤(《別林斯基論文學》翻譯者)的影響。這又表明他的反思是以某種外來文學來比照另一種外來文學。換言之,貫穿這次反思之思路的是將兩種不同類型的外國文藝思想進行比較。該時期王元化讀得最多的是契訶夫文學:“一九三八年我認識了滿濤。他從俄文譯出了契訶夫《櫻桃園》,……讀了《櫻桃園》,我馬上再去找契訶夫的其他劇本。”契訶夫吸引王元化的首先是“情節上都平淡無奇”,“但是契訶夫把這些平凡的生括寫得像抒情詩一樣美麗”;王元化從中領悟到的是“柔和的、含蓄的,更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蘊的”魅力①。這種魅力與他原先所接受的由日文轉譯過來的蘇聯文藝理論影響,即“為了要顯得激進所形成的左的教條傾向”是迥然別趣。

這次反思的標志性成果是數年后發表的小說《舅爺爺》。據王元化當年一位學生后來回憶,《舅爺爺》發表后,時任上海地下黨文委委員的作者曾遭到老文委 書記的指責:“為什么寫童年時代的東西?為什么不為政治服務?”②可見該小說與當時另一種文藝觀有所抵牾。而當年另一位地下黨文委長者卻贊揚作者“真的脫胎換骨了”;王元化從此也成為“滿濤所喜愛的契訶夫作品的愛好者”③。《舅爺爺》的主人公有種種缺陷,例如喜歡賭錢喝酒,被大人們看不起,受小孩們嘲笑,妻子謾罵也不敢回嘴。但是惟獨他,在漲大水時不顧危險跳入急流去救溺水小狗;惟獨他,在童年“我”發燒昏睡時整夜不合眼看護;惟獨他,在賭博贏錢后高興得帶“我”去看戲。小說敘事主人公說:“舅爺爺使我覺得這個世界是這樣溫暖、光明和可愛!”這個“舅爺爺”既不是英雄人物,也難以用善惡分明的階級論方法歸類,但是該形象蘊涵著對契訶夫文學“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蘊”之魅力的認同卻是顯然④。就該小說在當時所觸及和反思的問題而言,也是當年中國歷史語境中的文藝觀焦點所在。第二次反思發生于一九五五年因受胡風案牽連而被隔離審查的時期。其間王元化所讀書目首先是、列寧、斯大林、蘇聯哲學、馬恩著作等,幾乎囊括了當時“馬克思”系列的所有著作家:當這一切進行完畢,我把我的全部攻讀集中在三位大家身上: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黑格爾《小邏輯》、《莎士比亞戲劇集》。有關前兩種,我寫了數十本筆記。其中《資本論》是馬克思最主要經典,黑格爾是馬克思思想主要來源之一,莎士比亞戲劇則是馬克思著作中引用文學典故最多的對象。

因此可以說,讀這三位大家的過程,某種程度也是“比較研究”的過程。這里我們僅觀其讀莎士比亞方面。中國最早翻譯莎士比亞者梁實秋的《丹麥王子漢姆萊脫之悲劇》于1936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王元化在1938年讀過該書;至六十年代初,他先后寫過論哈姆萊特、奧瑟羅、李爾王、麥克佩斯的四篇論文,編集為近十萬字的《論莎士比亞四大悲劇》手稿(“”中迫于情勢而燒毀了)。然而當時王元化對莎劇的魅力并不十分推重。他自述原因之一是受“五四”流行觀念的影響。當年文學思想多重功用,更關注易卜生的社會問題劇(如胡適),以及弱小民族的文學等(如魯迅)。另一原因是“對于三四百年前的古老藝術覺得有些格格不入”。因此,當年偏愛契訶夫的王元化與夫人張可(莎劇漢譯者之一孫大雨先生的學生)之間,在藝術觀念上形成有趣比照:那時我常和張可談論這個問題。她并不贊同我的意見。她不善于言談,也不喜歡爭辯,只是微笑著搖搖頭,說莎士比亞不比契訶夫遜色。當時我們誰也沒有說服誰。⑤王元化對莎士比亞真正產生愛好是在五十年代下半葉的隔離時期。其時“無論在價值觀念或倫理觀念方面,我都需要重新去認識,有一些更需要完全翻轉過來”。在這樣的困厄中,王元化重讀奧瑟羅時產生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奧瑟羅的絕望這樣震撼人心;因為他由于理想的幻滅而失去了靈魂的歸宿。偉大人文學者筆下的這個摩爾人,他的激情像浩瀚的海洋般壯闊,一下子把我吞沒。我再也不去計較莎劇的古老的表達方式……如果說西方莎學研究中鮮有把奧塞羅悲劇原因解讀為“失去理想”,那么王元化的所感所悟可謂中國新論。

這個新論緣何產生?王元化自我分析道:我這一代的知識分子,大多數都是理想主義。盡管不少人后來宣稱向理想主義告別,但畢竟不能超越從小就已滲透在血液中,成為生存命脈的思想根源。……這種對于奧瑟羅失去理想的共鳴,終于改變我對莎劇的看法,引導我重新進入他的藝術世界。僅此可見,王元化讀莎士比亞的新認識,不僅緣起于他所遭遇的中國語境中的政治磨難,而且相當程度上表征了一代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這樣的莎士比亞觀,意味的應該不僅是藝術趣味方面的新見解。第三次反思主要見于《九十年代反思錄》,作者稱之為自己“最好的思想勞作”①。然而以現在“學科”觀念視之則該書大都超乎“文學”范圍,下面且舉數段與文學關系比較直接者(標題為筆者所加)。1、漢譯西方名著的“奇跡”(五十年代末)我在書店看到北京的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不少漢譯西方名著,這些書的質量遠遠駕凌在過去商務印書館出的同類書的水平之上,只要將同一原著的前后不同譯本作一比較,就可以立判高下。解放后形成了一支優良的翻譯隊伍,他們工作認真負責,在掌握母語和外語的能力上,在專業知識的修養上,都屬上乘,不僅超邁前人,而且(恕我遺憾地說)也是現今許多譯者不可企及的。……這些譯著的出版似乎是個奇跡。(第286頁)2、“至今仍在沿襲那套陳詞濫調”情志既非思想又非感情,同時既有思想的某種性質又有感情的某種性質。一般文學教程從來沒有像這樣來探討問題。黑格爾的情志說不僅發人所未發,而且將藝術作品中表現思想感情的問題置于更深入更合理的地位上加以解決。遺憾的是在黑格爾提出情志說后,很少有人重視這一說法。我們的文學教科書至今仍在沿襲那套文學既表現感情又表現思想的陳詞濫調。(第231頁)3、“一些寫法國大革命的小說”我要和朋友們一起討論的不僅是理論,還有一些寫法國大革命的小說;特別是狄更斯的《雙城記》、羅曼?羅蘭的法國革命悲劇系列:《七月十四日》、《丹東之死》、《群狼》、《愛與死的搏斗》等等。這些書我在青少年時期讀過,但近來它們給予了我過去未曾領受到的一些新意蘊。(第108頁)王元化(1920-2008)生涯中的“三次反思”先后發生于中國現代史以來的三個三十年。依次為:1、“五四”初期至新中國成立(1920-1949),反思“左的教條傾向”;2、建國至改革開放(1949-1978),反思“極左思潮”;3、改革開放至新世紀初期(1978-2008),反思的是范圍更廣的“激進主義”與世界蔓延的“物質主義”②。在這個意義上,王元化的思想歷程具有持久的連續性、現實的針對性和時代的標志性。從而,王元化“比較文學”獨特風貌的底蘊,與中國現代思想史并非無關。

四、推重“王國維讀《資本論》”的啟示

二十多年前獲首屆中國比較文學“榮譽獎”的《文心雕龍創作論》,迄今依然有一個鮮為學界注意的特點。這就是同時推重王國維學術與馬克思《資本論》。該書對王國維學術的推重至少有四方面表征:(1)引鑒王國維的文字考證成果,并稱頌其“義據甚明,可為勝解”;(2)評贊其文藝美學觀點,并結合古典美學而闡發其文論史上的現代新意;(3)運用其首倡的地下文物與地上文獻相結合的“二重證據法”,并率先得出相關新結論;(4)稱頌其為在近現代學術方法史上“開拓新境界”的首要代表,并循此方向而繼續努力①。就推重《資本論》方面而言,《文心雕龍創作論》初版后記寫道:“從我開始寫作本書的那天起,我就以馬克思《資本論》第一版《序言》的最后一段話作為鞭策自己的良箴”。據筆者對該書各章考察所見,其中直接引鑒后者之處計數16條。《文心雕龍》與《資本論》兩部經典,年代上有古今之隔,文字上有中外之別,內容上更有文藝學與政治經濟學的截然異域之歸類。緣此之故,雖然二書傳播歷史長久,研究文獻積厚,而迄今罕見相互關聯而切實研討的文字。王元化的《文心雕龍》研究是唯一特例②。王國維曾長期被視為頑固反動,或落后守舊、冬烘迂腐的代表;王國維與《資本論》之關系通常還被認為風馬牛無涉乃至對立。然而以今日中國學界通識觀之,王國維已然堪稱中國傳統學術價值的守護人和維新者;《資本論》的作者則已被西方知識界推為“千年第一偉人”。由此可見,早在六十年代《文心雕龍創作論》手稿中就同時推重王國維與《資本論》的王元化,在當代中國學術思想史上可謂先著一鞭。

2007年王元化在新編《王國維全集》序言中③,引錄了王國維寫于上世紀初的如下一段話:余謂中西二學,盛則俱盛,衰則俱衰。風氣既開,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謂今日之學,未有西學不興而中學能興者,亦未有中學不興而西學能興者。(《國學叢刊序》)這段話的意義在今天無疑不限于比較文學界。馬克思《資本論》研究目標是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隱蔽規律”,以打破資本主義永世長存的幻想;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龍》的最初目標是揭示“文藝規律”,以破除教條主義文藝觀的迷妄。《資本論》分析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根本矛盾;《文心雕龍創作論》最初是深切感應中國語境中 文藝與政治的時代性問題。《資本論》在當時歐洲政治經濟學領域屬于異端;《文心雕龍創作論》與當初中國文藝潮流迥異。馬克思是在類似“下地獄”和“墳墓邊徘徊”的艱難條件下從事研究;王元化最初撰寫該書是在淪為“政治賤民”的六十年代。馬克思以畢生精力從事《資本論》研究;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龍》經歷了三十年以上的“漫長歷程”④。如果說馬克思學說是當代中國文化發展的標志性特征之一,那么王元化在研究《文心雕龍》的同時借鑒《資本論》,當亦可謂是“中國化”的“比較文學”研究之開拓者。王元化晚年寫有《王國維讀〈資本論〉》專文。筆者循此考查發現,王國維讀《資本論》時間是在1902-1907年之間,比通常認為中國最早讀《資本論》的學者早了近十年(是在1914年留學日本后開始研讀《資本論》)。因而前者可能是中國現代史上最早接觸《資本論》的學者之一①。

然而《王國維全集》始終未見談論《資本論》的文字。這意味著王國維與《資本論》之間存在隔閡。就此而言,王元化率先同時推重王國維與《資本論》,倡導的是一種打通隔閡,繼往開來的新思路。王元化在《王國維讀〈資本論〉》中感嘆:“那時的學人閱讀面極廣,反而是后來的學人,各有所專,閱讀也就偏于一隅,知今者多不知古,知中者多不知外。于是由‘通才’一變而為魯迅所謂的‘專家者多悖’了。”②如果說這番感慨連同王元化“比較文學”的獨特風貌,啟示了一種“思通博雅”的人文境界③,那么跨學科跨文化的“比較文學”具有走近這一境界的相對優越性,而后者也可能為前者提示并豐富“中國氣派”的內涵

比較文學研究論文:比較文學研究方法及其在語文教學中的應用技巧

當今,世界多元文化相遇并存。多元共生、相互對話、相互交融的文化多元主義時代對我們的語文教學提出了新的要求,作為文化組成部分的語文教學需要一個更為廣闊與充滿活力的、跨文化的“世界文學”視野。同時,許多語文教材不同程度所體現出的比較文學的思維框架和思維特質存在著某種內在的需求,有著較大的比較空間。再者,就是教學對象的自發需求。通過培養比較文學意識,引導學生用比較思維去觀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懷去創造和感悟生活。盡管現有體制下的語文課程一定程度融會了比較思維,如有的版本教材在單元的組合上已經顯示出學科整合的傾向,但缺乏系統的理論提升和更大范疇的比較文學視野。鑒于此,將語文教學與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有機結合,在語文課程中開拓比較文學視野,對于改進語文教學模式和提高學生的認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一、比較文學的定義及其主要研究方法

比較文學是一門興起于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獨立學科,至今已有百余年歷史。比較文學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懷來從事不同國家、文明和學科之間的跨越式文學比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種跨越中文學的同源性、類同性、異質性和互補性,以影響研究、平行研究、跨學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為基本方法論。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來總結文學規律和文學特性,以加強世界文學的相互了解與整合,推動世界文學的發展。

(一)影響研究法

影響研究法是比較文學研究傳統的研究方法之一,由法國學派所提倡。其目的在于考察不同國家的作家、作品之間互相接觸、滲透和影響的“實際聯系”。注重材料,講求考據,實證法是其核心操作手段。它綜合運用流傳學、淵源學和媒介學方法,從影響的放送、接受、傳播途徑這三個方面來進行研究。影響研究的具體對象包括題材、主題、文類、形象、風格、技巧等文學因素。影響的類型分為正影響、負影響、反影響、回返影響、虛假影響、超越影響。

(二)平行研究法

由美國學派提出的平行研究法是對沒有事實聯系的不同國家的作家、作品、文學現象進行的比較研究,主要包括對作家、文體、主題、題材、情節、人物、風格、藝術手法、思潮流派的類比或對比研究。求同變異,經由對于精神契合的探尋和對于異質元素的離析,總結出文學發展帶有規律性的東西,為溝通尋找平臺,達到互證、互識。

(三)跨學科研究法

跨學科研究法又稱“科際整合”(interdisciplinary)或“超文學學科研究”(extraliterary study),是對文學與其他學科相互關系的研究,旨在揭示在人類文化體系中不同知識形態的共通性,彰顯文學之獨特性,把握文學的內在規律。它包括文學與其他藝術門類之間、文學與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及其與自然科學之間的關系的研究。主要研究方法是:(1)移植理論,即運用其他學科理論或藝術理論來闡釋文學作品或文學現象;(2)平行比較,即研究文學作品與其他藝術作品在結構因素、創作規律和審美價值等方面的異同;(3)追溯影響,考證事實,探討文學與科學、文學與藝術間的孕育、融合、影響等關系。

(四)跨文明研究法

跨文明研究法是比較文學研究的一種重要方法。它運用生成于一文明中的文學觀念或其他學科知識來闡釋、研究生成于另一文明中的文學作品;也可以同時存在于多個文明之間。其核心是跨越文明界限的文學理解,包括作品闡發、理論闡發等。主要表現為兩個向度:(1)運用西方文學理論對中國文學作品進行闡發;(2)運用中國傳統文學觀念對西方作品進行闡發、解讀。事實上以西釋中常多于以中釋西。

二、比較文學研究方法在語文教學中的應用及價值

(一)拓展思維,培養自覺的比較意識和批判鑒別能力

有比較才有鑒別,比較是一切理解和思維的基礎。比較文學平行研究法“著重研究同一主題、題材、情節、人物典型跨國或跨民族的流傳和演變,以及它們在不同作家筆下所獲得的不同處理”。[1]這種“比較”并非表面的類比和比附,而是站在世界文學的高度,將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的文學作品或文學現象聯系起來做跨文化的比較,是開放、開闊、開拓的比較,避免了傳統語文教學僅限于同類文體、相同主題、相似情節等的狹隘、封閉、保守的比較。

在語文教學中,有意識地借鑒比較文學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單元適當開展比較式教學,改變對作家、作品封閉、孤立的一元解析,認識文學異中之同,辨別其同中之異,以把握文學創作的共同規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創作個性,引導學生思維走向科學性,提供給他們新的視角和開放的意識,培養自覺比較的思維能力和世界文學眼光,從而更深刻地去認識作品的特點與價值。

在講解初中語文的《威尼斯商人》和高中語文的《守財奴》兩篇課文時,可將中西文學史上的五大“吝嗇鬼”形象進行比較分析,發現一個不同時代、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某些規律性和一定普遍性的文學形象——“被金錢扭曲的奴隸”。但同時,又因時代、民族和作家創作個性的差異而各具特色。夏洛克的兇狠,葛朗臺的狡黠,阿巴貢的多疑,潑留希金的迂腐,嚴監生的薄情,構成了他們各自最顯著的氣質與性格。相似的人物形象體現著作家們各自不同的匠心,各吝嗇鬼身上體現的不同時代特色又折射出作家對所處時代的敏銳把握。這種打破民族、地域的界限,重新組合起來的教學內容,為學生構建起一個橫向比較的知識平臺。同時,將外國文學中類似人物置于跨文化的語境下去進行對比闡釋和理解,也改變了傳統、單一的社會學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既發現人物的普遍共性,又看到他們的個性差異。

比較文學研究不只局限于文學文本比較,還強調通過比較,從文化層面來理解和闡釋文學現象,探討文學現象背后的文化因素。譬如,將《愚公移山》與《老人與海》進行比較,《愚公移山》講“挖山”,是關于山的文學;《老人與海》講“闖海”,是關于海的文學。兩部來自不同文化背景作品體現了各自鮮明的文化特性。中國古代文化屬于內陸文化,思維相對保守,精神樂觀,講求安穩,崇尚力量;而西方文化屬于典型的海洋文化,思想開放,追求冒險,充滿激進,崇尚智慧。不 同的地理生存環境導致中西方文化價值觀的差異,這些差異也不可避免地在作品中得到體現。比較學習讓學生學會思索,將自己融入到多樣性的文化當中,深入到作者的內心世界,充分體驗文學的樂趣并產生強烈的求知欲,從而準確把握作品所蘊涵的深意。這種跨文化的研究無疑會極大地拓展學生的知識面,激發學生們從更廣闊的比較視域來看待中外文學、文化現象。通過文學比較學文化,這既加深了他們對外國文化特質的認識,又加深了對本國文化的了解。

平行研究法打破了時間、空間、質量、強度方面的限制。不同時代、不同地域、具有不同地位和影響的作家和作品都可以在可比性的前提下進行比較研究。透過現象,深入辨析同異。這樣的比較學習既培養學生的邏輯推理的思辨方法和鑒別能力,還豐富和充實了知識系統。當然,對任何文學實體、文學現象的科學對比與分析都必須是從相互聯系的觀點出發,切忌在語文教學實踐中不顧中西文學特質的迥異的為比較而比較的硬性比附。譬如,李白因有幾首寫飲酒之樂的詩,而“常常被稱為浪漫詩人”,杜甫可能由于博學,而“總是被貼上古典詩人的標簽”。[2]

(二)置換視角,打開文本多重解讀的審美空間

工具性與人文性的統一是語文課程的性質。語文除其人文特性外兼有工具作用。語言是最重要的交際工具,也是其他學科知識呈現的載體及進行學科性思維的必備工具,這就使語文的跨學科教學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在語文教學的跨學科研究中要特別注意文學系統的開放性,關注語文學科與其他學科之間的橫向、縱向的融合與溝通,充分發揮語文學科的基礎性表達工具的作用,引導學生開拓視野,強化思維訓練,通過實踐,切實提高學生的語文能力。

鼓勵學生學習多角度、多層次地解讀作品,不斷嘗試換一種角度去解讀作品,建立起文學審美的多元視域。常讀常新,獲得新的體驗和發現新的方向是語文課改所倡導的。譬如,最為傳統的課文《項鏈》一文的教學往往是從階級論等出發的冷峻的道德評判:所謂尖銳諷刺小資產階級的虛榮心和追求享樂的思想。這種對主題理解的偏頗及過于簡單化難以讓學生對作品產生認同,無法與文本產生心靈的共鳴。但若轉換視角,采用比較文學跨學科和跨文明研究法,從接受美學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中人格結構理論角度出發,關于《項鏈》的許多新見解得以生成:瑪蒂爾德的幻想不乏自身的審美訴求;盡管她無法超越她的階級,但她超越了自己,實現了一種生命價值的嬗變,成為由外在形象美到內在精神美的女性;瑪蒂爾德的這一形象塑造,體現了作者的廣博而深厚的人文情懷,為愛慕虛榮的婦女指明了一條拯救自身的道路;作者在小說中借瑪蒂爾德的經歷不僅展現了人性欲望發展的不同階段,人格三重結構在現實環境中的矛盾沖突,同時也證實了“道德在拯救人性危機時的力量”。在跨學科研究的范圍內,以別的學科理論對文學做出闡發,從非文學的角度解讀作品,讓作品獲得多元化的詮釋,展現另一種形式的生命價值,更讓學生感受到不同學科之間的相互關系。再如,滬教版以“愛情如歌”命名單元的選文有:蘇霍姆林斯基的《給女兒的信》、普希金的《致凱恩》、夏洛蒂·勃朗特《簡愛》中節選的“因為我們是平等的”、舒婷的《致橡樹》、公劉的《只有一個人能喚醒它》以及秦觀的《鵲橋仙·纖云弄巧》。這種既跨學科又跨文化,以主題為主、突破文體的限制來結構的單元,要求教學設計要綜合考慮愛情與心理學、愛情與教育學、愛情與青春期教育、愛情與人生觀教育、愛情與生命教育等。跨越文學內外之分的障礙,構建穿越文學內外的橋梁,使學生沉浸在文學、音樂、繪畫、戲劇等多門類藝術之中,以達成對文學的整體把握。文本的多元化解讀,既還原了閱讀的真正本質,又注重了學生創造思維的培養。由于受到僵化思維模式的禁錮,語文教學常常囿于傳統觀念的束縛,對于文學作品的講解缺乏對其文學特性的真正把握,往往是強調作品的現實批判價值及其階級和時代局限。這種功利性講解,無法幫助學生真正了解和掌握作品獨特的思想藝術價值,更無助于啟發和調動學生的獨特見解和創造性思維能力。譬如,著名漢學家奚密就曾專門針對何其芳《秋天》中的隱喻在現代詩歌中的某些獨特表現展開過論述,“這首詩表達了對主題的意象性模仿。就像F.奧康納,她說她的故事的意義就是故事本身,在何其芳那里,詩的意義就是詩本身。”[3]國內大多學者卻認為,“這首勾勒秋天景象的詩,把農、牧、漁都描繪得詩意盎然,顯然是美化了國民黨反動統治下的中國農村”。[4]同樣的《秋天》,中西學者不同的解讀反映出二者在評價取向上的差異,前者更符合作品本身的藝術特色。西方學者在討論文學作品時,角度多而新穎,有從社會、政治的角度展開的,有的甚至將作品視為研究社會歷史的一部分。但總體來看,他們更關注作品的藝術性。

跨學科教學是一種全新的教學理念和決策的思維方式,它從另一角度打開了人們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學科教學習慣和教學思維方式,在多學科的融合交叉教學中,建立各學科知識、能力之問的橫向聯系與整合,培養起學生的學科共通能力,從而促進其全面素質的整體發展。同時,也鼓勵學生站在世界文學高度,以多維視角去進一步挖掘作品內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應以實用性、功利性的眼光來審視作品內容。這樣,才能真正認識和體會作品的思想藝術價值,才會獲得一種高屋建瓴、融會貫通的全新感覺。

(三)擴展和延伸文化視野,認識中外文化傳播的雙向互動及其意義

文學的傳承和交流是保證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較文學在本質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體現在跨文化、跨語言。它強調聯系、關系、交叉與匯通,尋求世界文學構成的基本規則與發展的基本規律。對任何文學實體、文學現象要做到科學的分析,都必須從相互聯系的觀點出發。不同國家及民族的文學雖無直接聯系,但也可能包含著某種“一般通行的原理原則”,世界文學正是在相互影響和相互促進中共同向前發展。

在語文教學中我們就可以有意識地運用比較文學的影響研究法。在講解作品時,穿插介紹對該作家產生一定影響的外國作家及作品,使學生的認識從單一走向多維,在“求同辨異”中加深對所學內容的理解。眾所周知,“五四”以來的中國許多著名作家,如魯迅、巴金、郁達夫、沈從文等,都是沐浴著“西風歐雨”成長起來的。可以說,“西方文學為中國新文學提供了一種‘形成性影響’”。[5]魯迅的小說創作就是最好的影響研究的范例。他曾公開承認,“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國的作家”。[6]他的《拿來主義》蘊含著比較文學的精神,他的《狂人日記》有著俄國小說家果戈理和德國詩人與哲學家尼采的影子。他的短篇小說《藥》更是一個很好的借鑒外國文學的例證。受西方小說的敘述手法的影響,《藥》采用了第三人稱的限知敘事視角;小說的思想內容、主題意義、行文安排則主要是受俄國作家安特萊夫及其作品《謾》《默》《齒痛》的影響;小說的結尾,也分明留著“安特萊夫似的陰冷”。[7]當然,文化交流與傳播的途徑往往是一個雙向互動的過程。一國文學既可能播入他國而產生影響,又可能受他國文學的影響而發生變化。追溯這些文學間的因緣關系,自然要采用比較文學影響研究法。中國文學和文化自古以來就播入了鄰國,其影響既久且深,近數百年也影響到了西方國家,如萊布尼茨、伏爾泰、威廉·瓊斯爵士 (Sir William Jones)、歌德、艾茲拉·龐德、艾米·洛厄爾、布萊希特等。美國詩人龐德的意象派詩歌《在地鐵站》就有著日本俳句的痕跡,其間更多的是對中國古典畫作的借鑒,龐德成功地將中國古典畫作的美學思想融進其詩歌創作技巧、審美理論和主題中。中國古典畫作講究意境及對意境的渲染,以典型的意象和巧妙的構圖為背景來烘托主體。詩的兩行相互依存,詩人將在車站上看到的過往人群的一張張臉與濕潤黑色枝條上的花瓣并置,前者逐漸變成一片片彩色印花色底,后者成為前者要烘托的意象。花瓣隨意四散,悠然落于地鐵車站,花瓣傳遞了美的信息。這一信息由于有深色而又帶濕氣的樹枝的反襯而變得突出鮮明。模糊重疊的意境之美只可意會,不可言傳。比較文學不僅要研究各民族文學的相互融通,也要研究異質文化碰撞所產生的變異。文學作品與作家之意義與價值,往往就體現在這種“變”與“異”里。例如,“最初讀到二十年代西方現代主義文學,還好像一見如故”[8]的卞之琳就有所選擇并創造性地將西方象征主義詩歌與民族審美傳統進行了有機融合。他的《斷章》擯棄了西方象征主義詩歌晦澀的特征及其“出世”的超驗色彩,表現的對主客體相對關系的探究有著中國道家哲學的思考。他將審美的觸角伸入現實生活的情趣中,從最常見的行為和關系發掘復雜精微的意義,呈現“人世”的風貌和含蓄的審美特質。“他在選擇和營造智性詩美的同時,也完成了對象征主義等西方現代詩學的創造性轉化”,[9]為中國新詩發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鑒。

通過閱讀比較,讓學生明白文學創作中傳統繼承與借鑒他山之石的辯證關系,以及各國文學相互交流、相互促進、相互依存、共同進步的道理,以使學生逐漸養成從世界文學的高度來閱讀、審視文學作品的良好習慣,從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現象,增強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對文學作品的理解的同時,提高學生的跨文化能力。人類文明發展的無數事實已經表明,文化之間的交流與融合、互補與互滲會使各民族的文化更加豐富和完善

比較文學研究論文:比較文學研究方法在當代文學研究中的運用

【摘 要】本文探討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中的運用。比較文學研究方法主要有四種類型：影響研究、平行研究、闡發研究、歷史類型學研究。文章探討前三種方法在當代文學研究中的具體運用，試圖在學術論文寫作范圍內比較文學研究方法在當代文學研究中的運用有所指導、幫助。

【關鍵詞】當代文學 比較文學研究 運用

就大多數情況而言，文學研究就是文學評論，文學研究方法就是文學評論方法。各個學科有著共同的基本的科學的研究方法，而針對具體學科，又都有專業性的研究方法。下面我就簡略談一下在當代文學研究中眾多專業方法中的比較文學研究方法及其運用。

二十世紀，是整個世界在各民族及其文化的急劇碰撞、交流中走向對話和交流的重要歷史階段，而二十一世紀是全球化的世紀，尤其經濟全球化更促使各民族文化跨出國門，世界文化交流更是頻繁。在這種情況下，比較文學作為一種“跨越國界和語言界限的文學比較”在文學交流日益頻繁的當代社會，受到眾多研究者的強烈關注。在當代文學研究中，不少學者在比較文學的研究框架中，還運用心理學、文化學、形式分析等多種方法，使文學比較研究深入全面。比較文學研究方法具有四種類型：最早的源于法國的“影響研究”，繼而又有美國首倡的“平行研究”，蘇聯創造的“歷史類型學研究”，中國提出的“闡發研究”。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中，主要運用“影響研究”、“平行研究”和“闡發研究”這三種研究方法。

比較文學研究中“影響研究”的法國學派注重國別影響，也就是研究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文學影響，通過具體的文本分析來印證有關“影響”的假設，凸顯作家作品之間的精神聯系。某個作家可以通過各種方法對外國作家及其作品有所了解，并且自己在寫作中可能受到他們的影響，如魯迅的有些小說就是受到外國文學的影響，在內容和形式上體現出了和傳統小說不同之處。這種研究方法目的在于尋找作家作品跨文化相互影響的規律，研究作家接受外來影響與個性創造的辨證關系，影響發生的原因、條件以及變化過程。“比較學者們對影響所作的界說大都強調它的外來性和隱含性。”在當代文學研究中，題材處理、主題原型、藝術風格、技巧等藝術創造的范圍內都可以運用比較文學研究的方法展開研究和比較。在中國當代文學中，很多作家受西方文學的影響，王蒙是比較突出的一位。我們都知道,王蒙作品中的幽默是一種“中西合璧”式的幽默，他從西方的“黑色幽默”里吸取了“濃縮的荒誕性”和“黑色的”戲劇性。并且我們知道，王蒙在十七年的創作中，在作品的結構方面獨樹一幟地采用意識流動結構法，可以很明顯地看到，他的這種寫法與西方的現代派的表現手法有著深刻的聯系，所以我們可以從這些方面，運用“影響研究”的方法研究西方文化對王蒙創作的影響。這方面論著如《論王蒙小說的文學空間》李珠魯(韓國仁濟大學中文系)就重點考察了王蒙小說所展現的文學空間形態及其性質,探討王蒙在藝術創作中如何運用現代主義的意識流交錯手法來結構作品，強調了西方意識流手法對王蒙小說創作的影響。再如許子東《當代小說探索與西方現代派文學影響》，就探討了西方文學流派對新時期小說創作的影響，《沈從文與精神分析學說》注重研究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學說對沈從文的文學創作的影響。當然，影響都是相互的，在看到西方文化對中國文學影響的同時，我們也要看到中國文化對其他文化的影響，要找到文化影響對作家作品影響的普遍規律。在當代文學中這樣的影響俯首皆是，我們要用發現的眼光更深入研究當代文學。

美國學派提倡的平行比較方法研究，提倡文學跨國界“共時性”研究，是“將那些相似、類似、卓然可比，但是并沒有直接關系的兩個民族（或幾個民族）文學，兩個（或多個）不同民族的作家，兩部（或多部）屬于不同民族文學的作品加以比較，研究其異同，并導出有益的結論。”也就是以文學作品為中心的比較方法。是對那些沒有事實聯系和影響的文學現象進行跨文化的對比研究，將不同的文學現象貫穿起來，揭示它們之間的邏輯和理論聯系，以探索世界文學創作的共通規律。平行比較方法包括兩種類別的研究，一是探討作品的類同，一是探討作品的對比。它并不是將兩種文學簡單地相比，而是在主題、題材、類型諸方面建立比較關系：以文學作品的主題為中心，考察同一主題在不同國家的文學里表現的異同點；以題材為中心，分析同一題材在不同國家文學中的不同處理；按照文學的不同類型進行分類比較，如風格比較、情節技巧比較、人物形象比較等等。如《〈天龍八部〉的原型分析（從〈俄狄浦斯王〉談起）》,這兩個作品乍看上去毫不相干，但作者通過深入研究從作品表層的巨大差異中找出了它們之間深刻的內在一致性。《不同國土上的荒野：中西女權主義文學批評的不同語境》、《廖輝英〈盲點〉與張愛玲〈金鎖記〉中的母親角色》等，都為我們的當代文學研究提供了廣闊的視野和有效的研究方法。對同一個國家的不同民族的文學作品也可以采用這種比較分析的方法。

在運用平行比較方法時，對比研究注重在某類現象的比較中尋找差異時，較多采用演繹思維方式，如對中西文學中吝嗇鬼形象的比較研究;類同研究在差異中尋找共同點時，則更多使用歸納思維方式，從個別中見一般，分析文學的社會、歷史土壤和文化條件的研究，如《〈莫須有先生傳〉與〈堂吉坷德〉之比較研究》。平行比較研究方法拓展了文學研究的領域，讓我們的視野更加開闊，在更廣大的空間中來研究文學，是大有裨益的。

中國提出的闡發研究，也就是用西方的理論闡發中國文學。這種研究方法在近十幾年受到學者相當的重視，并作出了相當的成績。比如用精神分析法來分析魯迅《狂人日記》中的狂人形象，可以更加透徹地看到狂人的無意識行為中隱藏的心理動機，能夠更好地理解狂人形象，進而為理解作品找到突破口。《藝術心理與政治心理的沖突——矛盾小說理性化傾斜的心理學闡釋》運用榮格的心理學理論分析矛盾的小說創作，可以說是另辟蹊徑，從非傳統研究方法中挖掘出作品更多的內容，讓我們看到了作品內容的更多層次。二十世紀西方在文學理論方面大有收獲，文學的各個環節，不管是作家、作品、讀者還是文學創作過程，都有一系列的理論，這些理論傳到中國，對當代文學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如結構主義理論，新批評理論、存在主義理論、女權主義理論、后現代主義理論等，我們在當代文學研究中，可以運用這些理論來尋找與當代文學的契合點，用它們的理論來分析文學作品，可以融會貫通，更加細致地解剖作品。《中韓當代女性小說的對比研究》就是運用女權主義的理論來分析中韓當代女性小說的異同。《須一瓜小說中的荒誕性》則是從存在主義的理論出發，看到須一瓜作品中的荒誕的性質。當然，不管我們運用什么理論去闡述文學作品，研究之前都要對一種理論模式做分析和選擇。另外我們還可以在尋找文學創作與歷史、宗教的聯系中，加深對文學的認識，如當代作家的宗教信仰對創作的影響，當代作家創作與佛教、道教文化的關系等。如賈平凹、孫犁等作家作品中傳遞出濃重的道家文化，就可以研究他們的創作與道家文化影響的關系等。

我們對中外的文學作品、作家進行比較研究，同時我們也不要忽略了在歷史縱向范圍內的對比研究，可以探討中國古代、近代文學對當代文學的影響，可以將不同時期的作家的創作行為及作品進行比較研究，如《張愛玲、王安憶小說創作中的市民意識比較》《異中有同的兩種中國味：觀照趙樹理和汪曾祺》等，可以加深我們對作品的理解，加深對文學的認識。

總的說來，新時期文學的比較研究，是一個容易出新的批評領域。借鑒新觀念、新方法，剖析比較研究對象，作出新穎而深入的發現、體現出鮮明的當代性特征。

比較文學研究論文:現代文學與比較文學研究

一、現代文學作家、社群與思潮

(一)戰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與文藝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陸學者文人隨國民政府來臺者眾，當時進入臺大任教的幾位師長，帶來了“五四”文學的精神，也開啟往后的現代文學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臺靜農，他是魯迅的學生，來臺后雖然轉向古典文學的教學與研究，但他的小說集《建塔者》、《地之子》，后來也出版了，使讀者一窺“五四”遺風。在外文系則以夏濟安為代表，他創辦《文學雜志》，帶動寫作風氣，影響了當時仍是學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締造了學院派文學雜志的成果。當時的青年學生輩，有來自大陸的學生，也有臺灣本地出生的青年，他們因為進入臺大就讀，受到這些老師前輩的啟發，以及同儕間的鼓舞，紛紛嶄露創作的才華，終于成為臺灣具有代表性的作家。這些學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葉慶炳、張健、吳宏一、柯慶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陳若曦、王文興、歐陽子、王禎和、杜國清、葉維廉等，各自在詩、散文、小說創作方面留下可貴的成果。林文月、葉慶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參與藍星詩社的創立，張健亦為藍星主要成員，杜國清、葉維廉則是笠詩社、創世紀詩社的重要成員。而以白先勇為主的《現代文學》雜志在1960年代創辦，陳若曦、王文興、歐陽子、王禎和等人，都是創始社員，共同推動現代主義的文學創作。

(二)文學雜志對現代思潮的譯介

由夏濟安主導的《文學雜志》創辦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結束。但這份刊物的影響是深遠的，它代表臺灣戰后初期的文學潮流中，一群學院里的師生對于文學的喜好和堅持，并開辟另一個有別于“戰斗文藝”的園地。他們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創作，文學理論的譯介、中西文學的相關論述也相當多，這個現象可以說開創了一種風氣，也就是將現代文學的創作和文學理論、西方文藝思潮連結，提供給創作者和讀者新穎的觀念。以白先勇為主導的《現代文學》深受其師長輩創辦的《文學雜志》之啟發，該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發行51期，由白先勇負責籌措資金，而外文系的幾位同學一同寫稿、譯稿和拉稿。比起《文學雜志》，《現代文學》更強調創新的精神，他們努力介紹各種西方的思潮、創作觀念，以便所寫的作品可以表達屬于現代人的藝術情感;對于西方文學與理論的介紹，《現代文學》更以“專號”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譯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紹，并附帶加以評論。除創刊號推出“卡夫卡專號”，也曾刊出多位諾貝爾文學獎作家的專號，對于艾略特的詩作與詩學，更前后刊出多期。《現代文學》編輯群對文學充滿熱情與執著，而這些譯介，為創作者與讀者帶來不同的視野，開拓更多元的文學品味。

二、比較文學的學科成立與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學雜志》、《現代文學》以譯介外國文學與理論為宗旨，進而啟發作家的創作以及解讀作品的角度，其實已略具比較文學的雛形。進入1970年代，臺大文學院更以三軌并進的方式———成立比較文學博士班、成立比較文學會以及結合《中外文學》，促進了比較文學在臺大扎根與茁壯。1970年，臺大外文系成立比較文學博士班，推動者是當時文學院院長朱立民與外文系主任顏元叔。但這個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學博士班的路線，反而希望結合外文系與中文系的學術資源，使學生可以同時接觸外國文學與中國文學，進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國/外國文學雙重視野的比較文學研究。紀秋郎、單德興、李有成、高大鵬、陳昭瑛、古佳艷等，都獲得此博士學位，成為外文、中文學界的優秀學者。近年臺大外文系雖已將比較文學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較文學仍是其修業與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學者與葉慶炳等四位中文系學者發起成立“中華民國比較文學會”，并藉此在《中外文學》開始介紹比較文學的觀念和發展;譬如《中外文學》創刊號(1972年6月)即刊登李達三著、周樹華與張漢良譯的《比較的思維習慣》，仿佛已經有所預告，2卷9期則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譯的《比較文學的目的與遠景》(1974年2月);其后則陸續有袁鶴翔《中西比較文學定義的探討》，李達三著、許文宏與馮明惠譯的《東西比較文學史的檢討》等文章，一路推進，顏元叔、胡耀恒、朱炎、葉維廉、張漢良、陳慧樺、古添洪等，都是比較文學的旗手。古添洪與陳慧樺編著的《比較文學的墾拓在臺灣》(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76年)、李達三的《比較文學研究之新方向》(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8年)二書，可說是最早結集的相關著作。而葉維廉、古添洪與陳慧樺在東大圖書公司主編的“比較文學”叢書，更可說是具體的成果。此外，結合外文、中文兩系教授的“中華民國比較文學會”，自1974年8月起對外擴大征求會員，凡大專院校教師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較文學者，皆可申請入會。而學會也每年度主辦國際或全國比較文學會議，開放對外征稿，相關的征稿主題、研究論文也都以專號的形式收錄在當期的《中外文學》或另一英文的比較文學刊物《淡江評論》(淡江大學外語學院出版);譬如第4屆國際比較文學會議主題為“比較文學與中國文學”(1983年8月)，第5屆主題為“現代主義與中西比較文學”(1987年5月);第25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主題為“災難、創傷與記憶”(2001年9月)、第30屆主題為“認同的變向:全球化時代的主體生成與轉化”(2006年5月);無論其主題是企圖與中國文學對話，或是呼應世界文學脈動，或是跨領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帶動臺灣學界的研究潮流，累積豐富的學術資源。外文系主導的比較文學博士班、比較文學會，再加上《中外文學》，形成了現代文學與比較文學研究的鐵三角。我們也可以發現，就在《現代文學》即將衰退之際，1972年6月，外文系與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發起創辦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學》。這些學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齊邦媛、顏元叔、胡耀恒與中文系鄭騫、葉慶炳等人;而該刊自創刊以來，迄今一直穩定出刊，在臺灣學術界已占有關鍵性的位置。《中外文學》創刊初期，系以顏元叔為主導人物，他引進新批評，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細讀洛夫的兩首詩》，掀起一串現代詩論戰;而后又連續登載王文興小說《家變》，并舉行座談會，引起各方注目、論辯，具體呈現學界與讀者大眾對這篇小說褒與貶的兩極化情形，也為現代主義小說的讀者反應留下珍貴的紀錄。《中外文學》也曾連載林文月翻譯的日本文學名著《源氏物語》、《枕草子》等書，引起很大的回響。該刊既命名為“中外”文學，除了對外國文學以及理論的譯介，當然也兼納對中國文學的研究論文。除現代文學研究外，也有對于古典文學的研究，可分為兩個類型，一是屬于中國文學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傳記考述、作品流派、文學史研究，另外更為突出的則是以西方文學理論來研究中國古典文學，例如張漢良的《“楊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結構》(1975年4月)，系以榮格的神話原型理論研究古典小說“楊林”、“枕中記”系列故事，這種研究視角深深地影響了此后臺灣學界對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也是比較文學研究的具體實踐。綜覽《中外文學》的文章，可知其編輯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較文學”在臺大外文系的扎根與開展著實有密切的關聯。《中外文學》在1980年代以后，逐漸聚焦在對當代文學理論與文化研究的介紹，例如精神分析、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女性主義、后現代、后殖民等理論，透過專題邀知名學者撰稿，無論是就理論觀念加以譯介，或是以文學作品為例實際操作，都成為后來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長了現代文學與文化的研究風氣。

三、現代文學、比較文學的教學與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為小說家白先勇、王文興等人的光環，“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說法也流傳一時。然而隨著中文系現代文學課程的增加與寫作風氣漸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現代文學研究的中文系學者，也日漸增多，“現代文學”遂形成中文系學術傳統的脈絡之一;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葉慶炳教授實有開創性的貢獻。而當代年輕一輩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陳幸蕙、簡，小說家郝譽翔、黃錦樹，詩人陳大為等，都是臺大中文系畢業。在外文系方面，雖以外國文學課程為主，但中文、外文兩系常有合作開課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興所授的現代小說、王建元所授的文學批評、齊邦媛所授的高級英文(講授英美小說與詩)等，系為中文系而開;中文系也長期為外文系開設中國文學史課程;因此除了在文學雜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課程、師資的援引上，中文與外文兩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關系，共同擔負文學教育的責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臺大成立臺灣文學研究所(簡稱臺文所)，因為課程設計與發展方向的關系，進入臺文所的學生，不乏已經有現代文學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學界嶄露頭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專業取向，臺文所加入了現代文學、比較文學研究的陣容。按，臺灣文學的發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歷史，除1930、1960年代是現代主義興盛時期外，臺灣文學的多元性，以及與日本文學、中國文學乃至世界文學的關聯，都可以從中發掘比較文學的議題。是故，臺大教授對現代文學、比較文學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紹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現代散文研究、陳翠英的現代小說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現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藝/社會思潮研究、張小虹的性別/同志文學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劉亮雅的臺灣后殖民小說研究、朱偉誠的同志文學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臺文所教授對于現代文學研究可說更有推波助瀾的作用，例如柯慶明的現代主義文學研究，郭玉雯的張愛玲小說研究，王文興小說研究，梅家玲的現代小說研究、眷村小說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現代詩、女性文學研究，都已出版相關的學術論著。另外，黃美娥的日治時期臺灣通俗文學研究、張文薰的日治時期臺灣新文學研究以及蘇碩斌的臺灣都市文化與文學研究，也都為現代文學研究擴充了領域與視角。

四、結語

展望歷年來的臺大師生藉由現代文學創作、譯介與發行文學刊物的成果，和臺灣文壇產生密切的互動，在現代文學與比較文學的研究上更有開創性、主導性與關鍵性的位置。現今，為了促進現代文學研究，總圖書館也積極展開作家手稿資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禎和、王文興、林文月與葉維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較文學的觀念和方法，也已成為學術研究的常模，相信臺大教授與研究生將秉此深厚的人文傳統，在新世紀共同勾勒出臺大、現代文學、比較文學以及文學史的復雜網絡。

作者：洪淑苓 單位：臺灣大學

比較文學研究論文:比較文學研究中的翻譯與誤讀

［摘要］在比較文學的研究當中，由于文學作品的翻譯涉及到兩種不同文化的差異，因此翻譯不再單純地是兩種不同文化間文字符號的轉換，在翻譯過程中會出現一些誤讀現象。本文側重了解閱讀過程中產生的誤讀含義及其產生的原因，闡述了翻譯誤讀對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學發展的積極和消極作用，為了促進跨文化交際和世界文學的發展，我們應該慎重對待誤讀。

［關鍵詞］翻譯;誤讀;文學

引言

20世紀80年代后期，比較文學翻譯的研究出現了由原來單純的語言層面的翻譯向了解文化的轉變。而伴著全世界經濟的迅猛增長，兩種不同文化之間的溝通也隨之增加。兩種不同的文化間的溝通也就是用一種語言去認識和解釋另外一種語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種文化里的人們在認識和理解另外一種文化的時候，常常會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維形式去對其他文化進行理解，這種情況或多或少就會產生一些文化誤讀。而在文化理解的過程中翻譯是一種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兩種文化的文學作品的時候，翻譯也會存在一些誤讀現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誤讀?為什么會出現這種誤讀現象，并且這種現象對翻譯起著怎么樣的作用呢?筆者將在本文中逐一探討。

一、誤讀定義及內涵

誤讀是產生在閱讀文學作品中的一種現象。它是指閱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對原有內容本身的含義和內容曲解，進行了錯誤性的閱讀。讀者對于閱讀內容通常可以分為“正讀”和“誤讀”。“正讀”是讀者能夠正確理解作品的內涵、藝術價值和作者的創作目的;而“誤讀”則是不能正確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圖。樂黛云教授曾經給對誤讀進行過這樣的解釋，那就是誤讀是讀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維形式，行為方式和生活習慣去了解另外一種文化的理解方式。20世紀60年代后期，美國當代著名文學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就曾經提出一個非常著名的文學理論－－即“影響即誤讀”理論，并且用此理論給“誤讀”定下一個新的含義。布魯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閱讀文學作品時，讀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義進行理解，多多少少會有一些修改和創造。實際上很多人認為跨文化之間的文學閱讀是一種“重新創造”，是另外一種創造性的閱讀，多多少少都會出現一些“誤讀”現象。

二、翻譯活動中的誤讀

翻譯是我們在進行兩種或多種文化溝通中所使用的一個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種方面來說，它所進行的過程里會不斷出現由原來一種文化對另外一種或多種文化的誤讀。在我們進行翻譯時出現的文化誤讀實際是指翻譯者因為受到主觀和客觀因素的影響近而錯誤地對原文進行加工改造，并把這些經過加工改造的錯誤文化信息展示到譯文中。如果從主觀性的角度上看，翻譯者在進行文學比較時所出現的翻譯誤讀又可以分成兩種，一種是蓄意誤讀，另外一種是無意誤讀。蓄意文化誤讀是翻譯者由于受本身主觀動機的制約從而造成的誤讀，是一種有意識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無意文化誤讀一般是指翻譯者的語言底蘊不夠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負責任的態度，錯誤地把不正確的文化信息譯到譯文當中，從而造成了非常嚴重的誤譯或錯譯。每一部文學作品都體現著它所代表的時代和環境，有著非常豐富的文化底蘊。為了了解另外一種文化，進行跨文化間的交流，翻譯是我們常常使用的一種媒介手段。所以當翻譯工作者對某一文學作品進行翻譯時，他也就在進行一種跨文化間的交流，從一種文化進入另外一種文化。對這兩種不同的文化進行對照、比較、研究，最后創作出他的譯文。但是由于兩種不同的文化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差異，所以翻譯者在進行翻譯的時候要充分地評估自己的譯文，不能出現過大或過多的誤譯或錯譯。翻譯者要充分思考如何處理文化差異的問題。光從表面上來看，在翻譯的過程中出現的誤讀沒有傳達出翻譯的“信”，沒有體現出對原文的忠實性。但是，我們不能僅從表面來看，只是重視討論譯文對原文的忠實度，沒有從文化的層面上去看這個問題，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傳承。有些譯者為了讓廣大讀者能夠對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譯一些國外的作品時按照自身文化習慣把外國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譯過來。這也說明，翻譯僅用“信”即忠實原文這樣的標準定位為唯一的標準的話，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為它脫離了實際社會和環境，沒有體現出該部作品的文化價值和社會意義。翻譯過程必須是從多個角度，多個層面，對目標語言進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譯中產生誤讀的原因

眾所周知，在比較文學翻譯研究當中，因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譯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譯誤讀現象的發生的，而且這種現象出現的頻率還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內涵的文學作品都會有它自己獨特的性質，例如語言習慣和思維方式等特質，并且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種語言文化中體現出來。并且翻譯活動還存在時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進行翻譯，或多或少體現翻譯者所在的時代和文化的環境。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讀者由于風俗習慣、知識框架和思維模式上都有著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這樣的讀者就會有著不同的“期待視野”。這種讀者所獨有的“期待視野”事實上在他閱讀另外一種文化的文學作品前就已經有了的觀點、立場和思想方法等。這也造成了翻譯者對原文文本內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觀想法，而這種新創造出來的主觀想法就會對原文化中的文學作品造成一定的誤讀。這樣在翻譯的過程中進行一些創造性的翻譯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譯跨文化的文學作品時，因為翻譯者不同的“期待視野”，創作出來的譯文也會有不同的解讀。為了不斷地滿足讀者所持有的期待視野，有些翻譯者就會對原有作品不斷地進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譯文可以在譯文的文化和環境中獲得廣大讀者的認可和喜愛。正如我們所了解的翻譯家林紓，他翻譯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譯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圖的曲解和添加，這就擴大了讀者的文化視野。他在翻譯外文作品的時候，同時兼顧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并用能夠讓中國讀者理解的中國文化詮釋或誤讀西方的作品。在這里我們需要知道的是，翻譯者文學翻譯過程中先是一位讀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譯工作者。

四、文學翻譯中文化誤讀的作用

在不同時代、不同環境中，文學作品會被重新理解并產生一些新的含義，所以它會體現當時的時代和環境的情況，甚至會超越那個時代和環境。在不同時期，不同環境的影響下，翻譯存在著誤讀。也是這樣在翻譯中出現的誤讀讓譯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學作品的審美含義。這樣在歷史的角度上看，這種主體文化被翻譯中出現的誤讀體現得更為豐富了，這也對歷史文化發展和文化溝通交流起著非常重要的推進意義。而且還能從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擴展譯文文化的解讀。例如，由于受到時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權利是人類生活中最強的意志。按照德國人文化意識的解釋，那就是“我愿成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權利的人持有一種“像對待蚊蟲一樣，無任何良心的悲憫擊斃它。”的態度來對待那些等級比較低并沒有任何權利的人們;而當年茅盾對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誤讀。茅盾的解讀是:“唯其人類有這‘向權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隸來茍活，要不怕強權去奮斗。要求解放，要求自決都是從這里出發。倘然只是求生，則豬和狗的生活一樣也是求生的生活。”從上述解釋中可知，文學翻譯中的文化誤讀在特定的歷史、政治、和文化的語境下，會產生出非常豐富的譯文文化的藝術表達，這樣可以不斷啟發翻譯者文學意識，讓文學創作和翻譯過程形成一種互相影響，互相作用、互相制約的關系。同時，因為譯文中出現的文化誤讀不能正確地表達外來文化的內容，會造成錯誤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溝通。而研究這種文化誤讀現象也會幫助了解本土文化對外來文化的吸收和消化。這在客觀上非常利于譯文文化文學的發展。反之，在某種意義上來講，翻譯誤讀也對文學的發展有一些不好的影響。眾所周知，翻譯誤讀實際上就是對原文化文學作品的錯誤認識，修改了原文的真實含義，這樣就會造成文學作品在交流和傳承的過程中有所流失和誤譯。譯文的讀者不能夠正確全面認識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實含義和精神本質，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體現的就會不充分。所以在翻譯過程中，為了能夠更好地促進跨文化之間的交流，翻譯者還要盡量減少一些不必要的誤讀。

五、結語

文化誤讀常常會出現在文學翻譯，這種現象顯而易見的。由于受到時代、環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學翻譯中文化誤讀鮮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間的沖突、曲解與修改，我們需要做的就是讓一種文化的文學作品在另外一種新的文化和環境里獲得了新的詮釋。也就是說翻譯實際上是一種文學的創造性行為，是翻譯者根據自己處于的生活環境和文化影響所進行的一種創造性文學創作。但是這種創造性文學創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說原有的文學作品所體現的內容和創作出來的譯文同時都要限制翻譯者。翻譯者只能在讀者能夠接受的限度里發揮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觀性。同時，翻譯者還要考慮讀者和譯文的接受語境。所以，翻譯不是單一的創作性活動，它是不同的兩種語言文化體系的相互制約。翻譯者既是表達原文內容的人，還是原著內容的重新解讀的人。從文學發展的角度上來看，翻譯工作者的任務不應該單純復原和傳達原文學作品所表達的全部含義，還應該在理解作者寫作意圖和原作品內容的基礎上創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對跨文化交際之間的文學交流有益的作品。

作者：姜旭 單位：黑龍江工業學院

比較文學研究論文:語文課本中比較文學研究

筆者所從教的中學語文課本選有一定數量的外國文學作品。初中計14篇，高中計10篇，其中不乏膾炙人口、情文并茂的名篇佳作，在世界文學史上也占據一定的地位。編者基于“文道統一”的原則，一方面使學生通過學習能領會作品的藝術特色，另一方面于作品本身所蘊含的深意給學生以啟迪。作為教學活動主導者——教師，怎樣才能教好這些外國文學作品，并通過這個“窗口”來開闊學生的視野，使其對龐雜的世界增加感知和了解，一直是值得關注的問題。

一、比較文學定義

比較文學是一門獨立學科，最早形成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法國。比較文學既不是“比較”，也不是“文學”，它是一門開放性、多方位的動態學科，其定義為：研究兩種語言、兩種民族關系之間，文學與其他藝術形式之間以及其他意識形態和相互關系的學科。學習這門學科，掌握比較文學研究的一般方法，對于中學語文教師既可以擴大視野、豐富知識，又可以在課堂上運用比較研究的方法，指導學生通過學習作品來了解世界，并把課內講授與課外閱讀有機結合，培養學習的興趣，拓寬學生的思維，使其具有全球意識。這種隱性作用，一旦發揮出來，這些經過培養的21世紀人才，不論在專業還是在建設上都會取得更大的成績，做出更大的貢獻，從而落實了教育的目的。

二、比較文學研究

在教學中，我們可以把主題相同的作品加以歸類分析，進行平行研究：第一，將楊沫的《堅強的戰士》與伏契克的《二六七號牢房》進行比較，兩文都是以反抗殖民者和法西斯的壓迫而在獄中斗爭為主題，通過詳細而具體的獄中人不屈不撓的斗爭歷程，贊揚了革命者的頑強意志和勇于獻身的精神。兩者不同的是，伏契克的作品屬于報告文學，真實動人；楊沫的《青春之歌》則是長篇小說。結合歷史的學習可以使學生了解當時風起云涌的斗爭情況以及法西斯必然滅亡的規律。第二，學習都德的《最后一課》，可指導學生課外閱讀鄭振鐸的《最后一課》。它們反映的都是外族入侵使本國語言禁教的故事，敘述了在淪陷區上最后一堂國語課的感人情景。作者細膩刻畫主人公的心理活動及思想斗爭，充滿著對祖國的摯愛之情以及對侵略者的切齒仇恨。文章在生動處，催人淚下。學習這樣的作品，能使學生受到深刻的愛國主義教育，收到良好的效果。第三，在入選的外國文學作品中，不少篇幅揭露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黑暗本質，批判了它腐朽的金錢制度。如《最好的顧客》《競選州長》《我的叔叔于勒》《警察與贊美詩》等文均從不同角度不同側面對資本主義社會冷漠的人際關系和墮落腐敗的制度作了曝光。作者雖然不屬一國，他們對資本主義的認識卻是一致的。通過這些文章，學生對所謂“先進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就能有正確的認識。平行研究的題材學是研究同一題材在不同國家中的發展變異，運用這種方法，講授巴爾扎克的《守財奴》時可聯系各國形形色色的同類人物，像果戈里的《死魂靈》的潑留希金，吳敬梓的《儒林外史》中的嚴監生等，分析作品便可以發現特殊時代背景造就特殊的守財奴，有資本主義初期的，有封建社會末期的，有封建社會中期的，他們都具有貪婪、吝嗇的本質，但他們也各不相同，如潑留希金呆板地守財，以致所有的家產都毀掉；葛朗臺視金錢甚于生命，毫無夫妻、父女之情；嚴監生吝嗇到令人發噱的地步。經過類比分析，學生對“守財奴”形象系列就會具有全面的認識，并于理論的高度加以批判。再如高爾基的《母親》敘述了二十世紀初一個由逆來順受，備受壓迫的普通勞動婦女成長為一名無產階級英雄的過程。母親葉尼夫娜就是這一過程中的一個典型。作為同種題材的葉圣陶的《夜》塑造了一個由悲痛到憤怒、由怯弱到勇敢的母親形象。反對派的瘋狂屠殺，普通家庭的悲慘遭遇，人民群眾經受的深重災難是母親轉變的原因。兩文都熱情謳歌了母性寬廣偉大的心胸，反映了正義的革命必勝，同時也闡發出斗爭使人堅強的真理。用影響研究的方法，從淵源學的角度，我們發現魯迅的《狂人日記》是受了果戈里作品的影響。果戈里的《狂人日記》在主題、人物、情節、風格和語言諸方面成了魯迅作品的淵源。魯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里說過：“但《狂人日記》意在暴露家庭制度和禮教的弊害，都比果戈里的憂憤深廣……”就是說兩篇同名作品分別塑造了兩個時代的狂人，而魯迅筆下的狂人要比果戈里筆下的狂人“憂憤深廣”，也可以說青出于藍而勝于藍。以“救救孩子”作結，喊出了時代的呼吁，令人不由猛然警醒。讓學生了解兩篇作品的內容，理解其中的淵源并著重分析魯迅作品的現實意義，對于認識魯迅的短篇創作是大有裨益的。

三、結束語

經過課外的閱讀就會發現世界各國的文學，無論在主題還是風格上都有相同或者同中有異的特點，這是世界文學的規律。運用比較文學，可以系統的把外國文學作品和中國文學作品加以比較，這就以理性的角度使學生對世界有了更深一步的感知。對于中學生來說，要學好課本中的外國文學作品僅僅滿足于課本是不夠的，除了要讀一些輔導書、參考書之外，還要盡可能地多讀些外國文學作品。時代需求更多的人才，因此掌握科學的方法，通過作品來了解外國，對于中學生不啻為一條捷徑。

作者：周琳 單位：寧夏石嘴山市光明中學

比較文學研究論文:全球化背景下的比較文學研究

一、比較文學對于文學研究的意義

比較文學的產生及發展對于文學研究有不可取代的貢獻和意義

1.拓寬視野，擴展研究領域

比較文學是一門跨語言，跨學科，跨文化，跨民族的包容性極強的學科，它跨越和打破了民族，語言，文化的障礙，雙邊及多邊的事業取代了單一的文學視角，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們更能廣泛地理解各文學及文化之間的差異及聯系，大大擴寬了研究視野。比較文學的研究體系包括影響研究，平行研究，歷史類型學研究，闡發學研究，跨學科研究等。影響研究的范圍包括流傳學，淵源學，媒介學；平行研究的范圍包括主題學，形象學，文類學，比較詩學等；文類學是對于文學種類，文學體裁的比較研究；主題學是研究同一主題在不同民族文學中的不同表現形態及其形成原因，發展過程，包括題材，人物，母題等的比較研究；比較詩學是對各民族文學理論的比較研究；形象學專門研究一個民族文學中其他民族（異國）的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體系中，文學作品如何構建它種文化的現象。這樣，比較文學涉及及涵蓋了許多領域，角度，跨越了多種聯系，大大擴寬了研究領域和視角。比較文學的跨學科研究涉及廣泛的領域，但仍然以文學為中心，但文學與眾多學科都有聯系，也可以跨越眾多學科，與藝術的其他門類緊密相連，如音樂、繪畫、雕塑、戲劇、電影等等；與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相互滲透，如哲學、社會學、文化學，歷史學，語言學等；與自然科學也彼此關聯。

2.百家爭鳴，促進多元文化并存

比較文學是一門跨越國家的學科，它研究各種文化形態下的文學現象，仔細研究各種文化形態下的特征和規律。不管作家作品的水平高低與名聲多響，不受國際，文化等因素的影響，使各種文學形式，文化形式相互了解，相互借鑒，取長補短，共同發展。比較文學這一跨越與包容的學科，使百家爭鳴，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諧”現象得以實現。它曾突破了法，美學派的二元對立，改變了歐洲中心論的文化僵局，將對歷史與金泰的多種國家與民族間交流的認識及思維模式打開，使各種文化平等交流得以實現，使百家爭鳴的局面得以實現，促進了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諧局面的實現。

3.文化交流，推動文學發展

比較文學是在各國家，各民族文學相互交流，各種文化相互交流之上發展起來的。反過來，比較文學也將會促進文化交流，推動文學發展。比較文學的跨越性，跨越了文化，民族，學科，語言，是一個開放性的寬領域，大視野的研究學科。在其研究過程中必然會對不同的文化，文學及其它文學，文化現象加以比較進行研究，這樣就會使兩個不同的文化群體對對方有一些清晰深入的認識，這種認識和理解就是一種文化交流，并在某種成都市反映到文學上，不知不覺中推動了文學的發展。

二、比較文學易陷入的誤區比較文學有兩個易陷入的誤區需要注意一下

1. 認識的誤區

有的學者認為“比較文學”就是比較不同國家、民族、文化的作家作品，或者不同文學文化現象之間的異同。他們認為只要找到了兩者或多者的異同，并挖掘出原因，他們的研究就成功了。但有些學者認為真正的比較研究一定要有一個特定的文化和學術背景，說明為什么要選擇做這樣的研究課題的原因及做了這樣的研究能得出什么樣的結論。所以說要想做好比較文學的研究，就一定要對著一門學科有個正確的認識，對所研究的課題有個深入的認識和挖掘。

2.比較的誤區

有些學者認為，不同國家，民族，文化之間的文學現象只要存在相似性就可以進行比較研究。有些論文只要找到了一些相似點就匆忙進行對比研究，結果得不出什么結論，或者得出的結論沒有說服力和意義。這樣的比較研究只能說是淺層次的研究，因為沒有得出有價值性的結論。對于文學或文化的研究是通過對作品及文化有深入地了解并精讀，品味才得出的可比性，而不是在表面上看有相似性或差異性就進行對比研究的，要注意差異性不等于可比性。對精細品味之后對可比性進行研究并得出結論，才是比較文學的真諦了。

三、結語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比較文學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比較文學對于文學研究的意義也愈加顯現，不僅開拓了比較的視野，促進了多元文化的共存，還加強了各民族各種文化的交流和發展。但在進行研究的同時要注意兩個誤區，深入認識比較文學這一學科及研究方法，并作出有價值的研究結論。

作者：王文靜 單位：內蒙古大學外國語學院

比較文學研究論文:大學語文比較文學研究

一、影響研究在教學中的應用

影響研究是比較文學法國學派的首創。所謂影響，并不是在一個民族內部文學或者作家的相互影響，而是一個民族內部所不具有的外來因素。影響研究就是要運用充分可靠的材料來闡明不同民族文學之間互相影響、互相借鑒的事實，探討其中的規律。西方文學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產生和發展產生了形成性的影響。《大學語文》中有許多是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的名篇，可以采用影響研究的方法來分析。比如用影響研究的方法分析教材中涉及的張愛玲的《我的天才夢》、王蒙的《語言的功能和陷阱》、戴望舒的《蕭紅墓畔口占》和馮至的詩歌《為什么能從我們身上脫落》等，主要探討西方文學的藝術特點或者文化思想對我國現代文學造成的影響。

（一）分析外國文學藝術上的影響

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的許多文體均受到西方文學的影響，包括在我國古典文學中占主導地位的詩歌和散文。通過分析這種影響，可以加深學生對文學作品藝術特點的認識。以《語言的功能和陷阱》為例。這是王蒙在2004年受聘南開大學兼職教授時發表的演講，可以看成是一篇論述語言功用的論文。筆者在分析這篇文章的藝術特點的時候，有意引導學生將這篇文章的論說方式與中國古代文論中詩話、詞話的形式進行了對比。王蒙的文章是以邏輯分析為主，而傳統文論中的詩話、詞話則是主要采用感悟的方式。王蒙采取的這種言說方式，其實就是西方文論的言說方式，兩千多年前亞里士多德的《詩論》已經采用了這種言說方式。許多同學認為，這樣的講解方式加深了他們對中西方文論的認識，也使他們認識到中西思維方式的不同導致了中西文論言說方式的不同。

（二）探討外國文學思想上的影響

漢語不僅是文學形式的載體，在更深層次上它是思想的載體。西方文學不僅對中國現代文學的藝術特點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更為重要的是它給中國現代文學帶來了新的思想。通過分析現代文學中某些篇章的思想淵源，可以使學生更深刻地明白作者或者作品的深刻思想。筆者在講授張愛玲、錢鐘書和馮至等名家作品的時候，分析了西方文藝思想對他們的影響。在張愛玲一講中，以《傾城之戀》為例，與學生共同探討了西方個人主義對張愛玲的影響。張愛玲在其小說名篇《傾城之戀》中現身評論說：“在這兵荒馬亂的時代，個人主義者總是無處容身的，可是總有地方容得下一隊平凡的夫妻”。我們就以這句話為由頭，討論白流蘇和范柳原是不是個人主義者。大部分同學認為白流蘇和范柳原是個人主義者，因為兩個人都是自私的人，在戀愛的過程中機關算盡。在學生發表完意見之后，我給學生分析了個人主義的淵源以及個人主義的本質。通過我的分析和講述，學生明白了張愛玲在某種程度上誤讀了西方的個人主義。真正的個人主義，不僅是高度重視個人自由、強調自我支配的個人或自我，而且是建立在不損害他人利益的基礎上的。通過影響分析，學生不但加深了對中國作家作品的認識，而且認識到了各種思想來到中國之后經歷了一個“中國化”的過程。

二、平行研究在教學中的應用

平行研究是比較文學美國學派的理論基石。平行研究是對那些沒有事實聯系的不同民族的作家、作品和文學現象進行研究，比較其異同，并在此基礎上引出有價值的結論。相對于影響研究而言，平行研究擺脫了“事實聯系”的限制，具有更大的自由性。在大學語文的教學過程中，既可以將文中的某些內容拿來進行平行比較，也可以將整部作品與其他民族的文學作品進行比較。

（一）課文局部內容的平行分析

大學語文教材中有一些篇章是學貫中西的大學者所創作。在這些文章中，學者站在中西文化交匯的立場上，將中西文化進行了對比。其中一些言論是這些學者多年思考和深入體味中西文化的結果，因此是振聾發聵的。但是由于多種原因，論者沒有將一些觀點進行進一步論述。在教學中可將一些觀點作進一步解釋，以便學生能夠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思想。《序二篇》是季羨林和陳省身為范曾所作詩劇《莊子顯靈記》寫的序。季羨林在序文中說，中西方在處理人和大自然關系的時候采用了不同的態度，西方主張“征服自然”，而中國則主張“天人合一”。這個論點無疑是非常深刻的。為了讓學生理解這個觀點，我們在分析這兩種態度時，將愛琴海的地理特點、黃河中下游的地理特點與中西文明的產生聯系起來。愛琴海的地理特點導致了西方商業社會的發達，而黃河中下游一馬平川、適合耕作的特點，則導致了中國農業社會的發達。西方商業社會的發達使人們傾向于“征服自然”，而中國農業社會使人們更傾向于“天人合一”。接下來還分析了這兩種態度在文學上的表現。深入分析季羨林、傅雷等學術大師對中外文學、文化的看法，可以使學生更好地了解大師們的思想，也可以進一步引發他們對大學語文的興趣。

（二）作品的平行比較

作品的平行比較是一個較為自由的研究范圍，它既可以把不同民族文學作品的藝術特點放在一起進行比較，也可以將它們的藝術思想進行比較。在大學語文教學中引入作品平行比較，將大大增加教學的信息量。許多學生覺得《詩經》里面的許多詩歌已經耳熟能詳，《詩經》的藝術特點已經爛熟于心，因此對學習教材中所選《蒹葭》不怎么感興趣。為此，筆者嘗試了一種新的方法。在講述這篇詩歌的時候，將它與象征主義詩人里爾克的《嚴重的時刻》進行對比。我將兩首詩歌誦讀之后，許多學生憑直覺發現這兩首詩歌具有不同的美學特色，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導致了兩篇詩歌風格的迥異。當學生急切想知道原因的時候，我展開了層層分析。最終學生認識到，《嚴重的時刻》表現了生命的真實存在狀態———人生的荒謬，而《蒹葭》則體現了一種虛無縹緲的審美意境。《嚴重的時刻》表現的是生活的“真”，而《蒹葭》反映的是生活的“審美”。教學中運用平行比較的方法，可以使學生產生耳目一新的感覺，從而提高他們對大學語文的興趣；同時也可使學生加深對具體作品的理解，深化對不同民族文學特性的認識。

三、跨學科研究在教學中的應用

跨學科研究是比較文學中后起的一種研究類型，它以文學研究為中心，探討文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的關系。20世紀后半葉，文學的跨學科研究如文學與哲學、文學與宗教、文學與人類學、文學與心理學、文學與其他藝術等，已有長足的進步。中國語言文學與其他學科之間存在著或隱或顯、或大或小的關系。從這種關系入手，可以使學生觸類旁通，深化對課文的感悟和認知。大學語文教學中運用跨學科研究方法，可從語文與藝術學科之間的關系、語文與社會科學的關系入手。

（一）語文與藝術學科之間的打通

在中國古代，詩、樂、舞三者是緊密結合的。音樂、舞蹈、美術的變遷往往也影響著語言文學的發生與發展。許多大學語文老師在講述中國古代文學作品的時候，只是考慮到了文學的藝術特點與思想主旨，而淡化或者忽略了文學與其他藝術學科之間的聯系，因此難以收到理想的效果。應當將文學與其他藝術學科聯系起來。比如講解《詩經》，就可以適當分析《詩經》文本與音樂之間的關系；講授《春江花月夜》，可以將詩歌與音樂、繪畫、舞蹈聯系起來。筆者在講授《春江花月夜》的過程中，先朗誦詩歌文本，接著讓學生初步分析這首詩歌的藝術特色，然后讓他們聽同名的民族管弦樂曲、欣賞同名的舞蹈、觀看同名的繪畫。同學們發現《春江花月夜》在不同的藝術形式下，呈現出形態各異卻又大致相似的藝術特點。于是，引導大家共同尋找它們的相似點。最后，同學們終于發現各種形態的《春江花月夜》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意境美。這樣，通過學習《春江花月夜》，同學們不但深化了對中國古典詩歌藝術特點的了解，而且明白了意境美是中國傳統藝術的共同特點。

（二）語文與人文社會科學的打通

大學語文教學中，不僅可以打通語文與藝術科學之間的關系，而且可以打通語文與人文社會科學之間的關系。僅僅局限在文學作品本身，認識的境界就不大寬廣。將文學與哲學、歷史等學科聯系起來，大學語文的講授就會達到一個新的境界，使學生覺得既生動又深刻。講解教材中的許多古代文學名篇，都可以從歷史、哲學和社會科學等角度去挖掘它們所蘊含的社科內容。比如講授《莊子?秋水》，不僅分析它藝術特點和思想主旨，而且還應該進一步從歷史和文化的角度分析莊子思想對中國古代文人的影響，使學生看到道家思想的積極意義。

總之，在大學語文教學中運用跨學科的方法，將文學與其他學科聯系起來，可以增強課堂的趣味性，深化學生對文學作品思想內涵和藝術特點的認識。四、結語在當今信息空前發達的社會背景下，大學語文的教學不能局限在文學作品的字詞知識、段落大意、藝術特點等方面，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都需要與時俱進。比較文學是一門以跨越與打通為宗旨的學科，將它的一些研究方法運用于大學語文教學中，可以使大學語文的課堂產生更多會意的微笑和深沉的思考，可以使學生的思維跨越學科、民族之間的界限，做到融會貫通，從而使學生的人文素養和審美水平達到一個新的高度。

比較文學研究論文:比較文學研究中的文學與哲學

比較文學的跨學科研究是基于人類文化各子系統的互滲及各學科門類的混生而提出的，它應和了人類認識世界的歷程及知識系統的發展規律，是對比較文學“跨越性”的新闡釋。正式的跨學科研究概念是1961年，由美國學者亨利?雷馬克提出的，他在《比較文學的定義和功用》(ComparativeLitera-ture，ItsDefinitionandFunction)一文中說:“比較文學是超出一國范圍之外的文學研究，并且研究文學與其他知識和信仰領域之間的關系，包括藝術(如繪畫、雕塑、建筑、音樂)、哲學、歷史、社會科學(如政治、經濟、社會學)、自然科學、宗教，等等。簡言之，比較文學是一國文學與另一國或多國文學的比較，是文學與人類其他表現領域的比較。”［1］文學與哲學同屬社會科學，在比較文學跨學科研究的諸多領域中尤其重要。哲學探索的是關于知識、真理、理性、現實、意義、精神和價值的問題，文學也以此為中心，兩者關系密切。正如王國維所說:“詩人之所悲歌，哲學者之所瞑想，與夫古代諸國民之傳說若出一揆。”［2］16“哲學”一詞，在西方意謂“愛智慧”，在中國也與智慧相關，“哲，智也”(《爾雅》)，“哲夫成城，哲婦傾城”(《詩經?大雅?瞻卬》)。西方傳統中的譬喻“鏡”與中國古代的“文以載道”都說明了文學與世界及對世界之反思的關系，當然也包括與反思之抽象結晶———哲學的關系。因此，對文學與哲學展開跨學科研究既有學理依據，也有重要意義。

一、文學與哲學跨學科研究的可能

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在學科分類不明晰的古代，文學與哲學都是混生互滲的關系，表現為哲學的文學化或文學的哲學化。遠在古希臘時期，學者們就從與哲學的混生互滲中研究文學。畢達哥拉斯認為宇宙萬物的本源為“數”，從這個基本觀點出發，畢達哥拉斯學派從數量比例關系角度探尋文學藝術，提出“美是和諧統一”。赫拉克利特用樸素的辯證唯物主義觀點研究文學藝術，提出“藝術模仿自然”，藝術與自然都在對立排斥中追求和諧，“自然是由聯合對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諧，而不是由聯合同類的東西。藝術也是這樣造成和諧的，顯然是由于模仿自然”。美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最美麗的猴子與人類比起來也是丑陋的……最智慧的人和神比起來，無論在智慧、美麗和其他方面，都像一只猴子”。德謨克利特認為宇宙萬物是由不可分割的原子構成的，原子流放射出來造成影像，作用于人的感官與心靈，形成人對事物的認識。根據這一樸素的唯物認識論，德謨克利特建立了自己的文藝觀，認為“文藝模仿自然”，“從蜘蛛我們學會了織布和縫補;從燕子學會了造房子;從天鵝和黃鶯等歌唱的鳥學會了唱歌”，而追求和創造美“是一個神圣的心靈的標志”［4］4。蘇格拉底哲學的中心是神學目的論，認為宇宙、自然、人和藝術都是由神創造的，神創造自然和藝術是為了滿足人的欲望，從這種神學目的論出發，他認為判斷美的標準應是對人是否有用，有用即美，無用即丑。柏拉圖的文藝理論是其哲學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他把理式設定為宇宙的本體，認為理式世界是真實的，現象世界是對理式世界的模仿，文學藝術又是對現象世界的模仿，“他們的產品和真實體隔著三層”，“在我看，他如果對于所模仿的事物有真知識，他就不愿模仿它們，寧愿制造它們，留下許多豐功偉績，供后世人紀念。他會寧愿做詩人所歌頌的英雄，不愿做歌頌英雄的詩人”。在柏拉圖的理想國里，哲學家是最高等級的人，是理智的化身，而詩人以虛構的謊言褻瀆神明、貶低英雄、摧殘人的理性，投合人性中低劣的“無理性部分”，應該被逐出理想國。“我們現在理應抓住詩人，把他和畫家擺在一個隊伍里，因為他有兩點類似畫家，頭一點是他的作品對于真理沒有多大價值;其次，他逢迎人性中低劣的部分。這就是第一個理由，我們要拒絕他進到一個政治修明的國家里來，因為他培養發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殘理性的部分。一個國家的權柄落到一批壞人手里，好人就被殘害。模仿詩人對于人心也是如此，他種下惡因，逢迎人心的無理性的部分(這是不能判別大小，以為同一事物時而大，時而小的那一部分)，并且制造出一些和真理相隔甚遠的影象”。留在理想國中的詩人只許描寫公民的誠實、勇敢、節制等美好品行，歌頌神靈和英雄的美好性格，“除掉頌神的和贊美好人的詩歌以外，不準一切詩歌闖入國境。如果你讓步，準許甘言蜜語的抒情詩或史詩進來，你的國家的皇帝就是快感和痛感，而不是法律和古今公認的最好的道理了”。

亞里士多德繼承了“文藝模仿自然”的思想，但反對柏拉圖對現象世界和文學藝術的貶低。他認為現象世界是“第一實體”，文學藝術反映現象世界的本質和規律，不僅是真實的，而且富有哲學意味:“詩人的職責不在于描述已發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發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發生的事。歷史家與詩人的差別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韻文’;希羅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寫為‘韻文’，但仍是一種歷史，有沒有韻律都是一樣;兩者的差別在于一敘述已發生的事，一描述可能發生的事。因此，寫詩這種活動比寫歷史更富于哲學意味，更被嚴肅地對待;因為詩所描寫的事帶有普遍性，而歷史則敘述個別的事。”古希臘這種哲學與文學的混生狀態被維柯稱為“詩性智慧”，他說:“最初的哲人們都是些神學詩人，任何產生或制造出來的事物都露出起源時的那種粗糙情況。我們只應該根據這種粗糙情況來考慮詩性智慧的各種起源。至于流傳到我們的詩性智慧起源所享有的那種巨大而崇高的尊敬，則起源于兩種虛驕訛見，一種是民族的，另一種是學者們的，更多的是第二種。因為正象埃及高級司祭曼涅陀(Manetho)把埃及的神話故事性的歷史都翻譯成為一種崇高的自然神學，希臘哲學家們也把希臘的神話故事性的歷史都譯成哲學。”［6］中國古代文史哲也是一體的，如《論語》《莊子》等先秦典籍探索宇宙人生、進行哲學思辨，或深刻平實、含蓄雋永，或說理明晰、詞約義豐，既是哲學文本，也是文學文本，“文化呈現一種綜合的形態。先秦有些文學作品是史學或哲學著作。史學和哲學著作也富有文學意味”［7］。《論語》從文學角度講是純語錄體散文。它的語言或者簡練而用意深遠，如“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論語?子罕》);或者詼諧風趣、和平愉悅，如“割雞焉用牛刀”(《論語?陽貨》);有的淺顯易懂、接近口語，如“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論語?八佾》)。《論語》還是我國最早的文學評論，孔子稱“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為政》)。《論語》還是一部深刻的哲學著作，以形象的語言表現對天、天命等的思考。如孔子將王孫賈所問“與其媚于奧，寧媚于灶”解釋為“獲罪于天，無所禱也”(《論語?八佾》)，孔子對自己的表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論語?為政》)孔子同時代之人更是認為孔子受命于天，“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論語?八佾》)。此外，《老子》韻散結合，采用排比、對偶、比喻等手法，以詩意的語言探討玄妙的形而上問題，猶如辭意洗煉的哲理詩;《孟子》巧用邏輯推理方法迂回曲折地表達哲學思想，長于譬喻、排比、疊句，文氣磅礴，是對話式論辯文;《莊子》“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莊子?天下》)，通過虛構的世界表達深邃的哲學思想，想象奇崛，是哲理抒情散文的瑰寶。在古代哲人看來，文學藝術陶冶性情的審美功能與哲學倫理功能可以一起實現，“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論語?述而》)，“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毛詩序》)。可見，從根源上哲學與文學就有著緊密的聯系。

二、文學與哲學跨學科研究的學理分析

文學和哲學都屬于社會意識形態的特殊形式，都表達了人們對人的存在、世界的本質的認識，都要借助語詞，并且依據語境進行闡釋才能被接受。因此，在對世界、語言、語境、闡釋的依賴上，文學與哲學是一致的。不過，從對世界的把握方式來說，哲學是對整個世界抽象化和理性化的認識，希望透過現象見到本質，而文學是對世界或人生具體問題的審美把握。從表現方法上看，哲學強調通過概括與判斷等對世界進行理性的考察、邏輯的論證，文學則強調通過想象、比喻和象征等對世界進行審美表現，不要求作出邏輯判斷，而主要與讀者形成共鳴。從內容上看，哲學探究思想或事物的本質，如宇宙的起源、世界的本質等，是對思想的思想，即黑格爾所謂“反思”，它力求客觀、理智，“不過具有為思維所決定所浸透的情緒和表象是一回事，而具有關于這些情緒和表象的思想又是一回事。由于對這些意識的方式加以‘后思’所產生的思想，就包含在反思、推理等之內，也就包含在哲學之內”［8］，而文學關心的是思想的具體化，是用審美的方式表現思想，帶有濃厚的現實性、形象性和情感性，“對詩人來說，文字不主要是‘符號’或一望而知的籌碼，而是一種‘象征’;它本身和它的表現力都具有價值，一文字甚至可以是一‘物’或一‘事’，貴在有聲音和有色彩”［9］94。從文學的內部研究看，文學盡管是對生活的感性表現，卻包含著理性認識，有些甚至達到了哲學的高度，是在審美的感性形式中追問抽象的哲理。而在文學的外緣研究中我們又會發現，哲學作為獨立的思想體系也會影響文學，有些文學作品就是對某種哲學思想的反映、反思或反駁。如康德哲學對唯美主義文學的影響，叔本華的唯意志論和悲觀主義哲學、尼采的權力意志論、克羅齊的直覺主義、海德格爾和薩特等的存在主義對西方現代派文學的影響。正如韋勒克及沃倫所說:“文學可以看作是思想史和哲學史的一種記錄，因為文學史與人類的理智史是平行的，并反映了理智史。不論是清晰的陳述，還是間接的暗喻，都往往表明一個詩人忠于某種哲學，或者表明他對某種著名的哲學有直接的認識，至少說明他了解該哲學的一般觀點。”［9］123文學批評也會受到哲學的影響，盡管韋勒克和沃倫對某些特殊情況有所不滿:“那些認為社會因素是文學產生的決定因素的人往往是最激進的決定論者。這種激進主義的根源在于他們與19世紀的實證主義和科學有著哲學上的親緣關系;但是，我們一定不要忘記那些堅持思想史研究法(Geistesgeschichte)的唯心論者，在哲學上與黑格爾體系或其他形式的浪漫主義思想有親緣關系，這些人士也是極端的決定論者，甚至是宿命論者。”［9］74文學與哲學彼此滲透、互相影響:哲學啟發作家按照一定的價值觀表現世界，賦予了文學深刻的思想;文學對哲學也產生了影響，有些哲學思想的提出就源于對文學現象的考察;帕斯卡爾、施萊格爾、克爾凱郭爾、伏爾泰、叔本華、尼采、瓦雷里、海德格爾、薩特、加繆、馬爾庫塞等都既是哲學家，又是文學家。這一課題的研究如周國平的《詩人哲學家》、劉小楓的《詩化哲學》等。

三、文學與哲學跨學科研究的實踐

在對文學與哲學進行具體的跨學科研究時，必須以文學為中心，或至少以文學與哲學兩者同為中心進行研究。可以對兩種學科的規律進行相似性與差異性的比較研究，也可以以文學作品和文學現象為中心，研究其中的哲學影響，或者以哲學理論為工具分析具體的文學作品和文學現象。應該注意的是，雖然文學也會影響到哲學，但文學對哲學的影響研究不應被視為比較文學跨學科研究的主要內容，而只應被視為兩學科跨越性研究的前提和基礎，因為文學對哲學的影響立足哲學為中心，應屬于哲學研究的范疇。

(一)文學與哲學的學科“間性”研究文學不是把哲學轉換一下形式，塞進意象和詩行，而是要表達一種對生活的認識。對命運與自由、偶然與必然、精神與物質、生命與死亡等問題的思考貫穿于文學和哲學之中。如古希臘的克列安提斯(Cleanthes)所說，詩是傳達哲理的有效工具，“韻律、歌詞和節奏唯有在默想神圣的哲理時，最接近真理”［10］。薄伽丘認為文學的本質即哲理:“為了使真理因難得而顯得更可愛，因而記得更牢固，詩人們往往把真理隱藏在表面看來好像與真理相反的事物之下。因此，他們就用寓言而不用別的方法隱藏真理，因為寓言之美能吸引哲學家論證或雄辯之詞所不能吸引的人們。”［11］錫德尼(PhilipSidney，1554—1586)在《詩的辯護》中也說:“凡是哲學家說應該做的事，詩人就假定某一個人做了這事，給這過程畫了一幅完美的圖畫來，因而把一般概念和個別范例結合到一起。我說一幅完美的圖畫，因為詩人給人心的各種能力提供一個具體形象，因而哲學家為著說明這形象的內容，卻只提供了冗長的描寫，這種描寫決比不上形象那樣能打動、深入并且占領讀者的洞察力。”［12］比較研究文學與哲學這兩種學科在思維方式、表達手法、思考主題等方面的同與異，以及它們發展道路的互滲影響、相合與分離，也是跨學科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

(二)文學作品中“包裹”的哲學思想研究“哲學是文學的思想背景。哲學乃理性的思考，它所建立的完整的思考體系可滿足人類知識上的好奇心，同時哲學可使人與人之間、人與宇宙之間，亦即人的大環境、小環境有所配合。……文學家在致力于反映人生，描摹人生，提出人生的理想，把自己的情感思想表達出來的時候，顯然都會受到哲學影響。事實上，文學家就是一個哲學家，而其表現方式則是多面的而更具體的，與生活及現實更為接近。”［13］文學作品中的哲學可能是作家本人的思想———有的作家本身就是思辨哲學家，他們寫的詩可以稱作哲理詩;也可能是作家接受影響而表現于作品中的哲學思想———這種影響可以是同一國家、民族、文化體系內的，也可以是不同國家、民族、文化體系之間的。前者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一般被看作既是文學家又是哲學家、宗教思想家，其作品中包含著對人性、罪惡、拯救、正義等哲學命題的思考:《罪與罰》就是以拉斯柯爾尼科夫哲學思想的形成、實踐、失敗為線索構筑而成，作者借以反思青年人中流行的哲學思想及其危害，并表達其宗教拯救思想;《卡拉馬佐夫兄弟》中兄弟四個是不同思想意識沖突的象征，同時也含有個人內在的沖突。此外，愛默生、梭羅、霍桑等作品中的超驗主義思想，麥爾維爾作品中的神秘思想，斯賓塞《仙后》中的“無常”與“自然”的爭執，馬洛作品中的無神論與懷疑論，薩特作品中的存在主義，加繆作品中的荒誕哲學等都屬此類。后者如中國哲學對東西方文學的影響，如托爾斯泰曾說:“我曾竭力要理解我所讀到的一切，尤其是中國人的宗教的智慧的寶藏:孔子、老子、孟子的著作，以及關于他們的評注。我也曾探究過中國佛教狀況，并且讀過歐洲人寫的關于中國的著作。”［14］衛禮賢(RichardWilhelm，1873—1930)、榮格(CarlGustavJung，1875—1961)、德布林(AlfredDoblin，1878—1957)等人先后譯介過莊子的著作，卡夫卡(FranzKafka，1883—1924)以擁有一部《南華真經》而自豪，因為道家思想對德國文學產生了影響，特別是在表現主義運動中。［15］在東南亞，“中國古代典籍和各種著述大量輸入越南”［16］，最突出的是貫徹整個越南文學創作進程的思想一直是從中國傳入的儒道并重的精神，“為士大夫者非堯舜之道不陳前，非孔孟之道不著述”(張漢超《北江關嚴寺碑文》)，儒家的三綱五常、忠孝節義等成為衡量社會道德的標準，文學中的正面形象都是節義兼全、忠君孝親的典型人物。同時，老莊思想也較為普遍地被吸收，在知識分子中間則表現為遺世絕俗，消極退避。［17］這樣的跨學科影響還有西方存在主義和荒誕哲學對中國新時期文學的影響，經院哲學對鄧恩的影響，東方思想、柏拉圖主義對彌爾頓的影響，普羅提諾、斯賓諾莎哲學對歌德的影響，康德、謝林哲學對湖畔派的影響，費希特、謝林哲學對施萊格爾、諾瓦利斯的影響，斯賓諾莎、柏拉圖思想對雪萊的影響，悲觀主義和無神論對哈代的影響，費爾巴哈和施特勞斯哲學對喬治?艾略特的影響，勃特勒、尼采哲學對蕭伯納的影響，維科哲學對詹姆斯?喬伊斯的影響，神秘主義對葉芝的影響，唯靈論對波德萊爾的影響、克爾凱郭爾對卡夫卡的影響等。同一位哲學家對不同作家可能產生不同影響。如杰克?倫敦受尼采影響長于描寫在弱肉強食的險惡環境中個人奮斗者的形象，卡夫卡最愛讀《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對《悲劇的起源》一生推崇備至，中國現代作家對尼采哲學又有不同的變異。樂黛云的《尼采與中國現代文學》對尼采哲學在中國的接受作了翔實的分析。樂黛云首先介紹了尼采哲學及其在西方的評價，然后分四個階段分析其在中國的接受:“五四”前有王國維、魯迅、陳獨秀，“五四”后有傅斯年、田漢、沈雁冰、郭沫若，1925年以后有以高長虹、向培良為首的狂飆社和郁達夫，40年代有戰國策派。四個階段側重不同:“辛亥革命前，人們從尼采找到的是具有偉大意志和智力的‘才士’，希冀雄杰的個人可以拯救中國的危亡。‘五四’前后，人們心目中的尼采是一個摧毀一切舊傳統的光輝的偶像破壞者，他幫助人們向幾千年來的封建統治挑戰，激勵弱者自強不息(雖然這并非尼采本意)。1927年后，由于革命形勢的發展，進步思想界已經很少提到尼采。到了四十年代，為適應國民黨法西斯統治的政治需要，尼采又在國統區一部分知識分子中廣為傳播，這時對于尼采思想的介紹無論是目的、方法，還是社會效果都與‘五四’時期截然不同。”最后總結出文學影響的規律:“一種外來思潮要發生影響決不是偶然的、盲目的，它必然按照時代和社會的需要被檢驗和選擇。……任何外來思潮發生影響的過程都是一個選擇、鑒別、消化、吸收、批判、揚棄的過程。”可以說，這是基于影響關系而做的哲學與文學的跨學科研究。

(三)以哲學為文學批評的工具對于沒有事實聯系的哲學與文學，有時也可以進行研究，因為它們可能對同一命題有相近的表現，即通過第三方產生迂回的聯系。例如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即是運用叔本華哲學來研究《紅樓夢》的成果，其中兼及《老子》《莊子》《牡丹亭》《長生殿》《桃花扇》《浮士德》《神曲》《創世記》《佛國記》《詩學》等中外哲學、宗教、文學、文論名作，可說是在跨學科研究中糅合平行研究、闡釋研究的典范。全書第一章“人生及美術之概觀”以《老子》“人之大患在我有身”與《莊子》“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開啟，重點介紹了叔本華哲學。“生活之本質何?‘欲’而已矣。欲之為性無厭，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狀態，苦痛是也。既償一欲，則此欲以終。然欲之被償者一，而不償者什佰。一欲既終，他欲隨之，故究竟之慰藉，終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償，而更無所欲之對象，倦厭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負之而不勝其重。故人生者如鐘表之擺，實往復于苦痛與倦厭之間者也。……故欲與生活與苦痛，三者一而已矣。”怎么解除痛苦呢?王國維轉述了藝術的路徑:“茲有一物焉，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與我之關系，此時也，吾人之心無希望，無恐怖，非復欲之我，而但知之我也。”王國維還引用中國古籍輔助說明叔本華哲學:“濠上之魚，莊惠之所樂也，而漁父襲之以網罟;舞雩之木，孔曾之所憩也，而樵者繼之以斤斧。若物非有形，心無所住，則雖殉財之夫、貴私之子，寧有對曹霸、韓干之馬而計馳騁之樂，見畢宏、韋偃之松而觀思棟梁之用，求好逑于雅典之偶，思稅駕于金字之塔者哉!故美術之為物，欲者不觀，觀者不欲。而藝術之美所以優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關系也。”第二章“《紅樓夢》之精神”以叔本華哲學對《紅樓夢》進行了演繹式的分析，解釋其中的“欲”與痛苦，“《紅樓夢》一書，實示此生活此痛苦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脫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提出解脫之道是“拒絕一切生活之欲”，而非自殺:“出世者拒絕一切生活之欲者也。……故金釧之墮井也，司棋之觸墻也，尤三姐、潘又安之自刎也，非解脫也，求償其欲而不得者也。彼等之所不欲者其特別之生活，而對生活之為物則固欲之而不疑也。故此書中真正之解脫僅賈寶玉、惜春、紫鵑三人耳。”何以這樣區分?乃是因為他們的解脫又有不同，一種如叔本華所謂“斷念”，一種為文學藝術。“前者之解脫，如惜春、紫鵑，后者之解脫如寶玉。前者之解脫，超自然的也，神明的也;后者之解脫，自然的也，人類的也;前者之解脫宗教的也，后者美術的也;前者平和的也，后者悲感的也，壯美的也，故文學的也，詩歌的也，小說的也。此《紅樓夢》之主人公所以非惜春、紫鵑而為賈寶玉者也。”《紅樓夢》正是描寫寶玉由“欲”所產生的痛苦及解脫，寶玉與浮士德相比，“且法斯德之苦痛，天才之苦痛;寶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其存于人之根柢者為獨深，而其希救濟也為尤切”。第三章“《紅樓夢》之美學上之價值”提出，與中國古代小說戲曲“始于悲者終于歡，始于離者終于合，始于困者終于亨”相比，《紅樓夢》是“徹頭徹尾之悲劇也”，且為“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為之”的人生悲劇。第四章“《紅樓夢》之倫理學上之價值”論說拒絕“生活之欲”而達到“解脫”乃是倫理學的終極目的。第五章“余論”批評了清代考證學影響下對《紅樓夢》的索隱派研究，認為賈寶玉指向的是一種普遍的生存狀態。

四、余論

毫無疑問，跨學科研究進一步拓展了比較文學的研究領域和理論視野，而文學與哲學的關系研究是其中重要的一環。在具體研究中，我們應注意以下幾個問題:首先，跨科學研究應以文學為出發點和歸宿，追溯文學與哲學間的關系，特別是哲學思想對文學創作的影響以及以哲學為理論工具對文學作品和文學現象進行綜合研究，而非以哲學為中心進行研究。在這方面，我國學者做出了許多頗有建樹的努力，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績，如樂黛云、王寧主編的《超學科比較文學研究》，高旭東的《中西文學與哲學宗教》，郭延禮的《近代西學與中國文學》等。其次，相對于豐富的研究實踐來說，對文學與哲學跨學科研究的理論建構稍顯不足，這點已經引起學界的重視。如對于同一文化系統中文學與哲學概念進行認真梳理，才能更準確地界定文學與哲學的關系及哲學對文學的影響。在中國語境中，文學與哲學不僅互相影響，而且與宗教、藝術等其他學科門類也有交叉關系，因此概念的梳理就更顯重要，何云波先生就說:“在跨學科的比較研究中，首先便需要清理其概念范疇，有哪些是共通的，哪些是各自獨特的。以中國文學藝術理論為例，由于它們的研究對象分別是詩文和琴棋書畫，研究對象的差異，便構成了各自的一套概念體系。而它們同在中國文化的大背景下，很多話語又是相通的，如道、氣、形、象、意、陰陽、機、玄、妙、神、仁義、動靜、虛實、奇正、理數、心數、象數、體用……問題是，同一范疇，在不同的藝術門類，其具體內容又是有差異的。就像中國藝術中的‘虛實’之‘虛’，在畫論中可能是指‘空白’，在樂論中可能是‘此時無聲’，在棋論中是‘空虛’、‘虛勢’甚至就是一種空間的存在，在詩論中是‘意在言外’，但它們又都與中國哲學的‘無’有著親緣關系，這就需要我們在跨學科中尋求話語的溝通時，先作一番細致的辨析。”

最后，在運用某種哲學思想研究具體的文學現象時，要認真考察其學理依據的適用性，避免做無限度的闡釋。雖然文學與哲學都是對人類生存的思考和表現，但不是所有的哲學理論都可以運用于文學分析。那些有影響關系的哲學與文學，如尼采哲學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影響關系，克爾凱郭爾哲學對卡夫卡創作的影響等，可以進行具體的事實分析。而那些沒有明確的影響關系，或者根本不可能有影響關系的哲學與文學雖然也可以進行研究，但是，在進行這類研究時要注意聯系歷史學、人類學等其他學科，尋找其學理依據的適用性，并做出有理有據的分析界定。其實，早在跨學科研究提出的時候，對于其研究領域是否應限定在影響關系上，就引發了諸多爭議。韋斯坦因在《比較文學與文學理論》中探討了法、美、德等國學者對這一問題的普遍爭議后，提出跨學科研究可能成為一種“包羅萬象”的研究，主張用影響研究中注重事實聯系的“規范”來限定它，認為這種研究最好首先從“事實聯系”開始。雖然關于跨學科研究的界定尚不清楚，但學者的研究實踐已經表明，沒有影響事實也可以進行跨學科研究，不過要注意其可比性及得出恰當可信的結論。

作者：孫彩霞 單位：河南大學 文學院

比較文學研究論文:淺析比較文學研究中的翻譯與誤讀

[摘要]在比較文學的研究當中，由于文學作品的翻譯涉及到兩種不同文化的差異，因此翻譯不再單純地是兩種不同文化間文字符號的轉換，在翻譯過程中會出現一些誤讀現象。本文側重了解閱讀過程中產生的誤讀含義及其產生的原因，闡述了翻譯誤讀對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學發展的積極和消極作用，為了促進跨文化交際和世界文學的發展，我們應該慎重對待誤讀。

[關鍵詞]翻譯；誤讀；文學

引言

20世紀80年代后期，比較文學翻譯的研究出現了由原來單純的語言層面的翻譯向了解文化的轉變。而伴著全世界經濟的迅猛增長，兩種不同文化之間的溝通也隨之增加。兩種不同的文化間的溝通也就是用一種語言去認識和解釋另外一種語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種文化里的人們在認識和理解另外一種文化的時候，常常會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維形式去對其他文化進行理解，這種情況或多或少就會產生一些文化誤讀。而在文化理解的過程中翻譯是一種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兩種文化的文學作品的時候，翻譯也會存在一些誤讀現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誤讀？為什么會出現這種誤讀現象，并且這種現象對翻譯起著怎么樣的作用呢？筆者將在本文中逐一探討。

一、誤讀定義及內涵

誤讀是產生在閱讀文學作品中的一種現象。它是指閱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對原有內容本身的含義和內容曲解，進行了錯誤性的閱讀。讀者對于閱讀內容通常可以分為“正讀”和“誤讀”。“正讀”是讀者能夠正確理解作品的內涵、藝術價值和作者的創作目的；而“誤讀”則是不能正確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圖。樂黛云教授曾經給對誤讀進行過這樣的解釋，那就是誤讀是讀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維形式，行為方式和生活習慣去了解另外一種文化的理解方式。

20世o60年代后期，美國當代著名文學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就曾經提出一個非常著名的文學理論--即“影響即誤讀”理論，并且用此理論給“誤讀”定下一個新的含義。布魯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閱讀文學作品時，讀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義進行理解，多多少少會有一些修改和創造。實際上很多人認為跨文化之間的文學閱讀是一種“重新創造”，是另外一種創造性的閱讀，多多少少都會出現一些“誤讀”現象。

二、翻譯活動中的誤讀

翻譯是我們在進行兩種或多種文化溝通中所使用的一個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種方面來說，它所進行的過程里會不斷出現由原來一種文化對另外一種或多種文化的誤讀。在我們進行翻譯時出現的文化誤讀實際是指翻譯者因為受到主觀和客觀因素的影響近而錯誤地對原文進行加工改造，并把這些經過加工改造的錯誤文化信息展示到譯文中。

如果從主觀性的角度上看，翻譯者在進行文學比較時所出現的翻譯誤讀又可以分成兩種，一種是蓄意誤讀，另外一種是無意誤讀。蓄意文化誤讀是翻譯者由于受本身主觀動機的制約從而造成的誤讀，是一種有意識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無意文化誤讀一般是指翻譯者的語言底蘊不夠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負責任的態度，錯誤地把不正確的文化信息譯到譯文當中，從而造成了非常嚴重的誤譯或錯譯。

每一部文學作品都體現著它所代表的時代和環境，有著非常豐富的文化底蘊。為了了解另外一種文化，進行跨文化間的交流，翻譯是我們常常使用的一種媒介手段。所以當翻譯工作者對某一文學作品進行翻譯時，他也就在進行一種跨文化間的交流，從一種文化進入另外一種文化。對這兩種不同的文化進行對照、比較、研究，最后創作出他的譯文。但是由于兩種不同的文化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差異，所以翻譯者在進行翻譯的時候要充分地評估自己的譯文，不能出現過大或過多的誤譯或錯譯。翻譯者要充分思考如何處理文化差異的問題。

光從表面上來看，在翻譯的過程中出現的誤讀沒有傳達出翻譯的“信”，沒有體現出對原文的忠實性。但是，我們不能僅從表面來看，只是重視討論譯文對原文的忠實度，沒有從文化的層面上去看這個問題，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傳承。有些譯者為了讓廣大讀者能夠對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譯一些國外的作品時按照自身文化習慣把外國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譯過來。這也說明，翻譯僅用“信”即忠實原文這樣的標準定位為唯一的標準的話，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為它脫離了實際社會和環境，沒有體現出該部作品的文化價值和社會意義。翻譯過程必須是從多個角度，多個層面，對目標語言進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譯中產生誤讀的原因

眾所周知，在比較文學翻譯研究當中，因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譯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譯誤讀現象的發生的，而且這種現象出現的頻率還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內涵的文學作品都會有它自己獨特的性質，例如語言習慣和思維方式等特質，并且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種語言文化中體現出來。并且翻譯活動還存在時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進行翻譯，或多或少體現翻譯者所在的時代和文化的環境。

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讀者由于風俗習慣、知識框架和思維模式上都有著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這樣的讀者就會有著不同的“期待視野”。這種讀者所獨有的“期待視野”事實上在他閱讀另外一種文化的文學作品前就已經有了的觀點、立場和思想方法等。這也造成了翻譯者對原文文本內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觀想法，而這種新創造出來的主觀想法就會對原文化中的文學作品造成一定的誤讀。這樣在翻譯的過程中進行一些創造性的翻譯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譯跨文化的文學作品時，因為翻譯者不同的“期待視野”，創作出來的譯文也會有不同的解讀。

為了不斷地滿足讀者所持有的期待視野，有些翻譯者就會對原有作品不斷地進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譯文可以在譯文的文化和環境中獲得廣大讀者的認可和喜愛。正如我們所了解的翻譯家林紓，他翻譯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譯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圖的曲解和添加，這就擴大了讀者的文化視野。他在翻譯外文作品的時候，同時兼顧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并用能夠讓中國讀者理解的中國文化詮釋或誤讀西方的作品。在這里我們需要知道的是，翻譯者文學翻譯過程中先是一位讀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譯工作者。

四、文學翻譯中文化誤讀的作用

在不同時代、不同環境中，文學作品會被重新理解并產生一些新的含義，所以它會體現當時的時代和環境的情況，甚至會超越那個時代和環境。在不同時期，不同環境的影響下，翻譯存在著誤讀。也是這樣在翻譯中出現的誤讀讓譯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學作品的審美含義。這樣在歷史的角度上看，這種主體文化被翻譯中出現的誤讀體現得更為豐富了，這也對歷史文化發展和文化溝通交流起著非常重要的推進意義。而且還能從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擴展譯文文化的解讀。例如，由于受到時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權利是人類生活中最強的意志。按照德國人文化意識的解釋，那就是“我愿成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權利的人持有一種“像對待蚊蟲一樣，無任何良心的悲憫擊斃它。”的態度來對待那些等級比較低并沒有任何權利的人們；而當年茅盾對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誤讀。茅盾的解讀是：“唯其人類有這‘向權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隸來茍活，要不怕強權去奮斗。要求解放，要求自決都是從這里出發。倘然只是求生，則豬和狗的生活一樣也是求生的生活。”

從上述解釋中可知，文學翻譯中的文化誤讀在特定的歷史、政治、和文化的語境下，會產生出非常豐富的譯文文化的藝術表達，這樣可以不斷啟發翻譯者文學意識，讓文學創作和翻譯過程形成一種互相影響，互相作用、互相制約的關系。同時，因為譯文中出現的文化誤讀不能正確地表達外來文化的內容，會造成錯誤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溝通。而研究這種文化誤讀現象也會幫助了解本土文化對外來文化的吸收和消化。這在客觀上非常利于譯文文化文學的發展。反之，在某種意義上來講，翻譯誤讀也對文學的發展有一些不好的影響。眾所周知，翻譯誤讀實際上就是對原文化文學作品的錯誤認識，修改了原文的真實含義，這樣就會造成文學作品在交流和傳承的過程中有所流失和誤譯。譯文的讀者不能夠正確全面認識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實含義和精神本質，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體現的就會不充分。所以在翻譯過程中，為了能夠更好地促進跨文化之間的交流，翻譯者還要盡量減少一些不必要的誤讀。

五、結語

文化誤讀常常會出現在文學翻譯，這種現象顯而易見的。由于受到時代、環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學翻譯中文化誤讀鮮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間的沖突、曲解與修改，我們需要做的就是讓一種文化的文學作品在另外一種新的文化和環境里獲得了新的詮釋。也就是說翻譯實際上是一種文學的創造性行為，是翻譯者根據自己處于的生活環境和文化影響所進行的一種創造性文學創作。但是這種創造性文學創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說原有的文學作品所體現的內容和創作出來的譯文同時都要限制翻譯者。翻譯者只能在讀者能夠接受的限度里發揮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觀性。同時，翻譯者還要考慮讀者和譯文的接受語境。所以，翻譯不是單一的創作性活動，它是不同的兩種語言文化體系的相互制約。翻譯者既是表達原文內容的人，還是原著內容的重新解讀的人。

從文學發展的角度上來看，翻譯工作者的任務不應該單純復原和傳達原文學作品所表達的全部含義，還應該在理解作者寫作意圖和原作品內容的基礎上創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對跨文化交際之間的文學交流有益的作品。

比較文學研究論文:比較文學研究方法在韓國文學作品教學中的運用

內容摘要：韓國文學作品是中國高等院校韓國語專業的專業課程，也是學生理解韓國歷史和文化的最佳途徑。但韓國文學作品本身具有的時代特殊性、以及作品中出現的各種修辭手法和復雜的句式結構使得韓國語專業學生無法走出韓國文學作品這一困境。若只是一味地閱讀并講解韓國作品，會造成課堂內容枯燥，學生也失去學習的興趣。因此如何有效并有趣地講解韓國文學作品成為高校韓國語專業所面臨的問題。將比較文學研究方法運用到講解韓國文學作品中是一種有效的教學方式，也是一種趨勢。運用其中的平行研究方法去解讀不同作家的作品，對改善課堂氛圍、加強學生的理解能力、提高學生思考能力將有顯著的作用。

關鍵詞：比較文學研究方法；平行研究；歷史在流淌；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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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比較文學研究方法與韓國文學作品

韓國文學作品是高校韓國語專業的專業課程，它有助于學生理解韓國文化內涵、提高鑒賞能力。隨著時代的發展，高校課程的改革，單純地閱讀并講解韓國文學作品的傳統方法已不能適應高校發展的要求，因此尋找一個恰當的方法去進行韓國文學作品的教學成為教師的首要任務。中韓兩國相似的歷史發展軌跡和文化傳統，使得教師將中國的作品納入韓國文學作品的比較對象范疇。隨著中韓交流的快速發展，將比較文學研究方法運用到韓國文學作品的教學成為一種趨勢。比較文學是跨越國界和語言界限的文學比較研究，是超出一國范圍之外的文學研究，是一國文學與另一國或多國文學的比較。它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理解，并希望相互懷有真正的尊重和寬容。其方法主要有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影響研究注重各民族文學的相互接觸和交流，強調實證和事實聯系；而平行研究則用邏輯推理的方式對相互間沒有直接關聯的兩種或兩種以上民族文學進行研究，準確地指出作品的相同點和不同點，并解釋其原因。因國內韓國語專業學生是從零基礎階段開始學習韓國語，到高年級學習文學作品時，接觸韓國語也不過幾年光景，考慮到現階段國內韓國語專業學生的能力，比起影響研究，平行研究方法更加適合也更加有效。將韓國作品和學生所熟悉的中國作品相比較的過程中，學生可通過尋找作品中的異同點及其原因來消除國界的隔膜，達到理解和鑒賞的目的，增進文學知識。同時通過比較中韓兩國文學作品，可發掘出兩國相似的文化底蘊和內涵，而通過發現的不同點，對于學生尊重不同國家的文化，學習待人接物的禮儀也有積極的作用。

二、平行研究方法在作品《歷史在流淌》教學中的運用

韓戊淑的小說《歷史在流淌》是一部歷經朝鮮時代到光復時期的歷史長篇小說，勾畫出朝鮮波瀾壯闊的歷史發展過程。根據小說和戲劇的近鄰關系及處在相同的社會制度和時代背景下的典型的女性形象繁漪和樸玉蓮，挑選出具有可比性的中國作品就是曹禺的《雷雨》。在教學過程中，女性形象、不同人生結局之主客觀因素和作家視角是比較的重點。

1.叛逆的女性形象：曹禺曾說過：“繁漪是一個最‘雷雨的’性格，她的生命交織著最殘酷的愛和最不忍的恨。” 繁漪以惡魔般的形象和毀滅性的殺傷力造成了同歸于盡的悲劇。樸玉蓮則是主人與仆人的私生女，但卻在堅強勇敢的性格下，做出了勇敢的反抗，跑出家門求學，最終成為人人尊敬的女校長。兩者雖都生活在父權制時代，但與生俱來的叛逆的性格下做出的反抗，使兩者都成為迥異于傳統道德規范的女性。

2.不同結局之客觀因素：繁漪和樸玉蓮都生活在男人掌權的時代，男權制的壓迫使得兩者都做出了反抗，成為不同結局的客觀因素。繁漪的反抗結局是在傀儡婚姻中掙扎、在周氏父子的打擊下爆發、面對兒子和慘死和愛人的自盡最終發瘋；樸玉蓮的結局則是在趙氏家庭為了生存掙扎、成功逃離趙家、求學成功最終成為女校長，為祖國光復做出貢獻。兩者都做出了相應的反抗，但結局卻截然不同，這一切歸根于主觀因素。

3.不同結局之主觀因素：繁漪盡管受過西方教育，接受先進的思想，但中國式封建思想已在她骨子里根深蒂固，因此她的反抗處處顯露出她的懦弱與卑微。例如她頂撞周樸園卻不曾與周公館決裂、卑微地愛著周萍，視他為全部，同時她缺乏自我意識，無法獨立生活，將自我的幸福從周樸園轉移到周萍身上，等矍橥嗜セ麗的外衣露出猙獰的面目時，她的世界也隨之倒塌，帶來了毀滅性的殺傷力。樸玉蓮作為大家庭中的下人，受盡侮辱與蔑視，但她卻做到了自尊和自愛。打破只有男人才能讀書的社會制度，接受了新教育，用新思想武裝自己，明白幸福要靠自己爭取，成為開創性的人物。

4.不同性別作家視角的影響：性別視角就是作家在創造作品的時候，以作家的性別為基礎，對文學作品進行審視和評價的一種觀念和方法。由于作家性別不同，曹禺和韓戊淑直接影響了兩位女性人物的結局。男性視角是建立在男權制的基礎之上對文學藝術作品進行審視和評價的一種觀念和方法，也是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之后形成的一種源遠流長的傳統批評觀念和方法。 曹禺畢竟不是站在女性的角度去看待女性，他終究逃不過性別的束縛與限制，在潛藏意識的影響下，繁漪只能變成男權社會不能容納的悲劇形象。女性視角指的是從性別入手來審視人類文化遺產和文化創造的一種批評觀念和批評角度。 因韓戊淑是女性，了解當時女性艱難的困境，在她的女性意識下，作家將自己的夢想融入到作品中，創造出了父權社會的顛覆者，實現自己追求獲得新生的女性形象。

三、結語

比較文學研究方法是幫助學生讀懂韓國文學作品、理解韓國歷史文化的最佳途徑，也是有效適當的教學方法。其中平行研究方法對于學生找出作品異同點、理解作品內容來說有較強的操作性。學生通過平行研究方法，從熟悉的母語作品出發，根據母語作品的相關內容有針對性地找出具有可比性的韓國作品，并找出可比項。在比較分析可比項時，歸納存在的異同點及其原因，在這個過程中學生可將兩國文學知識融會貫通，開闊視野，提升思考能力和學術能力。

比較文學研究論文:網絡時代的比較文學研究

摘要：20世紀的比較文學出現了重重危機，法國的影響研究注重事實考據而否定美學評論，美國的平行研究和跨學科研究關注文學作品的文學性和學科聯系而忽視社會歷史和學科獨立性。隨著21世紀的到來，網絡時代的比較文學應運而生。本篇文章將以韋勒克的《比較文學的危機》為出發點，研究網絡新媒體時代下比較文學面臨的新的危機與機遇。

關鍵詞：比較文學；網絡時代；危機與機遇

一、20世紀比較文學的危機

20世紀的比較文學經歷了一系列危機。1958年，雷內?韋勒克發表了論文《比較文學的危機》。中國學者黃源深把韋勒克文中的觀點歸納為三點：第一、沒有確定明確的研究內容和專門的方法。第二、機械地把比較文學局限于研究淵源和影響，以至于比較文學降到了附屬學科的地位。第三、比較文學研究中的文化民族主義動機，使研究本身失去了應有的客觀性，而成為本民族“爭奪文化聲譽的舌戰”。

1993年，蘇珊?巴斯奈特提出：“20世紀末的比較文學進入了災難性階段，這種研究在西方已經在危機之中， 這是無可置疑的了。”這可以看作是比較文學第二次危機的宣言書。對一門學科有不同的認識是正常的，但如果一門學科經歷了半個世紀的發展后再次出現危機，確實值得警惕。

二、21世紀網絡時代的比較文學研究

（一）網絡時代帶來的研究危機

半個世紀以來，互聯網帶來了巨大的社會革命。對于比較文學研究者來說，互聯網帶來的挑戰是全面而深刻的，不僅許多新問題不斷浮現。而且傳統問題在新的文化語境下又面臨新的追問。

網絡時代為比較文學研究帶來了一系列危機，首先表現為文學的經典性被日益弱化。網絡的持續發展使得新媒體時代的文學創作變得越來越自由隨意，也使得傳統意義上的文學在紛繁復雜的文化中地位越來越輕。對于許多的年輕學者而言，傳統的紙質小說、散文、詩歌已經不再是他們研究的重點，大數據時代下的傳媒研究、女性研究、后殖民研究早已經占據了歷史舞臺。更多的人習慣于通過網絡搜集資料，通過電影研究情節。

網絡給受眾帶來話語權實現的場所和空間，促進公眾話語權實現的同時也導致任何個體都可以成為網絡空間里的自由話語者，所以，信息錯誤流傳c資源荒誕存在便成了不容質疑的事實。此外，網絡也為學術抄襲提供了工具。網絡的普及使得一部分學者從寧靜的書齋中轉移到了喧鬧的網絡空間，并由此失掉了研究活動的獨立性，而妄圖以速成的形象來成就自我。

（二）網絡時代提供的研究機遇

網絡時代為比較文學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機遇。首先，網絡可以為比較文學研究實現資源共享。樂黛云說：“世界進入信息時代之后，高速信息網絡、電子郵件等媒介使快速的跨文化傳遞成為現實，全世界各種文化的地區和人民，都可以在同一時間接受到同一信息，以至于任何自我封閉、固守自隅、逃避交往的企圖都可以受到成功的抵制。”網絡作為一個中介，能夠使得比較文學不再局限于單一的西方文化體系內部，而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等異質文化的對比和共存中獲得前所未有的廣闊空間。在這個空間里，研究者們可以實現資源共享，使自我的研究需要基本得到滿足，為研究活動的進一步提供保障。

網絡運用的普及和網絡技術的開發有力地促動了文學翻譯的發展，極大地豐富了文學翻譯的空間。翻譯文學作為中外文學交流的主要媒介，是比較文學研究中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對于譯者而言，一方面文學傳播的渠道得以拓展，不同國度的作家由此獲得一種世界文學在場感，有利于共時性的世界文學語境的形成；另一方面網絡翻譯軟件的改進增強了機器翻譯的效能，令翻譯變得更加迅捷高效。對于讀者而言，網絡負載的世界文學資源遠遠大于紙媒傳播的文學信息，讀者在網上既可以閱讀譯作，也可以借助翻譯軟件和電子詞典來直接閱讀原著。按照網絡技術的發展趨勢，文學翻譯的發展必將出現新的景觀。

三、總結

網絡時代的各民族文學正走向整體文學意義上的比較文學，這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21世紀的人們更加渴望美與自由，比較文學將逐漸走向一條重情感體驗的新批評之路。人們將發現跨越時空、語言、文化的界限后，人類情感世界的更多相通點。網絡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開發了比較文學研究的新領域，另一方面也隱藏了意料之中的危機。只有當比較文學研究者充分認識到了這一點并仔細甄別，網絡才能為比較文學研究的繁榮提供更好的平臺。

比較文學研究論文:比較文學研究案例分析

【摘要】朱光潛先生以其敏銳的藝術審美眼光，加之詩歌、繪畫、音樂方面的良好修養，在中西比較詩學研究領域做出了非凡的貢獻。本文擬以他的一篇文章《中西詩在情趣上的比較》為案例，綜述文章中的主要觀點，分析朱先生對人倫、自然、宗教和哲學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較，分辨出中西比較詩學的聯系與異質性，更進一步理解朱光潛先生對中國詩的學理研究，從而尋找中西詩學的價值聯系。

【關鍵詞】中西詩 情趣 比較詩學 平行研究

朱光潛的詩歌美學思想主要集中在《詩論》中，《中西詩在情趣上的比較》是朱光潛先生研究詩學里一主題論文，主要針對中西詩題材中關于“情趣”的平行比較，平行研究是比較詩學中一種常用的方法，朱先生通過嚴謹的分析和邏輯的歸納，鞭辟入里地論述，形成自己獨特的視角。文章以中西詩中最普遍存在的三大題材即人倫、自然、宗教和哲學為主體架構，具體深入到詩中的情理上，闡明中西兩大不同文化領域的詩學同點和異點，直觀簡潔，層次分明，具有啟發性意義。本文將以這篇主題論文為案例，綜述文章中的主要觀點，分析朱先生對人倫、自然、宗教和哲學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較，分辨出中西比較詩學的聯系與異質性，更進一步理解朱光潛先生對中國詩的學理研究，從而尋找中西詩學的價值聯系。

一、審美比較的特點

總的來說，朱光潛先生對中西詩在情趣上的比較主要運用了平行研究的方法，文章的闡述具有以下特點：

第一，主次分明，可比性突出，把問題提到一定范圍之內，準確地支出不同體系下詩作的聯系和區別。平行研究里有三種基本的功能模式：一、連類比物、相類相從的類同研究；二、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的互襯式的平行研究；三、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的對比式、反比式研究。在《中西詩在情趣上的比較》一文里可以清晰看到：以“題材”的連類類同為框架，具體的內容里則以對比式的分析歸納，突出中西詩的異質性。

第二，朱光潛先生列舉了許多中西詩的具體詩學例子與現象，并用多種實例詳細陳述中西文學現象的同或異，很少用孤證說明問題。但他并沒有只停留于表面的現象，而是進一步深入分析產生這些差異的社會原因、歷史原因倫理和道德原因等等，在紛繁蕪雜的事實中尋求異同之根源。例如，對比中西的人倫敘事詩朱先生就用了許多例子說明中西的交誼觀，如詩人蘇李，建安七子，李杜，韓孟，蘇黃、納蘭成德與顧貞觀諸人，在西方詩人列舉了歌德和席勒，華茲華斯與柯爾律治，濟慈和雪萊，魏爾倫與蘭波等。又例如，如何說明中國詩有‘怨’的特點？他例舉：“中國愛情詩最善于“怨”，《卷耳》《柏舟》《迢迢牽牛星》，曹丕的《燕歌行》，梁玄帝的《蕩婦秋思賦》以及李白的《長相思》《怨情》《春思》諸作是“怨”的勝境”。這些都是用大量實例來說明詩歌現象，在雙方的多方面對照中既加強了相互的認識，也加深了對自己的認識。

在實例現象后，他更進一步深化現象探索成因：如在第一部分“人倫”的探討，戀愛在中國詩中不如在西方詩中重要，朱光潛先生認為原因有三：一，西方側重個人主義，中國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強調群體意識。二，中西女子受教育的程度不同造就與男子的契合度不同。三，東西戀愛觀相差也甚遠。這些分析簡潔，準確，到位。除了對自身民族充分了解，還需要一個宏觀、非常開闊的全球文化視野和現代方法論的自覺意識，這體現了朱先生學術研究的基本立場。明確基本立場，有助于我們更好理解他的主題論文，分析其中如何進行的平行研究。

二、比較的價值和意義

平行研究的基礎在于文化、文學的普適性與差異性。完全相同，甲等于乙，沒有比較的必要；甲與乙不相干，沒有比較的可能。正是文化和文學的這種普適性與差異性使平行研究具有了可行性。根據比較文學的理論原則：“事物在比較之中，才能顯示出它的特性與價值”，②朱先生表現的態度也與之相符：“一切價值都從比較得來，不比較無由見長短優劣。現在西方詩作品與詩理論開始流傳到中國來，我們的比較材料比從前豐富得多，我們應該利用這個機會，研究我們以往在詩創作與理論兩方面的長短究竟何在，西方人的成就究竟可否借鑒”。③ 《中西詩在情趣上的比較》里經過這樣的比較，讀者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國詩歌與西方詩歌的差距，從而促使人們在詩歌創作時超越現實因素的羈絆，賦予詩歌深沉而永久的生命，這在一定程度上為當時中國正在興起的“純詩”實踐提供了有力的論據。

此外，平行研究打破了影響研究局限于放送源與接受者的關系限制，從而擴大了比較文學的范圍，開辟了比較文學新的研究領域，使其不再受時間、空間以及地位、水平等各種條件的束縛。它以文學性、審美性作為其自身規范的基礎，雖然平行研究具有很大的自由度，但它又強調，可研究的平行關系必須出自或圍繞文學的審美特征。在這種條件下，朱光潛先生作為一個對中西哲學、文學、美學等學科具有淵博學識的學者，雖然不是專門從事比較文學，但是他又不自覺地運用了比較文學的研究意識和方法，聚焦中西共同詩現象，嚴謹地對中西詩歌的發展規律和特點進行比較、歸納和總結，從而在現代文化的語境下重新詮釋它們的價值，思維的觸角伸向更廣闊的天地。

但是，不可否認，比較文學作為一門新興的學科，仍然存在它的局限性，在朱光潛先生生活的年代比較文學在中國更是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有待蓬勃生機，故在《中西詩在情趣上的比較》里，我認為有以下的幾點不足：

一，可比性的范圍受較大約束。文章以三大題材為中心展開的論述顯示出比較強的針對性，但是中西的人倫詩和自然詩不同的深究原因還是以哲學和宗教的為主要根源，可以說中西詩在情趣上的比較以“哲學和宗教”這個影響因素為主，因此比較的范圍放在哲學和宗教里即顯范圍之窄，中西詩歌的可比與參照也局限于此。

二，相似性分析略顯不足。在《中西詩在情趣上的比較》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中西詩歌在不同文化體系中是如何滋養出不同類別的花朵，但由于民族文學缺乏共同的基礎，相似和交集的范圍相對較為狹窄，朱光潛先生在此文對這方面的分析也相對缺乏。相似性其實是平行研究里的一個重點，有利于對整個人類的發展進程中形成的文化特征和規律做更深入的了解。

比較文學研究論文:在語文教學中應用比較文學研究方法的作用

比較文學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懷來從事不同國家、文明和學科之間的跨越式文學比較研究。許多語文教材不同程度所體現出的比較文學的思維框架和思維特質，有著較大的比較空間。通過培養比較文學意識，引導學生用比較思維去觀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懷去創造和感悟生活。鑒于此，將語文教學與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有機結合，對于改進語文教學模式和提高學生的認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一、拓展思維，培養自覺的比較意識和批判鑒別能力

有比較才有鑒別，比較是一切理解和思維的基礎。比較文學平行研究法“著重研究同一主題、題材、情節、人物典型跨國或跨民族的流傳和演變，以及它們在不同作家筆下所獲得的不同處理”。在語文教學中，有意識地借鑒比較文學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單元適當開展比較式教學，改變對作家、作品封閉、孤立的一元解析，認識文學異中之同，辨別其同中之異，以把握文學創作的共同規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創作個性，引導學生思維走向科學性，提供給他們新的視角和開放的意識，培養自覺比較的思維能力和世界文學眼光，從而更深刻地去認識作品的特點與價值。

二、置換視角，打開文本多重解讀的審美空間

跨學科教學是一種全新的教學理念和決策的思維方式，它從另一角度打開了人們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學科教學習慣和教學思維方式，在多學科的融合交叉教學中，建立各學科知識、能力之間的橫向聯系與整合，培養起學生的學科共通能力，從而促進其全面素質的整體發展。語言是最重要的交際工具。在語文教學的跨學科研究中要特別注意文學系統的開放性，關注語文學科與其他學科之間的橫向、縱向的融合與溝通，充分發揮語文學科的基礎性表達工具的作用，引導學生開拓視野，強化思維訓練，通過實踐，切實提高學生的語文能力。同時，也鼓勵學生站在世界文學高度，以多維視角去進一步挖掘作品內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應以實用性、功利性的眼光來審視作品內容。這樣，才能真正認識和體會作品的思想藝術價值，才會獲得一種高屋建瓴、融會貫通的全新感覺。

三、擴展和延伸文化視野，認識中外文化傳播的雙向互動

文學的傳承和交流是保證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較文學在本質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體現在跨文化、跨語言。它強調聯系、關系、交叉與匯通，尋求世界文學構成的基本規則與發展的基本規律。在語文教學中我們就可以有意識地運用比較文學的影響研究法。在講解作品時，穿插介紹對該作家產生一定影響的外國作家及作品，使學生的認識從單一走向多維，在“求同辨異”中加深對所學內容的理解。通過閱讀比較，讓學生明白文學創作中傳統繼承與借鑒他山之石的辯證關系，以及各國文學相互交流、相互促進、相互依存、共同進步的道理，以使學生逐漸養成從世界文學的高度來閱讀、審視文學作品的良好習慣，從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現象，增強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對文學作品的理解的同時，提高學生的跨文化能力。

比較文學研究論文:比較文學研究方法在英語人才培養中的作用

[摘要] 比較文學的性質及其研究方法為英美文學研究帶來了勃勃生機，為英美文學的教學提供了借鑒。尤其是英美文學這門學科的教學與研究，采用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更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關鍵詞] 比較文學方法；英美文學教學；教學與研究

“對文學研究者來說，比較文學首先是一種胸懷和視野，是一種對文學的思考和把握方式”[1]。其研究方法主要有：影響研究、平行研究、闡發研究和科際研究等。就英語人才培養來說，比較文學研究方法具有重要作用。

一、夯實學理基礎，發展和諧主題

比較文學研究強調從宏觀的角度研究文學，從國際的角度俯視各種文學現象，具有開放性、宏觀性和理論性的特征。各國文學，尤其是歐美文學，是相通的，互相間有著密切的聯系。運用比較文學原則，可以勾勒出英美文學、尤其是世界文學發展的線索及其文化動因。在此情況下，單單學習某一個外國文學史顯然是不夠的。如果一個英美文學專業的學生，只知道“貝爾武甫”而不知道法國的著名民間史詩《羅蘭之歌》和俄羅斯的《伊戈爾遠征記》，那他將來如何能愉快地擔任文學教師這一職務呢？我們知道，歐洲文藝復興運動、歐洲18世紀新古典主義文學和歐洲19世紀浪漫主義文學、象征主義文學以及后來的現代派等文學運動，這些不同的文學潮流都席卷了當時歐洲許多國家的文學領域，有的甚至還跨越了洲際，成為了全世界的文學潮流，影響了當時的許多國家。如果一個外語系學生只了解自己專業國家的文學史，而沒有更加廣闊的整個歐洲和世界文學的視野，那么他的文學知識就是不完整的。如果我們在英美文學中講到《圣經》時，我們不僅要告訴學生它一經傳入西方后，對西方文學產生的巨大影響，同時還要介紹它在東方文學史上的地位，從而加深學生對文學與宗教關系的認識。再如英美文學中的“人道主義”問題，盡管它作為一種文學思潮產生于近代，但也必須把它放到古代、近代乃至現當代的世界文學中去分析，只有這樣方可能全面、準確地認識它的實質與內涵、進步與局限。否則，離開了宏觀的角度，離開了整體的觀照，在英美文學教學中就不能收到令人滿意的效果。

國外傳統大學教育，強調“通才教育”，讓學生首先具有各種綜合的文化背景，然后再進一步求“深”求“專”。實際上人類文明的發展一直有相互影響交流的特征，如我國古代文化對日本、朝、韓社會發展建設的影響。因此時代要求現代文明下的學者應有全人類的眼光與視野、胸襟與氣魄，只有了解了全局，從整體出發，夯實了學理基礎，才能更好地把握全球化和多元化背景下英美文學教學的和諧發展規律。

二、拓展知識領域，豐富教學內容

傳統的英美文學教學，大都局限在文學課本范圍內，就文學講文學，就思潮講思潮，就作家講作家，就作品講作品，教學方法都比較程式、固定，學生接受的知識面相對窄，學的知識也比較死。而在英美文學教學中適當運用比較文學方法則大大地克服了這一局限。由于比較文學的研究不受時間、空間和學科的限制，也不受著名作家與普通作家、經典作品與通俗讀物的限制，只要通過比較研究能夠得出有意義的結論即可。“一個優秀的比較文學研究者，往往都是以他從語言和文化上能夠較為深入把握的少數國家文學和理論為研究基礎和出發點，進而去展開成功研究的。”[2]

在英美文學教學中，如果教師啟用平行研究的方法，通過比較講授，就既能概括出它們公有的本質特征，又能清楚地揭示出其區別之點。如教師在講英國文學時，就可以把《威尼斯商人》的夏洛克這一“吝嗇鬼”的形象和阿巴公、葛朗臺、潑留希金以及嚴監生等放在一起進行比較分析，其異同點以及產生的原因就會顯得十分清楚，易于學生理解掌握。像這樣類似的文學形象在中外文學中比比皆是，諸如中外文學中的“個人奮斗者”形象、“父愛”形象、“仆人”形象、“僧侶”形象、“多余人”形象、“淑女”形象等。如果在教學中能運用一定的標準，恰當地進行比較分析，在有限的課時內，給聽者勾畫出世界文學間的相互影響與接收，都會收到較好的教學效果。另外，比較文學的影響研究和科際研究方法，在英美文學教學中也是有用的。本來世界各民族的文學由于各國之間的對外開放和文化交流，其文學之間的相互影響也就必然會產生，因此在英美文學教學中就不可能忽視這種影響的作用。如在介紹16世紀英國劇作家莎士比亞時，就必然要談到他對中國現代戲劇的巨大影響。在介紹美國作家惠特曼時，也會論及到他對中國現代作家尤其像郭沫若之類的大作家的影響。至于科際研究用于英美文學教學也是很有必要和行之有效的。因為文學和歷史、哲學、心理學、宗教、藝術乃至自然科學等其他學科之間本身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單就文學與哲學而言，可以說在整個歐洲文學發展的長河中，每一時期一種文學思潮的形成都與那一時期某種哲學思潮或者某種哲學思想緊密相關。除文學與哲學的關系外，在英美文學中還涉及到跨學科的問題。如中世紀的文學與宗教、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學藝術，啟蒙運動與啟蒙主義文學，現代主義文學與佛洛依德的心理學理論，艾略特的《四個四重奏》對音樂上的四重奏在結構技巧上的借鑒等，所有這些比較研究，無疑大大拓展了學生的知識領域，豐富了英美文學教學內容。誠如托多洛夫所言：“文學既是小說，也是宣傳手冊，既是歷史，也是哲學，既是科學，也是詩。”[3]

三、增強學術意識，激發主動思維

文學是人類心靈的產物，關乎于人的情感，“是民族的表征，是一切社會活動留在紙上的影子”。[4]將文學作為學術研究的對象，對于以推進人類思想進步為己任的大學教育來說，必將是重中之重。一般說來，我國高校英語專業在本科階段的課程設置上，除了以強化聽說讀寫等基本語言技能以外，現都已為高年級學生開設了與英美文學研究入門相關的若干選修課，基本涵蓋了小說、戲劇與詩歌三個文學體裁，使學生在學習語言點時也提高了對文學語言的感性認識，加深了對英語國家文化和思維方式的認知，這對增強學生的學術意識和激發他們的主動思維都是不可或缺的。

過去，學生在學習中普遍存在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停留在對一般知識的被動接受和死記硬背上，對學術理論問題不感興趣，因而缺乏主動思維，人云亦云。教師怎么講，學生就怎樣記；教材上說什么，學生就信什么；少有獨立鉆研和懷疑精神。因此在學習中難于發現和提出問題。這既不利于教師的提高，也無益于學生成才。在英美文學教學中納入比較文學方法之后，由于開闊了學生視野，拓寬了他們的思維空間，從而也就增強了他們的學術意識，調動了他們的主動學習、積極思考的自覺性。如在講授艾米莉的《呼嘯山莊》時，就可把它的結局和亞力山大?大仲馬的抗鼎之作《基督山恩仇記》的結局進行比較，完全否定了傳統的觀點，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即基督山伯爵正直、勇于反抗，足謀多智，是一個資產階級個人反抗的英雄。而希斯克厲夫性格倔強、善良正直，更像一個英雄，一個類似于拜倫式的英雄。然而無論是鄧蒂思還是希斯克厲夫，他們都是所生活的那個文明社會的受害者。他們的愛和恨、復仇和死亡，無不滲透出斑斑血淚，無不銘刻著資本主義社會殘酷的標記。這種比較研究使學術很有興趣，使他們認識到，對學術上的很多問題，不能人云亦云，要有自己的獨立思考，要善于發現問題，勇于提出問題，大膽探討問題。更何況英美文學這門學科在過去由于受到極“左”思想的影響，對其中的不少問題的認識和評價難免存在一些偏頗之處。基于這樣的認識，不少同學在教師的指導下，通過自己認真讀書和深入研究，對教材的一些傳統觀點提出了質疑，主動與老師商談，在課堂討論中提出自己的見解。如西方文學中的“人道主義”問題、“愛情描寫”問題、“個人奮斗者形象”問題，李爾王的“父愛”問題，以及莎士比亞筆下的夏洛克等人物形象的評價問題。其中不少都運用了比較分析的方法，表現出較強的學術意識。這種科研意識的增強，無疑能為學生將來從事英美文學教學和科研工作奠定較好的基礎。

比較文學研究論文:近年中國比較文學研究概述

摘要：近年來，中國比較文學研究呈現出多維度、多層次的發展模式。學者們對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探索集中于梳理比較文學學科史、開創比較文學理論范式。以跨文明和變異學為核心的比較文學新理論，直接推動比較文學科學理論建設。中西比較詩學作為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重要領域，獨樹一幟。面對中國文論“失語”困境，學者們提出重建中國文論話語、中西文論平等對話、跨文明研究等出路。比較文學實踐研究漸漸擺脫傳統“X+Y”式的膚淺比較，走上跨學科、跨文明、變異學研究。對前人學術的傳承與發展，對于比較文學學科史和比較文學學術史意義重大。

關鍵詞：比較文學學科史；比較文學學科理論；中西比較詩學；跨文明研究；變異學

近年來，中國比較文學學科發展迅猛，已經漸漸成為人文和社會科學中最引人注目的學科之一。一大批杰出學者為中國比較文學學科理論探索和實踐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卓有成績的比較文學研究者前赴后繼，優秀教材、理論著作、研究成果層出不窮。承前啟后，繼往開來，面對如此紅火的研究現狀，及時有效的階段性總結意義重大。本文根據近年出版的中國比較文學研究著作，從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兩方面，概述近年中國比較文學的研究狀況。

一、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探索

中國比較文學研究離不開理論探索。理論研究作為風向標，決定中國比較文學的研究走向和歷史進程。

1.對比較文學學科史的梳理

中國比較文學理論研究的重點首先體現在對“中國比較文學史”及“比較文學學科史”的梳理。

1996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徐志嘯的專著《中國比較文學簡史》。賈植芳先生在序言中說道：“他對比較文學在我國的歷史淵源、發展流變以致蔚然成為我國一門有獨立的學術地位與價值的學科，做了一個全景式的敘述和描繪。……為我國比較文學學科的建設，增加了新的學術積累。”①全書將中國比較文學的發展分為史前期、發軔期、初興期、發展期、滯緩期、復興期等，各時期內以富有代表性的個人學術活動和研究成果為論述對象。

樂黛云、王向遠所著的《比較文學研究》雖然沒有以“史”命名，但對“比較文學”在中國的產生和發展過程有詳細論述。“中國的比較文學并非歐美比較文學的分支，也不像歐美比較文學發端于大學講壇。它是中國文學發展本身的要求，是中國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發展的必然結果。”②全書有意區分“比較文學”和“比較文學學科”兩個概念。前者是中國文學自身的發展要求，后者是在西方比較文學學科影響下建立的一門學科。學科化促使“中國比較文學研究”更加系統，人才培養呈階梯式發展，效率提高，成績斐然。不過，《比較文學研究》對此問題的探討尚局限于理論層面。2007年，嚴紹璗、陳思和主編的《跨文化研究：什么是比較文學》則以“北大——復旦比較文學學術論壇”為依托，立足于比較文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重點討論比較文學學科的發展問題。首屆論壇以“關于比較文學學科的范疇、觀念和方法論的理解問題”為討論核心，第二屆論壇則以“比較文學的學科界限和學科身份、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兩者的關系”為議題。全書所呈現的對比較文學學科建設的反思和建言，特別是學生培養、教師教學以及學位論文規范等方面的討論，啟發性很大。

中國比較文學學科建設，必須以世界比較文學學科史為根基。在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理論和實踐研究的關鍵期，曹順慶主編的《比較文學學科史》為中國比較文學學科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該書第一編“歐洲的曙光”，以法國學派影響研究為中心，兼及英國、德國及北歐，意大利及南歐，俄國及東歐比較文學學科史，分別闡明其基本理論、學科發展史及學科史地位。第二編“歐洲北美的崛起”，以“美國學派”平行研究為中心，論及加拿大比較文學學科史以及當代歐洲（法國、蘇俄、英國、德國等）比較文學學科史。第三編“東方的回應”，以“中國學派”跨文明研究為核心回應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同時，梳理了港臺、印度、日韓和阿拉伯、南非的比較文學研究情況。比較文學研究須有世界眼光，中國比較文學學科是世界比較文學學科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洞悉世界比較文學學科史才能夠明白：繼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之后，跨文明研究將成為比較文學研究的主流。中西文化的異質性決定了中國比較文學研究在比較文學跨文明研究階段所肩負的重任。這是歷史的選擇，也是世界比較文學學科發展的必然結果。

2.對比較文學學科理論范式的探索

中國比較文學研究進入承前啟后的關鍵期。對比較文學學科史的梳理是“承前”，對比較文學學科理論范式的探索則是“啟后”。一直以來，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秉持著以學派理論為框架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體系。此體系造成學派與研究領域隔閡，容易產生誤解，認為法國學派只有影響研究而沒有平行研究，美國學派只有平行研究而沒有影響研究。為了打消隔閡，消除誤解，曹順慶在主編的《比較文學教程》中果斷打破學派理論體系，概括出一個全新的學科理論范式。該書明確提出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一個基本特征和四大研究領域：一個基本特征即“跨越性”，包括跨國、跨學科、跨文明；四大研究領域即“實證性影響研究”、“變異研究”、“平行研究”、“總體文學研究”。特別是“變異研究”的提出，拓展了比較文學學科理論體系，一舉解決了比較文學研究中不少令人困惑的難題。“比較文學的變異學將變異性和文學性作為自己的學科支點，通過研究不同國家不同文明之間文學交流的變異狀態，來探索文學變異的內在規律。”③比較文學理應蘊含“跨越性”和“文學性”，在跨越過程中，受到文化因素、心理因素等影響和制約，一定程度上會產生變異。文學變異學主要從五個層面進行：語言層面變異學研究、跨國與跨文明形象的變異學研究、文學文本的變異學研究、文化的變異學研究以及文學的他國化研究。其中包括文化過濾與文學誤讀、譯介學、形象學、接受學、文學的他國化研究等。

曹順慶根據自己多年的研究經驗，將“譯介學”從“媒介學”中抽離，置于“變異研究”名下，亦屬首創。在《比較文學教程》中，曹順慶指出：傳統比較文學學科理論只注重文學傳播和交流過程中的實證性影響關系，故將譯介學劃為媒介學。這種觀點忽視了接受者主觀選擇的能動性和心理文化因素。這些因素會導致文學在傳播和交流過程中發生變異，因此，譯介學關注的是文學在被翻譯過程中的變異關系，理應被歸入“變異學”。

比較文學作為一門科學或一門學科，不能沉溺于學派隔閡。中國比較文學想要創新，首先要打破法國學派平行研究、美國學派影響研究、中國學派跨文明研究“三位一體”的學派構成論。曹順慶的《比較文學教程》以四大研究領域劃分比較文學新學科理論體系，將比較文學研究按研究領域分門別類，領域有交叉，方法可通用，既相互區別又互相聯系。比較文學第三階段“中國學派”的建立，迫切需要一個富有中國特色的理論體系作支撐。《比較文學教程》適時而出，“開創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教材的一個新體系”④。

3.學以致用——理論與實踐研究相結合

張宏的《比較文學的理論與實踐》就理論與實踐結合做出了積極嘗試。全書先總論比較文學的學科形態，肯定比較文學的超越性，得出“從根本上說，比較文學是一門跨民族、跨語言、跨文化、跨學科的知識學科”⑤。比較文學不是專講理論的學問，具有很強實踐性。作者在第二編分論比較文學的方法體系。在第三編中，作者將學科理論融入實踐研究，用“美國文學中的中國人和中國”闡釋形象學實踐研究，用“《白鹿原》和《靜靜的頓河》的比較”明晰主題學實踐研究，用“莎士比亞和湯顯祖劇作的比較”講述歷史類型學實踐研究，用“20世紀文學觀念的演化”考察跨學科研究。當然，書中依舊存在一些問題。例如在第五章論述“接受過程的選擇與闡釋”時，作者持傳統觀點，認為譯介學是影響研究的重要分支。

張隆溪的《比較文學研究入門》利用國際視野審視中國比較文學，力圖在國際比較文學發展歷程中為中國比較文學找到準確定位。全書先論述中西比較文學所面臨的挑戰，如民族主義造成的東西方對立、文學和文學研究政治化等，然后對中西比較的可能性給予肯定回答。在作者看來，只要能正視、迎接并戰勝這些挑戰，東西方比較文學研究將成為“國際比較文學一個無可置疑的重要部分”⑥。根據個人經驗，作者在書中開出“重視語言和文學闡釋”的“藥方”。從語言出發可以看出中西方在哲學思想和文學批評中怎樣討論語言、表達、意義、理解和解釋等問題。注重闡釋就不會將西方理論機械套用于東方文本，也可以避免把中西作品隨意拼湊，做牽強附會的膚淺比較。第三章討論西方比較文學研究中有影響的著作。第四章專論中西比較文學研究的成功范例。全書雖秉持法國學派和美國學派的立場，對中國學派不置可否，但從理論與實踐結合角度上看，依舊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二、中西比較詩學研究

比較詩學在我國萌芽較早。王國維1904年發表《〈紅樓夢〉評論》，運用叔本華的美學思想分析中國古典文學作品，被認為是中西比較詩學的起點。此后，裘廷梁、蔡元培、魯迅、梁宗岱、宗白華、朱光潛、錢鐘書、王元化等人，為開拓現代性詩學的中國視野做出了重要貢獻。1988年，北京出版社出版曹順慶的專著《中西比較詩學》，標志著“中西比較詩學”這門學科在大陸正式確立。全書從藝術本質論、起源論、思維論、風格論、鑒賞論五個方面對中西文論中的具體概念和術語進行梳理和比較，互證互釋，雙向闡發，求同存異，確認中西文論的不同文化背景和理論特色。從學科史的角度上看，《中西比較詩學》無疑“為學科史上綱領明確的奠基之作”⑦。2010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再版《中西比較詩學》，可見此書的影響經久不衰。

2000年，王曉路的《中西詩學對話——英語世界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出版。由于中西詩學交流過程中“以西釋中”為主流，不對等關系造成中國文論的全面“失語”。王曉路試圖打破不對等，與西方文論展開平等對話。首先，作者從中國古代文論輸入英語世界的歷史軌跡和接受語境兩個方面概述英語世界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狀況。隨后，用“他者的眼光”、“遷移的變異”、“詩學的對話”三章，闡釋中國古代文論在不同語境中的不同理解，明確語言作為中介在交流過程中的“牢籠作用”。全書在翔實材料的支撐下，洞悉中國古代文論在英語世界中的生存困境，如理解與闡釋不成體系、散點式研究多于全面思考等。由于語言障礙，英語世界對于中國古代文論術語的譯介和接受存在困惑。因此，王曉路認為，應該“將中國古代文論中富有生命力的術語加以整理和翻譯，不斷地，有系統地推出，使西方世界對此有所了解并逐步熟悉”⑧。中西文論間的對話不是消極的而是積極的對話。消極的對話只會停留在大原則的反復討論中，結果只能是一廂情愿。我們只有做好具體工作，將中國古代文論加以梳理、轉型、譯介和推出，與西方文論展開積極對話，才能逐漸改變中西詩學對話的不平等局面。

饒芃子的《比較詩學》是一本論文集，共25篇，融匯作者20年潛心研究比較詩學的主要成果。其中，不僅涉及理論探索，還關注中西戲劇、海外華文文學等問題。賴干堅的專著《二十世紀中西比較詩學》旨在探討20世紀“中西詩學的融匯如何推動中國詩學的現代化進程，同時揭示某些文藝思潮和理論流派的淵源流變”⑨。全書將中國比較詩學的發展歷程、中國現代文論的創始、轉型及嬗變與西方文論的傳入、接受過程緊密結合，側重于外國詩學對中國詩學的影響和滲透。作者發現中國現當代詩學的建立、成長、繁榮與西方文論在中國傳播與接受緊密相連，但沒有意識到中國詩學已經全面落入西方“窠臼”。西學傳入既為中國詩學帶來繁榮，也造成中國文論的“失語”。

面對中國文論的“失語”，劉介民在《中國比較詩學》一書中提出“重建中國比較詩學”，直言根本動力是“當代中國文學理論的自身要求”⑩。他認為：要想重建中國比較詩學，必須從西方文學理論所造成的壓抑和羈絆中解脫出來，與西方文論展開跨文化對話。全書從比較詩學本體論、發生論、方法論、本質論、起源論、思維論、風格論、鑒賞論、實踐論、概念論等方面，概述從古至今中西方重要詩學家和理論著作的主要觀點，厘清中國比較詩學的發展歷程。尤其是第十章“概念論”，列舉了50個比較詩學術語，深層剖析詩學內涵，明白曉暢，意義非凡。

楊乃喬的專著《東西方比較詩學：悖立與整合》從對中西詩學“本體”的考察入手，將“經學中心主義”（如第三章第四節“儒家詩學的內在批評精神：經學中心主義”）作為中國詩學的“本體”，將儒家作為中國詩學的中心，利用“解構”和“建構”理論解釋中國文化中的“儒道互補”現象。受德里達影響，作者進一步將中國詩學傳統定義為“書寫中心主義”（第八章第三節“東方詩學的書寫中心主義與一個顛倒的形而上學等級序列”），認為中國詩學傳統書寫優于說話。從語言學角度，作者又將中西詩學語境分別概括為“寫意”和“寫音”。整體看來，《東西方比較詩學：悖立與整合》一書站在本體論高度，立足于中國傳統文化，打破傳統中西比較詩學范疇式研究方式，探討詩學本源，對中西比較詩學研究和學科建設具有重要意義。全書共23章，32萬字，紛繁復雜，一些定義和結論未免主觀。但這些問題不能抹殺《東西方比較詩學：悖立與整合》作為中西比較詩學本體論研究優秀著作的事實。

中西比較詩學研究走過二十余年風雨歷程，在取得驕人成績的同時也進入了研究瓶頸期。面對全球化沖擊，面對中國文論的“失語”，中西比較詩學領域急需一部總結性與指導性兼備的著作。在此背景下，曹順慶主編的《中西比較詩學史》應運而生。全書不僅從學科史層面梳理了中西比較詩學的萌芽期、前學科期、學科創立以及港臺和海外漢學界中西比較詩學的研究概況，還為文論失語、中西文明交流與碰撞、全球化語境等中西比較詩學研究困境指明出路。《中西比較詩學史》不是一部淺嘗輒止的學科史著作，它對中西比較詩學現狀和未來的論斷鞭辟入里。如第六章“詩學話語的論爭與中西比較詩學的拓展”，經過縝密分析，指出“重建中國文論話語”、“中西文論平等對話”、“跨文明研究”才是中西比較詩學的真正出路。面對全球化帶來的交流與碰撞，中西比較詩學必須明確文明之間的異質性，以本土文化為本位，尋求與西學的溝通，通過跨文明研究，主動置身于全球化語境。只有展開積極對話，中西比較詩學才能在全球化時代背景中“適者生存”。

三、比較文學實踐研究

理論與實踐研究互為表里，相輔相成。斯蒂芬·托托西的《文化研究的合法化——一種新實用主義：整體化和經驗主義文學與文化研究方法》一書講述了文學與文化研究的整體化和經驗主義。整體化認為文學是一個擁有開放、多元系統的綜合體，文學研究由于作家、文本、讀者均起作用，因此隨時代變化而變化。這一觀點為比較文學跨文化和跨學科研究奠定了基礎。經驗主義將文學研究作為一個包括寫作、出版、發行、閱讀、翻譯等在內的社會活動系統來考察，其研究步驟是提出假設、投放實踐、測試和評價，其使用的觀點多從心理學和社會科學中吸取，力圖使文學研究更科學化，更聯系社會。斯蒂芬·托托西坦誠地指出，目前人文學科特別是文學研究正在被邊緣化，正在越來越遠離社會主流。要想使文學合法化，文學學術界必須建立起自身的學術價值，這種價值體現在多學科整合。

斯蒂芬·托托西的理論為中國比較文學研究開啟了一扇全新的大門。對文學與文學研究整體化和經驗主義的認識，促使研究者打破傳統“X+Y”式的研究模式，逐步走向跨文明和跨學科的全新視角。

1.跨文明視野下的比較文學

比較文學“中國學派”走過30年風雨歷程，曹順慶教授關于比較文學第三階段“中國學派”跨文明研究的觀點得到了廣泛認同。2005年，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出版吳格非的專著《當代文化視域下的比較文學研究》。該書有兩大特點：一是從中西文化視角研究比較文學，二是整體論述與專題研究相結合。前者站在不同文化立場，重新審視外國文學、翻譯文學和中國文學的關系與界限問題，并進行有關中外文學的比較研究：實證—影響研究，平行—對話研究，跨文化闡發研究和文化淵源研究。后者先整體論述一個研究領域，再提供兩個專題研究作為示范，理論與方法兼備。全書旨在討論西方作家、理論家及作品在中國的傳播、接受和影響，借此論述當代文化視野下的中國比較文學。跨文明必須以異質性基礎進行雙向交流和平等對話，否則，永遠擺脫不了“X+Y”式的浮泛研究。杜進的《跨文化視野中的比較文學》根植于理論研究。承襲傳統“三派一體”結構，重點論述媒介與譯介、翻譯研究、跨文化形象學研究、跨文化文類學研究和中西敘述文類的比較。作者試圖利用跨文化視野打破比較文學“三派”三分天下的局面，但這種嘗試因為自身定位不清而顯得淆亂無章。跨文化是一種明確文化異質性特征基礎上的綜合比較，不是簡單的中西對比。

姜智芹的《當東方與西方相遇——比較文學專題研究》以理論為先導，主要敘述他者視角、學科邊界（跨學科）、經典闡釋、文化過濾與文學誤讀（變異學）等。實踐研究涉及兩方面：一是外國作家作品在中國的接受與影響。作者從卡夫卡的中國情結談起，論及其作品對中國現當代作家如宗璞、殘雪、余華、劉震云等的影響。這次跨文明對話是積極的對話，中國作家在卡夫卡作品中找到了靈感和共鳴。余華、劉震云等將卡夫卡的創造性叛逆、精神的真實追求、文本的哲學意義、跨越時空的精神聚合等吸收、改造并運用到敘述中國文化和社會現狀中，取得了顯著效果。二是中國形象、作家及作品在外國的研究狀況。中國文學不能關起門來研究，借助“他者的眼光”可以拓寬視域。研究外國作家筆下的中國形象，“首先，有助于從文化層面上尋找中外表面沖突的深層原因。……其次，可以更好地了解和認識其他國家的民族性格、社會發展及其文化潛意識中的某種心理結構”B11。跨文明對話是“迎進來”與“送出去”相結合的互動過程，對中國新時期作家及作品在國外傳播與研究狀況的考察，為中國比較文學提供了新的研究領域。東西方碰撞與交融，不僅體現在文學作品、文學思想上，還發生在文學理論領域。作者以跨文明視角探討比較文學，卻對比較詩學三緘其口，為全書留下了遺憾。不過，這點瑕疵不足以影響《當東方與西方相遇——比較文學專題研究》成為跨文明比較文學研究的典范之作。

2.比較文學視域下的中國古典文學

比較文學與中國古典文學結緣已久。隨著中國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逐步成熟，比較文學與中國古典文學的聯姻展現出新活力。周發祥、魏崇新在《碰撞與融會：比較文學與中國古典文學》一書中共選編20世紀國內外有關比較文學與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論文20余篇，分為“文海匯流”、“殊質映照”、“出位之思”、“詩學互鑒”和“西論中用”5個部分。由此書可以看出20世紀從比較文學視角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基本狀況。編者試圖按照文章內容分門別類，但由于這些文章非出自一時一人之手，彼此間關聯性不強。2009年，魏崇新出版專著《比較文學視閾中的中國古典文學》。該書主要是個人研究成果的總結，分為“原型與母題”、“性別批評”、“敘事研究”、“比照與借鏡”四編。前三編運用比較文學學科理論如主題學、形象學、敘事學等研究中國古典小說，第四編關注中西比較，如“三言”、“二拍”與《十日談》文學精神的比較等。該書論述最精彩的部分是“性別批評”。面對以男性話語為主宰的古典小說，作者精確地分析了小說中女性角色的“失語性”，為她們翻案。不過，該書雖命名為《比較文學視閾中的中國古典文學》，但全書只論及了明清小說、戲劇、話本等，而對中國古典文學的主流“詩文”避而不談，頗有舍本逐末之嫌。全書采用西方理論重新闡釋中國古典文學，新意有余，但深度不足。作者如果能在現有基礎上，總結出中西文學發展規律的異同，兼及中國古典文學在西方的傳播與影響，一定會為全書增色不少。

3.中西戲劇比較研究

藍凡的《中西戲劇比較論》是中西戲劇文體比較研究的扛鼎之作。此書由其1992年出版的專著《中西戲劇比較論稿》擴充所得，共12章，68萬余字。第一、二章為總論，從本體角度論述中西戲劇的異同。如第二章，作者指出中國戲曲藝術在形式美上遵循“以一求多”，由共性見個性，在統一中求變化的規律。西方戲劇則“以多見一”，由個性見共性，在變化中求統一。這便是中國戲曲與西方戲劇最根本的內在差異。第三章以下是分論，從美學和哲學層面對中西戲劇的舞臺時空、表演體系、導演風格、結構觀念、語言性格及悲喜劇等進行比較。如第四章“戲劇舞臺的時空觀”中，作者指出，任何西方戲劇，其舞臺時空都是可見的、純粹物質的。中國戲曲的舞臺時空有時卻與演員的唱念做打共存，非獨立存在。不同文化背景決定戲劇在中西不同文明體系內的發展道路、表現形式和表現方法均不同。縱觀全書，作者從“比較”入手，熔戲劇美學、觀眾心理學、史學、社會學以及音樂、舞蹈、繪畫等于一爐，將中西戲劇藝術放在人類文化的大背景內，尋找中西戲劇的基本特征和規律。如西方戲劇重再現、寫實，中國戲曲重表現、表意。藍凡先生憑借豐富的學識、廣闊的知識面、嚴謹的治學精神，冷靜觀察西方戲劇，認真思考中國戲曲，理性比較二者的異同，最終推出這本既有深度又有廣度的著作。《中西戲劇比較論》雖為新作，多為舊談。藍凡先生關于中西戲劇比較研究的成果一版再版，充分說明20余年來，在中西戲劇比較領域尚沒有其他著作與之比肩。

4.中國比較文學實踐研究的其他表現

中國比較文學實踐研究還有兩個重要表現：一是對西方理論的形成、傳播及其在中國的影響進行系統研究。如西惠玲的《西方女性主義與中國作家批評》對女性主義的研究。全書充分運用影響研究、變異研究、平行研究、跨文明研究等，打破學派與方法的隔閡，是運用比較文學研究方法解決實際問題的有益嘗試。第一、二章為總論，具體介紹女性主義的形成、發展和在中國大陸的傳播。第三、四章分論女性主義對中國女作家創作的影響。最后一章探討中國文化背景中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立足于異質文化背景，作者認為：“女性主義文學在誕生時起，并不屬于世界”B12，它在人性較為自由的西方產生，最終成為極富個性的“時代文學景觀”。西方女性主義思想是中國女性文學創作空前活躍的動因，“我們的女性文學研究者選擇‘開放和吸納’不僅沒有造成女性文學的發展的困境，而且提高了中國女性創作的主體意識”B13。隨著創作和批評實踐的發生，女性主義在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下逐漸產生新變化，中國的女性主義研究和批評，作為世界女性主義研究的一部分，必然與西方女性主義走上全面對話的道路。全書基于此總結出一條“吸引——影響——融合——發展”，最終走向對話的理論研究道路。

二是將比較文學研究與教學實踐相結合。王虹的《中日比較文學研究》是其中的典范。作為國別文學比較研究，中日文學比較一直處于領先地位。這與中日兩國文化與文學的歷史關聯密不可分。王虹此作以多年來個人研究的部分成果為基礎，共分八篇，采用中日雙語形式，運用歷史考證、作家論、作品論等多種研究方法，針對日本近代的文學作品和中國近代著名作家的作品進行較為詳盡的比較分析，如《蜜柑》與《一件小事》的比較、芥川龍之介與郁達夫的比較等。該書雖然是一部中日比較文學研究著作，但既適用于對外漢語研究教學，也適用于中國日語專業學生研讀，是一部文學研究與教學實踐相結合的優秀作品。

四、傳承與發展——對前人研究成果的總結

學術傳承與發展是一個歷史過程。中國比較文學研究能夠取得今天的成績，離不開大批學者為此付出的努力。他們用盡一生心血，在理論和實踐兩方面推動了中國比較文學的發展，留下了數量可觀的研究成果。無論是“舊學”還是“新知”，都是前人篳路藍縷的足跡。今人在重估和評價前人學術成果的同時，更應該從前輩學人勤勉的學術實踐和科學的研究方法中汲取豐富的學術營養。對于前人著述的整理再版，無論對于比較文學學科史，還是比較文學學術史，都意義重大。

2009年，《宗白華中西美學論集》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與一些著作等身的大家相比，宗白華先生的著述少得可憐。該書雖不是鴻篇巨制，但卻是宗白華先生數十年學術生涯的縮影。他從“藝術人生觀”立場出發，以“審美”精神和“唯美”眼光，巧妙地將中國傳統的審美智慧及生命體悟與德國生命哲學的浪漫精神相結合，進而孕育出獨特的生命本體論。以此為基礎，以審美為內核，宗白華先生進一步生發出對中國傳統美學的現代解讀。宗白華先生中西比較美學之路以兩點為根基：一是他對中西美學的冷靜態度；二是他的文化主義視野。前者表現為對中西兩種文化的同樣尊崇，這使他可以用超功利眼光客觀看待兩種文化各自的優劣之處。后者主要以文化的視角切入，探索出貫穿于中西文化的精神內核，并在現代及本土視野的關照下對兩者加以超越。從這部“論集”中，讀者不僅可以了解宗白華先生的“藝術人生觀”，還可以明晰青年時代先生的一腔熱血和社會責任感，更可以體悟他對中西文化碰撞與融合的深刻見解。全書散篇居多，有很多講稿和隨筆，雖不成體系，但字字珠璣。即使時過境遷，宗白華先生對于中西美學和中西文化比較的相關觀點依舊不落陳套。

2005年，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出版王佐良的《文學間的契合：王佐良比較文學論集》，該書由王佐良先生1985年出版的《論契合——比較文學研究集（英文）》一書擴充而得。王佐良先生是著名學者，在多個研究領域成績卓著。本論集精選王先生有關比較文學的論文15篇，分兩個部分。第一部分“論契合”共8篇文章，主要研究20世紀中西方文學間的關系，特別是中國新詩中的現代主義。第二部分收錄王先生討論翻譯的7篇文章，其中有對翻譯家的比較和評價，有對近代翻譯理論的回顧和分析，也有對翻譯中語言和文化關系的解剖。王佐良先生著述頗豐，精品尤多。他善于思考，立足于教學和翻譯實踐，很多學問即由此而來。他巧用“契合”，列舉不同文化之間多種相互滲透現象，如中西文學之間的關系、前人對后人的影響（例如查爾斯·蘭姆對詹姆斯一世時期英國詩劇的興趣）及作家之間的關系（例如美國現代詩人詹姆斯·賴特與中國古代詩人白居易）。在《Two Early Translators》（《兩位早期翻譯家》）中，王佐良先生對嚴復和林紓的翻譯實踐做出品評。在《嚴復的用心》一文中，王先生用翻譯實踐檢驗嚴復“信達雅”理論，認為“信”是指準確傳達原作的內容，“達”是指盡量運用習見的表達方式，“雅”是指通過藝術地再現和加強原作的風格特色來吸引讀者。為此，他提出兩點建議：一是辯證地看——盡可能順譯，必要時直譯，任何好的譯文總是順譯與直譯的結合；二是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淺如之，口氣如之，文體如之。同樣作為翻譯家，王佐良先生以自己的翻譯實踐和心得預見翻譯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互動發展，并豐富“信達雅”觀。翻譯的作品既要可靠，又要可讀。王先生的論文既高屋建瓴，又明白曉暢，堪稱比較文學研究的典范之作。

五、小結

近年，對中國比較文學研究史、學科史的梳理證明：中國比較文學作為世界比較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擁有獨特的學科特點和理論特色。比較文學第三階段“中國學派”跨文明研究是順應比較文學學科發展史的必然結果。學派與方法間的隔閡已經嚴重影響比較文學的進步，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首要任務是打破傳統“三位一體”的學派理論體系，創造一個在比較文學跨越性基礎上，綜合運用實證性影響研究、變異研究、平行研究和總體文學研究的全新理論體系。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跨文明研究和變異學在中西文化、文學交流過程中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中西比較詩學面對中國文論的“失語”，只有立足自身，重建中國文論話語，與西方文論展開積極、平等對話才是真正出路。承前啟后，繼往開來，在每個歷史節點，面對每一次挑戰，唯有認真思考、仔細梳理、勇于開拓、努力實踐才能保持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旺盛生命力。

比較文學研究論文:比較文學研究的新收獲

楊玉珍同志在高校從事外國文學的教學與研究已有多年，是一位很有成績的青年學者，看到她的這部《東方神韻――東方文學與文化視野下的沈從文研究》著作（北京燕山出版社，２００６年），我為沈從文研究領域和比較文學研究領域的新收獲，感到非常高興。

熟悉比較文學的人都知道，這個學科自１９世紀下半葉誕生以來，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一是以影響研究為基本理論特征、以法國學派為主要代表的歐洲階段。在這個階段里，研究范圍局限于歐洲，這就是人們常說的“歐洲中心論”；二是以平行研究和跨學科研究為基本理論特征、以美國學派為主要代表的北美階段。在這個階段里，研究突破了歐洲的范圍，但它仍然局限在歐洲和北美之間，只不過“歐洲中心論”變成“歐美中心論”罷了。目前是以跨越東西方異質文化或文明為基本理論特征的新階段。這種基本理論是中國學者樂黛云先生提出來的。楊玉珍同志的《東方神韻――東方文學與文化視野下的沈從文研究》就是比較文學發展第三階段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實績。它突破了“歐洲中心論”和“歐美中心論”的框框，這是書稿的一個重要價值。

書稿的另一個重要價值是在沈從文研究中開辟了一個新的層面。上世紀８０年代以來，隨著沈從文研究的開展，世界語境中的沈從文研究也搞得有聲有色。這種比較視野下的研究涉及的外國作家有福克納、哈代、梅里美、喬治?桑、蘭蓋、卡拉姆津、屠格涅夫等。令人遺憾的是，在比較研究的文章中，除個別文章涉及川端康成等作家外，沈從文與東方作家的比較研究則顯得比較薄弱。作為沈從文重要研究基地――吉首大學的一名教師，楊玉珍同志向讀者奉獻出《東方神韻――東方文學與文化視野下的沈從文研究》一書，正好彌補了上述缺陷。正如作者在書稿的《前言》中所說：“筆者擬將沈從文置于‘東方’視域中，審視其創作個性、創作風格與文學成就，用文化學、美學、比較文學等研究方法對其進行解讀，看這個在中國現代文學中風格卓異、個性突出、被論者稱為‘中國現代罕有其匹的藝術家’，在文學的歷史鏈接上所具有的東方特性和世界意義；并通過將他與東方其他幾位著名作家如泰戈爾、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的比較研究”，“審視他與‘東方審美文化’、‘東方鄉土文化’、‘東方宗教文化’的關聯互動，在共時與歷時的層面凸顯東方文學的現代意義和世界性。”應該說，書稿的主旨是非常明確、很有創意的。

書稿分上、中、下三編。上編著重從與民族傳統的關系、理想主義傾向、女性形象與作家自我、“死亡的東方之美”等方面對沈從文與泰戈爾、川端康成進行比較；中編主要從立足鄉土的邊緣文化立場和原鄉追尋的美學建構對沈從文與大江健三郎進行比較；下編則主要探討沈從文與佛教和《圣經》的關系。可以看出，書稿主要是對東方國家同質文化的比較研究，但同時也指出了沈氏在各個問題上與三位東方作家的差異，以及沈氏和三位東方作家作為東方文化的代表與西方文化的差異，既揭示了沈從文文學的獨特風貌，也展示了２０世紀東方文學對人類的特異貢獻，這是很有價值的。

如果說，過去“發現東方”的主角是西方，那么現在，這種角色正在逐漸轉換，即“發現東方”的主角正在由西方變為東方。楊玉珍同志的這本著作正是在東方人自己“發現東方”和中國比較文學“又有新的開拓與創獲”這一大背景下出現的一個成果。它不僅給了我們很多的啟示，而且也給了我們很大的信心。

比較文學研究論文:跨越比較文學研究中的障礙

摘 要: 本文通過對當前比較文學研究中存在的障礙的分析,并結合巴赫金的對話理論,提出了解決比較文學研究中障礙的可行性建議。

關鍵詞: 比較文學 障礙 對話理論

一、引言

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Habermas)為了研究關于交往的一般理論,對于交往的媒介與條件──語言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在1976年發表的《什么是普遍語用學》一文中指出:“普遍語用學的任務是確定并重建關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條件。”即確立“交往行為的一般假設前提,以促成主體間的相互理解”。①他認為,言語行為是以理解為目的的,相互理解以取得共識,達到認同為旨歸。為了確立可能理解的普遍條件,他提出了凡是參與言語交往行為的人所必須遵循的四項基本要求,即對于言語的可理解性、真實性、真誠性和正確性的要求。這四種有效性要求缺一不可。

二、比較文學研究中的障礙

只有參與言語行為的人才能夠相互理解、共享知識、彼此信任、互相認同,才能形成主體之間的認同和協調。因此,我們可以認為,中西文學對話過程中所發生的一系列偏頗與失誤,都是由于忽視了上述某種有效性要求而造成的。概括地說,當前主要有以下三種障礙值得我們認真地分析。

(一)文化客觀主義

持這種主張的人自認為能夠對西方文化作出全面和準確地領會,他們也期望西方人同等地對待中國文化。對文化交流中出現的任何誤解和誤讀,他們都橫加指責。他們主張有一個客觀現實的世界的存在,這個世界不依賴于我們而存在,并且具有我們能夠洞悉的確定的本質和屬性。“外在”(客體)的東西被假定為獨立于“我們”(主體),知識是在主體正確地反映并呈現了客觀實在時所得到的。因此,在文化客觀主義的認識論中,我們得到的是一種主─客體的認知模式,換言之,自我與他者之間存在著一種目的論的主─客體關系。這樣一種關系無疑與交往理論所追求的主體之間的雙向的交流和選擇的關系背道而馳。

(二)文化中心論

如果說在文化客觀主義中作祟的是主體性,那么,左右文化中心主義的則是人類(自我)中心論。這在現代西方社會具體表現為西方文化中心主義。對于這種“主義”的揭露和批判由來已久,至尼采為一大轉折。到了當代,德里達(Derrida)在《人的終結》一文中將其看成是已消逝的神話。但是目前學術界仍有兩種傾向值得提防,一種是自愿地接受西方文化話語的控制;另一種則認為西方中心已成為歷史,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也該讓我們嘗嘗“中心”的滋味。然而,這兩種傾向都有損于中西文化之間進行建設性的對話。因為,就語用學而言,任何一方持有中心論的觀點,他都無法真誠地表達其意向,讓對方欣然地接受他。

(三)文化相對主義

19世紀末20世紀初,文化相對主義思潮在英國興起,其主要觀點是認為土著地區有其獨特的文化特性。該理論的核心人物美國人類學家梅爾維爾?赫斯科維茨(Melville Herskovits)認為,文化相對主義的核心是尊重差別并要求相互尊重。它強調多種生活方式的價值,這種強調以尋求理解與和諧共處為目的,而不去批判甚至摧毀那些與自己原有文化不相吻合的東西。簡單地說,就是承認并尊重不同的文化,并在平等的基礎上交流。表面上看,文化相對主義頗具說服力,但實際并非如此。文化作為人類的一種創造,作為人類生存與發展的方式,是相對性和絕對性的統一。在實際過程中我們不應該走極端,把對話雙方完全隔離開來,導致絕對意義上的文化相對主義或極端文化相對主義。

總而言之,以上三種主義的表達不具備可領會性,使對話雙方不是落于主―客體的關系中,就是處于游離狀態,無法真正達到相互理解和達成共識的目的。

三、對話理論

對話理論作為一種文學理論概念是由前蘇聯文學批評家巴赫金(Bakhtin)提出的。從1920年的《審美活動中的作者與主人公》,1935年的《小說話語》,到1961年的《論陀斯妥耶夫斯基一書的改寫》,經過逐步的補充、深化和拓展,他建立起了自己的對話理論體系,這是他哲學思想在文論中的具體體現。他指出:“一切莫不都歸結于對話,歸結于對話式的對立,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對話才是目的。單一的聲音,什么也結束不了,什么也解決不了。兩個聲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條件,生存的最低條件。”②換言之,相對與包容是對話主義的基本立場,他性與差異是對話主義的基本條件,互補與創新是對話主義的最終目的。

在比較文學研究的語境下,對話理論的意義在于:作為比較文學研究的一種操作方法,它是一種話語形式,即用“非我的”和“他者的”眼光來看待所研究的對象,把不同民族的文學視為各自獨立的、各具特色的、相互平等的、能夠展開對話的雙方,破除一切形式的中心主義,促進當今世界的文化發展,最終實現各民族文化之間的友好交流。

四、文化對話――跨越比較文學研究中的障礙

那么,我們該運用何種理論才能跨越比較文學研究中的障礙呢?在比較文學的研究中,對話理論是絕對必要的。巴赫金(Bakhtin)認為,一般說來,文化在定型的時期,基本上由統一的“獨白話語”所支配,而轉型時期的標志就是“獨白話語”的中心地位的解體和語言雜多局面的鼎盛。也就是說,各類語言和文化在轉型時期只有通過互相對話與交流,才能同時共存。雖然對話不能完全消除東西方文化的差異,也不能徹底地取締東西方文化之間的沖突,但是,對話能夠幫助我們采用商談的形式,來對待這種差異或沖突,從而克服民族的片面性和時代的局限性,最終通過對話達成相互了解。

具體而言,在比較文學的研究中,只有進行跨時代、跨學科、跨文化的研究,才能沖破一切人為的界限,在各種邊緣的重疊交合之中,在不同文化的人們的視野融合的基礎上,尋求新的發展突破口,創造出新的未來。

五、結語

總而言之,我們正在從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時代,逐步走向一個相互理解、平等交往和對話的時代。比較文學的未來發展需要建立在平等對話的基礎上,在比較文學的研究中,我們要克服以上三種障礙的影響,就要以平等的態度去對待各種不同的語言與文化,主動地把他者作為主體來看待,并設身處地地去理解另一個自我,然后在“我們”這個集合中尋求共同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