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4-01 03:23:23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篇社會生活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摘要] 本文敘述了電子商務給社會生活帶來的影響,其中包括電子商務所解決的就業問題,物流對電子商務的需求,電子商務對企業發展的促進作用,電子商務所帶來的電子交易,社會的進步需要電子商務,生活的進步也離不開電子商務的發展。
[關鍵詞] 電子商務 物流 電子交易 自動化 信息化
我國正處在信息化帶動工業化,工業化促進信息化,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現代化過程中。傳統工業化的生產方式難以為繼,要進一步發展,就要求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走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得到充分發揮”的發展路子。電子商務非常符合這個發展方向。
所以電子商務的發展對社會生活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就當前來說,在很大程度上它對解決國民經濟中的急迫問題有很大的作為。現在我就電子商務對我們的社會生活的影響談幾點。
一、電子商務能解決一定的就業問題
當前,電子商務網站為我國提供了32萬個就業崗位,包括企業網站提供的就業機會達110萬個,第三方物流和配送行業還會帶來上千萬人的就業機會。我國一年的勞動力就業缺口在一千三四百萬左右,如果電子商務搞得好,一下子就可以解決就業問當前,電子商務網站為我國提供了32萬個就業崗位,包括企業網站提供的就業機會達110萬個,第三方物流和配送行業還會帶來上千萬人的就業機會。我國一年的勞動力就業缺口在一千三四百萬左右,如果電子商務搞得好,一下子就可以解決就業問據2004年cnnic有關統計推算,全國網站總數為59.56萬個,各類網站中,企業網站數的比例最大,占整個網站總體的70.9%,即42萬個左右,直接吸納了大約110萬人就業。其次為商業網站,占8.2%。約有4.88萬個網站,專門從事電子商務活動,全職員工在10人以上的,占40%以上,約有20萬左右人員就業。電子商務網站總共吸納大約32萬人就業。
如果考慮網站以外電子商務及間接帶動因素,電子商務吸納就業的數字還會更高。例如,第三方物流和配送行業帶來了上千萬人的就業機會,形成了電子商務師、網絡營銷等新興職位。就業信息網站和大量人才供需頻道都在為供需雙方提供更多撮合機會,減少摩擦性失業,促進了人才資源更合理的配置。
二、電子商務發展與物流關系密切
隨著電子商務的迅猛發展,物流在電子商務發展中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大,物流被看作是電子商務發展的基石.電子商務涉及的信息流、商流、資金流和物流四個基本要素中,前三流均可以通過計算機和網絡通信設備實現。但作為四流中最特殊的物流,除一些信息產品外,大多數商品和服務需借助一系列機械化、自動化工具傳輸。可見,物流是電子商務的重要組成部分。
美國在20世紀初就開始發展物流,他采用的是以整個利益為重,沖破按部門分管的體制,統一從整體進行規劃管理的管理方式,即中央物流化的物流模式。當美國在提出電子商務的時候,因為他已經有了較為完善的現代化物流體系,所以他可以直接將電子商務的信息流、商流、資金流和物流銜接在一起,得到了很好的效果。日本也非常重視他的物流業發展,20世紀70年代時,日本已經成為了世界上物流最發達的國家之一,他用高效配送中心的模式發展電子商務,也取得很大的經濟利潤。
而在我國由于現代化的物流體系尚未建成,我國的物流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起點晚,水平低,在引進電子商務時,并不具備能夠支持電子商務的物流模式,所以現行的物流體系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我國電子商務的發展。從現在的發展趨勢看,大力發展現代化物流體系對我國電子商務的發展將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也只有解決好物流瓶頸問題,才能真正通過電子商務來發展經濟,創造更大的經濟利益。
三、電子商務給企業發展帶來的機遇和挑戰
電子商務(electronic commerce)是指在計算機互聯網的支持下進行的商務活動。主要包括網上廣告、訂貨、付款、客戶服務和貨物遞交等售前、售中、售后以及市場調查分析、財務核算及生產安排等多項利用internet開發的商業活動。從企業來看,電子商務是將企業的核心商務過程通過計算機網絡實現,以便改善客戶服務,減少流通時間,降低流通費用,從有限的資源中得到更多的利潤。
1.電子商務的發展給企業發展帶來的機遇
眾所周知,如今我們正處在一個全球性競爭空前激烈的時代,面對殘酷的競爭事實,企業若想保持優勢,經營者必須利用一切機會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擴大市場及提高服務質量,努力確保自己的競爭優勢。電子商務為企業提供了全球性貿易環境,建立了新型的商務通道,大大提高了商務活動的水平和服務質量,在增強企業競爭力的各環節上,它具有無可比擬的作用。
2.電子商務能提高商務活動的效率
電子商務使以銷定產更為簡便易行,企業通過電腦網絡展示自己產品的質量、性能、價格、售前售后服務及付款條件等,客戶各取所需,發出訂單,企業生產部門根據電腦網絡傳遞的訂購信息及時安排或調整生產規模和品種,從而實現小批量、多品種、零庫存、即時制造和交貨的理想模式,適應現代社會消費潮流。電子商務的實施不但可以大大提高交易速度,加快訂單處理和貨款結算支付,而且可以減少人為的疏忽,一些計算機程序基本能發現業務人員輸入的錯誤信息而提出警告或自動予以糾正,避免可能發生的損失和浪費。這對嚴格要求單證一致的信用證結算貿易業務顯得尤為重要。
3.電子商務能提高工作質量,擴大市場
電子商務增加了客戶和供貨方的聯系。無論雙方是否跨地區、跨國界,空間的障礙已經消失,電子商務系統網絡站點使得客戶和供貨方均能了解對方的最新數據,而且電子數據交換(edi)更加強了企業間的合作。電子商務可以提供每年365天、每天24小時的服務,使企業能更及時、準確、充分地掌握市場需求信息,按時、按質提供客戶所需要的商品或服務從而加強市場競爭地位。同時電子商務可以提供交互式的銷售渠道,使商家能及時得到市場反饋,改進本身的工作。
4.電子商務可降低成本,有利于提高企業利潤
降低交易成本,節省了潛在開支,如電子郵件節省了通信郵費,電子數據交換則大大節省了管理和人員環節的開銷。此外,電子商務可以優化企業供應鏈,降低供應成本,傳統商務活動是由多個中間環節組成的供應鏈完成的,這些中間環節必然要耗費大量的物質資源,而電子商務可以縮短供應鏈的長度,減少中間環節與周轉時間,節省物質資源的損耗。以商業企業為例,優化企業供應鏈,實行直銷,可以減少庫存和營業面積,降低周轉與管理成本。據統計,在傳統商務模式下,商品從訂貨到售出過程中的物流費用約占企業成本的18%~20%,國外企業利用電子商務優化供應鏈后,目標為將該費用比例降低到10%~12%。由此可知,電子商務的應用在降低成本的同時給企業帶來豐厚的利潤。
四、電子商務帶來的電子交易
目前世界上許多參與電子交易的消費者正在與支票道別,他們越來越熱衷于通過互聯網進行網上付款,并似乎與這種節省紙張和郵資的方式擦出“愛的火花”。伴隨著電子商務的浪潮,網上付款方式逐漸深入人心。這種快捷和日漸安全的在網上支付購物貨款、支付各項公用事業費用的賬單,甚至進行個人網上理財的方式,讓使用者大有時代弄潮兒的感覺,同時隨著消費者對信息安全技術信心的提高,網上支付可望愈來愈受歡迎。
有些投資者深怕失去了先機而無法搶得網絡市場,于是捷足先登這個創新的應用領域。如果說網上付款是呈百家爭鳴的局面的話,那么由此而引發的網上付款服務市場的爭奪戰則剛剛拉開序幕。現在有很網站都有網上付款的功能,但是網上付款的一個最大障礙就是消費者必須花大量時間前往每個網站支付不同的賬單。網上付款服務對銀行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潛在金庫,因為銀行可以通過提供這種服務收費盈利。對于商家來說,他們可以省卻數百萬美元的郵寄賬單費用并且獲得了銷售新產品和服務的額外渠道,可謂皆大歡喜。
有越來越多的公司通過互聯網絡來提供產品和服務信息,網上付款工具的研究發展是推進電子商務的首要工作, 電子商業付款方式未來發展趨勢更加安全、便利、多樣化。
總而言之,作為一種商務活動過程,電子商務將帶來一場史無前例的革命。而其影響將遠遠超出商務的本身,它將會對社會的生產和管理、人們的生活和就業、政府職能、法律制度以及教育文化都會帶來巨大的影響。
電子商務發展對我們的社會生活影響會越來越大,電子商務將人類真正帶入信息社會。
論文摘要 對于清代回疆社會的婚姻法,清政府在邊疆少數民族地區,針對婚俗不同于內地的特點,既強調王朝婚姻法律精神的普適性,同時又注意照顧邊疆少數民族婚姻的歷史和特點,采取有別于內地婚姻制度的做法,對于前朝是一個歷史進步,對于后代是一個有積極意義的參考。
論文關鍵詞 清朝 回疆 婚姻法 少數民族
清代的回疆婚姻習慣法產生于天山以南地區的農業社會的基礎之上。雖然各項法律法規在清代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但是成文法中有關婚姻的規范并不發達,婚姻家庭繼承制度不完善。同時,由于在回疆社會中存在嚴重的民族不平等問題,很多關于少數民族的婚姻規范由于沒有立法的統一權威,因此人們在社會地位上的權利基本是由其經濟實力決定的。婚姻習慣法的執行主要還是來源于各少數民族之間的本民族傳統法和道德規范。
一、清代回疆社會的界定
關于回疆的理解,研究清朝歷史或者清朝少數民族習慣的學者都不可能回避這一概念的界定。清代文獻中所稱的“回疆”、“回部”,是維吾爾民族的聚居地,今屬新疆的廣大地區,在學術界也有不同的區分。即便是清政府在天山南路的關于對少數民族的地域管理,也是籠統的。因此,關于回疆社會依筆者看來僅僅是泛指一個統治集權下的具有宗教信仰和少數民族文化演繹歷史的特定地區,既是一個具有政治屬性的概念,也是一個人文地理的概念,還是一個社會行政管理的概念。因此,純粹的將清代回疆社會等同于其中的任何一種都是片面和不恰當的。它是一個由地理概念逐漸演繹出來的集政治、管理、人文等一體的闡釋。無論怎樣的定義,都離不開宗教和少數民族兩大要素。回疆社會的稱謂主要積聚于塔里木盆地的關于少數民族政治、經濟、宗教、文化等的地域、空間發展脈絡。
二、清朝對回疆社會民族通婚的禁令
(一)對蒙漢通婚的禁止性規
清朝法律規定:“凡內地民人(即漢人)出口于蒙古地方貿易耕種,不得娶蒙古婦女為妻,倘私相嫁娶,察出將所嫁之婦離異,給還母家,私娶之民,照地方條例治罪,知情主婚及說合之蒙古人等各罰牲畜一頭”,以此禁止蒙漢通婚。此項禁令,雖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廢止,但至嘉慶六年(1801年),又復實施,處罰更甚于前。都制定了回疆蒙漢通婚的法律依據。直到宜統二年(1910年)清朝才正式廢止“禁止漢蒙通婚之法律”。
(二)對漢族與維吾爾族通婚的禁止及法律后
清政府在經歷多年戰亂,恢復中央統治集權后,在當初只允許綠營兵與維吾爾族通婚,也只是類似于行政的文件,沒有立法的權威規定。后在1794年正式通過立法的條文形式規定,對綠營兵與維吾爾族做了一些禁止性規定:“各回城換防綠營兵不準擅娶回婦,違者將擅娶回婦之棄兵分別則革,所娶回婦離異,仍將該管官分別參處,如由內地發遣新疆給伯克為奴之犯,亦不得擅配回婦,違者即將為奴人犯枷責,回婦離異,仍將該管阿奇木伯克參處治罪。”?可見,對于違反禁止性婚姻的規定增加了法律的問責及后果,對于管轄的相關行政官員或者首領將承擔連帶的責任,甚至是連帶的刑法責任。從中可以窺探出清朝對違反婚姻規定懲處是何等的嚴厲和堅決,即便我們今天看來是如此簡單的民事問題。
(三)禁止少數民族間的通婚
清政府不但禁止漢族與蒙古、維吾爾等少數民族的通婚,對于蒙古與維吾爾少數民族之間的通婚也加以法律上的干預。盡管兩個民族都信仰伊斯蘭教,同為穆斯林。但清朝統治者依然限制他們的互相通婚。地方官也有很多上報朝廷的關于兩個民族通婚的奏折,對于這種情況,開始并不頻繁,但隨著民間交往的日益增多與市場交易、生活習慣等方面的原因,兩個少數民族之間基于共同的宗教信仰,交流愈加頻繁,通婚現象常見。為了維護統治權和鞏固現在的社會關系,清政府強制規定了兩個民族通婚的違法性。起初只是在地方的管理條例中加以規定,后來在《回疆則例》、《大清律例》中也做了明確的禁止性規定。《大清律例》是清朝頒行的最重要的刑事法典,是處理民、刑事案件最基本的法律依據。
三、回疆社會中少數民族婚姻習俗理論概括
清代回疆社會中的婚姻習慣法是建立在不同民族的風俗習慣上的,因而具有自己獨特的內在邏輯和表達方式。雖然在其所處的發展階段上還沒有形成自己的概念體系和理論邏輯。但由于清政府的認可,因此也到了的一定的傳承和發揚。比如婚姻年齡的限制、婚姻締結的方式等,這些法律雖然也散見于清朝的各種法規中,但還是認可回疆社會中的民族婚姻習慣。
因此,基于這種認識,在清代回疆社會中婚姻習俗的產生清楚地表達了人們所認同的民事習慣的民間契約。筆者認為,較之前朝,中國古代婚姻法律制度經過歷代的發展,至清代已經具備了自己獨特的體系構架,特別是在民族融合的過程中,已經形成了基本的婚姻概念。
回疆社會中,政府對少數民族婚姻法律方面沒有專門的立法和規定,僅涉及婚姻、聘禮、婚姻的終止和治奸等幾個方面,對于調整他們的婚姻法律事宜僅散見或夾雜在其他的法律中。這表明傳統的習慣法依舊在婚姻家庭的規范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在一些少數民族歷史上則有專門的成為法規定,如蒙古族的《阿勒坦汗法典》、《衛拉特法典等》。?由于沒有統一規范的立法程序和穩定的統治集權,因此清朝回疆社會中的少數民族婚姻法主要是靠傳統法和道德規范的力量來維系的。
天山以南地區,以維吾爾族和蒙古族為代表的少數民族在婚姻習俗方面的規定都有較為強烈的傳承性,因為不同的民族之間由于不同的生活方式,在不同的部落中逐漸發展起來的民族,形成了諸多與本民族生活習慣相適應的婚姻習俗。如蒙古族中關于一夫多妻制因社會地位等級的不同而做了不一樣的規定,關于同姓不婚的胞族外婚制等;維吾爾族中關于初婚年齡、婚姻締結的方式、重婚、離婚方式等都產生了與其他民族不同的特點。
無論是哪一個民族的婚姻習俗,都離不開該民族的共同心理特征和特有的民族價值觀。即便是簡單的婚姻習俗,也是建立在一定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思維方式之上的。這就是清朝回疆社會中婚姻習慣的民族性。此外,作為習慣法,少數民族的婚姻習俗有受到強制性規制的一面,哪怕它的產生只是經過一系列的民族認可和非正式的程序,但如果有違反的行為,依然要受到處罰和制裁。這體現了清朝回疆社會中婚姻習俗的強制性和具體性。當然,基于共同的信仰和相似的民族發展經歷,如維吾爾族和蒙古族的婚姻習俗中都無不表現出了民族的信仰和期望。
四、清政府對回疆社會婚姻的態度
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清政府在“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齊宜”的總原則下,考慮到民族發展帶來的差異性和特殊性,因此在指定清朝的少數民族單行成文法規的同時,已經認可部分少數民族的婚姻習俗。?即賦予了回疆少數民族關于婚姻習俗方面的法律效力,也就是回疆的婚姻習慣法。此舉雖然也是清朝統治階層為了穩定回疆社會民心,維護一方社會秩序,都是出于統治階級利益的出發點考慮,但已經是一個歷史的改革和進步。
五、清朝回疆社會中婚姻習慣法的歷史價值
對于清代回疆社會的婚姻習慣法的歷史價值評價應該一分為二,既有消極的一面,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回疆社會的婚姻習慣法雖然對于漢族和少數民族、部分少數民族之間的通婚做了禁止性的規定,并以成文法的形式明確了相應承擔的法律后果。即便是出于統治秩序的考慮,但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少數民族之間的生產、文化交流,不利于地方經濟社會的發展。可就清朝在回疆社會的婚姻習慣法本身而言,在法律淵源、體系以及婚姻契約的文書程式等方面較前朝更為豐富和完善,也肯定了少數民族婚姻習俗,不加干預。從這個角度而言也體現了清政府相對較大的包容性。此外,關于婚姻立法的嘗試、締結婚姻的程序、違法婚姻的倫理等的有關規定也為今后政府的立法提供了積極的參照依據,也為融合民族關系、發展民族經濟提供了新的思維方式。
隨著西藏鄉村 經濟 結構中農牧業份額的下降和農牧業生產方式自身的現代 化,西藏鄉村 社會 的生活方式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是西藏農牧業社會生活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方面。
從生存型走向發展 型
西藏傳統農牧業階段,由于社會生產力水平低下,農牧民的生活內容 是圍繞生存展開的,目的是滿足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需要。隨著改革開放,土地歸戶使用長期不變,畜牧私有私養長期不變政策的落實,農牧民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可供消費的物質財富日益增長,直接用于生產勞動以外的剩余時間也越來越多,因此,農牧民生活中更多的花費和精力可以用于個人的享受、發展和提高,這樣消費結構改善了,生活內容豐富了,個人的選擇空間也日益擴大。
西藏改革開放以后,隨著農牧民收入的不斷提高,農牧民需求層次也在不斷提高,生活消費結構向更趨于合理化方向發展,食物消費在全部消費支出中的比例有所下降,動物性食物及水果、蔬菜的消費有所增加;自給性的初級產品消費有所減少,商品和加工產品的消費有所增加。據西藏自治區 農村 社會經濟 調查 隊,1992年對堆龍德慶縣30戶農民的抽樣調查 統計 ,農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1985年為306.18元,1992年上升到608.36元,分別占當年總開支的51.17%和67.10%;再從全西藏農牧民家庭人均生活費支出來看:1996年西藏統計年鑒中農牧民人均生活費支出為896.80元,與同期西藏城鎮居民平均生活消費水平相比增長了74.60%,就生活消費內部各項支出來看,盡管農牧民家庭支出中生活消費品支出仍占絕大多數,但非商業性支出所占比重趨于不斷增長。就堆龍德慶縣30戶農民抽樣調查結果,從1985年到1992年間。增長了0.68個百分點;而1992年西藏農牧民的年人均非商業性支出為7.69元,到1995年增長到23.38元,遞增了32.89%。
同時,農牧民生活消費品的各項支出所占比例也在不斷變化,與城市居民逐漸趨于接近(詳見表一)。從表一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兩者差距在90年代初期比80年代中期小。
城鄉消費支出結構的接近,說明西藏農牧民和城市居民消費觀念正趨同一,而消費觀念的變化直接影響 和改變著人們的生活方式。長期以來,藏 民族 的飲食單一,主食僅糌粑、牛羊肉,蔬菜吃得很少。解放后,特別是80年代以后,隨著經濟的好轉,西藏的農牧民飲食結構發生了較大變化,逐漸向豐富、營養型發展,而且由于與城市聯系增多,受城市和周圍廠礦“城里人”的影響,其飲食方式也逐漸復雜、多樣化,據西藏自治區統計局統計,1991年西藏農牧民人均主食消費支出106.28元,副食支出106.59元;到1996年時,人均主食支出為105.81元,副食支出191.18元;可見副食支出明顯超過了主食支出。1985年到1996年間,牛羊肉等藏族傳統食物消費量在下降,動物性食物及水果、蔬菜的消費在增加(詳見表二)。
衣、食、住和日用品等方面的消費也逐步趨于增長,據1995年西藏100余戶家庭的調查,西藏農牧民不再滿足服裝要保暖,而且追求服裝色彩協調,式樣新穎,對中高檔穿著用品的需求量在逐步上升。農牧民不但穿傳統的自制皮衣,也越來越喜歡穿化纖、呢絨、毛料的衣服,安多腰恰的牧民如今喜歡穿輕便漢裝,被調查的45戶農牧民中,每戶均有8件漢裝。拉薩城里穿漢裝和西裝的人越來越多,而且追求輕便、價高、式樣新穎的衣服,穿著式樣的更換比農牧區都快。尤其是 文化 、娛樂等非生活必需品的支出,在消費支出所占的比重明顯具有逐年上升的趨勢。據自治區農調隊對堆龍德慶縣農民家庭的抽樣調查,1992年農民人均用品消費比1985年增長了147.8%;再根據西藏自治區1996年統計,1995年非生活用品的支出為110.51元,比1991年增加了81.7元,而且用品的內部結構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文娛用品和書報雜志費用(見表三)越來越高;筆者在1995年調查的100戶家庭調查問卷統計結果和1996年西藏自治區統計局的統計數據同樣也表明,各種高檔耐用消費品,如 電視 機、洗衣機、錄音機、錄像機、汽車、摩托車等現代化用品逐步進入西藏農牧民家庭(見表四);唱卡拉ok、跳交誼舞、打臺球、看電視、 電影 和錄像等已成為越來越多的西藏青年人的時尚 娛樂和休閑方式,并逐漸由城鎮 傳播 到廣大農牧區。
廣大藏區農牧民消費水平提高和結構改變對藏區經濟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一方面通過消費總量的增加擴大 市場 需求,刺激生產發展;另一方面,消費結構的改變對生產結構具有引導作用。西藏各地的非農牧產業,特別是第三產業的發展,有賴于農民商品性和非實物性消費的增加,這是促進農牧民生活向發展型轉換的一項重要內容。從全西藏的現實出發,當前在大力發展農牧區經濟,增加農牧民收入,改善農牧民生活的同時,合理引導農牧民消費,努力增加生產性積累和 投資 ,發揮消費在啟動市場和提高農牧民素質方面的積極作用。
西藏農牧民家庭從封閉逐漸走向開放
與自給自足的自然 經濟 和分散孤立的社會 結構相適應,西藏傳統農牧民的家庭觀念強,大部分生產和生活行為都局限在家庭范圍內,具有強烈的封閉性特點。現代 化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使西藏農牧民家庭從封閉走向開放。
這種變化主要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面:首先,農牧民家庭的行為目標從內向型變為外向型。許多農牧民家庭的生產經營活動不再根據家庭消費的需要來安排,而是主動適應市場需求。在生活方面也同樣,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費結構的變化,家庭內部滿足的需要越來越少,由社會提供的產品和服務越來越多。這種開放式的循環,有助于增強家庭的穩定性,擴大了家庭的社會功能。
其次,家庭的 人口 生產從數量擴大向質量提高轉換。對傳統農牧民來說,由于家庭的封閉性,生育的子女越多,勞動力就越多,在本社區的地位就越高,所以人們追求多子多福。隨著經濟的發展 ,現代社會改變了人們的生育觀念和行為,人口生育率不斷下降已成為的共同趨勢。雖然國家對西藏等藏區實行了照顧政策,允許一對夫妻生育3個孩子,但大多數年輕人只愿意生兩個孩子,而且不在乎男孩還是女孩。根據筆者去年參加的“百戶”調查表明,農牧民贊成計劃生育的家庭比例比較高,分別占34%和26%,特別是年輕婦女不愿意多生孩子的比例較高。她們認為,孩子太多帶起來麻煩,家庭負擔重。所以農牧 民主 動要求采取節育措施。這種家庭生育子女的減少,使父母有能力在提高孩子的素質上下更大的功夫,同時他們自己也有可能提高科學 文化知識和工作技能。這種人口生產功能的轉換,使他們子女的 教育 就不純粹是家庭內部的事情,社會教育的作用越來越強,據拉薩市1991年的統計,全市共有各類學校536所(其中中師1所,中學8所,公辦小學54所,民辦小學443所,企事業子弟小學20所),在校生49598人,農牧區適齡和入學率64%。據筆者參加的“百戶”調查,1994年家庭教育費支出額為11233元,占家庭總支出的1.78%,而且這些錢只為有子女上學的19戶家庭的投資,按實際有教育投資的19戶計算 ,戶平均支出591.21元,即使按45戶平均,也合每戶249.62元。用此數字再與1993年戶均支出56.55元相比,增長了341.41%,其增長幅度大大超過其他所有的家庭支出。再從西藏自治區1996年統計年鑒來看,全區農牧民教育及文化娛樂投資人均為30.95元。
第三,家庭關系中自由平等的因素增強。在傳統家庭中,封建宗法觀念和習慣對家庭成員的影響 和束縛很強,形成固定的等級體系,特別是婦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低下。在《草地藏族調查》中記載“絕嗣之家,其妻室有父歸父,無父歸其兄弟近親”,或“無父則將其女人與另一半牲畜、庫物給其兄弟近親中一人”。若某人“從牦牛身下救人,被救者則以女兒償之,無女則給妹,無妹則給銀200兩”。根據這些條款,婦女可以與牲畜并列,作為財產的一部分轉贈他人。貴族婦女也同樣可以被當作禮物饋贈。據筆者在西藏那曲安多縣調查,非親屬家的婦女不準入帳篷;家里以外的婦女不準到帳篷后面掛經幡的地方去;不能從帳篷后面的柱子里側穿過;婦女不許在太陽落山后大聲叫喊;婦女不能在家里的帳篷里生孩子,產婦不能摸灶臺,產后3天不能接待客人等等。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和家庭的開放,婦女開始走向社會。一些年輕人不甘默默無聞終老一生,她們走出家庭投身社會去追求自己的理想;一些能干的妻子代表家庭參加社會活動并取得經濟獨立,為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創造了條件。
第四,社會的組織化程度提高。由于家庭的穩定和封閉性降低,西藏農牧民對以家庭為基礎的血緣和地緣組織的依賴性降低,與此同時,他們與市場的聯系增多。在社會活動和市場活動中形成了大量的社會組織,如西藏堆龍德慶縣乃瓊鄉的科學普及協會、安腰恰鄉的扶貧協會、合作經濟組織等等。這些組織對農牧民生產和生活的影響日益增加,它促進了農牧民觀念和行為的社會化。
農牧民社會行為從被動保守轉向主動開拓
在傳統的市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作用下,農牧民的社會行為具有被動性和保守性,特別是佛教傳入藏土的千余年里,佛教 哲學 思想對藏族 倫理 觀念的影響是巨大的,這在藏族 傳統文化 中得到充分體現。首先,“人生唯苦”、“四大皆空”、“生死輪回”、“因果報應”等的說教,使生活中的人們缺乏進取心而安于現狀;其次,“慈悲行善、忍辱無爭”、“佛法無量,樂于施舍”等佛教思想的影響,使農牧民習慣于循規蹈矩,亦步亦穩,忍讓退避,明哲保身;第三,慢節奏的行為習慣成為追求的目標,使生活缺乏生機和活力;第四,社會生活單一化,形成超穩態的傳統社會系統。
在當代這種開放的社會結構中,西藏農牧民的社會流動性明顯增強。首先,職業角色豐富化,過去農牧民就是農牧民,祖祖輩輩都沒有什么變化,而現代農牧民卻面臨非農牧民化和城市化的機遇,也有許多農牧民離開農牧業。即使從事農牧業,他們的生產方式與其他職業相比也沒有本質的區別。他們中的許多人農閑時就到其他部門就業,體驗非農牧業的經歷。職業角色的多樣化,使他們容易理解日益加快的社會變革,增強他們的適應能力。第二,是社會角色的多樣化。過去他們的社會角色十分簡單,主要是家庭和家族中的角色,沒有什么變化的余地。而現在,隨著生活方式的變化,使他們不僅承擔家庭角色,而且要承擔社區組織和專業組織成員、農牧區鄉村市場的買者和賣者,農牧業技術的學習 和應用 者等一系列社會角色,他們要不時地光顧商店、 銀行 、學校,農牧民社會角色的豐富性迫使他們主動地走向社會,適應社會,開創自己的社會地位。第三,社會地位的流動性增強。隨著經濟的發展,在西藏已有很大一批農牧民向非農牧業轉移,他們通過市場經濟的競爭,改變了以往那種被動的社會地位。第四,區域的遷移和流動性增強。隨著農牧民生活方式的現代化,他們離開家鄉的機會增多了,活動半徑超過了鄉村的封閉界限,許多人長期到城鎮和外地進行勞務和經商,積攢充足的資金后再返家鄉。總之,農牧民的地域流動和遷移對促進西藏鄉村社會的開放、交流和發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白巖松在一篇文章中說到這樣一段逸聞:很多年前,有一位學大提琴的年輕人去向大提琴家卡薩爾斯討教:我怎樣才能成為一名優秀的大提琴家?卡薩爾斯意味深長地回答:先成為優秀的人,然后成為優秀的音樂人,再然后就會成為一名優秀的大提琴家。白巖松以自己多年工作經歷悟出了一個重要道理,要想做一個優秀的主持人首先要學好怎樣做一個優秀的人;在素質養成的基礎上最重要的另一件事是新聞素質的養成。如果這兩件事做好了,自然地就會成為一名優秀的主持人了。
廣播電視主持人必須明了,就職業來說,主持人從本質上不是藝人而是新聞人。在這點上很多主持人的認識很不明晰。2008年以來,《南方周末》年年都要評出十大媒體關注事件,在贊揚《南方周末》的新聞敏感和駕馭新聞的氣派時,試想我們的廣播文藝節目,同樣把握著媒體話語權,為什么沒有評出有全國影響的“十大文藝事件”、“十大暢銷書”、“十大金曲”、“十大曲藝”、“十大戲曲”、“十大電視劇”、“十大影片”?作為領先全國居于省級廣電前列的江蘇廣電,我們有這樣的資格也應該有這樣的能力。但是縱觀江蘇廣播文藝節目,主持人的眼界遠沒有那么寬,氣魄遠沒有那么大。“十二五”開始了,江蘇廣電邁出了更大的步伐,廣播文藝節目也應適時作出調整。
1.在新聞大框架下生產和傳播
廣播電視的所有節目都應該考慮它的新聞屬性,廣播文藝節目也不例外:做好黨和政府的“喉舌”,成為黨、政府和群眾之間的橋梁;講求導向與品味,緊跟時展,符合時代要求;關注社會熱點,關心百姓生活;符合新聞的真實性原則等。
雖然新聞和文藝是分開的,但優秀廣播文藝作品評選是在一年一度優秀新聞作品評選的大背景下展開的,廣播文藝送評作品必須經得起新聞標準的檢驗。
新聞講究時效,文藝節目也要講時效。時效性既包括具體時間的概念,也包括節目的新意。《2010,更美好的音樂之旅》,看似一個純粹的廣播音樂節目,但作品緊扣世博會,以兩位主持人游覽世博會并聯想旅歐經歷,從“看世博”到“聽世博”,把一般的音樂賞析放到世博會這個大的新聞背景下,富有時代感,制作精良,受到評委好評。
廣播文藝節目《似曾相識燕歸來——南京對黃梅戲大師嚴鳳英的記憶》中有這樣一段話:“那時候的南京甘家坐擁九十九間半的大宅子,人稱甘半城……自甘家大院向東穿過幾條曲曲彎彎的小巷,在太平南路中段我找到了一家并不豪華的酒店——江蘇飯店,當年還叫安樂酒家,60年前在這里的一次邂逅,嚴鳳英也許終生難忘。”安樂酒家民國時期是和中央飯店、曲園酒家一樣有名的飯店,后來成為江蘇省政府的招待所,改稱江蘇飯店。為擴建,江蘇飯店一年前就已經拆掉了,目前這里是一片待建的廢墟。節目的細節沒有考究,違反真實性原則。
2.題材廣泛
許多廣播文藝節目主持人對社會生活的重大事件、百姓關注的熱點問題、文化藝術界的重大事件了解不多,關注不夠,反映也不夠。日常節目中選題瑣碎,更多時候圖省事做了灌水的節目。很多節目動輒一小時甚至幾個小時,聽眾聽起來熱熱鬧鬧卻所得甚少。
一些社會熱點、年度熱門詞匯很少出現在廣播文藝節目中。文藝不能離社會生活太遠。文藝節目可以涉足的題材是廣泛的:2010年的玉樹地震、舟曲泥石流;上海世博會、廣州亞運會;風靡網絡的十大金曲;央視春節晚會上的農民工歌手“旭日陽剛”、打工仔集體舞等民工藝術團體;電影《讓子彈飛》、《非誠勿擾2》、《山楂樹之戀》;江蘇衛視《非誠勿擾》、上海衛視《中國達人》、浙江臺《為愛向前沖》(被停播)、湖南衛視《百科全說》的張悟本事件……這些在我們的廣播文藝節目中反映得都不夠。
一年一度,新聞界會評出各行業各門類的十件大事。廣播文藝節目也應評選文學藝術、電影電視、戲曲音樂等各個文藝領域的十件大事。廣播文藝節目編輯要做個有心人,先確定一個重大選題,提前進入,搜集資料,采訪,創作——下一番真功夫,必定有實實在在的收獲。 3.樹立創新意識
“江蘇2010中秋戲曲晚會”連續送評幾年了,已經很難博得喝彩聲。近年來的戲劇節目在內容和形式上都變化不大,需要有所創新。
創優必須創新,再好的作品,今年能得一等獎,明年就只能得二等獎,第三年再送,就很難得獎了。一是你不創新別人在創新,二是設立評優的初衷就是鼓勵創新。有時候,一個并不精熟的節目因為創意好而獲得評委一致稱道。
常有編輯或主持人問自己的節目有什么問題,絕大多數節目都說不上有什么問題——而沒問題就是最大的問題,節目平庸、缺乏創意是最大的問題。
論文關鍵詞:社會 社會生活 文化 定格
論文摘要:“社會”是一個有機組織,它是建立在生產和消費活動之上的人們的總體,是“人們交互作用的產物”。人類為了維護“社會”這個有機體的正常運轉,在與自然界和人類自身的互動實踐過程中,不斷調整和適應,從而創造出種種“社會生活”。而文化又是人類生活方式的定格,是維系社會這個有機體的一條強有力的紐帶。社會文化是社會生活的一個體現,是影響社會生活的一個重要因素,而社會生活又是研究社會文化的一個切入點。
社會生活與社會文化看上去似乎是極其簡單的兩個概念,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伴隨我們左右,然而當我們真正想把它們厘清時,卻又顯得無能為力。社會生活與社會文化究竟如何定義,學界給出了不同的解釋,其觀點可謂是異彩紛呈。在討論這兩個概念之前,有必要對其共同的修飾語“社會”一詞作出解釋。中外學者對“社會”下過多種定義,到目前為止,學界已基本形成了較為一致的看法:即社會是以共同的生產活動為基礎而相互聯系的人們的總體,是“人們交互作用的產物”,“在生產交換和消費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就會有一定的社會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級或階級組織”。有學者認為:“社會是人類生活的共同體,是人們相互交往的產物,是各種社會關系的總和,特別是以共同的物質生產活動為基礎而相互聯系的人們組成的有機系統”闥;“它(社會)是通過人們的實踐活動的合力形成的,并要通過人們的實踐活動生產和再生產出來”唧。可見,社會是在生產和消費的基礎上形成的一種多元的、復雜的、具有共同維系力的有機組織。這種組織非常類似于佛教華嚴宗里所描述的一多互攝、重重無盡的“因陀羅網”。
對于“社會史”這一概念,克拉克曾說:“社會史是一個多義詞,因為‘社會’行為過于廣泛以至于不可能把它定義為一個學術范疇。”的確,社會史是一個內涵豐富、外延寬廣的多維概念。因為它涉及到太多的領域和學科。在這種多要素、多成分體系之下,很難用幾個詞來闡明它的概念。目前學界主要探討的是“社會史”范圍的具體問題,也就是說研究者在各自所理解的實踐中不斷架構社會史的研究體系。至于其研究對象究竟包括哪些,直到現在仍然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其實,我們不妨把思路轉換一下,即從社會史的角度去研究傳統的“分支”學科,如政治史、經濟史、法制史等。因為即便是政治史、法制史這類專史,它不僅與社會上層有關,而且還在一定程度上與不同范圍內的群體有關。當然社會史作為一種運用方法在每個領域所占的比重有可能不同,如在研究政治史或法制史時,社會史可能僅僅是一種輔助手段,所占的比重也比較小。而在研究文化史領域的時候,社會史所占的比重可能會大一些。所以,社會史首先是一種研究方法,更注重其它各個領域的社會內涵。研究它的重要意義在于“如何把所設計的理論框架與史實相結合,將其容納到通史和斷代史著作中,使社會史這一概念得到完整的體現。”
一、對“社會生活”的理解
在對“社會”這個范疇作出界定的基礎之上,才能再來談“社會生活”的概念。社會生活是人的活動,但這里的“人”已不是一個個單獨的個體,而是在一定的生產關系之下,“相互聯系”的個體或群體。在這個大前提下,我們再來考慮“生活”的目的和意義是什么?狹義的人類社會生活首先是為了生存,包括最基本的物質需求、生理需求和心理需求,也正如馬克思所說:“我們首先應當確定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這個前提是: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廣義的社會生活可以立足于整個人類社會之上進行考量,即人類為了維護“社會”這個有機體的正常運轉所進行的各種活動。因為生活的和諧是社會和諧的必要條件,高質量的社會生活能夠影響政治、經濟的進程,并在思想領域里引起一系列的連鎖反應,推動社會不斷向前發展。所以,本研究所界定的“社會生活”是:人類為了維護“社會”這個有機體的正常運轉,在與自然界和人類自身的互動實踐)過程中,不斷調整和適應,從而創造出的種種模式(方式)。這種模式是社會成員在一定條件下,由價值觀所導致的滿足其生存和發展的穩定形式,它是構成社會具體而又重要的元素,它的演變“綜合地體現著生產力、生產關系以及各種社會關系的變化”。所以,我們“不僅必須分析社會生活的經濟方面而且必須分析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這對我們如何認識影響人類社會生活的主要因素;如何了解不同群體、不同個體、甚至同一個體微觀生活觀念的差異;如何解決物質條件和價值觀念之間的差別;面對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如何提高生活質量等都有著重要意義。
在一個時期內社會生活與個人生活可能不同步。社會生活的提高,并不能完全消除一部分人的貧困和貧富差距。在探討和研究社會生活時,不僅要討論社會生活的總體提高,而且應把著眼點放在社會生活總體提高反而使貧富差距不斷擴大這個問題上。因為社會建設的目標不僅是提高社會的總體水平和質量,增加社會財富,更要把總體生活的提高落實到個人生活的建設和發展上,使全體人民能夠共享社會發展的成果。在以對物的依賴關系為基礎的社會歷史時期,考察個人生活差別的時候,不僅要注意財富方面的差距,更應該注意人的能力的差別,因為社會更注重的是人的全面發展。
二、對社會文化的理解
人類留下的種種生活軌跡,幾乎都可以稱為文化。什么是“文化”?什么是“社會文化”?它們之間又有何聯系?我以為,文化與社會文化沒有什么質的區別,因為它們都是人創造的文化,而人始終是處于社會這個客體之中,是社會關系中的人,所以文化即是社會中的人所創造的文化。如果非要說出它們之間的區別不可,我認為只能從研究角度來說,即與“文化”相比,“社會文化”更強調在社會結構和運動這個客觀前提下,來進行的整體和綜合的研究。所以本研究所指的文化等同于社會文化。
古今中外學者對“文化”一詞下過多種定義,有統計表明,從1871年至1951年間,中外文獻所提出的文化定義約164種。1950年代后,文化探討在各國展開,文化定義已不可粗略統計了嗍。梁景和先生通過對往昔若干文化定義考察,把文化概括為十大類型:即結構文化說、模式文化說、工具文化說、符號文化說等句。的確,文化一詞包羅萬象,很難用只言片語來清楚地闡述。我所理解的文化,是人類生活方式的定格,是維系社會這個有機體的一條強有力的紐帶。定格本來是電影鏡頭運用的技巧手法,乃銀幕上映的活動影像驟然停止而成為的靜止畫面(呆照)。定格是動作的剎那問“凝結”,宛若雕塑的靜態美,即短暫的靜態。那么這種定格特征與文化又有何聯系呢?文化是人類“生活方式”經過篩選后而形成的,在某種程度上(時間上和空間上)它會表現為一定的靜態。當然這種靜態形式上在漫漫人類歷史長河中,可能會延續幾十年,也可能是幾百年甚至上千年。然而本質上這種靜態卻是短暫的,人類的生活方式在不斷向前繼續,文化也會隨之不斷發生變化,文化不斷會在原有的基礎上被重新解讀、改造、吸納,從而轉型為新的文化。可見社會文化是既具有傳承性又具有時尚性,既具有交融性又具有變異性的一個概念。下面使用數學中集合的圖示來說明之。
圖中c、c、c:……c。既是前代社會生活方式下文化的繼續,又是在新的文化因子沖擊和碰撞下而形成的產物。它既包括積極的因素又含有消極的內容。那么這些新的因子(b、b、b:……b)從何而來呢?它是人們在社會生活中不斷總結生活的經驗和教訓,自覺地為社會注人的一種文化動力。文化離不開人,但是可以劃分為各種群體如階級、年齡、性別、職業、愛好等。但由于地緣、業緣、社會制度、閱歷等多種因素的限制,文化在同一地域、同一階層、同一年齡段的群體中被刷新的程度也可能不同。有學者稱之為文化的特異性㈣。由此而形成了研究文化的兩種方法即“文化主位研究”和“文化客位研究”。但究竟如何使用,需要我們在研究中注重與實踐相結合并根據實踐有所側重。
社會文化更新與社會生活方式的變化不一定同步。一定時期內,物質生活取得進步后,文化可能滯后,甚至會出現倒退。如封建社會里,對祭祀、居住、服飾等方面嚴格的等級限制;今天出現的拜金主義、青少年犯罪等道德品質的種種弊端;隨著工業化、現代化的發展,生活方式的進步,而永不消褪的宗教等等。所以我們不僅要研究社會文化中已經出現的新成分(如圖中的c、c。、c:……c。),而且還要注意研究不變的和被拋棄的那一部分(如c~3b和cna),不變的那一部分指的是歷史傳承過程中保留下來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它在一定時期內還能得到多數人的認同,能使人際關系及人與自然關系在一種和諧融洽的氛圍中相處。被拋棄的那一部分姑且可以認為是文化的糟粕,“是指不能使社會形態朝著進步趨向變革的功能性模式”,對文化糟粕的判斷是有條件的、相對的。它和文化的精華之間既有相對的獨立性,又可以相互包含、相互轉化。因為它們不僅塑造著人的外形,也影響著人的心靈,它們的曾經存在或繼續存在就證明有其存在的價值和意義。深人研究上述現象不僅有助于我們了解那個時代的社會文化特征,而且對我們挖掘其內部的深層結構、剖析人們的文化心理也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三、社會生活與社會文化之間的關系
社會文化是社會生活的一個體現,是影響社會生活的一個重要因素,因為作為主體的人類是在既定的文化條件下開展社會活動的。“文化作為一種人的主體精神世界的表征,其對人的社會生活提供著一種恒久性支持。”而社會生活從根本上說也必然以各種具體的文化形式予以體現,所以說,“社會生活又是研究社會文化的一個切入點”。正如有學者所說:“生活是一個窗口,它所展現的時代風云、社會變遷、思潮起伏為研究者提供了取之不竭的資源。”
總之,社會是一切關系同時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有機體,在這個有機體內,社會生活是其重要的構成要素之一,它的“演變”體現著生產力、生產關系及各種社會關系的變化。而社會文化又是社會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們之間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社會的發展與進步歸根到底是人的發展與進步,而這一切都要通過社會生活與社會文化的創新來體現。所以,社會生活的提高,社會文化的進步,必然會推動著人類社會的健康發展。
“概念”,不可能是完美無缺、無可厚非的,但它決不會束縛人類的研究進程,事實上,根本不存在一個包涵絕對真理和絕對科學的概念,它會隨著學科研究的進步、方法論的更新而不斷向前發展。對一種概念每一次較科學的界定,都是對人類認識能力的肯定和促進。
論文關鍵詞:民國鄉村建設運動 社會生活習俗 婦女地位 農民業余生活
論文摘要: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民國鄉村建設運動對農村社會生活習俗變遷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一方面,它促使婦女地位改觀,農民業余生活更加豐富。另一方面,鄉村建設者們在這些方面的宣傳教育,也為日后農村生活的進一步變遷奠定了基礎。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農村社會發展史上出現了一次非常重要的社會運動,那就是鄉村建設運動,它是由一些民間教育和學術團體以及大中專院校發起,通過在農村興辦教育,發展生產,流通金融,改善公共衛生,移風易俗等來復興日趨衰落的農村經濟。據統計,當時從事鄉村建設工作的團體和機構有600多個,先后設立的各種實驗區有1000多處。本文試圖從鄉村建設運動與農村社會生活習俗變遷的角度,尤其是在婦女地位及農民業余生活變化方面進行分析研究,謹愿對鄉村建設運動的研究有所補胭。
進人二十世紀,經過辛亥革命的沖擊,的洗禮,中國社會出現了一番新氣象,民主、科學等現代化氣息彌漫在城市的空氣中。但這種新氣息在廣大農村的影響是微弱的,農民大眾仍然保留著傳統的生活方式,早婚、纏足、迷信等丑惡現象屢見不鮮。然而,到二三十年代,伴隨著鄉村建設運動的開展,先進的知識分子親自將民主之風帶到了農村,把科學之習送到了農民手上,使得傳統的農村社會生活習俗逐漸發生了變化,尤其是在婦女地位和農民業余生活方面。
一、婦女受到重視,社會地位有所改觀
舊中國婦女深受傳統禮教和習俗的壓迫,處在社會最底層,而這種現象在風氣閉塞的農村更為嚴重。進人近代以來,婦女地位雖有所改變,但農村婦女的狀況仍然是不容樂觀。鄉村建設者們在進行鄉村建設時也清醒地意識到了這一問題。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負責人梁漱溟,1936年在山東省立十二校師范女生鄉村服務訓練處的講話中,集中闡述了他對婦女問題的認識。他說:“婦女問題,也是社會問題中或說是文化問題中的一個問題,它是跟著社會大改造、文化大轉變的問題而來的。”同時,他還看到了當時婦女地位的不平等,認為“在社會上婦女的地位,婦女的生活,有改善的必要”。有鑒于此,各實驗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來改善婦女的社會地位,婦女逐漸受到重視。
首先,女子的受教育權得到重視,開始擁有受教育的機會。鄉村建設者們鼓勵女子接受正規的學校教育,同時他們還加強對農村婦女的職業教育和家事培訓,傳授生產生活知識,如定縣專門設表演女平校5所,做推廣婦女教育之實驗,還為婦女開設有家庭縫紉紡織等課程。在鄒平鄉學村學專門設立了婦女部,使婦女有了自己學習和聚會的場所,她們可以邊學習邊從事編織等副業生產。惠平的鄉村青年救護班從救護、衛生訓練、父母教育和文化學習等方面對婦女開展教育。通過接受教育,婦女的文盲率有了明顯下降,其中比較突出的是定縣。據平教會1930年所做的調查和推算,定縣7歲以上人口約為33.03萬人,文盲約27.4萬人,占83%,其中男子計17.01萬人,文盲率約為69%,女子計16.02萬人,文盲率約為98%。12一25歲青年中,文盲率約為74%,若單以男子論,文盲率約56%,單以女子論,文盲率約94%;到1934年6月底,全縣14--25歲的青年中文盲占39%,男青年中文盲占10%,女青年中文盲占73%。可見,女子的識字水平明顯提高了。雖然在眾多農村婦女中真正接受教育的畢竟是少數,但是它打破了長久以來束縛婦女的“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傳統觀念,使女子有機會走出家庭,社會地位發生變化。
其次,長期以來從精神上和肉體上壓迫婦女的傳統禮教和習俗被革除,這主要表現在纏足、早婚、買賣婚姻、溺女等方面。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盡管政府多次勒令禁止,纏足和婚姻陋俗在農村地區仍未去除。為了徹底取締這些不良習俗,各實驗地一方面在鄉村民眾中進行大力宣傳教育,以各種方式進行勸導,說明其害處。如鄒平鄉學村學中教員利用課余活動時間,帶領高年級學生通過演講、辦黑板報、喊口號、講話劇等形式宣傳女子放足、禁止早婚、破除迷信等,并且專門編了《放足歌》等寓意深刻的歌曲教給學生唱。另一方面,成立專門組織,制定具體條規,進行嚴格查處。具體表現在放足方面:鄒平縣專門成立了女子放足督察委員會與督察處,負責督察禁纏足的工作。各鄉學設立了“放腳委員會”,具體執行縣政府關于嚴禁青年婦女尤其是少女纏足的命令,如有再纏不放的,可以施以罰款。各鄉學戶籍室按戶登記名冊,檢查落實婦女放足的情況。彭禹廷所在的鎮平也明令規定30歲以下的婦女需一律放足,違者每月罰錢1000,至放大之日止。革除陋俗方面:鄒平明確規定:“男未滿17歲,女未滿15歲者,不應訂立婚約”,“男未滿18歲,女未滿16歲者,不得結婚”,“女家接受男家聘禮不得超過150元”,“違者按照行政法從重處罰其法定人及介紹人”。江寧實驗區針對村中盛行的搶埔現象,明令規定禁止搶蠕。對于鎮平農民的溺女之習,彭禹廷等負責人則制定法規,違者重罰,如果確屬家庭貧困不能養育者,可送救濟院收養。
經過各試驗地宣傳教育和行政查處,各地農村束縛婦女的丑惡現象有所消除。鄒平第六鄉鄉學中“二十歲以下的女子次第把足都放了”,無錫各實驗區婚喪改良成就顯著,僅1931年1月就有3對新人接受勸導,沒有大規模舉辦宴席。1934年11月至1935年3月,又有21戶農民按照改良辦法舉行了婚禮,產生了良好的效果。江寧的搶婿現象也有效地得到遏制。總之,隨著各項改良措施的進行,鄉村婦女的社會地位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
再次,各實驗地先后組織和成立了專門的婦女組織,有效地維護和促進了婦女自身的權益。伴隨著鄉村建設運動的不斷深人發展,各種形形色色的婦女組織開始出現,如女子夜校、保姆訓練班、主婦會、閨女會、母親會、女子放足委員會、婦嬰衛生會等等。這些女性利益團體不僅有利于培育和增強婦女的自覺意識,提高她們的獨立地位,而且能夠有效地幫助婦女解決各種實際困難,維護她們的切身利益。如鄒平的婦女組織由鄉學村學倡導成立并受其領導,活動主要集中在教育、風俗改良和公共衛生方面。婦女部在婦女中開展啟蒙教育,傳授生產生活常識。1935年首善鄉率先成立的婦嬰保健會,由本地熱心此事的婦女義務承擔,負責本鄉婦嬰保健,并在縣衛生院指導幫助下,先后舉辦了家庭衛生訓練班和保產婦訓練班,為5個鄉培訓新法接生員近百人。江寧的母親會則主要是向16歲以下的婦女傳授婦女保健和育嬰常識。湯山農民教育館的民眾學校婦女工讀班,其宗旨就是利用鄉村婦女的閑暇時間傳授一定的文字、常識,并提倡家庭工藝以改進其生活。此外,婦女組織還協助成人部、兒童部等其他組織參與植樹造林、修河筑路、宣傳衛生常識等社會事業,在整個農村社會改進中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可以看出,農村婦女組織的成立與發展,是婦女作為農村社會的一分子,積極參與社會生活的突出表現,這更加有利于提高婦女的社會地位。
最后,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些地區婦女開始在制度上享有一定的政治權利。由于長期受封建思想和傳統禮俗的影響和束縛,農村婦女是作為男子的附屬品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的。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伴隨著鄉村建設運動的發展,一些鄉村婦女在政治上逐漸覺醒。根據國民政府1929年9月19日公布的“鄉鎮自治施行法”以及1930年7月11日對其的修正,“中華民國人民無論男女,在本鄉鎮區域內居住一年或有住所達兩年以上,年滿二十歲,經宣誓登記后為鄉鎮公民,有出席鄉民大會或鎮民大會及行使選舉罷免創制復決之權”。這樣,女性公民在一定程度上擁有了和男性公民一樣的政治權利。通過參加鄉鎮大會和鄉鎮長選舉活動,一些婦女初次行使了民主權利,開始走人鄉村政治生活。雖然農村婦女在實際參政水平上仍然有限,但這無疑是在農村長久以來僵化的體制上打開了一個缺口,給婦女生活帶來了一絲春風,啟發和增強了她們的公民意識,社會狀況有所改進。
總之,在從事鄉村建設運動的各實驗區,農村婦女受到了重視,社會地位有了明顯的改善,這也為日后婦女解放運動的蓬勃發展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二、農民業余生活日趨豐富
娛樂是人類社會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種活動,它不僅能使人的身體和精神得到放松,而且能陶冶性情,培養人格。在農村,由于生活簡單,缺乏各種文化機關和社會組織,娛樂就顯得更為重要。同時,賭博、吸毒等社會陋習盛行,缺乏社會娛樂又不能不說是原因之一。因此,定縣實驗區工作者提出“凡想改良農村的,對于鄉村的娛樂不能不加以注意,以求用娛樂來提高農民的生活,改良農民的習慣,增進農民的知識,啟發農民的團體及社會的意識”。其他各鄉村工作者也看到了這一點,他們把開展休閑教育,引導農民從事健康文明的文娛活動作為其改進農村的工作之一。
各種娛樂活動中最普遍的是茶園的設立。如無錫的民眾茶園,其宗旨是“利用民眾閑暇生活,由娛樂人手,以達提高民眾智識技能,改良民眾生活”。在茶園的壁間掛有許多含教育意義的對聯、地圖及通俗圖畫、標語等,還配有各種報紙、民眾讀物、識字掛圖畫片等。茶園的活動除了喝茶,主要有娛樂(打乒乓球、下棋、樂器彈奏、唱歌比賽等)、演講、閱讀書報、談話(鄉村工作人員與農民一起討論問題)。此外,茶園還代農民寫書信和各種契約。據統計,每晚都有40多個農民來茶園聽書,結果“使民眾之生活,得受陶冶,而有所改進”。曉莊學校的中心茶園,形式如同普通茶館,只是壁間掛一些有意思而淺顯的圖表,并備有象棋、乒乓球等娛樂用品。茶園不準賭博、吸食鴉片,只許進行有益的娛樂活動。
平教會認為,戲劇在平民教育中具有煥發農民向上意識,介紹一般常識,施行公民訓練等作用,因而“一方面研究實驗鄉村戲劇之內容與形式,一方面運用戲劇方法為農民教育之工具,以期增進農民對藝術的欣賞,創造民眾化的戲劇”。他們根據鄉村特點,創造改編了一批劇本,進行了多次公演,大大豐富了農民的業余生活。在鄒平,鄉村建設研究院的師生則是排練文明戲,即現代話劇,然后送戲下鄉,為農民演出。這些文明戲大都是內容健康有一定的教育意義。同時,他們還組織農民自編自演節目,如賀家村演出的三天,每天的觀眾都在1500人以上,三天結束后仍有不少人要求續演。
另外,還有許多試驗區建立專門的公共娛樂場所和娛樂設施,以供村民娛樂之用。如鄒平賀家村村學辦了一處村民文教活動中心—達德園,園內設有圖書館閱覽室、新劇社、音樂隊、操場、武術團等,以上設施對全體村民開放。徐公橋地區先后建成體育場、公園各一處,供農民平常業余游憩之用。江蘇省立湯山農民教育館則建立娛樂室、民眾運動場、弈棋室等。娛樂室內有留聲機,無線電收音機,每間1日中午12時至1時開放,每次聽眾約70余人。民眾運動場平均每日有三四十人加人練習,旁觀者不計其數。舉辦象棋比賽時,參加者也十分踴躍,大大提高了農民的下棋興趣。特別有意義的是,農民教育館還專門設立了兒童樂園作為湯山全鎮兒童游戲和運動場所。園中設備主要有秋千、滑梯、軒輕板、木杠、木馬、石凳等,并經常組織兒童會、童話會、兒童運動會等活動。1930年總計人園兒童7294人,1931年8一10月份,每月人園兒童達一千數百人。
這些娛樂活動不僅使不少農民拋棄“不正當的娛樂,而以聽書、下棋、乒乓、音樂、戲劇等為消遣的方法”,惠北實驗區高長岸的一些農民在遇到重大節日和活動時還能自辦音樂演奏會,而且使以前不太關心國家大事的農民,“也喜歡聽時事消息了,自去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后,他們天天要問東北的消息,而且愿意暫停田作,排隊到縣學部請愿”。可見,農民業余生活豐富的同時,公民意識也得到了加強。
綜上所述,民國鄉村建設運動對農村婦女地位及農民業余生活變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同時大多學者也指出,這一時期實驗區醫療衛生狀況、社會風俗等也發生了明顯的改變。可見,這場運動對農村社會生活習俗的變遷是有重要意義的。一方面,它動搖了傳統婦女的社會地位,豐富了農民業余生活,改善了農村衛生醫療狀況,削弱甚至廢除了農村陋習。另一方面,由于這些運動大多采用宣傳教育和行政處罰相結合的方式開展進行,雖然鄉村建設運動最后因抗日戰爭的爆發而結束,但宣傳教育的影響,如多樣化的娛樂方式,對陋習危害的認識,基本的衛生常識,以及農民自己在鄉建運動中的所見所感所體驗等,仍然會在潛移默化中影響農民的生活,這無疑又會對農村生活的進一步變遷起到推動作用。
摘要:“道德教育回歸生活”是時代對道德教育提出的迫切要求,也是少年兒童道德教育的必然要求,這里的生活如同文學作品中的人物一樣,具有典型性特征,是具有一定價值取向的事物,從這個方面來看相當于道德實踐。但是與道德實踐相比,“生活”則更具“童心”“童趣”,“道德教育回歸生活”將會推動當下道德教育向縱深發展。
關鍵詞:道德教育;典型生活;道德實踐
1“道德教育回歸生活”的理論背景
1.1基礎教育課程改革要求使然:起始于2001年的第八次基礎教育課程改革,規模之大,力度之深是前所未有的,這次改革明確指出:課程應當“密切貼近兒童的生活,符合兒童的年齡特征和身心發展特點。”[1]“道德教育回歸生活”自然是此次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理念在道德教育上的具體體現。1.2以往道德教育中存在的弊端:以往的道德教育已經蛻變為將“道德、品德從人的生活、社會生活中剝離出來[2]”,把道德的形成、品德的培養作為一種孤立的現象,一種知識體系來對待,這就直接造成了“思想品德教育的針對性和實效性不強[3]”的狀況。這種狀況反映在教科書上,就表現為“學科化、知識化的傾向,教科書的呈現,往往以德目或道德規范為邏輯,強調嚴密的知識體系結構”[4],脫離兒童的實際生活;“反映在課程上,盡管德育課程不同于知識類課程,而德育課程的設計和編制卻多采取學科類課程的形態;反映在教學上,表現為忽視兒童的行為變化和個體的內心體驗,僅僅強調道德知識、概念的傳授和規范的邏輯體系;反映在兒童的學習上,則表現為只重視對道德知識的識記與背誦,而不努力去實踐這些道德要求”。因此,如果不進行道德教育的根本性改革,不從兒童的實際生活出發;克服形式主義、教條主義等不良傾向的話,道德教育是很難適應素質教育的要求的。1.3少年兒童思想品德形成特點:少年兒童是一個個活生生的、具有完整生命表現的人,面對他們參與的生活世界,他們的生命表現往往是既有認知又有情感、意志和行為,此種種因素在現實生活中總是同時發生,并同時作用于生活的。因此,新的課程改革力求使少年兒童的道德教育過程成為完整生命投入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少年兒童不僅要經受認知的挑戰,從中獲得理智上的滿足,與此同時,在心靈的充盈中獲得精神的體驗。道德教育的結果不僅促使少年兒童知識的獲得、認知水平的提高,而且更應該關注他們正確態度、價值觀的形成,行為規范的養成,最終實現“情感、態度、行為習慣、知識技能培養的內在統一”[6]。
2正確理解“生活”
基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們強調以少年兒童自己的生活作為道德教育的基礎,體現了課程指導思想對兒童的尊重。尊重兒童不僅是有效教育的必要條件,應當說這也是教育的本質觀點。少年兒童有他們自身與成人不同的生活需要與特點,不從這種需要與特點出發,教育幾乎成為不可能,教育只有“關注兒童的現實生活”[7],才能做到有效、有針對性。道德教育回歸生活,要求我們應該重視生活所蘊含的道德教育價值,其中特別應該關注他們正在進行中的現實生活以及他們已經具有的生活經驗。由此可見,這里的“生活”,如同文學作品中的“人物”一樣,具有典型性特點,應當是來自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從對少年兒童進行道德教育的角度來看,典型生活應當是蘊含豐富的道德教育因素的又與少年兒童密切聯系的現實生活。因此,道德教育回歸的“生活”,并非是普通的生活,隨意的生活,或者說是具有自發性、籠統性和價值取向多元性的生活,這樣一來,“道德教育回歸生活”也就并非是將道德教育這一種有一定價值取向的事物建立在了一個沒有一定價值取向的事物的基礎上的,恰恰相反,道德教育回歸的“生活”,應該是“發生在兒童身邊的真實的生活,如觀察小動物、家政勞動、個人生活自理活動;模擬化的兒童真實生活,如有關家庭生活的游戲、以愛護自然為主題的兒童劇、情境對話”,以及學校、班級開展的各種主題活動,等等。在人們的現實生活中,到處都充滿了競爭。經過一番激烈的競爭之后,面對自己的競爭結果,往往是有人歡喜有人憂,有人振奮有人沮喪,有人如過眼煙云又有人反思不已。不得不承認競爭的結果是殘酷的,但是我們更應該冷靜地分析競爭的結果,面對成功,我們不應該沉湎和陶醉;面對失敗,我們也不應該灰心和氣餒。我們應該正確地面對競爭,更要正確地面對競爭中的成功與失敗。”同學們都沉默不語,但是眼中卻閃現出智慧的光芒。老師如此觸景生發的激情洋溢又意味深長的話語,讓全班同學都獲得了教益。應該說授課老師這番話語中蘊含的道德教育因素,早已超出了《小小發明家》所要求的培養學生的科學探究精神和動手實踐能力之外的,是具有典型生活的特點的,但是其教育意向、價值選擇卻是確定而又難以估量的。品德教育要以少年兒童的現實生活為基礎。關于這一點,在《〈品德與生活〉課程標準》和《〈品德與社會〉課程標準》中也都有明確的說明。《〈品德與生活〉課程標準》中強調:“本課程遵循兒童生活的邏輯,以兒童的現實生活為課程內容的主要源泉,以密切聯系兒童生活的主題活動或游戲為載體,以正確的價值觀引導兒童在生活中發展,在發展中生活。”另外,《〈品德與社會〉課程標準》也指出:“品德與社會課程是在小學中高年級開設的一門以兒童社會生活為基礎,促進學生良好品德形成和社會性發展的綜合課程。”所有這些都可以看出:道德教育回歸的生活,不僅是一個有一定價值取向的事物,而且還是一個充滿了“童心”“童趣”的事物。
3“生活”與道德實踐的關系
要弄清“生活”與道德實踐的關系,我們有必要先來認識一下生活與實踐的關系。馬克思說過:“全部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9]。從這個意義上說,實踐的外延應該包含生活的外延,而道德實踐又是從屬于實踐的,道德回歸的“生活”又是從屬于一般生活的,基于道德實踐和道德回歸的“生活”在道德教育過程中的目的以及功用的一致性,我們是否可以得出一種不完全的卻合乎道德教育規律的結論:在少年兒童道德品質形成的過程中,道德教育回歸的“生活”相當于道德實踐;但是“生活”的高明之處還在于與道德實踐相比,它具有“童心”“童趣”。也就是說,“生活”相對于道德實踐來說更加有利于少年兒童道德品質的形成。這樣看來,一方面我們承認并堅持“道德教育回歸生活”的觀點,另一方面應當力求避免當下道德教育中存在的泛生活化(缺少針對性和實效性的生活)傾向的做法。在對少年兒童進行道德教育的過程中,我們不僅應該關注他們當下的生活和他們已有的生活經驗,而且同時更要注意道德教育的針對性和實效性,只有這樣,才能既可以防止以往道德教育中存在的空泛、理性和教條主義的弊端重現,又為當下正在進行的道德教育改革的深入開展提供了根本保證。
作者:鄭玄 單位:山東省郯城縣第一實驗小學
一、在網絡廣播影視中學語文
電腦的運用,軟件的開發,使學生提高了學習的效率。因特網的興起,給學生帶來了巨大的信息資源。以往聽廣播,只聞其聲,不見其人,這種情況容易調動學生的想象力和思考,使學生聯想主持人的表情、動作和語言。有些電臺播放的歌詞非常優美,就像一首首的現代詩一樣。對此,教師可指導學生抄錄下來,并反復地記憶背誦一下,就可以陶冶學生的情操。另外,有的電臺還播放一些名家散文或者小小說。當這些文章配著動聽的音樂以聲音的形式呈現在學生耳邊的時候,對學生來說,無疑是一場聽覺大宴。比如,在學習老舍先生的《養花》時,我把中央電視臺“藝術與人生”欄目搬進了語文課堂,獲得了成功。我是這樣做的:教室內移開講臺,模擬中央臺布置。任選4名準備好的“老舍先生”,他們在一陣熱烈的掌聲中走上臺。教師任主持人,臺下學生都是觀眾和記者。就課文中的中心思想,老舍先生是如何養花、如何愛花的這些主題,教師、學生和“老舍先生”進行了良好的互動。教師與學生像朋友一樣平等對話,各自選擇適合自己的角色去參與學習、參與實踐。當學生的理解有偏差時,教師及時精妙地加以點撥。師生在交流中對課文的中心思想和主要內容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同時在交流中讓學生的思想境界得到了提高。
二、在平時與人的交流中學習語文
語文是一門需要在現實生活中實踐的學科,我們說話其實就是語文在生活中的呈現。當我們聽了一個故事之后,把它完整地敘述給小伙伴們聽;當我們放學回家后,把一天的見聞感受告訴父母;當我們走在大街上,邊走邊描述一下環境的變化;當我們跟父母去菜市場,與小商販討價還價,這些都是在生活中運用語文的表現。另外,在我們的生活中,有許多生活閱歷豐富的老人,他們經歷過很多我們聞所未聞的事情,傾聽他們的故事也是提高語文能力的一個過程。在傾聽中,我們可以聽到許多奇聞軼事或者民間俗語。這些鮮活生動的語言恰恰是我們平時語文課堂上所缺乏的。
三、在謎語對聯歇后語笑話中學語文
中國的文化博大精深,有很多流傳下來的俗語和笑話等。這些古老的語言中蘊含著豐富的文化,如謎語這一形式。猜謎語其實是一種文字游戲,謎語有謎面和謎底兩個部分,一個字、一個動物或者一件事物,都可以通過謎面的形式來形容出來,然后人們根據提示來猜出謎底。有些漢字的謎面,讀起來生動有趣、概括能力強,當我們猜出謎底之后,就會非常輕松、愉悅地就記住了這個漢字的特點。當然,有的謎面概括的知識就更豐富了,如有的是對地名的描述,有的是對人物特點的概括。這樣的謎語,既鍛煉了學生的思維能力,又豐富了他們的語文知識。在猜謎的時候,教師可以鼓勵學生積極參與,要求學生自己以班內同學的名字為謎底設計幾則謎語。學生熱情高漲,一則則精彩的謎面被設計出來。如:“夏日里的渴望———是清風(施青峰)”“結婚———成親(程欽)”……總之,抓住生活的點點滴滴,眼里有資源,心里有教育,語文課程資源就無處不在。
四、引導學生在社會生活中實踐語文
語文學習應該是把已有的語文知識投入生活實踐,在實踐中提高、發展的一個過程。所以,我們不僅要在生活中學習語文,更要融入生活,在生活中實踐語文知識。
(一)生活中需要語文知識來進行點綴
在語文課上,學生都學過擬人、比喻這些修辭手法。對此,教師就可以讓學生活學活用,運用這些修辭給班級書寫文明用語,為校園樹立新風。于是,“小草在成長,請勿打擾”“不要弄臟小草的綠裙子”“悄悄地來,悄悄地去”“你給我愛心,我奉獻綠蔭”等一條條充滿童真童趣、樸實無華的警示語從他們的大腦中迸發而出。“產品”一旦為生活采用,學生就能感受到語文在生活中的用處非常大,從而使他們有更大的興趣去學習語文。
(二)探索社會生活中的神秘地帶
我們都是一個個普通的社會成員。對學生來說,社會上有很多他們想觸及的“神秘地帶”,比如,城市水資源污染程度如何呀?革命圣地南湖有什么典故呀?衛星是怎么發射到太空的呀?我們在教學的過程中,要充分考慮到學生的這些好奇心,帶領學生去深入到大自然和社會中考察研究,并鼓勵學生積極地進行運用實物實地考察法、文獻資料論證法與合理想象、推理法寫出科技小論文或考察報告。
(三)糾正社會生活中的語文“病癥”
社會生活中存在著許多不規范使用語言文字甚至錯誤使用語言文字的現象,對語文教學有一定負面影響。與其“嚴而守之”,不如“以攻代守”。因此,在語文課上,我經常向學生灌輸一種意識:人人爭當語言文字小醫生,為規范語言文字的使用做貢獻。于是,學生經常能從店牌、廣告牌、電視字幕、報刊雜志中找出錯別字、病句,從家長、教師、同學、節目主持人的話語中找出不規范的、錯誤的表達。變大社會為小課堂,讓學生帶著語文課堂的收獲走向社會生活,這樣,一個“在學中用,在用中學”的良性循環系統就產生了。
五、結語
總之,語言來源于人類勞動,也是人類豐富多彩的生活實踐。通過關注學生生活世界,教師在課堂教學中要讓學生在已有的生活經驗的基礎上來學習語言,著眼于他們看到乃至體驗到的真實的生活世界,引導學生在社會生活中學習語文和在社會生活中實踐語文,從而讓語文教學滲透生活,讓語文教學返璞歸真,在語文學習中體現語言學習的以人為本理念。雖然,我近兩年來的教學實踐也取得了較好效果,但仍有許多環節需要繼續去探索,從而讓語文與生活結伴同行,讓語文因生活而精彩,讓生活因語文而輝煌。
作者:滕玉華 單位:河北省青龍滿族自治縣草碾小學
一引言
《笨人晚宴》是一部意味雋永的影片,它講述了一個叫蒂姆的年輕人為了討好上司不得已參加了一個叫“白癡之宴”的活動。這個活動的目的就是要找到一群完美的“白癡”結伴赴宴,屆時評比誰帶去的同伴是白癡之最。在晚宴的前幾日,蒂姆偶遇了傻里傻氣的國稅局職員巴里,并“邀請”他與自己結伴赴宴以討好自己的老板。但巴里雖然看起來愚笨,卻意外地讓蒂姆的老板出盡洋相,在晚宴上制造了軒然大波。從影片的名字來看,《笨人晚宴》講述的是一場由上流社會舉辦的盛大晚宴。但從晚宴“邀請”到的嘉賓來看,所謂的晚宴不過是用來嘲弄和恥笑他人智商的惡意舞臺。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講,《笨人晚宴》所呈現給我們的,是一幅當代美國社會栩栩如生的眾生圖。正如影片的編劇之一漢德爾曼所說:“我們都意識到了一個難以否認的事實,那就是我們正在解析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故事,最難得的是還維持了不多見的逼真感,讓每個人在大笑聲中,慢慢地尋求和體會每一個人物表相下的最為真實的自我。”
二雜陳百味的社會現實
1小人物的無奈人生看過影片的觀眾會發現,晚宴本身并非影片的重點。導演真正想呈現給觀眾的,是至純至真的巴里。在影片中,巴里是一個典型的小人物,他供職于美國人最痛恨的機關———稅務局,每天做著最無聊的工作。不僅如此,還因妻子跟自己的主管———號稱能控制他人、特別是能控制巴里靈魂的瑟曼有私情而離婚。應當說,巴里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悲劇性人物,在他身上充滿了小人物的艱辛與平凡。巴里的智商不高,卻總以他一貫的、滑稽的“樂觀”表達著自己對生活的熱愛與執著。在影片中,瑣碎平淡的日常小事在他的身上都可以演繹成笑料百出的劇目,吃飯、開車、睡覺……這些觀眾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場景,由于有了他的存在,都變成了一出出讓人忍俊不禁的滑稽劇。在觀眾的眼中,他的處世之道、待人之理處處顯示出與社會的格格不入。有時候,我們甚至會感覺到他成人的外表下面隱藏的是一顆對世界充滿好奇的孩童的心。但是,在影片中巴里的角色卻是最為豐滿的,雖然他外表瘋癲,頭腦不會轉彎,甚至看過影片的觀眾還會覺得他的身體和意識形態里竟沒有任何野心、斗志或世俗的東西。但就是這樣一個愚人,卻能夠用自己的方式簡單從容地面對各種紛繁復雜的問題,并采取簡單明了的解決辦法。在巴里看來,世界本來很簡單,是人們把它弄復雜了。所以,我們需要承認的是,不管巴里是以一種什么樣的方式搞砸了一切,他的初衷都是好的,他想給蒂姆提供善意的幫助,盡管最終的結果是直接顛覆了蒂姆的生活狀態。或許,這就是一種小人物的人生無奈吧。再說影片的另一個小人物蒂姆。在遇見巴里之前,他似乎正過著一種令人羨慕的生活———時尚華麗的裝扮、令人艷羨的保時捷座駕,還有一套屬于自己的公寓。如果不是向女友求婚多次被拒絕,蒂姆的生活應當算是當今美國社會大多數年輕人夢想的狀態了。但是,這些外在的浮華終究難掩小人物生活的無奈。影片中,觀眾看到的是一連串的麻煩事———事業陷入窘境,愛情險些夭折,就連心愛的豪車也被人砸爛。這個世上難道還有比蒂姆更無辜的小資產階級嗎?但是,蒂姆卻實實在在的是美國千百萬小資產階級生活的縮影———小如意,不如意,被擠壓,擠壓人,這是他們生活的常態。
2富人的畸形價值觀以蒂姆老板為代表的上流社會的富人們不是影片的主角,但他們的存在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當代美國社會意識形態中的一種畸形價值觀。他們富可敵國,擁有權力、地位等小人物們所幻想擁有的一切。但他們卻被這些人生附加值沖昏了頭腦,以至于不知道究竟怎樣的人生才算是快樂幸福的人生。于是,為了尋求所謂的快樂與幸福,為了找尋能填充內心空白的事物,也為了花掉那些多到不知道如何去花的金錢,他們的靈魂被扭曲了。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觀眾得以看到,在所謂的上流階層中廣為流行的一種庸俗糜爛的、變態的價值觀———以嗤笑他人的智商情商為樂,以操縱小人物的人生為榮。因此,這場晚宴變成了一幅美國上流生活的百丑圖,而巴里則成了不停攪動現場,以喜劇效果讓那些貴族們以真面目示人的“鯰魚”。從這個角度來講,這又何嘗不是一次嚴肅而發人深省的現實披露呢?只不過影片用詼諧幽默的基調對此加以包裝,讓哲思與惆悵在搞笑中慢慢地滲透,讓觀眾在大笑之后反復回味個中滋味。
3偽藝術家的裝瘋賣傻影片中,與上流社會富人們相得益彰的還有一個叫凱蘭的偽藝術家。之所以冠之以偽藝術家的名號,是因為看過影片的觀眾一定會感覺很難將藝術家的稱謂賦予這樣一個滿嘴臟話、有不良性嗜好、行為無比怪異的人。他用動物的糞便作畫,把胳膊伸進臨產斑馬的陰道去“感受生命”,以“讓人惡心”為作畫的最高標準,就是這樣一個裝瘋賣傻的畫家,險些毀掉了蒂姆的愛情與幸福生活。觀眾也許會問,這個社會到底怎么了?勤奮踏實的人們得不到好的歸宿,真誠善良的人們承受著多舛的命運,而那些瘋狂變態的群丑們,卻享受著無比愜意的生活。難道這就是導演所要呈現給我們的百味人生嗎?事實上,隨著影片情節的不斷推進,我們不難發現,導演想要向我們呈現的,并非是這種紙醉金迷的糜爛生活,更多的是當美國大眾消費時代的物質生活逐漸失去精神基礎后,社會上所彌漫著的精神空虛以及隨之而來的、以消極的物質享受和變態追求來填補空虛的畸形價值追求。
三真實溫暖的生活寫照
1像孩子一樣感知世界世間萬物皆有存在的理由。世界是否美好,取決于人的生活態度。影片中,巴里是一個有著孩童般心智的人。他善良、誠實、單純、有夢想、興趣獨特,他喜歡替人著想,對朋友更是傾盡全力、義不容辭。可是,他也會說一些不合時宜的話而不自知;他會一片好心卻總是把事情弄砸;他會熱心地幫助你,但卻讓你一發不可收拾地陷入更大的困境;他會在沒有弄清楚事實的情況下幫你分析,直到把你也拖進奇怪的邏輯。然而,正是這樣一個被視為弱智的人身上,保全了人性中最為美好的特質。對巴里而言,再復雜的人生在經過他那顆淳樸到原始狀態的頭腦過濾后,都會變得清澈透明。事實上,巴里絕對不是一個智商低下的人,他只是一個在某種意義上社會化程度低的人。所謂社會化,是指由自然人到社會人的轉變。每個人都必須經過社會化才能使外在于自己的社會行為規范和行事規則內化成自己的行為標準。因此,社會化是人的社會屬性,是人們從事社會交往的基礎。影片中,巴里之所以被歸類于笨人,正是因為他的社會化程度不高。當人們都按照社會的規則規范行事時,巴里卻只活在老鼠的世界里,他用自己的規則生活,與人交往。也正因為此,他才能夠像孩子一樣感知世界,并善于發現一切旁人看不見的美好。相信看過影片的觀眾一定會對晚宴上巴里的“夢想家之塔”有著深刻的印象。猴子、萊特兄弟、三明治伯爵、文森特?威廉?梵高、路易斯?巴斯德、本杰明?富蘭克林和埃維爾?克尼維爾這些在旁人眼中原本風牛馬不相及的人竟然都爬上了那個既有趣又鼓舞人心的“夢想家之塔”。其實,透過巴里,導演想要告訴我們的是:上帝在每一個人身上都放上了一份天賦,哪怕是一個笨蛋。而人的使命就是要把這份天賦發揮出來,只要你敢于夢想,并且堅定信念地去努力,即使是一個笨蛋,也能創造出奇跡。
2像“白癡”一樣敢于幻想在晚宴上,巴里的“夢想家之塔”為蒂姆贏得了人氣,而那段關于夢想和夢想家的演說更是折服了千萬觀眾的心。“夢想家之塔”告訴我們,所有偉大的夢想在最初未被人接受時,都只是人們眼中的幻想。可正是因為這些幻想,猴子可以直立行走和開口說話;因為幻想,萊特兄弟能讓比空氣重的膠合板飛上天空;因為幻想,世人有了夾著生菜和番茄的三明治;因為幻想,只有一只耳朵的梵高成了偉大的藝術家;因為幻想,路易斯?巴斯德發明了巴斯德滅菌;因為幻想,本杰明?富蘭克林讓我們認識了電;因為幻想,埃維爾?克尼維爾成了美國人眼中的超人。所以,巴里的演說向我們證明了成功的人在取得成功之前都可能曾是人們眼中的白癡。只不過,他們沒有在人言可畏的世俗中退縮,而是一如既往地堅持自己的夢想,奮勇前行。因此,人生就要敢于幻想,哪怕我們的夢想在別人的眼中只是癡人說夢。應當說,像“白癡”一樣敢于幻想有著鮮明的美國特色。而《笨人晚宴》之所以獲得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影片向人們闡釋了一種好萊塢擅長的“弱者”的精神優勢,一種單純的、如孩子一般的執著,一種被廣為推崇的美德和精神文化。這種精神優勢絕不僅僅是一種頑強的精神,更是變成一盞指引美國人日常生活的明燈。而有了這盞燈的指引,即使是最普通的美國人,也能敢于幻想,并為之不竭奮斗。
3像蝸牛一樣向上爬美國不是天堂,但美國處處都是成功的機會,這是“美國夢”的核心內容之一。因此,在美國人的眼中,成功取決于自己的努力,而不是家世和背景。事實上,美國社會中有著許多像我們一樣的小人物,如蒂姆。影片中,他開著豪車,住著寬敞的大房子,可是,這些外在的浮華幾乎把他拖成了負資產。為了繼續舒適的生活,為了向女友證明自己的能力,為了能夠“從六樓升到七樓”,他必須通過自己的努力向上爬,不惜一切代價,哪怕出賣自己的良心。蒂姆絕對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壞人,盡管他為了討好上司而不惜利用純真善良的巴里。其實,更多的時候,導演想向我們展現的,是在以蒂姆為縮影的美國小資產階級群體中普遍存在的人性的殘缺,是一種共有的讓人同情的氣質。他們自恃精明,他們擁有房子、車子、家庭、地位,這一切是那么真實,真實得逼迫著人們一步步像蝸牛那樣向上爬。事實上,蒂姆的人生軌跡里處處影射著美國人常常津津樂道的“美國夢”,即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實現自己的人生夢想。眾所周知,個人主義是美國文化的主導價值觀,這種強調個人自我設計、個人奮斗、追求個人價值最終實現的個人中心主義是美國社會個人主義價值觀的核心。因此,從這個意義來講,影片《笨人晚宴》真實地展示了傳統美國社會文化的深刻底蘊。
4像初戀般珍惜愛情在《笨人晚宴》這部片子里,愛情是推動情節發展的重要線索。因為蒂姆所有行為的初衷都是為了茱莉,為了他們的愛情,為了共同的美好生活。茱莉是蒂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為了茱莉,他才會拼命地想要升職,惟有這樣,他才能讓茱莉覺得自己配得上她。在影片的結尾,蒂姆終于明白,茱莉之前拒絕他的求婚并不是因為介意他的職位。他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清醒地認識到,茱莉就是他的惟一,他是多么地希望能夠每天在她身邊醒來,能夠每天都看到她的臉,他是多么愿意為了他們共同的、簡單的幸福生活而努力奮斗。愛情,這個好萊塢永遠不缺的話題,在《笨人晚宴》這部影片里就這樣以一種平淡卻又溫馨的方式詮釋了。其實,影片想要告訴我們的是,不管我們正在經歷的情感是生命中的第幾次,都且珍惜它,像珍藏初戀一樣。因為生活是平淡的,幸福是真實的。
四結語
《笨人晚宴》是成功的。它的成功不僅僅體現在可觀的票房,也不僅僅在于它給觀眾帶來了多少歡笑,更多的是因為它向觀眾展現了當代美國社會的群像。社會名流、平凡小人物,乃至晚宴上身懷絕技的“笨人”們,他們和他們身后延展出的精神意象與價值觀念,讓我們在有限的一個半小時里窺視了當代美國社會文化的繁華。幽默是短暫的,而幽默所營造的氛圍和深度卻是持久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笨人晚宴》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社會喜劇,它對美國社會文化的多方位詮釋必將引發觀眾的深刻思考。
一、教育民主化、學術自由化。
熊佛西輾轉到達四川,立刻開始導演(《后防、((吳越春秋》、((放下你的鞭子))、((中華民族的子孫、((抗戰兒童等劇。為了讓話劇演出活動伸入到社會各個角落,熊佛西意識到培養更多的專業戲劇演出人才是目前首當其沖的任務,他便向當地政府提出辦一個戲劇學校是他此行的最大目的,“這個學校還要附設‘表證劇團’,一個農村演出隊,以配合抗戰。由于這些話是如此的‘堂皇公正’,又是在大庭廣眾中提出,便順利地被批準了。”(蘇枚整理:((遺愛在心永難忘:原四川省劇校在蓉校友集會追念熊佛西校長記實,戲劇藝術》,1982年,第2期。)熊佛西終于實現為人民辦學,為社會辦學的愿望,四川I省省立戲劇教育實驗學校于1939年8月成立,熊佛西任校長并兼任戲劇概論、編劇課的教學工作。“省劇校”成立之初,招收各類學生七十余名,學校口號為“本藝人的熱情,守軍隊的紀律.以戲劇為教育,完成心理建設。”校訓的中心思想即勉勵每一個人,做愛國、正直、好惡分明的人。“向前進,向前進,我們是戲劇鐵軍,嚴守集體的紀律,抱著火樣的熱情,堅守志向,勇往前進!”從校歌歌詞就可看出:熊佛西希望將學員們培養為一支“鐵的隊伍”。在此期間期間,熊佛西堅持“教育民主、學術自由”的辦學方針。他聘請當時社會上頗有聲望的名人來校任教,如任鈞、張季純、陳白塵、丁易、劉盛亞、汪漫鐸等,受到學生們的熱烈歡迎,這些教師是社會上進步的愛國知識分子,他們的傳道、授業、解惑對省劇校學生們進步思想的培養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為培養優秀戲劇人才,在最艱難的戲劇辦學時刻,熊佛西仍然不忘圖書館建設是豐富學生知識的寶庫,“不管什么學術只有在自由研究中顯得有價值或者沒有價值,限制禁止是不對的”。(熊佛西:《熊佛西戲劇文集》(下冊),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第847頁。)當時在省劇校圖書館里能讀到古今中外各流派的書籍和理論著作,在白色恐怖的時刻,像(《資本論》、《聯共黨史》、大眾哲學、《新華日報、《群眾等民主進步書刊和革命書籍在社會上早已成為政治禁書,閱讀或收藏這些書目可能面臨生命威脅。而在熊佛西創辦的這所“省劇校”圖書館里卻可以自由借閱。省劇校學生劉滄浪在回憶時感動地說:“今天想起來,自己對戲劇文學有一定知識,有從事這種工作的興趣,愛好,確和當時在學校時讀了那么多好的作品分不開的呵。”
二、發展多元化、辦學社會化。
熊佛西將其在四JII的演劇活動和人才的培養,直接作為投槍與匕首直刺敵人胸膛。他說“我們固然希望我們的學生成為劇作家,演出家,舞臺裝飾家,但我們更懇切的希望他們成為腦到手到腳到,吃苦耐勞,以活動為中心的社會教育家,來組織民眾,訓練民眾,來推動抗戰救國的巨輪。”熊佛西要求學生成為踏實、有高潔人品的戲劇演員。因此,他以身作則,嚴格要求自己,把培養的戲劇學生當成自己的孩子。1939年他帶領學生到成都演出《國家至上,演出將要開始之際,國民黨中央軍校帶領士兵來搗亂演出,熊佛西將兩個手榴彈綁在身上,到劇場門口守候,他說只要國民黨敢來搗亂,就與之同歸于盡。1940年,國民黨為了監視劇校的辦學思想,還專門派訓育主任到學校監督,清理圖書館,檢查來往信件,沒收進步書籍,但熊佛西總是據理力爭,在中共地下支部的支持下,國民黨的陰謀未能得逞。“到了八十年代,原四川省劇校校友集會仍在追念往事:‘大家眾口贊譽熊先生是一個愛國者,是一個對抗日救國為中心的戲劇事業作了貢獻的藝術家’。”(蘇枚整理:《遺愛在心永難忘:原四川省劇校在蓉校友集會追念熊佛西校長記實)),(《戲劇藝術》,1982年,第2期。)省劇校中的進步學生沒有一個被逮捕,每當危險來臨的時刻,熊佛西首當其沖站出來,為保護學生和他熱愛的教育事業,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熊佛西把藝術、教育與實踐融為一體,終生從事戲劇教育工作,從北京人藝劇專、河北定縣農民話劇團到四川省立戲劇學校的建立,抗戰勝利后,在上海戲劇學院繼續培養話劇人才。熊佛西獨特的教學模式與實踐相結合的訓練法則,時刻與時代相結合的演劇理念,對演員、導演的培養都走在時代的最前端,尤其是在辦學中“通才”教育觀的貫徹,他所培養的一大批戲劇人才,直到今天還仍然活躍在演劇事業中。熊佛西開創了我國現代話劇教育的先河,其人才培養模式對今天演藝人才的培養,仍具有很強的借鑒意義。熊佛西在辦學教育中一直堅持理論與實踐并重的原則。“省劇校”的課余時間豐富多彩。每逢周末,學生們在簡陋的舞臺上,昏黃的油燈下,將話劇、曲藝同臺演出,演出內容多取材于日常生活,形式多樣化,如金錢板、打蓮湘、山歌、民歌小調之類。學生們將這些演出節目加以改編,并將其與專業學習結合起來。既能自娛自樂,又能將學習的理論知識用于實踐,在不斷的演出實踐中學習知識,提高藝術修養,鍛煉學生們的想象力和創造力。專業教學培養之余,熊佛西將失學和失業青年集中起來,組成抗戰表演劇團,經短期培訓后,到各地巡回演出。堅持“我們的抗戰戲,不但演給城里人看,還到農村去演給農民看”的宗旨。(蘇枚整理:((遺愛在心永難忘:原四川省劇校在蓉校友集會追念熊佛西校長記實,(《戲劇藝術》,1982年,第2期。
三、文藝大眾化。教育全民化。
熊佛西對學生懷抱真摯情感,尊重與渴求人才,強調戲劇的目的是為人生,為大眾,為社會的藝術。他一生輾轉全國各地,從未忘記自己的使命與責任,為話劇教育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正如田漢、洪深、歐陽予倩一樣,這些中國現代戲劇家們以人道主義、現實主義精神、以家國為重任的社會責任感,對今天的知識分子,仍然有珍貴的啟示意義。陳寅恪先生將:“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定為北大精神,那么今天的知識分子更應該發揚這種藝術氣節。尤其在提倡建設和諧社會,關注底層人民文化生活的今天,為現實服務的人道主義精神更值得我們繼承與發揚。在四川各地的演出活動中,熊佛西一直堅持在定縣開創的劇場創新的嘗試。1938年,他帶領三萬多名成都小學生,為十幾萬成都觀眾沿街演出,“曾以整個成都當舞臺,四十萬市民當觀眾,二千多的學生當了演員”,演出隊伍成了一條長長的火龍,“三小時的群眾性街頭演出活動,使幾十萬民眾一直與演員溶合在同一氣氛中受到一次印象非常深刻的抗戰必勝的教育”(辛慕:成都兒童:抗戰兒童的籌備》,(《戲劇研究,1939年,第1期。)。將話劇演出與小學生們的愛國教育思想結合起來,對培養學生的愛國熱情,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尤其是劇中人物體現出高尚的思想品質和道德情操,潛移默化地教育和培養了一代愛國家、愛人民、有遠大理想的新人。這支素有“鐵軍”稱號的演劇隊伍,在抗日戰爭威脅最嚴重的時刻,在熊佛西一如既往地帶領下,艱苦地開展戲劇運動,在鄉村演出一大批劇作。1940年冬天,省劇校由地下黨領導,師生們一直參與很多與農民有關的工作,加上國民黨掀起反共高潮,劇校活動被當局覺察,經常被克扣經費,教師們好幾個月拿不到工資,只能依靠典當物品為生,1941年春天,省劇校在四川省參議會強制命令下被迫解散。盡管這所抗戰大后方的學校僅僅存在不到三年時間,但卻在熊佛西的教育思想指引下培養了一大批戲劇人才,解放后有許多人成為我國戲劇界、電影界知名的演員和戲劇教育者。四川I省立劇校炮火中的成立,抗戰劇團硝煙彌漫中的演出活動,一大批愛國學生的培養熊佛西抗戰時代為教育事業不遺余力的努力,只要我們用心感受,始終能聆聽到它在時展的長河里一路突奔、呼嘯的聲音,直到它匯入時代的洪流中。任何時代,任何社會,教育應該始終與陽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生活聯系在一起的,離開生活,離開社會,一切猶如空中樓閣。熊佛西的教育主張,正如廖奔所言:“熊佛西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國人民的戲劇教育事業,他把話劇這一藝術樣式介紹到中國來,傳播到知識青年中,普及到廣大民眾里去.使之在中國的社會變革、民眾啟蒙、素質改造、美育教育的事業中,都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他的歷史功績標秉史冊。”(廖奔:世紀紀念一熊佛西先生誕辰一百周年)),((上海戲劇》,2001年,第4期。)因為與他一起的老一批教育家們在中國最憂傷的時刻,挑起重擔,把教育帶進生活,讓教育與社會同甘共苦,使教育成為引領大眾前進的鋒銳武器。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教育,熊佛西在抗戰時期的教育觀、辦學觀、思想觀,始終與時代同步,他將話劇教育的“載道”功能鐫刻上了時代的印跡,開啟了一扇現代中國教育事業與社會生活緊密相連的閃光風景線,也為我們今天舉步前進的教育發展打開了一扇值得眺望的窗戶。
我國的各類成人教育部門,擔負著培養、教育跨世紀人才的重大歷史責任,在跨世紀的時刻,對成人教育的各種社會功能進行重新審視,無疑具有現實的和歷史的意義。
一、成人教育的經濟功能
“成人教育主要是對走上各自生產和工作崗位的從業人員進行的教育。它能直接有效地提高經濟效益和工作效率。”不言而喻,成人教育對經濟發展具有極大的促進功能。
1.促進科技進步的功能。成人教育對科技發展的促進功能主要體現在以下兩點:其一,成人教育是培養科技人才的基地。通過發揮其教育的功能,成人學校能夠為科技發展輸送大批不同專業、不同層次的人力資源,為科技進步及創新提供人力、智力上的保證;其二,成人教育的對象大都是在崗人員,其中不乏一些業務骨干和技術能手,他們在成人學校學到的知識能夠直接作用、應用到生產第一線,能解決生產、生活中丞待解決的難題,從而直接為科技創新服務,直接促進科技的進步。
2.提高勞動力素質的功能。這里所談的勞動力素質,主要是指勞動者的文化水平及技術水平。
馬克思認為:“要改變一般人的本性,使它獲得一定勞動部門的技能和技巧,成為發達的專門的勞動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和訓練。”可以看出,在現代化大生產條件下,勞動者素質的高低主要取決其所受教育的多少:受教育程度越高,勞動者的素質則越高;反之,勞動者的素質則越低。
通過一定階段的教育,不僅可以使勞動者掌握最基本的文化知識和基本技能,同時也可以提高勞動者的判斷、思維能力,提高勞動者的整體知識水平及技術技能,從而使他們的智力開發能夠與產業結構、生產的發展相適應。
對于已經從業的勞動者來說,勞動者素質的提高,意味著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可以得到提高,經濟也可以得到快速發展。
二、成人教育的政治功能
成人教育最基本的政治功能就是提高勞動者的政治思想素質,以使每個人的思想意識、價值取向、自主行為及判斷是非的能力等符合規范、符合要求。這里,成人教育的政治功能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1.指導功能。主要指成人教育有對人們的認識、思維、意識、情緒、行動等按照既定的目標和方向進行調節和引導。
目前,我國正處在新舊體制交替之際,形形色色的新思潮紛至沓來,外來思維方式、價值觀及外來意識,猶如一股強大的沖擊波一齊涌入人們的眼前,令人眼花潦亂、目不暇接,在各種新思想、思潮面前,一些人往往茫然不知所措。
要使每一位社會成員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個人的努力不可或缺,家庭、社會、學校的綜合教育亦缺之不可。就學校教育而言,通過對成人的愛國主義和集體主義的教育,重視榜樣、發揮典型作用的教育以及加強政治理論課與思想教育課“兩課”的主渠道教育,無疑可以使陷入困惑的人們少一些瞞怨和指責,多一些理解、支持和參與,激勵他們積極上進,不斷進取。
成人教育通過對成人政治價值觀念的不斷灌輸,可以影響他們一生的政治態度、觀念意識及理想信念。
2.規范功能。我們知道,現在的成人學員雖然思想較成熟,言行較謹慎,但他們的意識、思維、行為等較之以往已有了較大改變,可以說現在的成年人是很有希望與潛力的一代,在他們每個人身上都有煜煜生輝的地方。但是,由于年齡、家庭、知識水平等因素制約,在一些成人學員的言行中,仍然有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隨著學習環境的逐漸寬松,成人身上長期積淀下來的不合規范的行為更是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
原則上講,成人學校對于所有成人學員在接受教育期間,對其學習、人際交往、服裝儀表、品德、行為等都有比較明確、清楚的規范性條文予以規范和約束,同時,通過教師的言傳身教、要求等也對每個人意識、行為予以嚴格的規范,從而使每個成人學員的行為、言行符合規范和要求。
強制性的條文規范——剛性規范,對于規范和約束人們的行為實屬必然,也很必要,而持之以恒的道德教育及法制教育等對于制約成年人的行為也至關重要,通過這種柔性規范,能夠讓人們在潛移默化的學習中深切地體會到一個人的行為,任何時候都不應與社會主義道德規范背道而馳;一個人實現“自我價值”更不能違法犯法;“個人利益”的獲得與實現,必須要受到社會公德及法制的約束和限制。
三、成人教育的文化功能
我國是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泱泱大國,由于教育投資少,整體人口的文化素質較低,仍是我國現實經濟發展的潛在危機,所以需要大力發展成人教育。
成人教育對于成年人接受知識、更新知識、學歷教育及上崗培訓等具有十分顯著的功效。
1.傳遞功能。這是成人教育與普通教育共同具有的功能。在成人教育中教師是知識的傳授者,在整個社會的發展中,通過教師的“傳道、授業、解惑”,使人類的文明得以延續,使我們的社會得以發展和進步。
在“傳道”的過程中,教師要把各種有用的文化知識,傳遞、輸導給成人學員,通過持久、深入、由淺入深地不斷傳授,可以使成年人在成人教育中吸收、汲取許許多多的傳統文化及現代科技知識。在成人教育中,教師是文化傳遞的直接者,通過教師潛移默化的影響,各種文化知識、價值觀念、道德、修養等都會傳導到社會成員的腦海中來,使他們充分掌握在一定的組織機構、工作崗位擔任特定角色應具備的知識、技能和行為模式,從而對他們的一生知識的掌握和運用受益無窮。
2.創新功能。作為文化的直接傳播者—教師,對文化知識不僅有傳遞、解釋、傳承的義務,同時也有選擇文化、創新文化、更新文化的責任。正如列寧所說:“只有確切地了解人類全部發展過程所創造的文化,只有對這種文化加以改革改造,才能建設無產階級的文化。”不言而喻,只有在傳播文化知識的其中,不斷地對舊有文化、傳統文化進行再創造,文化才能不斷地推陳出新。
我們知道,成人學員是社會的勞動成員,也是社會某種職業的承擔者,他們的學習,不僅僅是為了認識社會、認識自然,而且也是為了改造社會、造福于社會,所以在學習中成人學員渴望學到良好的文化知識,和先進、有用的科技技能。
綜上所述,充分認識成人教育在社會生活中的經濟功能、政治功能和文化功能是成人教育走向健康發展、和諧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只有這樣,才能認真總結成人教育的實踐經驗,探索規律,為成人教育的改革和發展服務;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為建設終身教育體系和學習型社會作好經驗總結和理論探索服務。這是成人教育理論與實踐的重大課題。
“保發展、保民生、保穩定”,是中央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提出的重大戰略決策。改革開放30年,我國經濟持續保持高速增長態勢,并取得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但環境風險同步進入高發期。創新落實“兩個率先”建設目標,需要保持較高速度的經濟增長,但這與極其有限的生態環境資源之間存在矛盾,特別是人民群眾對生存環境需求日益提升與短期內難以迅速改善環境質量之間的矛盾,必將加重“保民生、保穩定”的壓力。應對金融危機沖擊下一些地方禁、控、限項目呈現反彈、個別企業污防設施“開機迎客、關機送客”應付檢查和違法排污、超標排污現象有所抬頭的嚴峻形勢,積極踐行科學發展觀,創新環境執法效能水平,穩步構建和諧溧陽品位,是保障永續發展的睿智選擇。
一、加強領導,創新機制永續效能
黨中央、國務院應對全球金融危機作出了“擴內需、保增長、調結構”、“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的戰略決策,這對加強環境保護監管執法既是挑戰、更是機遇。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市場重組和結構調整全面加速,促進了生態環境和環保監管能力建設投入力度,當然環境監管執法工作同時面臨新的巨大壓力,突出表現在:大規模集中投資建設壓力劇增,短期經濟發展與環境監管的矛盾更加突出;降低環保要求保發展、“兩高一資”項目和企業以犧牲環境“撈利益”的環境違法等行為出現反彈;突發環境事件仍處于高發期。應對環境執法難、難執法,環境矛盾居高不下的嚴峻形勢,促進經濟、資源、環境可持續科學發展,關鍵在于加強領導。
一要創新領導決策機制。各級領導干部要進一步解放思想,與時俱進,提升領導決策的科學性、實效性。要快速扭轉并切實增強經濟與環保并重、同步、優先發展的觀念和依法保護環境的實際行動,堅決有效踐行科學發展觀,在發展決策時堅決扭轉重經濟、輕環保的思維導向,要堅決杜絕以發展第一要務為名的地方保護主義和唯gdp論英雄的行為后果,切實減輕可持續發展的成本,有效提升經濟發展效能、資源利用效率和環境保護效益,進一步改善和提升全市環境質量。
二要創新環保責任機制。要強化落實環保目標責任制、問責制、追究制,將“環保一票否決”真正落實到各級領導的政績考核和政府、部門年度考核、評先創優等各個方面,并通過量化指標真正達到與領導的評績、職務任免掛鉤,促進區域環保工作領導力度再強化,依法管理抓到位,環境監察升效能,優化環境促和諧。
三要創新環境監察機制。環境監察機構承擔著一個地區環境監察執法工作的重任,其工作效能、水平的高低,一定程度上決定著該區域環境質量狀況的優劣,環境安全程度的高低,經濟、資源、環境可持續發展的水平。要切實加強環境監察機構能力建設,緊緊抓住擴大縣(市)級人民政府權級管理范圍的契機,創新舉措快速扭轉縣級環境監察機構規格低、編制人員少、經費緊張、執法基礎設施薄弱等現狀,加大投入夯強環境監察機構的基礎檔次,加強培訓快速提升監察隊伍的綜合素質,全面提升環境監察執法管理能力水平。
二、拓寬思路,科學管理提升效能
應對環境保護任務加重、要求提高的新形勢,環境管理必須由傳統管理模式向現代化、科學化管理模式轉變,拓寬工作思路,創新管理方式,提升管理效能,構建平安環境。一要加大投入,夯強環境監管現代化基礎。要在現已建成環境監控中心、4座水環境自動監測站、3座大氣自動監測站和在重點企業安裝28臺水、氣污染物自動監控設施的基礎上,加大力度推進環境自動監控設施建設,促進區域、點位環境狀況“說得清”進程,并為有效實施區域環境補償和“排污權”交易鋪就現代化管理基礎平臺,促進環境監管科學化再上新臺階,快速提升環境污染事故和矛盾糾紛的預警控防能力水平。二要創新試點并推廣“排污權”交易。地表水環境質量持續穩步改善難,長期困擾著各地環保效能的提升。經濟發展必將帶來排污總量的增加,反應在環境容量局限性的矛盾將十分尖銳。加快探索試點、推廣“排污權”交易,有利于促進排污單位積極主動提升科技發展的含量,科學實施節能減排和發展循環經濟,有效推動企業生態環境系統的優化改良。通過實施“排污權”交易,更有利于嚴控總量,盤活存量,促升發展。溧陽今年重點推進紡織、印染、化工、造紙、啤酒生產等行業試點“排污權”交易企業14家,要積極探索實踐、總結提高、完善創新,進一步加大“排污權”交易擴面實施工作。三要創新加強農業面源污染控防舉措。要務實把握十七屆三中全會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的契機,強化探索創新控防農業面源污染新舉措力度,快速制定相關政策措施,指導、激勵發展新型農業規模化合作經濟,發展有機農業、無公害農業和綠色環保產業(品),促進農業增效,農民創收,環境優化。
三、優化服務,科學減排促升效能
在發展仍是第一要務和經濟轉型期的今天,環保工作的重點必須轉向控減污染總量。要以科學發展理念積極指導和幫助管理對象規避環保風險,提高生產科技能量和控污技能水平,精準實施iso14000認證、清潔生產審核和發展循環經濟,促進提升企業環保誠信度和品牌檔次。要創新實施《溧陽市循環經濟規劃》,認真總結在對42家綜合能耗3000噸標準煤以上企業強化監控措施,淘汰落后用能設備68套,強力實施“工程減排”、“結構減排”和“管理減排”等污染減排工程措
施,連續三年完成上級下達的主要污染物減排目標任務,以及已通過循環經濟建設試點審核企業10家、清潔生產審核企業58家、iso14000環境管理體系認證企業62家、建成市級環境友好企業3家的實踐進程中,還存在哪些問題、不足和急需完善的措施,創優指導和服務企業提升環保誠信品位促發展。同時積極幫助企業向上爭取發展循環經濟和污控項目的環保資金補助,形成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互動推進節能減排的良好氛圍,優化實現經濟與環境協調可持續發展。
四、多措并舉,強化執法維升效能
要綜合運用法律、經濟、行政、教育等手段,依法嚴厲查處各類環境違法行為。一要預警防范抓創新。要創新實施環境現場監察執法由“單一作戰”向“綜合立體作戰”推進,著力扭轉“走馬觀花、被動應對”向“聚焦重點、主動出擊”轉變,合理運用“蹲點式、伏擊式、回馬槍式”等監管執法方式,力爭做到檢查全面不缺漏,違法現行抓實證,同時加大節假日和夜間巡查、突擊抽查力度,充分發揮其隱秘性、機動性強的優勢,有效防范排污企業打時間“擦邊球”偷排或超標排放污染物的行為,加強并同時科學合理安排特發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的實戰演練,確保污染源穩定達標排放和區域環境安全。
二要重點監管上水平。重點要在推進、指導企業發展循環經濟、實施清潔生產、限期整治污染、實施雨污分流、排污口規范化整治的同時,強化推進排污口安裝流量計、cod、so2在線監測儀等高新技術污染監控設施,以及重點區域水、氣環境自動監測系統建設,并納入環保部門污染源遠程監控管理網絡體系,真正做到隨時掌控污染企業的排污情況,區域環境狀況“說得清”、管到位。
三要環境執法嚴到位。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下經濟發展帶來環境深層次矛盾、問題的深度疊加和環境保護“執法難、難執法”的嚴峻形勢,環境監管力度不能削弱而必須加強,環境監管尺度不能放松而有必要控緊,堅決扭轉“守法成本高、違法成本低”的弊端。對環境違法事件的處理,堅守首犯教育優先、處罰為副、整改到位原則,對屢教不改、造成嚴重影響和經濟損失的,堅決實施加倍征收排污費、上限罰款、限期停產整治、直至關閉等行政處罰措施;對造成特別重大環境影響的業主、當事人和相關責任人,要依法采取行政或刑事處分措施,促進營造自覺依法保護環境的氛圍。特別要創新實施公平、公正、公開的環境執法管理制度,能量化的堅決量化核準到位,該曝光的堅決曝光到位;進一步深化推進建設項目公眾參與、環境質量日報和企業環境信息行為公開化等制度,不斷創新環保工作公眾知曉率,提升民眾保護環境的參與率和監督水平;完善優化環保信息的部門、銀行互動協作機制,扎實提升保護環境的執法效能。
四要科學運用稅收杠桿引導調控環保行為。
要創新增強現行稅制的生態保護功能,針對現行稅種存在的適當性差、征收范圍過窄、稅負偏輕、減免過寬等缺陷,特別是有些稅項對保護資源、控防環境污染起反作用的,要積極探索創新,完善加強稅制立法,稅種設定、范圍設置、稅率額度等的定位要向生態環境保護傾斜,進一步增強現行稅制的生態環境保護功能,有效發揮環境成本在調控人與自然和諧方面的積極作用。要完善加強現行稅制立法,探索開征環境稅,依法強化稅收征管力度。要盡快通過修訂完善現行稅法,使稅收征管真正體現調控人與自然和諧的巨大杠桿作用,逐步過渡到環境稅征管到位。要通過加大依法征管稅收到位力度,在全面促進依法保護環境的同時,提升環境污染防治基金的籌集水平,加快和諧社會建設步伐。依法強化稅收征管尤其要在調控高能耗、高污染行業,生產、經營產品和不法污染行為等方面創新舉措,讓環境成本以科學合理的稅額融入投資、經營和消費成本。要結合國家和地方產業結構調整政策,對調整、控制的高能耗、高污染以及限制消費的行業和產品的生產、經營者,加大以高稅率征管力度,促進走科學發展之路。要加強稅務、環保部門的互動協作,對破壞生態環境的經營行為、長期不能穩定達標排放污染物的單位或經營者,稅務部門應依據環保部門的行政執法事實,對其課以一定期限、提高稅率征稅,并免除其享受減稅或免稅政策待遇;對長期守法的企業、經營者,予以減稅優惠獎勵。要結合生態市建設目標,加快實施生態植被恢復和有利于保護土地資源、水資源節約與保護的稅收優惠政策,同時取消或調整不利于保護環境的優惠政策,合力推進轉變科學發展理念,有效規范依法保護環境行為,全面促進綠色和諧社會建設。
環境保護,任重道遠。瞄準重點,攻堅克難。依法行政,統籌兼顧。創新舉措,共促“雙贏”。
粵教版思想品德教材圖文并茂,體式新穎,以其獨特的編排風格和鮮活豐富的內容引導學生感悟人生的意義,認識和解決成長中的系列問題。該教材特別注重學生的生活經驗,貼近學生的生活實際,以清新、親近的魅力吸引著學生,體現了在生活中體驗,在體驗中感悟,在感悟中成長的教育新理念。因此思想品德教學必須將理論知識與現實生活結合起來,將課堂學習與生活實踐結合起來,讓學生在體驗生活的過程中掌握知識,發展能力,培養高尚的情感,樹立正確的價值觀。
一、新課導入生活化
前蘇聯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說:所有智力方面的工作,都依賴于興趣。興趣是最好的老師,它是學生獲得知識、開闊視野的重要動力。濃厚的學習興趣可以使人的各種感官處于最活躍狀態,有效地誘發學生的學習動機,使學生自覺地集中注意力,全神貫注地投入到學習之中去。要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充分調動學生參與課堂的積極性、主動性,最好的方法就是從學生感興趣的、為他們所熟知的日常生活入手,使新課導入生活化。
以八年級思想品德《明辨是非》一課為例,我將取材于學生生活中的一件小事打抱不平引入課堂,學生感到親切,興味盎然。我隨即拋出一個思考題:到底什么叫打抱不平?并把電視連續劇《水滸》中的主題曲中的歌詞路見不平一聲吼,該出手時就出手引入課堂,讓學生充分討論,最后得出打抱不平應該是正義感的體現,說明案例中的當事人不能明辨是非,沒有正確的是非善惡觀。接著又引導學生聯系生活中的實際,講述自己看到或聽到的有關正義與非正義的實例,自然而然地導入新課。在輕松、愉快的學習氛圍中,學生帶著濃濃的學習興趣與我一同進入新課教學活動。
二、課堂教學組織形式生活化
心理學研究表明:在民主、寬松、和諧的環境里,在平等、友愛的師生關系中,學生的情緒容易受到感染,容易激發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從而讓學生自主參與課堂教學,自主大膽地進行探索。此時學生的思想開放、思維活躍,容易產生聯想,產生靈感,容易發現問題,提出問題,容易獲得創造性的思維成果。要達到上述目的,教師應給學生創造一個民主、寬松、和諧的教育、教學環境。
教學實踐表明:根據教學內容的不同,依據學生的心理特點和個性差異特征采用生活化的課堂教學組織形式,能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使課堂收到良好的教育、教學效果。同樣以《明辨是非》一課為例,當師生共同進入新課學習后,師生之間就開始以自由暢談的形式展開教學活動,圍繞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為什么要樹立正確的是非善惡觀這一主題,讓學生結合生活實際,談談各自在現實生活中是如何做的,從中體會選擇善良正義的人作為自己的榜樣的重要意義。整堂課師生始終是在一種民主、寬松、和諧的教學環境中進行的,學生都積極、主動地參與教學活動,獲得良好的教學效果。
三、教學情境設置生活化
法國教育家盧梭認為:教育應讓學生從各種活動中、從生活中進行學習,通過與生活實際相聯系,獲得直接經驗,主動進行學習,反對讓學生被動地接受說教,或單純地從書本上進行學習。創設教學情境就是模擬生活,使課堂教學更加接近現實生活,以引起學生的好奇和思考,是激發學生求知欲和內在學習興趣的有效手段。
創設情境所選用的材料必須是與課堂教學內容有著內在聯系的、貼近學生生活實際的、真實的、典型的、有代表性的材料。例如,我在執教八年級上冊《自尊自信》教學中,運用多媒體設置了兩個直觀的生活情景。一是在公共汽車上,一名中學生坐在老弱殘疾專座上,旁邊站著一個老人。二是一名學生拿著一份調查問卷表向一個老人做調查:老頭,填個調查表好嗎?老人頭也不回地走了。學生通過討論交流感受,得出了尊重他人就能得到他人的接納,尊重他人就是尊重自己的結論,同時學生也體驗到了禮儀的重要性。這樣,巧用教材內容設置情境,設置出人性化的教育氛圍,在潛移默化中影響了學生,達到了潤物細無聲的效果。
此外在教學中,教師還應該鼓勵學生走出課堂,走向校園、走向家庭、走向社會。英國學者麥克菲爾指出:
任何道德教育課程如果局限于教室里,不指向社會現實,實質上不是道德教育,是非道德教育。因此,在課前或課后,教師應該有目的地要求學生開展采訪、調查、訪問等形式的實踐活動。以《匿名世界的游戲規則》為例,我在教學之前,首先讓學生做了一個社會調查:讓學生去調查社會上或身邊經常上網的人,調查他們上網的目的是什么,他們如何看待上網,上網的后果等。然后讓學生根據調查采訪的資料,寫一篇《我們如何正確上網》的調查報告。學生通過實際調查采訪,認識到網絡是把雙刃劍,從而也明確自己今后該如何上網。這樣處理教材,既鍛煉了學生的能力,又讓學生在活動中獲得了體驗和感悟。
思想品德教學,須讓學生用心去經歷,用心去體驗,體驗生活的酸甜苦辣,體驗他人的奮斗與幸福從而真正豐富他們的內心世界,豐富他們的情感世界,繼而在生活中真正樹立自己正確的是非觀念、善惡觀念,最終達到思想品德的課程目的。
摘要:日本的文化和精神極具特色,主要由中國、歐美及本土諸種因子混合而成。日本人自身創造力依靠引入外來文明得到啟發,進而推進本國發展。日本文化的繼發性形成了該民族學習和吸納其他文化的價值取向。戰后日本更是大張旗鼓不遺余力地從西方引進民主制度、先進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且與傳統文化相整合,陶冶成一種新質的頗具東方特色的日本式的文明。日本正是依靠這種獨特的文化和精神特質,踏上了其成功的現代化之路。正如戴季陶先生所說:我確信日本人具有一種熱烈的“信仰力”。這“信仰力”的作用,足以使他無論對于甚么事情都能夠百折不回,能夠忍耐一切艱難困苦,能夠為主義而犧牲一切,能夠把整個民族打成一片。
一.日本人的服務意識
在日本,在任何場合是不用擔心“露怯”的,因為任何地方都有詳細說明。在新干線的列車上,每個座位的背后都表明了所在車廂和周圍幾節車廂的設施,注明廁所、垃圾箱、電話的位置,這些設施都用圖案表示,如一男一女并列的圖案,在燃燒的煙頭上打上斜杠的圖案,在說明的最后一行,又用日文、英文特別說明這些圖案代表什么,如一男一女并列表示廁所。可以說是無微不至。
日本的地圖也十分周到體貼。走過一兩條街,在街口就會有一張指示周圍區域的地圖,地圖的設置不是上北下南之類的,而是空中俯拍式的,人沖著地圖,就能立即找到前面、背后、右手邊、左手邊是什么,有人戲稱,這是傻子都能看懂的地圖。
日本的飲食可能不一定適合中國人的胃口,但進日本餐館點菜卻絕對沒任何擔憂。每個飯館門口都有一個櫥窗,里面是用蠟做的仿真的食物,展示出來的食物內容、形狀、數量和實際端出來的完全一樣。櫥窗里沒有陳列的,還可以看餐館內的拍成照片的菜譜,吃什么菜、需要多少錢,在吃之前就已了然于胸。
二.日本人的質量意識
在日本上街購物,面對滿大街琳瑯滿目的商品不用辨別真假優劣,日本沒有假貨,盡管放心購買。從外表看兩條一模一樣的珍珠項鏈,一條標價2000日元,一條標價20萬日元,那2000元的一定是人造珍珠,而20萬的則是天然珍珠。看看商品的標價,消費者大致就能猜出商品的檔次和實際價值。
僅僅用不賣假冒偽劣產品來評價日本,恐怕還遠遠不夠,實際上,日本人的質量意識幾乎已深入到骨髓里。在日本,房地產商銷售的都是裝修好了的房子,入住時甚至只需買一盞燈。房子在住了一兩年后出現木門、木地板變形、墻皮開裂之類的“事故”根本就不會發生,如果真出現這樣的質量問題,房地產商在10年內會給予免費維修。所以日本人家中木地板、墻壁、廚房、衛生間都平整、光亮如新,即使住了很久給人的感覺也好像是剛買的房子。
在日本,最舒適的是上廁所。無論是在飯店、商場,還是地鐵車站或街邊小飯館,進到任何一家廁所,墻壁、地磚、衛生潔具等都锃亮潔凈。沒有諸如水龍頭跑冒滴漏,也沒有馬桶漏水或廁所門插銷壞了之類的“別扭”之事,而且廁所均無異味。日本公共場所的廁所很少見到有人站立一旁隨時清潔,那么廁所是怎么保持沒有異味的呢?這可能有三個原因,一是潔具本身具有除臭功能,二是潔具表面制造得非常光滑,水能將污物沖洗干凈,三是下水道設計得非常科學,不返味。
鈴木三惠子曾用這樣的比喻來形容日本人的質量意識,她說,如果美國人首先發明了電梯的話,那他們可能會滿足于電梯能上能下就行了,但日本人一定會改造它,讓電梯在停靠時,與樓層完全處在同一平面上。這里的確體現著日本人人本關懷的精神。
三.日本人的自律意識
日本是地鐵極為發達的國家,在東京和大阪,地下都是空城,從地面上任何一棟高樓往地下走,都能通向地鐵車站。去往較遠的城市時,還有高速的新干線。但無論是在擁擠不堪的地鐵車廂里還是在新干線的火車上,都見不到一點垃圾。在車站站臺,會經常看到人們手里拿著飲料空罐、廢報紙等各種垃圾下車,并將這些垃圾分好類后投進垃圾箱。
排隊是日本的一景。乘車排隊、在公園里游樂排隊、去餐館吃飯排隊、上廁所也排隊。即使在一些大飯店一樓的廁所也常常排著長隊(在日本,賓館、飯店、寫字樓等廁所都免費向社會開放)。到此“方便”的過路人只要看見廁所大門外有一人等候,就會跟隨在后面排隊,從里面出來一個再進去一個,那安靜和耐心的樣子很難看出來是急著上廁所的。在日本乘滾梯也排隊。所有站在滾梯上的人都不約而同地靠左邊站立,留出右邊的通道給那些在滾梯上有急事需要行走的人。
在街上有一個有趣的景象是許多女孩提的手包都是沒有拉鏈的。手機、錢包、照相機等一覽無余地放在敞著口的包里。女孩們就拎著這樣的包擠地鐵、逛街。與此相同的另一個景象是,在東京和大阪,地上地下都是鱗次櫛比的小超市,里面的商品一直擺到了大門外,既沒有工作人員看守,也沒有防盜磁、防盜門之類的儀器把守,但據說失竊率并不高。
四.日本人的未來意識
從社會信用和國民素質看,日本人普遍被認為工作認真、講求效率,守時、重信用、講禮節;日本的企業亦以講究信用、產品質量精良著稱于世;在日本的大街小巷,你看不到垃圾,無論是走到擁擠的地鐵,還是人頭攢動的商場,地面都光潔如新,地鐵的墻壁上也看不到亂寫亂畫的現象;日本人很少在公共場所抽煙和吃零食,更沒有隨地吐痰、隨手扔垃圾的習慣;日本人遵守交通規則,無論是繁華的東京、大阪,還是古老的京都,大街上看不到一個交警,汽車、人流嚴格按紅綠燈指示行動,一絲不茍。這種文化高度的和諧值得我們深思。
【內容提要】文藝源泉論的主要貢獻在于給幾千年來處于邊緣地位的下層民眾以文藝對象的中心地位。然而,在具體操作過程中,文藝源泉被狹隘化。胡風的“處處有生活”之說是對文藝源泉論的補充,但胡風派對生活只看到了“斗爭”的一面,而忽略了“和諧”的一面。文藝對象應當包括個體生命的各種存在方式。文藝創作的終極源泉是社會生活,直接來源是文藝家對生活的感受、體驗、理解和解釋,是個體生命的生命體驗。
【關鍵詞】/文藝源泉論/社會生活/生命體驗
【正文】
一
文藝源泉論是文藝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如果說,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為政治服務是文藝思想的主導和核心;那么,強調社會生活作為文藝源泉的惟一性則是這一體系的基礎和前提。
單從哲學本體論講,的文藝源泉論并無多少新鮮之處。從亞里士多德到車爾尼雪夫斯基,西方文藝理論史上一切唯物主義美學家、文藝理論家都堅持文藝模仿或再現現實。自馬列文論產生之后,文藝反映生活的能動性又受到重視。作為辯證的唯物主義者,并不否認文藝家的主體作用,他有關文藝高于生活的六個“更”字便突出了這種主體能動作用。不過,文藝源泉論的邏輯重點還是在于強調客觀物質世界、現實社會生活的第一性、本源性,而這幾乎是所有唯物主義者的共識。那么,的文藝源泉論在中國文學史上的意義與地位究竟何在呢?筆者以為,在于他所說的“社會生活”的具體內涵。將工人、農民和普通士兵這些最基層的人民大眾的現實革命斗爭、社會實踐活動作為文藝創作的主要對象并從理論上予以旗幟鮮明的倡導,這是前所未有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的文藝源泉論與其文藝功能論是密不可分的。
在的文藝觀念里,工農兵群眾既是文藝家師法的對象,又是教育的對象。其實,也是相信精英文化及其對群眾的指導作用的。心目中的精英,就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中國共產黨;精英文化,便是無產階級文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一般精英文化論者不同,認為“精英”不能脫離群眾。近些年來,不少學者認為對知識分子的社會作用估計過低,這主要是因新中國建立前后他曾發起一次又一次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然而,本人即是知識分子出身,他雖未把知識分子等同于精英,但他似乎也是把知識分子當作“準精英”的。“準精英”要變為真正的“精英”,必由之路便是接受馬克思主義,同時深入工農兵群眾,了解工農兵群眾,將先進的馬克思主義灌輸到沒有文化的人民群眾中去。要當群眾的“先生”,先當群眾的“學生”。當群眾的“學生”,實即了解群眾,了解其思想方式、行為方式,學習其樸實的生活作風,在這一過程中改造知識分子自己的思想,去除非馬克思主義的成分,最終還是為了當好教育群眾的“先生”。從工農兵中培養新的知識分子,也是擴充文藝精英隊伍之一法。但事實證明這種做法收效并不太理想,要教育民眾還得主要依靠由學校培養出來的或多或少受到封建文化或資產階級文化教育的知識分子。而這些知識分子一直不太令他滿意。為此,新中國建立后他一方面試圖改革學校教育,培養新型知識分子,一方面繼續號召包括作家、藝術家在內的一切知識分子深入工農兵,強調工農兵群眾的革命斗爭和日常生活實踐是文學藝術創作的惟一源泉。要求文藝家深入到工農兵中去,是文化建設的一種策略:他希望作家、藝術家通過這種“深入生活”,真正具體、細致地了解勞動群眾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方式乃至語言習慣,創作出能真正為人民群眾所喜聞樂見而又體現出無產階級新文化精神的作品來教育群眾,從而更好地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
二
在新中國建立前后的文藝思想既有其一貫性,又有較重大的不同之處。之前發表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雖說明了文藝“高于生活”,但更強調“源于生活”;之后,特別是提出“兩結合”創作方法的1958年以后,他雖然仍號召作家“深入生活”,卻更突出了文藝的思想精神即“高于生活”的一面。以趙樹理為代表的“山藥蛋派”作家建國前后的不同命運即映射出文藝思想前后期的不同側重。40年代的特別重視“實事求是”,趙樹理式的從農村基層成長起來的作家由于特別熟悉農民生活,其作品形式又為老百姓喜聞樂見,正合乎的文化建設思想和文藝功能觀。然而,建國之后的,理想主義精神逐步壓倒了實事求是精神,他希望文學作品能塑造出充分體現共產主義理想的工農兵形象,而趙樹理的“吃不飽”、“小腿疼”乃至小二黑、李有才、孟祥英之類皆難當此重任,所以,“山藥蛋派”從體現“工農兵方向”的文藝先鋒淪落為“中間人物論”者。于是,塑造出蕭長春、高大泉之類人物形象的作家浩然理所當然地取代了趙樹理的位置。
的文藝源泉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不容抹殺;然而,它的局限性也非常明顯。如前所述,其主要貢獻在于給幾千年來一直處于邊緣地位的下層民眾以文藝對象的中心地位。但在后來的具體操作過程中,工農兵的生活幾乎成了文學創作的惟一對象。以知識分子及其他社會階級、階層人物為主人公的作品在解放區文學以及建國后三十年的大陸文學中很少見到。題材的相對單一不能說與這種文藝源泉論無關。胡風派提出的“到處都有生活”之說正好彌補了文藝源泉論在實際操作中的疏漏或偏頗。胡風并不否認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反映,但他認為文學反映的對象應當是一切人的生活和斗爭,不只限于工農兵。從哲學本體論講,胡風的文藝思想與并無二致,甚至在廣義的文藝功能觀上,他們也有一致之處,即強調文藝要教育人民,要為現實斗爭服務。但在文藝的具體社會功能上,分歧就出現了:要求文藝直接服務于政治,配合階級斗爭,而胡風仍堅持“五四”時期魯迅倡導的文藝改造“國民性”的功能觀。他認為,文藝的作用不在于向民眾灌輸某種具體而現成的政治觀點,而在于強化民族精神,醫治民眾“幾千年精神奴役的創傷”,激發其生命的“原始強力”。在對待民眾的態度上,胡風反對將“人民”神圣化,他更偏重于把群眾看作改造和教育的對象,雖然改造、教育的目的還是為之服務。因而,胡風文藝思想的思想啟蒙色彩遠遠濃于政治教化色彩。正因重思想啟蒙,胡風歷來主張表現人與人之間的心靈沖突及人物自我的心靈搏斗,即各種政治思想和倫理觀念、人生準則之間的斗爭,特別是表現人的奴性與原始強力、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之間的沖突,而且這種沖突表現得異常復雜尖銳甚至驚心動魄;他們反對把人們的思想及命運轉變簡單化,反對把轉變簡單歸結為外力作用。路翎對李季的敘事詩《王貴與李香香》的批評正體現了胡風這一文藝思想。其實,依照文藝思想,《王貴與李香香》已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即用形象的方式證明“不是鬧革命窮人翻不了身”的政治道理,這同《白毛女》證明“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一樣,達到了用革命道理教育人民的目的。這個道理淺顯易懂,雖未必能激發農民從精神上真正脫胎換骨,具備真正的現代意識,但卻能激勵其積極踴躍地參加到革命斗爭中來。除了對文藝具體功能的理解不同,對“社會生活”的具體理解,與胡風的文藝思想也不相同。相比之下,茅盾本人的小說雖大多不以工農兵為主人公,因而不能成為體現文藝方向的樣板,但他對文學創作對象的理解同具有更多的一致性,即都是從社會科學家或政治家、革命家的角度,將社會生活看作一個整體,將人看作階級的人、群體的人之一員,從群體來把握個體;而胡風派看重的是個體生命的具體存在,他們是從個體生命出發來理解民族與階級,理解民族性與階級性的。從這個角度講,胡風對文學創作具體對象的理解更符合文藝本身的特殊規律,更具有現代性。
但是,胡風派對生活的理解仍有過于片面化之嫌,他們對生活只看到了“斗爭”的一面而忽視了“和諧”的一面。將社會生活理解為個體生命的具體存在固然有其真理性,但文藝表現個體生命存在狀態的領域要比“人生搏斗”廣闊得多:它可以是一種生存狀態、生存方式,也可以是一種獨特的生命體驗或對人類生活與生命的一種感悟與理解,或人的一種感覺、直覺、情感或情緒、心境。對于詩歌來說,表現對象就更多是一種人生的感受與體驗,或一瞬間的感覺與思緒乃至幻想、直覺。其實,作為詩人的與作為小說家的茅盾,都是很懂創作規律的,他們的成功之作并不去圖解政治觀念,而是表現了自己對生命的感受與思考。“人生易老天難老”,“戰地黃花分外香”,“蒼山如海、殘陽如血”,“三十八年過去,彈指一揮間”,都是作為革命家的詩人真切而獨特的生命體驗。“戰地黃花分外香”,“蒼山如海、殘陽如血”固然是政治家和革命戰士的體驗,“人生易老”卻是所有曾經滄桑的個體生命共通的感受。既強調社會生活是文藝的惟一源泉,又肯定“詩言志”的古訓。“詩言志”與“詩緣情”的命題既可作唯物主義的解釋,又可作唯心主義的解釋。如果把“情”、“志”當作文藝的終極源泉,無疑屬于唯心主義;但若把它們理解為文藝的直接來源,則并不違反唯物論:是“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才“搖蕩性情,形諸舞詠”(鐘嶸:《詩品序》)的。從生活到藝術的過程可大致表述為:生活情志藝術
依照這種思路,對于現代西方的各種一直被稱作唯心主義的文藝觀,比如直覺說、情感表現說、本能說等等,我們若揚棄其哲學本體論部分,而把各種非理性的主觀因素作為文藝創作的直接來源之一,也許更接近文藝的審美特質。文藝表現直覺、本能、潛意識等人類存在的非理性領域,它反映的仍是人的生活;不過,這不是人的外部實踐活動,而是人的內在生命體驗,而且表現的是19世紀以前整個世界文學史極少涉足的領域。如此說來,真是“到處都有生活”了!不是嗎?卡夫卡和加繆們雖未深入工農兵,卻也創作出了具有真正“生活”體驗的文學作品。
關于社會生活是文藝作品的惟一源泉的命題具有永久的真理性,作家確實需要了解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工農兵群眾。只是我們不應把終極源泉理解為直接來源,把“生活”局限為工農兵的社會實踐活動。即使現實主義作品,其直接來源也是作家對生活的感受、體驗、理解或解釋;所有職業,所有階級、階層的個體生命的生活或生命體驗都是文藝作品的直接來源。那些反映工農兵生活的優秀作品,其價值就在于將以往很少被人關注的那些個體生命的人生體驗進行了正面表現。我們衡量古今中外一切作品價值的標準,應當是看它對生命意義的思考深刻不深刻,或對生命體驗的表現真切不真切、獨特不獨特、精彩不精彩。
我這里特別指出,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的絕大多數作家們與西方各種形式主義批評家們在對待文藝源泉問題的看法上是并不相同甚至截然對立的。他們不論把人類現實生活理解為異化還是荒誕、多元,都承認作品表現的是作家對世界的獨特感受和理解,并不認為文學作品與作家、與現實生活無關。他們對上帝之死、對兩次世界大戰、對奧斯威辛集中營之類人類生活中的重大事件耿耿于懷,沒齒難忘,這些成為他們文學創作的重要源泉。形式的冒險正是為了表現生命體驗的獨特。形式主義批評家們對于探索文學形式上的審美特征功不可沒,敘事學理論填補了以往文藝理論與批評的空白。但一切形式主義批評的致命弱點是割斷了作品與現實生活、與作家生命體驗的關系,將文本看作是與生活無關的獨立自足體。這違反了文學創作的實際,違反了藝術的真正規律,因為作品總是要傳達某種社會文化信息、表現作者的某種生命體驗的。作家單憑掌握花樣迭出的講故事技巧,是創作不出優秀作品的。創作優秀作品的關鍵在于獨特生命體驗與高超藝術技巧的融合。
作者:李佳單位:汕尾職業技術學院
南宋時期,宋廷遷都杭州,中國古代政治經濟中心南移,南方經濟得到蓬勃發展,有力地推動了海豐經濟社會向前跨越。海豐與外地的經濟貿易活躍,主要運銷的就是海鹽這一地方特產,極大地促進了社會文化發展。《海豐縣志》載:“邑東南十里為和豐滘,二十五里為新滘,一望沃野,水道不通,疍民有東西溪之別,宋師將舟至鑿通之,閩廣鹽商諸泊聚于此。”
可見,海豐當時已成為福建廣東漁鹽商家匯聚之地,反映出海豐經濟因鹽商貿易而繁榮的景象。宋代海豐鹽斤(鹽)除運銷兩廣外,還遠銷江西、福建、湖南等省。銷售方式有“官般”與“通商”兩種。
這一時期,汕尾地區的居民主要為主戶和客戶。所謂主戶,就是當地的越族居民;而漢民則稱為客戶。原住民是自秦以來,歷經多次戰爭劫難而遺存下來的越族后裔,其中相當一部分人成為疍民。南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疍,海上蠻也,以舟為宅,采海物為生”。這些疍民們以舟船為房屋,以漁獵為生,傳唱后世的汕尾漁歌也在宋代初步形成。南宋南宋地理學家周去非的《嶺外代答》云:“一為魚疍,善舉網綸,二為蠔疍,善沒水取蠔。”汕尾地區越民在北宋仁宗時期曾遭受滅族之災,北宋名將楊文廣南征海豐南蠻十八峒,將歷代遺存下來的越族后裔驅盡殺絕,迫使一部分再次下海為疍,一部分則逐漸被漢民同化。北宋《元豐九域志》記載:海豐縣有納稅主戶1878戶,客戶7186戶。由此可見,在北宋中葉,汕尾地區海陸豐境內的中原移民人數已經遠遠多于當地原住越民的人數。
兩宋時期,汕尾平原地區居民多數以村寨為居所。這些村寨規模不等,但基本都筑有灰沙夯筑的高墻,非常堅固,稍大型村寨四角位置都建有炮樓用以防御外侵。位于海豐縣梅隴鎮西北的宋代金剛圍古寨,時為金姓居民住所,古寨門樓兩邊灰沙夯筑寨墻為原建,高3米、厚0.6米、殘長40米。海豐縣赤石鎮雙空宮嶺下的羊坑古寨始建于北宋,古寨呈長方形,東西面寬73米,南北進深92.6米,寨墻為灰沙夯筑,墻厚0.65米,高4.75米。古寨四周墻角各有一個方形炮樓,南北向各有寨門,北向為正門,門高2.19米寬1.26米。以正門為中心是一條大巷通道,巷道寬兩米,南北走向,全寨形成三道十一巷的整齊布局①。赤石鎮中建于南宋末年的新城古寨,呈方形構造,面闊92米、進深114米,寨門有三,正門坐北向南,東西各設側門。寨門門樓高6.5米、寬5.75米、進深5.4米。寨內四角邊緣各建置一個方形炮樓,每個炮樓都有小門通向寨內,四周圍墻亦用灰沙夯筑,高5米、厚0.7米,古寨設計高大堅固易于守衛。
南宋末年,宋端宗和陸秀夫、張世杰等大臣南逃廣東,汕尾地區海陸豐一代因此留有很多宋軍及宋臣史跡。1276年,宋軍南逃廣東至海豐甲子港欲從東溪往西溪而來,但水道不通,宋軍遂鑿溪連通東西溪,兵船得以通過,隨西溪到達麗江浦。由于宋溪的鑿通,為閩廣鹽業的交易創造了極為良好的交通條件,故此閩廣鹽商往往在此泊船進行貿易。1277年張世杰、陸秀夫等護送宋端宗等宋室進入陸豐甲子鎮,駐驛于瀛江出海口的大膽山,待渡甲東,以圖與文天祥南下義軍會合,故而此山又被稱為待渡山。汕尾地區人民在抗擊元軍過程中,涌現出許多忠心報國的忠義之士。
宋端宗眾人駐甲期間,得到甲子進士范良臣進食勞軍三日,賜之為承奉郎,漁民鄭復翁率其兩子及各方義士勤王,被封為都統,他們在其后的歷次抗元海戰中先后壯烈犧牲。
兩宋時期,隨著中國古代經濟中心的南移,以及宋元戰火所導致的人口流轉,廣東地區社會、經濟得到加速發展。汕尾地區在這一發展期也獲得的了較多提升機會,社會生活、經濟狀況都呈現出欣欣向榮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