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3-19 05:48:27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篇少數民族文學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摘要:把當代少數民文學創作界定在特定地域內進行研究,有其必要性。由于地域和民族的多樣性,意味著少數民族創作多樣化的審美意蘊,多元化的風格彰顯,少數民族知識話語在創作中得到審美的體現。文本試以烏江流域當代少數民族有代表性的青年作家創作的小說、詩歌、散文等為佐證,從學理上論析其審美意蘊,以期對當代少數民族地域文化規約下的少數民族文學作品更好的解讀。
關鍵詞:青年作家;地域文化;審美意蘊;風格多元化;民族文學
由于地域性的限制,不同的民族都有獨自的歷史和文化,有他獨自的生存語境、族群記憶、宗教信仰和民風民俗,因此在他們的創作中會不自覺的凸顯其創作的民族獨特性。本論文試以當代少數民族區域規約下的民族文學為出發點,并以烏江流域部分當代少數民族青年作家作品為例,探詢其創作的審美意蘊。
從事烏江流域文學創作的主要少數民族青年作家的作品大都散見于國內一些大型期刊上,有些作家還是該期刊的主編或副主編。他們在最通透的認識里,在現代性和地域文化雙重審美燭照下,讓世人將富有靈性的目光投射到具有原始風光的神奇烏江流域,讓它在寧靜的沉睡里由“困豹”穿越到“后現代的香蕉”,由清新空靈的“雨季”游弋到老莊自然哲學的“漂泊心情”。由“高原梵歌”吟唱到“激情的歲月”,由“行吟烏江”牽引到“天上種玉米”,由神奇的土地里冒出的“紅楓林”絮語“花燈”的歷史沉浮等全方位的審美探尋和開拓,企圖給予烏江流域少數民族生靈的生命一個實惠的繼續。今天,在全球化業已到來,在“物質”與“心靈”逐步形成強烈反差的前提下,人們在“夾縫”中“奔命”似的“跑著生活”。一種欲望感、焦慮感、迷茫感越來越沉浸在我們心底時,讓我們拋棄煩躁的都市感,利益感,來到靜謐秀麗的烏江邊上,追思作家飽蘸情感的心跡,去解讀一個個古老民族的生存狀態,品嘗其風景、風俗、風情畫,領略自然、悲情、神性色彩,捕捉古老而又現代的民俗文化中美的信息,“在這些充滿神奇效力的形式面前,會感受力的宣泄與幸福,從而獲得一種精神的自由和精神的解放”在寧靜田園里解脫近乎地獄般的沉重和心酸時,更為重要的是傳承少數民族文學的一種有力媒介,讓少數民族文學在本民族地區審閱交流發展的同時也突破烏江流域地域的限制,進而推想全國,走向世界。幾乎同時,它還具有民俗學、語言學、人類學、文化學、生態學的開拓意義。
一、探尋與抒寫:少數民族知識話語在創作中審美體現
基于建構在漢語抒寫平臺上的少數民族中的神話、民間故事、歌謠、方言土語等民族性知識話語在當代烏江流域少數民族青年作家創作中得到文學性的審美體現。認真閱讀這塊領域的少數民族創作,我們就會捕捉到土家族、苗族、侗、仡佬、彝族等少數民族生活區域的古老歌謠、民間故事、諺語、神話傳說乃至一些方言土語,窺見其文學發展的源頭和古老的生活習俗。少數民族作家的誕生,離不開生育養育他的這塊凈土,從水質的滋潤浸染到成長過程民風民俗的浸透,都一直伴隨著作家的成長發展。少數民族作家的誕生,也肩負著傳承本民族文化的重任,記錄著祖祖輩輩人民的生存命運的軌跡和心靈情感的變遷,他們是民風民俗、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民族風情忠實記錄者和傳播者,也是這塊土地上熱情的謳歌者和抒情者,同時,他們在漢語抒寫的平臺上,在執著堅守民族身份特征的基礎上,也堅守作家的藝術生命和良知。他們或許沒有運用自己民族文字進行創作,而是借助漢語言來抒發自己生命意識的感悟和對風土人情文化底蘊的獨到闡釋,這并不是說他們不熱愛自己民族的語言和文字,恰恰相反,這是對民族語言文字另一種賡續和繼承,更有利于自己民族文學的傳播和審閱,從而擴大了本民族文學在學術界、文化界的影響,也有利于對本民族創作存在的不足給予修正,從而鼓勵和鞭策自己民族文學的繁榮和發展。
如果說科學憑借時空、力、物質、運動、質量、慣性等概念清晰地解釋世界的話,那么作家的想象是藉以心靈來感悟、審視、體驗世界。綜觀烏江流域少數民族作家的小說、詩歌、散文、戲劇創作,他們在進行漢語抒寫的同時,也沒有扔掉本民族語言的思維模式。相反,少數民族中的神話、民間故事、歌謠、方言土語、諺語等民族性知識話語在漢語抒寫中得到文學的審美體現,給整個民族文學的創作多元化增添了一道靚麗的風景,這“不僅賦予了生存本身以極其濃郁的藝術化品性,而且在為更深刻的層面上激活了藝術本身所潛存的人性能量——生命的自由表達與藝術的自由表現在此形成了一種完美的對接”這主要體現在仡老族作家趙劍平、王華,苗族作家趙朝龍,土家族作家吳加敏、蜀虎、趙朝龍小說創作上。趙劍平的《困豹》以烏江流域為創作背景,以疙疤老山與木家寨人的恩怨、令狐榮和木青青與當地政府的不和諧為線索,展現人文生態與自然環境失衡現狀,揭示少數民族地區人們發展重重困境,試圖指示現階段人類走出困境、走向和諧的理想之路。小說在文字的不厭其煩的敘事中,滲透著一股濃濃的宗教和哲學的思辨氣息。在目前烏江流域內,算是一部老道、情真意切柔和似烏江水地域文化生態小說,由于受本民族文化的熏陶,方言土語和歌謠情詩等少數民族知識性話語不自覺地進入小說寫作的視域。《困豹》小說的審美特色在筆者看來主要體現在于民族民間語言的爐火純青的運用上,作為在烏江鄉間成長起來的趙劍平,本身的語言就具有一種質樸的野性,行文中緩緩流淌的方言土語,突破了常有的習慣性語言審美愉悅,以一種民間姿態使小說流溢著強烈的鄉土氣息和民族地域色彩。如“扯拐”、“呻喚”、“陰悄悄”、“撻斗”、“裹跑”、“衩衩褲”、“牢實”、“松活”、“活路”、“滾水”、“跑不脫”、“果子泡”、“黑不溜秋”、“喔嗬連天”、“活搖活甩”、“挨鄰則近”、“忙天火地”、“吸吸呼呼”、“打酒只問提壺人”、“煙搭橋,酒開路”、“倒大不細,兩頭受氣”等等諸多俗語、俚語、口語土語、諺語,這種民族語言只有在渝黔交匯的地方出現,如果用本民族語言表述出來是很難達到交流效果的,在具體文學作品中,更能傳達人民的生活習俗和民俗風情。這些方言詞匯,經過地方文化長期浸蝕逐步形成的可口的語句,是黔渝邊地人們在長期的勞動過程中生產語言的特殊表達,是烏江地域文化積淀與本土文化代碼體系的自在流溢,是在人們長期勞動過程中生存體驗的凝練和簡索,是其他民族無法替代的生存法碼。
在王華的《儺賜》中一些充滿巫性和民間文學色彩的兒歌民謠和山歌,機智幽默,和諧鏗鏘。在儺賜這個地方,哭喪有哭歌的,各人家的喪情不一樣,哭出來的調雖然沒有變化,但是詞差不多變化了,例如四仔爸爸死后,四媽這樣傷心哭到:“叫聲哥喲我的君,我說你才沒良心。喲——沒良心/跟著你來已十年,你好生站著沒十天。喲——沒十天/吃好睡好還不算,還拋下我們上了天。喲——上了天嘞!……”。道士霧冬在四仔爸發喪出門時,高喊一聲“起”,管材被壯年抬起來,緊接著唱道:“走吧!大雞帶你走到冷水谷,大雞帶你走到冷水沖,那里有黒竹一對,你去摘根做杖柱,拄著它去過奈何橋……”這種悲壯氛圍更加濃烈起來,周邊的人也收到強烈感染,都流著傷痛的淚水。
在《困豹》中,也寫了木青青娘的去世,端公在開壇時,唱念到:“端公是神又是人,人不人來神不神,法事開壇不敢停,要停必定有原因。待吾神轉回仙山,屙一泡屎喲!/此水為非凡之水,乃天宮閃電之水,左邊洗過招財路,右邊洗過招財來,天瘟掃出天朝去,地瘟掃出地府門,人來有路,鬼來無門,主人清潔,四季平安。……”這在幽默中滲透著喜劇因素,把主人的悲傷情調通過端公的訴唱轉化為感激。
還有在《儺賜》中,對愛情的表達,也是通過山歌表露出來的,秋秋在拒絕巖影的愛意時,巖影一轉身就唱起山歌來:“自從那天見妹面,哥哥魂兒就被美妹牽。朵兒妹呀朵兒妹,哥哥的魂兒你要好好管。……”在巖影被“我”媽拖出后門進入睡房后,他坐在床上給秋秋唱起來山歌:“小妹好像花一朵,開在哥哥心房處。哥想妹唉,想得心尖尖痛!那是花朵朵處生了刺。/妹朵朵生的嬌,哥哥的手生得糙。有心想把妹妹摟在懷,刺就扎進了哥哥的手。妹朵朵啊花朵朵,妹朵朵啊花朵朵……”山歌情意綿綿,歌聲寥寥,憂傷回蕩,但最終還是沒有挽回秋秋的心。儺賜莊,在敘述者看來,“桐花節”是儺賜人民重要的節日,當然也是幾個男人娶一個女的發端,秋秋的到來,無疑成為“桶花姑姑”,而“桶花姑姑”就得為儺賜人民過一個晴朗的桐花節。過“桐花節”就得一個女人和幾個男人對歌,藉以表達一種純真的愛情,歌唱美好的生活,“表現了對美好理想的熱烈追求和對純真愛情的執著向往”
趙劍平《困豹》口語土語的嫻熟運用:“老表老表,下河洗澡,毛巾捂到,帕子耷到。”“想你想你想死你,找個畫家畫個你,把你畫在杯子上,每天喝水親死你。”,在吳加敏長篇小說《花燈》中,作者從生活的武陵山區土家族山寨白粉墻村的真實故事出發,以四代花燈藝人的藝術人生為線索,飽蘸著近百年土家族人事的滄桑,著重對土家族原始的民間民俗文化的展示和重振,文本中滲透著大量的土家族民間花燈口語民間調子,涉及到愛情、農事等,僅僅關聯著土家人的生存命運和歷史沉浮。
田永紅小說《沉重的航道》,月光下谷底躁動喧嘩的江濤,那一泓悠長坎坷的航道實際上承載的就是船工的人的生命歷程的奮斗史、苦難史。那一聲聲山歌“半夜三更(哪個)睡不著,打開窗予(什也)望月落。打開窗子(哪個)月落了。月下無妻(什也)怎奈何?”嘆出對生命的無奈,仿佛又只有認命。
這些口語化的漢語抒寫,是少數民族作家不自覺的從民間提煉出來的出面語言文字,增強了文學性和表達力,美的質感也正出現在這里,通過漢語抒寫的傳達,盡情展示烏江流域少數民族原生態的本質和民俗風情的同時,也讓我們感受和觸摸特定的人文語境,領略和享受排斥在都市外的“活”的民間藝術。正如有的學者認為“母語的寫作意味著創作者自覺地確立了他與活生生的民族生活的精神聯系。母語的言說能喚醒我們最親切的情感,在母語的神思過程中,人的整個心靈都充溢著活生生的意象、活的人、活的聲音構成了最親切的母語寫作情境”少數民族作家用漢語寫作,不僅把本民族的文化傳統信息承傳下來,而且也方便了與漢民族進行傳播和交流,這也是少數民族文化資源得以繼續的緣由。少數民族作家的文學思維邏輯在于真實地描述本民族生產方式和生存方式,挖掘自己民族的民間文化,熱愛尊重自己的民族,企圖把本民族納入一個多民國家體系的構架中,以期完成民族和諧的審美動態敘述話語,從而使自己的表達情愫和思緒能夠被漢語讀者理解、認同甚至得到扶持。
二、凝視與反思:挖掘底層求生者的苦難歷程及生存命運
凝視底層,縱覽宏宇,響應當代底層求生者的心聲與道德良知,叩問底層人魂靈與生存命運。底層寫作者注重發掘底層求生者的生存狀況,對其心靈的苦痛和肉體的折磨作出獨到的挖掘和審視,遂成為新世紀底層文學創作的一幅獨特剪影。進入新世紀九年多來,底層文學創作的大量涌現,是當代文學發展必然的收獲,也是新世紀文學發展的必然趨勢,到今日,底層文學雖然遭到了一些學人的批評和責難,但不可否認的是,底層文學給近十年寂寞而不景氣的文壇帶來了一絲靈氣和生機,這幾年最能撞擊人的心靈震動的小說還是出自底層文學。在少數民族寫作者中,也并不是不關注現實,反思現實,整天沉浸在津津自樂的民風民俗文化的挖掘中,相反,他們也更關注底層求生者的生存境況,對其道德良知進行拷問。
王華的長篇小說《橋溪莊》《儺賜》《家園》,中篇小說《回家》《在天上種玉米》,冉正萬長篇小說《紙房》《洗骨記》,趙劍平的長篇小說《困豹》,田永紅小說集《走出峽谷的烏江》《燃燒的烏江》,趙朝龍小說集《藍色烏江》、《烏江上的太陽》,林照文小說集《過不去的河流》,羅漠小說集《鄉村與城市邊緣》等等。這些作品都滲透著底層寫作者更多地將目光由細碎的人性內部向廣闊的外部世界延伸,打通歷史與現實、民族與地域之間的重重阻隔,探索我們這個時空領域里底層求生者種種觸目驚心的苦難歷程和生存現實,深入揭示出我們這個時代底層求生者的歡樂與夢想,焦慮與孤獨,憤怒與抗爭,欲望與追尋內在的復雜性、斗爭性、荒謬性和尖銳性。
在王華《橋溪莊》中,開篇就定下了底層人生存苦難的情感基調,“黎明無風。茫茫雪野在朦朧中沉睡,但橋溪莊無雪”,這預演著人事的悲哀與無奈,臨近的廠房,打破了寧靜的山莊,染黑了清新透明的空氣,橋溪莊人寄托于廠房的夢想恰恰是他們人生命運低谷的開始。雪豆、雪果等雪字輩的孩子們是生長在這片神秘土地上的受害者,雪豆的到來也注定村莊人們惡果的到來。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仡佬族作家,王華對農民生存的歡悅與哀痛,追尋與失落是深有感觸的,心理凝固著一團火熱的“農民情結”。盡管她筆下的李作民、陳大懂、陳小路、蘭香和雪字輩們對生活執著追求,對愛情的熱烈渴望,他們表現出的剛毅、本真、勇敢、善良,在時代的洪流中,所有的希冀都沉默地獄。《村小》、《天上沒有云朵》、《一只叫耷耳的狗》《逃走的蘿卜》《家園》和《儺賜》都是用漢語抒寫底層的作品。《儺賜》作為描述一個儺神賞賜的村莊,帶著底層寫作者濃重仡佬族符號的記憶和追思,描繪一個村莊外鄉女秋秋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懵懂嫁給了兄弟三人,他們拼命掙扎求生存甚至幾乎付出生命為代價,僅僅是追求一種一妻一夫的正常生活的理想,作品在“白太陽的美麗和憂傷”中開始,在“白太陽顯得很單薄,單薄得若有如無”中結束,像一首挽歌,奏響沉重低沉的哀樂。《回家》和《在天上種玉米》是作者09年分別發表在《當代》《人民文學》上的兩個中篇小說,同樣是關注底層求生者的生存命運,如果說以前的小說主要關注的是靜態的“家園”“村莊”苦難敘述的話,那么這兩篇主要傾訴的是底層求生者流動的生存本相。前者闡釋的是一批“向城市求生者”在城鎮化進程中,失去了土地,在金融危機中失去了工作,在“回家”的艱難路途中的一副痛苦相,由于在工廠上班,一夜之間倒閉,身無分文,他們唯一的期望就是“回家”,然而“回家”對他們來說,也是一種艱難。后者仍然抒寫一群熟悉的鄉村“進城求生者”在“天上”種玉米遭受阻礙的滑稽相。
冉正萬中短篇小說《高教女人及其他》《奔命》《跑著生活》等在充滿一種鄉村氣味生活氣息的境況下更多關注的是一些小人物的生存的命運,作家付出的同情感時更多體現的是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長篇小說《紙房》試圖在建構和諧家園意識時對現代金礦開采和冶煉工業的引進進而擾亂紙房村民生活造成生態破壞、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轉變的一幅人生悲哀圖,土地原生態的彰顯與現代商業的的浸淫產生強有力的張力,一種鄉村“Gemeinschaft”正在遭受解構。趙朝龍小說集《藍色烏江》、《烏江上的太陽》,忠誠于生養他的故土烏江作為他的創作源頭,因而他的小說創作的資源來源于烏江,寫烏江人,寫烏江兩岸的風物山川,寫那些絞灘人、信號工、走江漢子、農夫農婦……寫他們生活中的歡樂與痛苦,焦慮與孤獨,憂傷與喜悅,追求與無奈,力盡描摹一幅低層勞苦人民悲歡離合的畫面。龍潛《鐵荊棘》以一個少年的記憶和回味,抒寫記憶中的苦難。田永紅《走出狹谷的烏江》中的人物,大多為烏江邊的人,關注的都是底層人的命運。潮砥灘的石柱,洋荷灘的山妹子,宋江靈,葫蘆灘的秋嫂,市場上的牛貴,月門洞河的地主子女,苦竹寨的杏花和桃花、于家巖的于二毛等,都是地地道道的山里村民,它們生活的本真,實在,給人一種憂郁、闊達的調子。羅漠中篇小說《大雨瓢潑》,給人一種內心的涌動和震撼,小說寫的是底層文人生存狀態,為我們勾勒了一群當下社會底層文人的眾生相,體現了他對當下的文化關懷。
三、展示與創新:藝術風格多元化
展示藝術的多姿多彩,承傳古代文人底蘊、文風、詩學價值,在生存境界中領悟人的生命真諦,述說真誠話語,闡釋生命哲思,堅持藝術風格的多元化,文體的多樣化,在創作中逐步摸索適合于自己的藝術開拓模式,這是烏江少數民族作家創作的地域本色,也是他們的自覺追求。烏江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實績是有目共睹的,體裁不僅局限于小說、詩歌、散文,而且這些作家在從事這一創作的同時,也把筆墨伸向了戲劇領域。各種體裁的作品不僅處處流露出少數民族作家厚重而又令人景仰的生命體驗,而且也鮮明打上了各個時代、烏江流域各個角落思想文化層層嬗變、層層演進的深深烙印。老莊佛禪文化、土家舞曲、民歌,苗族舞曲、紅色文化、儺文化、“薩母”文化、獨特的生態資源多種在發生學上界限嚴格的文化形態,都可以在烏江少數民族作家的創作中找到相應的佐證。由于個性化的生命體驗和紛紜錯雜的地域文化特征,加之個體獨特的審美愛好和審美傾向,想象意識浮現,按照審美符號和語言的圖式,共同造就了烏江流域少數民族文學藝術風格多元化的綜合表象。現就詩歌和散文作簡要的藝術剖析,主要體現在民族性,古典性,鄉土性和風俗風景風情交媾磨礪出的神性,通過再現和表現有規律地表征在其創作中。
就詩歌而言,冉冉詩集《空隙之地》、冉仲景《從朗誦到吹奏》《眾神的情婦》,周建軍《穿越隧道的歌吟》,向筆群《武陵山,我的保姆》,喻子涵《孤獨的太陽》,寧坤強《情滿烏江》,王新華《高原梵歌》,何小竹詩集《寫到1000首詩之后》,馬仲星《漂泊心情》,何炬學《走過界面》,楊見《五種聲音》,王曉旭《后現代的香蕉》,蔡勁松《人在邊緣》、白沙《玫瑰園》,林亞軍《愛在雨季》,趙朝龍《梵天凈土》。散文集主要安元奎《行吟烏江》,魏榮釗《獨走烏江》、劉照進《陶或易碎的片斷》、王鵬翔《村莊的背影》,馬仲星《黑白樂府》、龍志敏《松桃舞步》等,不論是詩歌還是散文,在原始文化和現代性二重背逆下,詩文家們自在自樂的構筑地域文化世界,他們帶著烏江流域少數民族的血液,美麗的山水,獨特的民風民俗,原始生態資源,從梵凈山腳下到烏江之濱,從故鄉的江到中國的雪,從土家山寨到苗家、彝族風情,由對人生的詩心感悟到高原梵歌行吟到激情的歲月,尋找古老的民族精魂,在綺麗瑰異的坦蕩胸襟中尋找元氣充溢的詩情的藝術旨趣,必然在其詩歌中交織和穿插著文化和精神層面的歷史考察。“真實的東西——包括大自然或者說自然風景——就其自身來說絕不是美的‘美是一種價值,它僅僅適用于想象,就其本質結構來說,包含著對世界的否定’但是,如果說美的東西必定是想象的,那就一定要求觀察者通過他的沉思行為去構造審美對象”這一群體上的作家正是通過他們的沉思行為去構造審美對象的。我們認為,少數民族作家的生命之根,存在著血脈與歸宿形式,關照民族身份,和作家通過他們的沉思行為所建構的審美對象——地域文化民族風情鑄造了我們的少數民族詩人。
在劉照進散文集《陶或易碎的片斷》中,作者祈求在土家族的鄉俗生活中追尋一種歷史沉淀的感傷情調和記憶童年的刻度和亮度,“留在村莊上的”是苦難、親情、溫情,一種懷戀,一份感恩,一片沃土;城市速度、包容力、現代、虛浮給予作者更多的是發自內心的灼痛,同時,也充斥一種現代性的張力。魏榮釗《獨走烏江》,體驗更多的是孤獨,作者的思緒緊隨烏江跳動的脈搏,用寫實的筆法記錄了兩岸的歷史、自然、風俗和人情,豐富了這片土地的歷史內涵和文化意蘊。在喻子涵的散文詩中,我們不難想象出作者深受佛學的影響,這在他的散文詩中可以找到證據,《野火》一詩意象“野火”,“石頭”,從石頭中產生又輪回到石頭中,這正是佛教因果輪回思想的表露。王新華《梵歌》組詩,《梵凈山》組詩直接把佛寫進詩歌中,成為一種景致,讓人流連忘返。彝族作家王鵬翔的散文集《村莊的背影》更多的借助往事、花事、農具、人畜、節氣、莊家、風俗風物將村莊的背影詩化,盡力挖掘對模糊村莊的記憶,在心靈的村莊尋求棲居之地和靈魂的歸屬。少數民族詩人以其身份的獨特性構筑詩性的樂章,他們在以漢文化為核心的多民族社會交結中也身受漢文化的影響,他們是用漢語來抒寫土家族、苗族、仡佬、彝族、侗族的民族,其宗教、謠曲、舞蹈、法事、安葬、哭嫁、烏江風景等凝聚著詩歌、散文的夢想,在地域風情和文化記憶中熔鑄于土家族、苗族、仡佬、彝、侗族與漢族并共同賦予其生命意象。“顯然,藝術的地方色彩是文學生命力的源泉,是文學一向獨具的特點”在周建軍的詩中,對民族地方色彩的挖掘較深,他的詩《采石藝人》、《擺渡江湖》、《打銅老人》彰顯著對本民族化傳統的憂患與禮贊,其主人也就自然成為民族文化傳承人的代表,在他們身上,我們看到了對于民族歷史文化的貢獻。“沒有任何一種藝術能像詩歌那樣頑固地恪守本民族的特征。”冉冉《一只母羊和三只小羊》,碧綠、杏黃、白色涂成的背景,在夕陽的映照下,一只母羊與三只小羊在緩行,在這種詩情畫意中,最偉大的母性在她心中全部喚起同時也引發了我們心中所有的甜蜜柔情,其心靈與大自然的邂逅,執拗地向生命情感的深度大踏步的推進,企圖達到現代批判精神和向古典鄉情韻味、難以壓抑的鄉情和異常純凈的山澗景色、永恒的愛的價值和世俗生活主題之間達到一種內在的和諧。在何小竹詩集《六個動詞,或蘋果》中體現的更多的是一種巫術質素,《夢見蘋果和魚的安》體現了作為少數民族詩人對“烏江文化精神敏銳的觀察和表現”
冉仲景的組詩《土家舞曲》“靈魂里安家/舍巴!舍巴!舍巴舍巴舍巴畢茲卡!//霞光走來一群收割燕麥的女人/她們腰肢豐腴:乳房碩大/被鼓點激烈的腳步/剛好踩在了戀愛、婚姻、生育的節奏上/樸素和清白,不僅是他們的服飾/更是她們的肉體和節操”。傳達了土家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最為原始的情愫或語言的“密碼”,更深層次的體現了生存意志和蘊藏于社會的生命潛力的內在張力。從詞義里表達出的地域風情、文化和內在精神,散發出詩意的民族地域色彩,具有強烈的抒情性和民族個性,正如茅盾早期在強調小說的地方特色時指出“一處的風俗習慣不相同,就一處有一處底特色,一處有一處底性格,即個性。”這一個性也正好體現了烏江流域詩歌創作獨特的審美意蘊。
情來自于對物的感觸,詩文“是則人心營構之象,亦出天地自然之象也”詩文的創作來源于生活,烏江流域民族地區的農家、山歌、嗩吶、芭茅、對牛哥、梵凈山、烏江等等都是來自于自然之象,是詩文家切身的體悟進到人生哲理的升華到達的一種生存境界。林亞軍的《烏江呀烏江》,寧坤強的《情滿烏江》,馬仲星的《烏江月》,趙朝龍《烏江吊腳樓》等詩作更是對“自然之象”的真情表達,而安元奎《行吟烏江》更是將烏江濃郁的地域色彩、神秘的靈魂作為自己追索的家園意識的精神燭照。
思鄉是中國古代文人常常產生的一種孤獨情緒的生發,在少數民族詩歌中我們感受著“民謠淹沒月夜的蒼涼/不再孤獨”(《異鄉望月》林亞軍)在“在高高的天穹下面/一朵花,鮮艷的綻放/孤獨地/它使我深深地牽念”(《故鄉印象》馬仲星)“還有許多的語言之外的東西/關懷和鼓舞著我們”(《想念家鄉》王新華)的家鄉,然而,面對家鄉,特別是親人,“我”似乎有種內疚,因為“這些年,流浪在外/背著的,一直是/空空的行囊”(《我把故鄉的風丟了》末未)。
四、困境與突圍:捕捉多領域題材,凸顯現代性
在以寬闊的胸懷挖掘民族民風民情,靜心描摹生態圖景,透視民族生存歷程時,以更加切身的感受,開闊的眼光審視世界,將創作主題延伸多領域,凸顯現代性,這是我們少數民族作家應該在當今快速發展的社會里所警覺到的,因為“一味地沉湎于對農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頂禮膜拜和詩意化的浪漫描寫,而忘卻了將現代文明,乃至帶著惡的特征的新文明形態作為參照系,這就難免造成作品的形式的單一和內容的靜止”。然而,我們審視一些烏江流域的少數民族創作,會隱隱覺察到他們在陷入民族創作困境的危機感時,猛然意識到不能全面的復制民族地域風情,沉默在古典主義的美學追求中,題材不能單一化,在技藝上應該有所突破和創新。從目前出現的作品看,作家在創作題材上出現了新的跡象,而跡象也表明,這種創作趨勢、創作手法的運用,題材的選取也在一些作品中得到很好的體現。
在談到少數民族作家趙劍平《困豹》的創作時,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蒙古族烏爾沁認為“身為少數民族作家,趙劍平是從整個現世人類的高度,審讀和透視我們國土上面變革中的曠野鄉原,作者的筆力重重地擊破了地域的限制,民族局限乃至文化局限”從現代性的立場重構人類生存永恒的家園。他筆下的木家寨不僅僅是烏江邊上的民族生存的鄉村,它是中國整個鄉村的縮影。一只“疙疤老山”的豹子企圖尋求“又純潔又寧靜”的一片棲居之地,如今遭受人的破壞和霸占,于是尋找曾經的家園,可遭受到的正是現代性觀念和行為侵略處境。令狐榮作為民辦教師,抱著良知去尋找救助三個被拐賣的無辜少女,闖入城市,屏氣凝思,一方面展示了國際化大都市所代表的現代社會的高度文明和飛速發展,另一方面也呈現出以木家寨為代表的窮鄉僻壤的與世隔絕和孤陋寡聞,這在他純凈的心靈里投下了一絲陰影。這部小說盡管作了大量的方言土語、諺語、歌謠的表述,但絲毫沒有影響它的大氣和質地,相反,透視出一種濃烈的當代意識,“困豹”不僅困的是豹子,它還困著民辦教師令狐榮、木青青,也困著這個貧窮的山村。這是一部充滿內在張力的小說,穿透著詩性的力量,具有濃烈地域色彩與現代氣息的奇異偶合所表現出來的特殊文本風格。
從上世紀末,何小竹逐漸把筆力由詩歌轉向小說創作,企圖投向大都市的懷抱,創作了長篇小說《潘金蓮回憶錄》》、《彌》及中、短篇小說《圈》、《天堂旅館》等,詩人注意力的轉移,我們不妨猜測到視為都市的欲望和市場的誘惑使然。在冉正萬、王華和蔡勁松的創作上,他們不再固執地將筆力集中在展示民族風情、古老地域文化上,而著重關注當下底層求生者的生存命運,物質與精神二元對立困境的二重思考,由地域生態資源描摹轉移到生態平衡與人的和諧建構上來。冉正萬的長篇小說《紙房》,由于工業化時代的到來,打破了傳統農村田園的美夢,通過傳統與現代的對比,“我九歲的時候,紙房的山是青的,水是綠的,雨滴是干凈的,下雪時,每一粒雪米都晶瑩剔透,晶體里仿佛有一根細小的秒針在滴答作響。現在呢,山變樣了,水干涸了,雨水渾濁。雪很少下,即使下一點也敷衍了事”,表露出作者道德良知的呈現和靈魂拷問,充溢著焦慮感,給即將破壞的生態家園一種人道關懷和警示。作家蔡勁松是目前侗族有影響的青年作家,創作風格多元化。其小說題材完全突破地域文化的限制,在小說中主要圍繞大學校園、研究所、遙遠的武陵邊城、古都西安等不同地域,人物主要落筆在大學生、教授、土匪、石匠、屠夫、賣雞蛋的盲人、下崗職工各種人上。他筆下的“歷史”已有了新的內涵,更多的是人的欲望的體現。把目光轉向了自己更為熟悉的童年、少年時代的生活,寫出了《屋檐記》、《大橋上的新聞》等。王華的小說創作,驅魔了傳統的技藝手法,在取材上她逐漸轉移了視角,她把注意力轉移到當前大家所關注的底層求生者的生存軌跡上來,特別警覺到“民工”在“家園”追尋上的拷問。土家族作家蜀虎的長篇小說《武陵的紅》以兩支紅軍曾經在武陵土家山寨留下的足跡和民間傳說為原型,以俠的形式構思文本,企圖對歷史的重構,而長篇新作《酒臉》在涉及歷史的敘述上更宏大,對土家山寨民風民俗民情,土家人的生存境遇的惦念,表達出土家人的文化意蘊和生命詩學,因此“這部小說還有人類學和民俗學的研究價值”(陳曉明語)。
總之“優秀作家首要的品質是真誠,真誠面對和繼承自己民族的一切優秀傳統,也要勇敢地正視自己民族的糟粕和劣勢,更敢于面對現實變動對自己民族的沖擊”,烏江少數民族青年作家創作應在繼承中發展,在發展中開拓自己的藝術境界,始終把握民族脈搏的跳動,傳承民族文化的同時,不斷借鑒西方現寫作作技巧,逐步提高自己的寫作水平。至于今后創作文本質量、影響廣度和深度怎樣?諸位讀者將以博大的彼岸之神對之試目以待。
[摘要]土族民間文學藝術豐富多彩。土族人民用“花兒”、宴席曲、安召、敘事詩、神話、傳說、故事、寓言、童話、謎語、諺語等民間文學形式,反映了在不同歷史時期土族人民同大自然、同舊制度、同反動統治階級所作的斗爭,表達了土族人民對美好未來的憧憬,顯示了土族人民生產勞動的場景和生活習俗。新中國成立后,土族文學有了新的發展,贊頌新人新事的文藝新作不斷涌現。
[關鍵詞]土族;文學藝術;詳解
“花兒”是甘、青、寧三省各族人民共同創造的精神財富。特別是甘肅河川、青海湟水流域的“花兒”,曲調高亢嘹亮、節奏明快奔放、比興運用自如、深受各族人民的喜愛。土族“花兒”獨具一格。它既不與漢族的“花兒”類同,又與藏族“拉依”有別。土族“花兒”曲調優美,婉轉動聽,如“土族令”、“互助令”、“尕馬兒令”、“繞三令”等,頗為流行。另外,土族還具有強烈民族特色的傳統情歌,“嘎達古道”,唱起來親昵委婉、曲折悠揚、傾訴男女青年相互愛慕的心聲和愿望,如“瑪森格”、“蒙古爾孔尼阿姑”、“阿甲喲”、“阿柔洛洛”“阿吾烈”等。土族人民不論男女老少,人人愛唱,不論田間地頭,還是在廟會山崗,都是“花兒”賽場。演唱者自編自唱的能力很強,一般都能觸景生情,即興編詞。解放前,土族人民,特別是青少年男女把“花兒”作為愛情的媒介和橋梁,也把“花兒”作為評擊反動統治的有力武器。
長詩在土族民間文學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代表作有《祁家延西》、《拉仁布和琪門索》、《土族墾荒歌》、《登登瑪秀》等。其中《拉仁布與琪門索》堪稱土族長詩的明珠,被國家列為非物質文化遺產。這首抒情長詩以深沉悲壯的曲調,優美動聽的詩句,道出了他們純真的愛情和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的向往,向萬惡的封建社會控出了強烈的控訴。《祁家延西》則歌頌了德高望重的延西將軍,不顧年邁體弱,率眾擊退入侵之政的勇敢精神,充分體現了土族人民維護祖國統一,安定和諧的強烈愿望。
宴席曲是土族人民在喜慶婚嫁時,鄰里親戚前來慶賀,表達他們對主人的祝福所唱的歌。土族也把宴席曲稱為酒曲、喜曲。主要分以下幾種:
一是贊歌、贊詞。是賓主之間相互贊頌的歌。歌詞以華麗的詞藻來宣染夸張,如主人贊頌客人德高如蘭天,恩深似大海,意志象雄鷹一樣堅強,知識象大海一樣淵博;客人贊頌主人的殷情款待:檀木的桌子,放了寶貝般的酒具,吃了肥美味醇的羊肉,喝了醇香的美酒。賓主互相贊頌,增添了喜慶、熱烈而歡樂的氣氛。
土族人民舉行婚禮時,不論新郎冠戴、拜天地、還是款待賓客、謝媒人等,都有整套整套的贊頌詞,語言精煉、比喻優美、貼切,儀式莊重。
二是對答歌或對唱歌。內容包羅萬象,既有歷史、地理、天文、氣象,又有生產、宗教風土人情、生活習俗等類型。對答歌含蓄而生動,曲調悠揚而多變。它是宴席曲的主要組成部分,流行的對答歌主要有《騰德爾格瑪》、《霍尼》、《青蛙》等。
三是婚禮歌。是舉行婚禮時唱的歌。它有固定固定的曲調和歌詞,歌詞的內容隨著婚禮的程序或場面不同而異,有些歌詞生動活潑,有些卻很風趣,有些則嚴肅莊重。婚禮歌主要有十二首,如《納信妥若》、《拉隆羅》、《阿依姐》、《納信斯果》等。婚禮歌最能體現土族人民的習俗人情,具有濃厚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
土族人民逢年過節,喜慶婚禮,都聚集在打麥場或庭院里,縱情歡唱、翩翩起舞,洋溢著十分歡樂的氣氛,充分顯示出以土族人民樂觀豪放、能歌善舞的民族特色。歌舞是一種詩、歌、舞相結合的形式,一般由一個歌手領唱,眾人擠在歌手后面邊舞邊唱,所以往往以眾合的襯詞為曲調名,如“安召”、“召應召呀”、“拉熱拉莫”等。
土族在歷史上沒有文字的條件下,以口相傳的民間文學卻很豐富,如神話、傳說、故事、寓言、諺語等流傳很廣,深受土族人民歡迎。神話如《陽世的形成》、《黃牛的故事》、《唐德格瑪》等。《唐德格瑪》描寫了少年開荒種田,先到天上捉青龍,青龍逃走了;又到山里捉野牛,野牛又跑掉了;最后到了平原捉黃牛,終于將又肥又壯的黃牛捉住,架起犁開荒種地。展現了土族人民披荊斬棘、辛勤勞動的品質。
民間故事有直接以階級斗爭為主題,揭露地主對農民進行殘酷壓迫剝削的,如《狗氣殺地主》、《紅水溝》等;有反映土族人民以自己的勇敢和智慧同大自然作斗爭,同殘害人民的邪惡勢力“蟒古斯”作斗爭的,如《黑馬張三哥》、《蟒古斯》、《花牛犢》等;也有表現青年男女為了擺脫封建買賣婚姻的桎梏,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向不合理的宗教道德觀念挑戰,蔑視權貴,不愛金錢的,如《山雀叫了的時候》、《孔雀》、《登登瑪依》、《阿丹尋妻》、《青蛙女婿》等。
土族寓言《想吃太陽的鳩》、《紅毛狐貍和黃眼狼》、《鳳凰和麻雀》等。童話如《兔兒和羊羔》、《懶人必受窮》、《饑寒哥》等。都是以物語理,形象生動,含蓄深刻,富有哲理性。有的寓言還映射舊社會的社會現象,無情地鞭撻了封建地主、土司狼狽為奸、魚肉百姓的罪行,淋漓盡致地揭露了他們爾虞我詐、兇惡殘酷的本質。新晨
新中國成立后,隨著社會的發展,土族文化水平的逐漸提高,涌現了一批土族業余作者,創造了一批好作品,如《雪里送炭》、《金色的長城》,《拉線琴之歌》,《勞動的歌舞》,《流水歡歌》等。
土族人民特別酷愛藝術,不論修房建寺,還是衣著服飾,刺繡圖案,爭相斗姘,巧奪天工。土族歷來多項式能工巧匠,如互助的土族阿姑,從小學習刺繡技藝,個個都能繡出“玉瓣梅花”、“轉魁子”、“太極圖”、“富貴不斷頭”,也有“孔雀戲牡丹”、“獅子滾繡球”、“石榴寒雀探梅”等各種刺繡圖案和花紋,尤其繡的盤繡美觀大方、耐久樸素、細致勻稱、色彩鮮艷、栩栩如生。
在黨的民族政策下,土族人民的文化生活越來越豐富多彩。在文化部門的協助下,土族人民譯制出了土族電影《雪山淚》、《閃閃的紅心》、《山寨火種》、《喜盈門》等四部,深受群眾的喜愛,還有電影制片廠攝制的《土族風情》和青海電視臺攝制的《土族婚禮》;互助文工團排演了歌劇《拉仁布和琪門索》和東溝公社大莊大隊業余文工隊排演了土族歌舞《迎親》,還有大型的土族歌舞劇《彩虹部落》,這些都豐富和活躍了廣人民大群眾的文化生活,使土族文化走出了土鄉,走向了全國各地,使土鄉的文化呈現出一派生機勃勃、繁榮幸福的景象。
[摘要]漢語言文學專業是我國高等院校設置最多、歷史最悠久的專業之一,但漢語言文學專業在民族院校面臨著諸多困境,然而漢語言文學專業在民族院校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意義,為此我們期望通過對民族院校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科建設的思考和改革實踐,突破困境,實現辦出特色、更好地培養少數民族人才的愿景。
[關鍵詞]民族院校;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科建設
一、民族院校漢語言文學專業設置概況。
漢語言文學專業是我國高等院校設置最多、歷史最悠久的專業之一,更是高等院校專業構建中不可或缺的基礎專業之一。漢語言文學專業在近現代大學中又稱中文系或國文系,近年有些高校稱中國語言文學系。
在設置漢語言文學專業的眾多高校中,民族院校處于一種比較特殊的地位。民族院校是我國專門培養少數民族干部和專業技術人才的高等院校。我國目前共有本科民族院校13所,其中國家民委直屬6所即中央民族大學、西南民族大學、中南民族大學、西北民族大學、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大連民族學院,各省、區屬7所即云南民族大學、貴州民族大學、廣西民族大學、內蒙古民族大學、西藏民族學院、青海民族學院、湖北民族學院。此外還有一些處于少數民族地區、以培養少數民族干部為主的綜合性高校如新疆大學、內蒙古大學、西藏大學、廣西大學、寧夏大學、青海師范大學等,都設有漢語言文學專業。設置較早的是在20世紀50年代,如西南民族大學1956年設專科,1957年設本科。
相對于各類綜合性大學、師范院校的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科建設而言,民族院校中的漢語言文學專業在師資隊伍、專業建設、教學改革、人才培養等方面既有相似的問題,更面臨著各自特殊的難題。首先,民族院校的漢語言文學專業在諸多方面本來就無法和綜合性大學相比;其次,在我們民族院校內部強調突出民族特色因而對漢語言文學專業重視不夠,無論是經費還是科研項目等方面都不可能向其傾斜;第三,民族院校內其他專業的同志沒有認識到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基礎性、應用性地位和作用,一味強調各自專業的應用性、實用性,忽略了漢語言文學對其他那些應用性、實用性專業的支撐作用。
二、漢語言文學專業在民族院校的重要意義。
(一)對于少數民族人才培養的重要意義。
首先,從民族院校學生在校學習來講,漢語文是他們必備的工具。民族院校的學生無論在學校選學什么專業,都離不開漢語文這根拐杖。如果漢語文的基礎比較差,學習各類專業知識將必然會面臨許多困難,肯定會影響到他們的專業學習和研究。
其次,漢語文可以提高民族院校學生擇業的競爭力。當今對人才綜合素質的要求越來越高,假如學生只是精通某種民族語文而缺乏漢語文的表達和書寫能力,學生畢業時就會感受到比別人更大更多的就業壓力。
第三,漢語文對于中華大家庭各民族共同交流和經濟建設有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中華大家庭中有55個少數民族,黨和政府一貫主張“尊重少數民族的語言文字”,憲法也明文規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語言文字的自由”,民族語文是民族地區教育和民族文化傳承所必需的。但是漢語是我國最廣泛的交際工具,也是聯合國工作語言之一,更是在世界上有重要影響的語言之一。因此,少數民族人才的培養就離不開漢語言文字學的學習。有少數民族學者早就指出:“少數民族懂得漢語文的人越多,運用漢語文的能力越強,本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也就發展越快。”
(二)有利于加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
首先,漢語言文字是中華優秀文化的結晶。語言作為一種歷史文化現象,是隨著歷史的發展變化而形成和變化的,在形成、發展、變化的漫長歷史進程中會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包括各民族之間的交往都會對漢語產生影響,換句話說漢字不單單屬于漢民族,而且是中華優秀文化的結晶。
其次,漢字文獻也不僅僅是漢族文化的載體。浩如煙海的漢字古籍文獻,是中華民族發展歷程中綜合知識的總結,也記載著各民族文化的融合與交流,甚至許多少數民族的生產生活經驗、文學藝術也主要靠漢字文獻而得以流傳至今,換言之漢字文獻成為中華多民族交流的見證,也為保存各少數民族文化做出過積極貢獻。
因此,少數民族學生學習漢語言文學,可以進一步增強對民族團結的認識,樹立在中華大家庭中漢族離不開少數民族、少數民族離不開漢族的思想觀念,樹立“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的意識,從而加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
(三)有利于少數民族地區的建設、穩定與發展少數民族人才學好漢語言文學,可以更好地對外交流,可以更便捷地獲取各類信息,從而更好地為少數民族省、區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態文明建設作貢獻,縮小發達地區與落后地區的差距,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繁榮昌盛做出更大貢獻。
三、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科建設的思考和愿景。
西南民族大學文學院已經開始在漢語言文學學科建設上作思考、探索和改革。
第一,文學院近些年高度重視學科建設,并從學理上進行探討,在實踐中進行改革。比如徐希平早在2003年就發表了《關于民族院校漢語言文學本科人才培養的思考》,2007年又發表了《加強實踐、突出特色,提高學生綜合素質》
等論文,從理論上對此進行了思索和研究;漢語言文學專業各學科的老師都在積極探索、踏實改革、認真實踐,學院在2007年西南民族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本科辦學50周年之際,特地將全院師生對于漢語言文學學科建設和教學改革的相關論文結集出版。
第二,加強教學改革與研究。文學院從2006年期每年定期舉行“文學院教學活動月暨教學藝術研討會”,至今已連續舉辦了三屆,全院師生共同參與,推動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學科建設、教學改革和人才培養。
第三,加強課程建設,深化教學改革。學院十分重視課程建設,到目前為止漢語言文學專業有省級精品課程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校級精品課程現代漢語、美學概論、外國文學史。漢語言文學專業2007年被批準為四川省特色專業。
第四,在學校實行完全學分制的前提下,認真調查研究,切實修訂漢語言文學專業教學計劃和學生修讀指南,突出漢語言文學在民族院校的特色和優勢。其中我們注意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在堅持完成漢語言文學專業普通教學計劃的前提下,拓寬對民族文化、民族文學以及民族交融有關知識的了解和認識;其次適當調整課程結構,加強對各民族學生漢語言文學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的培養訓練;再者增加對中國文學和文化介紹的完整性和準確性,即重視過去被忽略的各少數民族代表性文學作品和許多保留在漢字文獻中的少數民族作品;最后注重基礎課與應用型課程的有機結合,強化實踐性教學環節,培養各民族學生的綜合素質與創新能力。
第五,切實改進教學方法與教學手段,增大各門課程的信息量,有效激發學生專業學習興趣,提高教學質量。到目前為止,漢語言文學專業所有課程都已實現多媒體教學。
雖然我們做了一些嘗試和努力,但我們和兄弟院校還有差距,我們也還有許多困惑,所以我們殷切期望通過全國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區高校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科建設研討會,實現如下愿景:
其一,加強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區高校漢語言文學專業的交流和溝通。有利于我們揚長避短、進一步突出各自的特色,更好地適應西部地區、民族地區對多民族人才的需求。
其二,希望由此搭建一個平臺,將研討會辦成一個可持續的、松散的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區高校漢語言文學專業聯誼、交流和溝通的論壇。我們希望由今天開始,以后大家輪流、不定期地舉辦此研討會,增進友誼,互相學習,使我們辦出各自特色。新晨
其三,推動民族院校漢語言文學專業的教材建設。過去因為各種客觀和主觀的原因,我們不得不選用“權威”教材,可是這些教材卻不適合民族院校多民族學生的文化和知識水平,我們希望組織力量編寫立足于民族院校多民族學生實際情況的、適合多民族學生多元文化背景的教材。
其四,推動西南民族大學文學院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科建設再上新臺階。召開研討會,有幸請到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區高校文學院、中文系的各位領導、專家,希望能不吝賜教,毫不保留地將您們好的辦學理念和思路,成功的改革實踐經驗傳授給我們,我們將認真學習,深化我們的教學改革,推動我們的專業建設,從而使漢語言文學專業,使文學院辦得更有特色。
在審視2007年現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成果時,我們或許會感到一些欣喜和寬慰。在少數民族文學研究者的默默執守、不懈努力下,我們在不斷收獲:理論創新、學科建設等方面都有所突破,作品研究的力度與廣度的深入開拓,族別文學和區域文學的回顧與展望,都為我們的少數民族文學研究事業不斷前進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理論推進:宏觀視野和學科反思
少數民族文學的研究應該要有更寬闊的視野,楊義自提出“重繪中國文學地圖”以來一直關注少數民族文學研究。今年在《重繪中國文學地圖的方法論問題》《重繪中國文學地圖的綱目》等文中,他從方法論著手更系統地闡述了他的大文學觀,其文化根據和學理構成是“一綱三目四境”。大文學觀即為重繪中國文學地圖之綱,三目為:時空結構――時間維度上強化空間維度;發展動力體系――中心動力上強化邊緣動力;精神文化深度――從文獻認證中深入文化透視。四境乃是以一綱三目加以貫穿的四個學科分支或學科交叉領域,即文學的民族學、地理學、文化學、圖志學。這種綱、目、境的充分展開,也許可以改變以往以漢族文學史充當中國文學史的局面。
扎拉嘎、湯曉青的《實踐與理論并進――中國各民族文學關系研究》深入闡釋了中國各民族文學關系學科的確立意義。中國各民族文學關系研究作為一個正在興起的新學科,意義在于可以從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實踐和中國各民族文學關系研究實踐出發,在與比較文學理論的交融和與哲學理論的跨學科研究中,提出和探討具有更為廣闊意義的理論課題。
少數民族文學理論的建構與反思也達到一定的深度。劉大先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學科之檢省》對既有的學科建構提出疑義,認為當代語境下的少數民族文學學科并非是天然的而是社會建構的,具有鮮明的“國家性”和“當代性”。李楠在《“中國少數民族文學”概念簡析》提出將作品的民族性作為界定其民族歸屬的必要條件,而把作品的語言和作者族別看作充分條件。齊亞敏、楊志強的《論新時期少數民族文學的多元化發展》分別從民族性、世界性以及市場性三個角度分析了少數民族文學近年的發展傾向,也探討了少數民族文學在多元共生的環境中如何確認自身的文化定位問題。李慶雯的《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發展的走向》認為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批評應該構建自己獨立的批評話語。張杰的《少數民族與漢族文學理論比較之商榷》提出少數民族文藝理論與漢民族文藝理論的二元對立理論已不合時宜,少數民族文論研究應走出為自己“正名”的初步階段,借鑒晚近闡釋人類學的成果并在時代精神的觀照下賦予其新的闡釋。馬紹璽的《在他者的視域中――全球化時代的少數民族詩歌》從“自我”與“他者”的雙重視域出發,結合文化訪談、文本細讀等方法,對全球化時代的少數民族詩歌進行了多方面的文化學解讀。作品評論:豐富的個案研究
和開闊的視野
老舍、沈從文、蕭乾、端木蕻良等具有少數民族身分的現代名家以及瑪拉沁夫、吉狄馬加、阿來、張承志、葉廣芩、石舒清等知名當代作家依然占據了大部分的研究資源,但研究角度和視野則更為開闊。
關于老舍的民族身分認同與表述,關紀新的《滿族倫理觀念賦予老舍作品的精神烙印》指出老舍道德觀念的起點帶有滿族古典倫理色彩,其價值遲早會被人們重新認識與撿拾。舒乙的《老舍和少數民族文學》認為滿族貧民的出身對老舍日后的生活、文學創作及人生觀都有決定作用。
關于沈從文的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任葆華的《文學療治:沈從文小說文化意義的別一種解讀》論述其利用文學的心理治療功能進行自我療救,同時實現了由一名患者到現代社會人性治療者的角色轉換。蔣淑嫻的《沈從文的文化身份認同與重構》、劉海軍的《心理批評視閾下的沈從文文學批評》、肖向明的《原鄉神話的追夢者――論沈從文的原始宗教情結及其文學感悟》等文章從多角度的切入研究也算是各有千秋。
當然,也有很多研究者關注到更為廣泛的少數民族作家隊伍。吳思敬的《圖騰詩:民族詩歌發展的一種可能》側重于南永前詩歌中體現的朝鮮族古老圖騰意識與現代審美文化思維空間的融合。黃偉林的《“身份焦慮”與“渾身是戲”――壯族小說家凡一平小說論》考察了作家本身的身分轉換對其創作的影響。楊榮的《意義與限度――重評〈美麗的南方〉》以當下的視角對陸地的經典作品有了更深層的重新闡釋。陳慶的《扎西達娃的小說:一種魔幻現實主義?》則從概念入手質疑對扎西達娃小說定位的準確性。這幾篇文章的精彩之處在于他們不落陳臼,嘗試新的研究角度。
關紀新《風雨如晦書旗族――也談儒丐小說〈北京〉》發掘了儒丐的長篇小說《北京》,認為此書是迄今能讀到的用中文書寫的、最為真切詳備地收錄有民國伊始京師旗族命運場景的紀實之作。王菊、羅慶春的《從本能到自覺:民間立場堅守與批判精神高揚――栗原小荻文學評論思想探析》認為栗原小荻站在真正的民間立場,追求一種自在地探詢和自為地表述的生存方式。李生濱的《生命承受苦難的文學追求――東鄉族作家了一容小說創作散論》評論了一容被許多批評家看好的“西海固文學”,是自覺書寫苦難、貧困和內心堅韌的文學,地域文化的獨特性――以歷史文化的積淀和回漢文化的交融,帶給寧夏作家鮮明的鄉土特色和民族特色。
還有其他的評論涉及白族詩人曉雪、土家族作家葉梅、傣族作家段林、藏族作家龍仁青、哈尼族作家哥布、滿族詩人牟心海、大解,壯族詩人黃遙侗族詩人王行水、納西族散文家楊世光、苗族作家向本貴、侗族作家隆振彪、土家族作家孫健忠、普米族詩人魯若迪基、佤族詩人聶勒等,較充分地展現了當代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繁榮景象。
摘 要: 廣西少數民族民間文學豐富多樣,通過現階段廣西少數民族民間文學文獻資源的共建共享情況分析,提出對策和建議,實現廣西少數民族民間文學文獻資源深層次的共建共享建設。
關鍵詞:廣西少數民族民間文學 文獻資源 共建共享
民間文學,是在廣大人民群眾中流傳的,反映勞動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并表現他們的審美觀念和藝術情趣,具有自己藝術特色的口頭創作,包含有神話、傳說、故事、民歌、敘事詩、長篇史詩、寓言、戲劇、曲藝、誦詞、風習歌、諺語等。少數民族文獻作為傳承少數民族文化的重要載體,是研究少數民族經濟、政治、文化等最好的依據。廣西是少數民族自治區之一,聚居著以漢、壯、瑤、苗、侗、京、回等12個民族,是壯族人口聚居最多的地區,少數民族文字文獻以壯族的文獻最為豐富,也是少數民族文字文獻中最為悠久、珍貴的文獻。
文獻信息資源作為現代社會發展的重要戰略資源,與信息化社會的發展息息相關。信息資源建設是圖書館建設和發展的關鍵,探索建設良好的資源共建共享模式,尋求文獻信息資源效益最大化,不僅能促進跨時間、空間之間的信息資源共享,而且能夠降低圖書館文獻信息資源建設的成本,彌補館藏資源不足,從而實現圖書館之間文獻信息資源的互通有無,減少重復浪費。
一、廣西少數民族民間文學文獻資源基本情況
廣西少數民族口頭文學豐富多彩,在遠古社會即已產生,但是對它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卻很晚。漢代劉向《說苑?善說》所載用漢字記音的《越人歌》(出現于春秋前期楚國南部)及漢譯,被認為是最早的壯族口頭文學整理。北魏、唐、宋、明、清的一些作品也偶有涉略廣西少數民族民間文學,但都未有完整的整理和研究專著。在廣西,真正大規模搜集、整理、研究廣西少數民族文學,是在1950年以后,特別是1958年廣西壯族自治區成立后。從1958年到1966年這一時期最重要的專著是《廣西壯族文學》,全書31萬多字,是中國探討和論述壯族各個時代民間文學演變和發展歷史的第一部著作。
“”期間民間文學研究工作陷于癱瘓,直至1976年粉碎“”后民間文學研究才又出現了空前繁榮局面,研究成果多而且突出。這一時期,整理出版的主要有壯、瑤、仫佬、毛南、京等5個民族的文學概況以及《壯族文學史》和《瑤族文學史》,80年代起,相繼出版了《廣西各族民間文學叢書》、《廣西少數民族古籍叢書》、《中國民間故事集成》 、《中國歌謠集成》、《中國諺語集成》、《布洛陀經詩》、《壯族民歌古籍集成情歌》、《廣西民間文學散論》、《歌海漫記》、《壯族文學概論》、《壯族民間文學概觀》、《壯族文學史》、《瑤族文學史》、《瑤族歌堂詩述論》、《侗族民間文藝美論》、侗族長篇創世史詩《嗄茫莽道時嘉》等專著和《廣西少數民族創世史詩及古歌價值初探》、《壯、侗、瑤族創世女神的比較研究》、《回、 彝、水、仡佬、毛南、京族民間故事巡禮》、《孟姜女傳說在壯、侗、毛南、仫佬族中的流傳與變異》、《論壯族的創世史詩布洛陀》、《壯族青蛙神話剖述》、《瑤族歌堂詩述論》、《漫談瑤族造人神話》、《論侗族琵琶歌》、《桂西苗族民歌初探》、《毛南族民歌初探》、《淺談彝族神話及其民族特色》等文章。
縱觀廣西少數民族民間文學研究,主要涵括內容有:壯族民歌、歌圩、歌會,壯族神話和傳說故事,瑤族民間文學,瑤族神話和民間故事以及侗族民間文學研究,侗族歌謠、神話、傳說故事,苗族民間文學研究,毛南族民間文學研究,仫佬族、彝族、京族、仡佬族、水族民間文學研究等其他少數民族文學研究。
二、現階段廣西少數民族民間文學文獻資源的共建共享情況
目前,廣西的文獻信息資源共建共享平臺主要有:廣西文化共享工程信息資源共享平臺、廣西科技文獻共享與服務平臺、廣西人文社科文獻資源共享平臺、桂林市工程技術文獻信息平臺、廣西醫學文獻信息服務平臺等,由全區公共圖書館、科研院所、科研系統圖書館、高等院校、高校圖書館等單位進行協作共建。從整體上看,廣西區內的文獻資源體系共享平臺建設仍不夠完善,在公共圖書館中,廣西壯族自治區圖書館、廣西壯族自治區桂林圖書館、南寧市圖書館、玉林市圖書館、北海市圖書館等均有自建的地方特色資源專題數據庫(以多媒體專題資源為主),但是地方文獻資源的數據庫和專題收錄有限,涉及少數民族民間文學的文獻資源尚無共建共享。
那么在文獻資源流通便利、共建共享發展興盛的今天,極具地方民族歷史文化特色的廣西少數民族民間文學文獻資源為什么沒有得到很好的共建共享?究其原因,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認識意識不強。21世紀是全球網絡化發展的時代,追求信息資源共建共享是人們的需求和目標,但是傳統的管理體制對共建共享的認識意識不夠,局限于以往單一的“人有我有、人無我無”式資源結構,各館故步自封,認為地方文獻資源為本館的館藏特色資源,缺乏開放和共享意識。
二是缺乏統一規劃和協調組織。廣西的地方文獻資源豐富,各類圖書館館藏數量不少,但各類圖書館之間、公共圖書館中省館與市館、市館與縣館之間缺乏整體的劃和協調,相互之間的少數民族文獻資源搜集和建設缺乏標準,沒有組織和統一協調。
三是實踐中遇到困難。目前對于廣西少數民族民間文學的搜集、整理、研究工作還處于一個發展的階段,各少數民族民間文學的資源尚待搜集、整理和研究的仍然很多;廣西部分公共圖書館、高校圖書館、研究中心館藏機構的少數民族民間文學資源豐富,但整體上資源分散、集中收藏難度大;由于各地經濟、文化發展不平衡,各級圖書館的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設施設備發展不平衡,導致資源整合、共建共享難度大。
三、廣西少數民族民間文學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對策和建議
信息技術尤其是網絡技術成為現代社會文獻信息資源傳播和傳遞的載體,資源的數字化建設和網絡化建設是其發展的重要途徑。廣西的少數民族民間文學資源豐富,實現少數民族民間文學文獻信息資源的數字化,可以縮短廣西少數民族在世界上的空間和時間距離,同時也為世界認識和了解廣西少數民族提供信息平臺,促進廣西少數民族民間文學文化在世界范圍內的傳承傳播。基于此,特提出如下的對策和建議:
內容摘要:作為中國傳統修辭表現方式之一的“賦”,在西南少數民族口傳文學中也被大量運用。這些作品通過“賦”的運用來達到對自然生命秩序和事物運動規律的模仿,并在儀式、表演中得到加強和確認。“賦”在其中所表現出的是一種整齊、秩序與協調,反映了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實質。
關鍵詞:西南少數民族口傳文學 賦 自然
一.口傳文學中的“賦”:對自然力量的模仿
自古至今諸多學者們對賦做了大量研究,認為其涵義主要是“詩文直陳其事”、“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筆者認為這里應包含兩個方面:一、直書其事;二是鋪陳其事,通過對事物的鋪陳或直書以達到強調或重復的目的,鋪陳與直書有時分別用之,有時兼而有之。除具有以上涵義外,從現代修辭學的角度看,賦涉及的修辭手法主要有排比、反復或重復等。
人類在自然之中生存,面對的環境是眾多的自然物。一方面,面對繽紛復雜的自然物,人類的意識或感覺到的是一種混亂的狀態,人類最初對此無能為力。當語言產生以后,人類以修辭的方式來表現自然物,語言和修辭的魔力讓所有的自然物似乎都變得秩序井然、整齊劃一了,人類主動地從混亂的自然物和自然現象中看到了秩序與諧調。另一方面,自然物還以規律的方式讓人感知,隨著人類意識活動的繼續、觀察能力的提高,人類感知到某些自然事物或自然現象的運動、變化呈現出一定的規律性,如日月更迭,花開花謝、生死交替等,這種規律性的運動、變化讓人類相對被動地從自然中發現秩序與諧調。
自然生命秩序和事物運動規律讓人類感到了自然的力量,并在運用語言的過程中逐漸去摹仿這種自然的力量,以便語言也能在摹仿中擁有這種力量,于是作為表現自然物的修辭就在摹仿自然生命、事物變化的同時具有了自然化的力量。賦的手法在此過程中產生了。賦的特征是直書和鋪陳,這是修辭表現和自然力量的結合,修辭表現的目的是為了完成對事物的指稱和意思表達準確,直書其事是對事物或意思的直接指稱和表達,符合語言產生的目的和人類溝通的需要;鋪陳其事是人類摹仿的自然的力量,因為人類感知到的自然力量是一種集合的或普遍的方式,而非簡單的“單稱事物”,“審美的對象都是個別事物或個別形象顯現……審美判斷卻不然,它雖是單稱判斷,卻仍帶有普遍性。”[1]人類對自然物的認知雖然沒有達到審美判斷的階段,但是人類在認知過程中,既然能將自我從自然中分離出來,也能將不同自然物的種類分離開來,以類的或量的概念去認知,由此自然的力量就在此顯現出來。
自然的力量不僅顯現于上文所說的秩序、諧調,還顯現于其混亂和荒涼,正如康德認為“大自然通常激發起崇高的理念毋說是在它的混亂中,或在它的極端狂暴、極無規則的無序和蠻荒中,只要可以看出偉大和力量。”[2]自然以其數量和力量顯現出崇高,并給人類以震撼。如在傣族民間長詩《RM罕》[3]中就有大量的例子既說明賦的表現形式與自然生命結構的關系,又說明人類早期的原始觀念。詩中寫道,當坤賀罕的君王西里南達納坤召(又稱召賀罕)生了王子之后非常高興,甚至在王子蘇旺納長大之后,將“兩年一次、三年一回”的拜祭勐神寨鬼、地神家鬼的規矩忘記了。勐神寨鬼和地神家鬼們為了表達自己的憤怒,希望給忘記祭神的國家帶來災難,文中用了一組排比句來形容生命的死亡,從不下雨變成干旱,然后草木、莊稼、花兒、綠枝、鴨子、鳥兒等等的死亡,讓人意識到死亡將降臨到自己身上,最終讓人類感到恐慌,不敢再忘記祭祀鬼神。
二.口傳文學中“賦”得以強調的原因
從現代修辭學和文學的角度理解賦,賦可以被細化為鋪陳或排比、反復或重復的修辭手法,人類為何要用鋪陳或排比、反復或重復的方式去指稱事物、表現對象呢?這是因為在口語文化(口傳文學)中,人類主要運用的感覺器官是聽覺。聽覺不像視覺那樣精確,不要求表達必須嚴謹,有時需經過不斷重復才能使信息被接收,這不斷重復的信息是幾組意義相近的詞語。人類在表達自己的想法時,就需要通過不斷地重復,才能達到語言運用或信息傳遞的目的。還是在《RM罕》中,當RM罕被獵人帶走,母親痛哭起來表達對女兒的思念時[3](p77),一方面是通過不斷回憶女兒身體的某一部分,希望能夠以此喚回昔日女兒在身邊時的情景;另一方面這種描繪讓歌手在演唱的過程中,即使聽眾沒有聽清其中一部分內容,但是只要能聽清其中某一句,就可以明白母親對女兒思念的痛苦之情,讓聽眾心靈觸動,喚起情感的共鳴。
又如在拉祜族創世史詩《牡帕密帕》中,也運用了一系列“賦”的手法來描繪各種植物和動物的出現或產生是由于厄莎種的樹而形成的。[4]這就是因為在歌手表演過程中,信息通過聽覺被聽眾所接收,也需要一定整齊、和諧的形式,這種形式也表現為排比和反復等平行關系的句式,“利奇將平行關系稱為‘最顯著的規律性’。它涉及帶有系統性差異的重復,比如語音的重復,語義的重復,或者韻律結構的重復,是一段話語的建構過程中不變的和變化的因素的結合。”[5]瑯瑯上口并符合語音押韻形式的語言在表演過程中由于更容易被接收,所以在口傳文學中,修辭表現和句式長短也顯現為整齊、諧調。
在口傳文學中,文學的創作、表演和傳承也需要不斷地重復,史詩的掌握者,如年長的歌手要將所掌握的史詩知識傳授給年青的歌手,年青的歌手要通過不斷地記憶、反復地吟誦、經常地表演歌中的程式和主題。“歌手對程式和主題有一個不斷積累、重新組合和反復修正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完善、豐富他的演唱藝術。”[6]固定的程式、相同的主題,穩定的句式等都必須反復被記憶、創作和吟誦,年青的歌手才能成長,而歌也才能被不斷地傳承。
歌的表演場景也會不斷地重復,有些歌只能在某些場合才能被吟唱和表演,有些歌只能被某些歌手表演,這些場合和歌手都必須在固定的儀式中才能吟唱和表演這些歌,有些歌則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被表演,在神圣的儀式和日常生活中被表演的歌反復地被記憶、表演和傳承。“史詩的吟誦不僅有曲調和內容的不同,同時還有傳承場的規定。以梅葛為例,婚喪嫁娶、敬神祭祖,要吟唱不同的梅葛……神圣性和世俗性的場合是截然分開的,梅葛吟唱的方式和內容也因之而嚴格區分。”[7]通過對神圣儀式和日常生活方式的區分,重復的力量滲透到生活的每個角落,在神圣的儀式(通常表現為節日時間)上,通過歌的演唱,人類追思先祖逗留過的無數地方來重溫先祖在神話時代所做過的同樣的事情,從而形成族群內部的自我認同和信仰力量;在日常生活中,這種自我認同和信仰可能被銷損,但是通過節神圣的儀式(節日),它們會被重新回憶并得到加強。
三.小結
賦產生于人對自然的認知和摹仿,也產生于歌的表演和傳承,更產生于儀式的鋪陳和重復,在這些過程中,都需要反復、排比等類似于自然力量的行為,才能使人與自然的關系得到體察,民族內部的關系得到加強,也才能使排比、反復的手法被重復使用,最終在口傳文學中,排比、反復的修辭手法被加強和確認。
從審美的角度來講,自然美的和諧、整齊能給人以震撼,“自然美的抽象形式一方面是得到定性的因而也是有局限性的形式,另一方面它包含一種統一和抽象的自己對自己的關系。但是說得更精確一點,它按照它的這種定性和統一,去調節外在的復雜的事情,可是這種定性和統一并不是本身固定的內在性和起生氣灌注作用的形象,而是外在的定性和從外因來的統一。這種形式就是人們所說的整齊一律,平衡對稱,符合規律與和諧。”[8]講究直書其事和鋪陳其事賦表現出來的更多的就是這種整齊、秩序和諧調,這是人類從自然中看到的,希望能夠摹仿并像自然一樣生態地可持續發展;也是人想要得到的,是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夠如此的一種表達和愿望;更是人類一直想要做到的,希望自身能夠與自然和諧地相處。
(作者單位:德宏師范高等專科學校中文系)
【摘要】不同的民族,其愛國主義的文化精神的具體表現是不同的。本文圍繞新疆蒙古族文學中愛國主義精神的表現,結合作品內容,從文化的角度探析新疆蒙古族文學對優秀文化傳統的傳承與發展。
【關鍵詞】新疆蒙古族文學;傳承與發展;愛國主義傳統
愛國主義是千百年來固定下來的對自己祖國的一種最深厚的情感。隨著時代的變遷,愛國主義的內涵也在逐漸變化,還應包含為祖國繁榮、富強、獨立獻身的偉大精神。具體內涵概括來講,有民族自信力、抵御外辱、反對分裂、維護統一、建設祖國等內容。不同的民族的愛國主義精神在文學作品中的表現,或者換句話說,不同民族愛國主義的文化精神的具體表現是不同的。
蒙古族文學中愛國主義優秀文化的最初基調是謳歌新生活,贊頌偉大的黨
不管是小說、散文還是詩歌,愛國主義精神都是文學作品最基本的主題。新疆解放之初,蒙古族作家們發表了符合當時黨的文藝方針、人民心聲的以敘事詩為主的詩歌以及民間祝詞、贊詞、諺語、格言、歌詞等作品,主要是表達對各族人民帶來自由、幸福生活的共產黨和的感激之情;歌頌偉大勝利,展望更加美好的未來;贊美富饒美麗的祖國山河;謳歌社會主義社會;歌唱家鄉的新變化;描繪草原新生活和蒙古族人民新的精神面貌;號召人民珍惜新時代建設新家園;揭露牧主剝削人民的罪行;怒斥舊社會黑暗本質等內容的作品。
浩?巴岱懷著對祖國誠摯的愛寫出的文字,有著極強的感染力,他的愛國情懷、赤子之心隨處可見,他在小說《昵美爾山風云》中描寫老爺根登巴音的二子喬龍拒絕父親最后的囑托時,就說過這樣的話:“您不是再三表示過,要服從共產黨的領導,走社會主義道路嗎?咱們可不能忘記,是窮人的血汗把我們養大的。”這樣的話,是年輕一輩對老一輩權威的挑戰,也是對他們頑固與腐朽徹底的反抗,同時,也是借喬龍之口,表達對黨和國家的信任和熱愛,更是代表一種新的年輕的思想發出的聲音,他們對國家和社會都有一份自己的理解,相信的是看得見的東西,而不是走向末路的謊言。還有小說中莫爾根在包勒德和齊布嘎婚禮上說的一段:“舊社會,我們草原雖強大,窮人卻連搭蒙古包的地方都沒有一塊,連肚子也填不飽,要背井離鄉到處流浪,如今在黨和的領導下,窮人才當了草原的家……”新與舊的對比,其結果是顯而易見的,這種來自普通民眾的說法,更為真實地表達出牧民對新社會、新生活的向往和贊美,他們猶如新生的嬰兒,需要國家的關注與疼愛,對國家也有著熱切的盼望和美好的幻想,他們相信在強有力的政權體制下,他們的未來一定充滿希望,這種孩子般的依賴,使他們對偉大的祖國產生了深沉的愛戀。在《“傻瓜”貢且》的故事里,也有相似的情感表達,小說中,小伙子貢且運用智慧和力量,不畏艱險與反動派進行頑強的斗爭,而這種勇氣的來源,是對人民和國家的熱愛,他想讓牧民們遠離苦難的折磨,想讓國家變得更加強大和富饒。
在詩歌中,浩?巴岱的這種愛表達得更為強烈,《在喜慶的日子里》說:“論起過去與現在,歌頌今天的幸福生活,過去的社會多黑暗,現在的生活多幸福。”過去與現在的對比,家鄉的變化,富饒的生活,對現在的滿足,強烈的反差使作者對祖國的感謝溢于言表,在《開都河頌》中,作者也表達了對故鄉深深的愛戀和不舍,他這樣寫道:“即使走遍天涯海角,怎能把故鄉的河水忘記!即使經歷千秋萬代,怎能把自己的故土遺棄!”對故土的愛已經到了刻骨銘心的地步,對偉大祖國的愛也就不言而喻了,這種感情在《迎接牛年》中就更明顯了,“人民安居樂業,前途光明遠大,國家繁榮富強,氣象萬千更勝一年”,是對祖國母親更為誠摯的祝福。
在新疆大量優秀的各民族的文學作品中,普遍包含著豐富的想象和情感,它們的這種想象和情感在新文學作品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否定了舊文化價值規范,同時,也為新文化的價值規范體系增添了新的思想、新的情感形式以及更加豐富的精神力量。特別是在新疆文學的小說創作中,對新時期的英雄人物的塑造,詩歌里對新社會、新生活的謳歌,形成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使文化大系統更為多姿多彩,更加充實、豐富。
英雄精神是蒙古族文學的基本精神,是愛國主義精神最基本的體現
這與北方游牧民族中普遍流行的英雄崇拜有直接關系。不論是蒙古人原始信奉的薩滿教中的保護神,還是歌頌英雄的蒙古民間文學,以及蒙古人民對成吉思汗的頂禮膜拜,都不難發現英雄崇拜的盛行,更不難發現英雄精神的影響之大。
研究蒙古族文學,英雄史詩是不容忽視的,不管是長篇還是中篇英雄史詩,都刻畫了一些雖名字不同但卻有著相同歷史責任與使命的英雄,他們的責任與使命就是用自己的英勇頑強同敵人戰斗來誓死保衛自己的家鄉與親人。
當時社會以個人主義為文化價值的一部分,這種文化價值重視個人在社會中的作用和影響,對個人的能力和勇猛有一種強調的意味。而在蒙古族的英雄史詩中,刻畫了不少這樣的英雄,體現著當時的文化價值。作為一名英雄人物,是個有地位的人,要能通過競技的測驗,這是對其是不是真正的男子漢、真正的英雄的基本評判標準,也是普通男子成婚的必修課――考婚(各種技能競賽)。這或許是遺存下來的一種古老的成人儀式。在上述考驗的基礎上,英雄們還要獨自承擔起保衛國土親人的重任,借助于各方面的力量獨自同敵人作戰,最后取得勝利。
在新時期的蒙古族文學中,英雄“不再是孤立的、個人化的,而是時代的、社會的新英雄”,英雄“從神壇走向民間、大眾,成為百姓中的一員”。長篇歷史小說《奔騰的開都河》是繼《命運》后浩?巴岱的第二部長篇小說,小說以歷史事實為依據,用文學創作的手法揭露了國民黨反動派用反革命武裝鎮壓革命力量,欺騙和拉攏民族上層人物,企圖分裂革命隊伍的反動本質。作品具有濃郁的民族特色,熱情地歌頌了土爾扈特蒙古人民不屈不撓的英雄氣概。作者在作品中采用了生動的民族語言,記錄了這場斗爭的真實過程。作品展示了革命隊伍中不同階層人士對革命的不同態度和立場,充分證明了廣大牧民群眾是革命勝利的基礎和決定力量這一真理。可以說這是一部可歌可泣的革命斗爭史。作品中塑造的一些英雄典型形象,身上具備了社會公有的文化價值,集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于一身,同時集真、善、美于一身。這些典型形象具有文學教育功能和審美愉悅功能,成為社會行動范式,對社會起到了積極的引導作用。
嘎?貢巴在他的系列中篇小說《邊防哨所》和《拜格孜吐山的雄鷹》里成功地塑造了達答、阿拉西加布等察哈爾蒙古部落的英雄形象,他們為了祖國領土的完整和人民的安居樂業,不屈不撓地與沙俄侵略者進行血戰,表現出崇高的愛國主義精神和民族氣概。長篇小說《小溪》以三區革命為背景,以額爾德尼領導的蒙古騎兵團戰斗故事為主線,反映了居住在博爾塔拉一帶的察哈爾蒙古人民悲歡離合、流血犧牲、不屈戰斗的感人故事。故事之復雜,人物之多,在新疆蒙古文學史上是空前的。
蒙古族文學愛國主義的基本思想是家鄉之愛
祖國是十分廣大的,而每個人只是生活在一個比較小的區域里,人們對祖國養育之恩的體驗,也總是首先體現在故鄉對自己的養育之恩,然后進一步上升為祖國養育之恩。從普遍意義上來看,一定的文化條件是文學作品產生的先天土壤,因此展示文化現象的文學作品,必須在作家具備一定的情感、理想、能力以及一定的文學作品創作工具的基礎上才能得以實現。由此可見,文化是文學作品的助推器,文化的演變直接助推文學作品的演變與發展。
早期的蒙古族文學的代表作有策?烏力扎巴圖的《祖國――金色的搖籃》、《新時代的婦女兒童》,額?刊載的《我們的太陽》,瑪?陶浩圖和的《我們的北京》等詩歌,以贊美共產黨、,歌頌祖國、家鄉、社會主義社會和揭露、抨擊黑暗社會為主旋律,這些作品為人民群眾提供了精神食糧,滿足了他們渴望知識的需求,激勵他們奮發向上、斗志昂揚,勉勵他們擁護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以飽滿的精神、頑強的意志建設祖國的未來。
20世紀80年代成長起來的尼?索蘇爾先后發表了《好馬?好漢?哥哥》、《蒙古人及其酒和歌》、《有一種聲音總使我疼痛》等散文,主要是對故鄉之愛。作者在“游走”家鄉的“文化群落”、在9000多字的散文里,以動態的筆觸――似乎帶著讀者一起騎著馬,漫游在作者懷念故鄉的思緒中,明寫對過世哥哥的追憶、對兄弟深厚感情的回憶,暗寫作者在都市生活中難以排解的個體孤獨、人性思索;明寫哥哥對牧馬的熱愛、對草原的熱愛、對游牧生活的熱愛,暗寫作者內心深處埋藏著的對給予生命和愛的親人及家鄉的愧疚,對浸潤在血液里的游牧文化的難舍難棄;明寫哥哥作為一個優秀牧民對牧馬的依戀和贊美,暗寫作者對都市紛繁、浮躁的厭倦和對自由快樂的精神解脫的向往;明寫作者尋找家中丟失的馬,暗寫作者撿拾心中失落的情。
另一位作家特?那木吉拉寫有《春的思索實話實說》、《牧民話》、《希望?花?墳墓》、《留戀戈壁的詩》等長短詩200余首。他的詩歌在蒙古族讀者中頗有影響。詩作大多是描寫戈壁小村的風土人情,顯示作者對家鄉的人文景觀和自然景觀以及對家鄉的熱愛。作品生活氣息濃郁、語言樸實簡練、表現手法和形式多樣,具有濃厚的哲理意味。作者就像一個流浪的孩子,突然有一天,有人給了他一個溫暖的家,他誠惶誠恐地抬頭,才發現世間還有這樣的去處,于是他緊隨而行,并且矢志不渝,恰巧的相遇,成了維系一生的信仰,那個人就是我們的黨,而那個家就是我們的祖國和人民,他用一生的時間去感謝這樣的一個歸屬,一片赤子之心,讓人為之動容。
但是,僅有故鄉之愛,還不是完整意義上的愛國主義,如果把自己的思想僅僅局限在“故鄉之愛”,而不愛祖國,就是狹隘的。要把“故鄉之愛”上升為愛國主義,就必須把對故鄉的熱愛擴大到對整個的祖國之愛。
新疆各民族共同形成的邊疆文化,盡管尚處于一種“弱勢者”的文化狀態,面對外來的“文化霸權”的強勢滲透,有時會表現出無所適從或盲目跟風,面對市場經濟的運作模式,新疆各民族共同形成的邊疆文化,并沒有進入“主旋律”。因此,在采摘能夠引以自豪的所謂“文化資本”,比如有關狩獵、語言、建筑、音樂、沙漠、戈壁的知識,有關屯墾戍邊、開發邊疆、建設邊疆的精神,這些初步構成了新疆人共同的生態觀念、行為模式和道德范式,是十分必要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各民族文化都要勇敢面對世界“大文化”的挑戰,敢于面對沖突,積極反思,弘揚優秀傳統,增加文化的新鮮血液。
綜觀新疆蒙古族文學,無論是一個時期的文學作品,還是一個作家的各類作品,大多都包含有英雄題材,他們歌頌英雄、懷念英雄、崇尚英雄,這種英雄情懷,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變成了集體的地域觀念,特別重視鄉音、重視故土、重視歷史遺留物,沉浸在“英雄”過去的恢弘時代。面對社會的急劇變化,由于經濟的繁榮和大眾文化的迅猛沖擊,受到了文化量變和歷史量變的沖擊。如果說“文化”是一種習慣,是一個積極的過程,是從傳統文化的內部發展出來,是以社會記憶的形式積累下來的集體知識,那么,面對開放性強勁的后現代文化思潮,積極行動起來,挖掘和傳承優秀文化精神,使“英雄”永遠光照世人,就顯得尤為重要和緊迫。
(作者單位:新疆財經大學)
編校:董方曉
近日召開的全國少數民族文化工作會議在少數民族作家中引起強烈反響。大家認為,黨和國家歷來高度重視發展少數民族文化事業,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決策和部署,推動少數民族文化事業不斷繁榮發展。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少數民族文學取得了喜人成就,涌現出了一大批優秀作家和優秀作品,為中國文學的百花園增添了特殊魅力,為弘揚愛國主義精神,維護祖國統一、民族團結和共同進步,推進社會主義經濟文化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作家們表示,要倍加珍惜良好環境和發展機遇,加強學習,潛心創作,以更多更好的作品為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作貢獻,開創少數民族文學工作新局面。
“沒有任何國家比我們更重視少數民族作家和少數民族文學”
蒙古族作家瑪拉沁夫認為,全國少數民族文化工作會議把繁榮發展少數民族文化納入繁榮發展中華文化、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和國際競爭力的總體戰略,從國家戰略的高度闡述了少數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充分表明了黨和國家對少數民族文化事業的重視和支持。回顧過去,少數民族文化所取得的重要成果都是在黨的領導下取得的。少數民族當代文學正是新中國的產兒,少數民族文學工作正是長期受到和中國作協的關心支持才走到了今天。他說:“沒有任何國家比我們更重視少數民族作家和少數民族文學,一支多民族、多語種、多門類、具有創作實力和創作潛質的富有才華的少數民族作家隊伍已經形成規模。這些,正是我們的民族政策、文化政策指引的結果。”
中國作協創作研究部副主任、土家族作家彭學明說,近年來少數民族母語創作和翻譯工作得到加強,各民族之間的文學交流和少數民族文學翻譯工作不斷加強,許多母語創作作品及時得到了翻譯介紹。少數民族作家自覺堅持“三貼近”,積極投身時代洪流,努力在創作中體現更加濃郁的時代氣息,有力地唱響了中國共產黨好、社會主義好、改革開放好的主旋律。
彝族詩人吉狄馬加說,全國少數民族文化工作會議提出加強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主線的中華民族大文化建設,對于繁榮少數民族文學事業具有重要指導意義。“一方面,每一位少數民族作家都是本民族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代言人,都是民族文化鏈條中重要的一環,起著承前啟后的作用。承前是指每位少數民族作家都繼承了他們的民族文化傳統,作為作家本身,他們也可以說是這個民族的文化符號。啟后就是通過他們的作品,可以不斷發展、弘揚和傳承本民族優秀的文化。相信少數民族作家們可以創作出更多表現本民族的文化傳統、見證本民族時展和時代精神的優秀作品,為多民族文學的繁榮發展貢獻自身的力量。另一方面,少數民族作家本身,也應該以這次會議為契機,努力向人民學習,向生活學習,堅持在繼承中創新,自覺為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貢獻力量。在文學的創作過程中,我們可以有不同的創作風格、藝術手法,表現不同的民族文化傳統,但是有一個共同的東西,就是要充分體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本質。當然,前提是要藝術地體現,要合乎文學規律地體現。”
作敢于擔當的新一代少數民族作家
“我們要進一步增強責任感和使命感。少數民族作家要不斷見證、記錄和表現我們這個多民族國家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各族人民進行物質創造和精神創造的偉大創舉。我們要加強不同民族文化之間的對話、交流,促進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宗教背景、不同生活背景的民族之間的深層次交流和文化上的包容溝通,從而促進民族團結、增加民族和諧,營造一個安定團結、和諧發展的文化環境。”吉狄馬加說。“貫徹全國少數民族文化工作會議精神,最重要的是要把科學發展觀體現在創作實踐中。少數民族作家都要認真地學習科學發展觀,把它作為行動的指針、創作的感情來源,用它去觀察生活、深入生活、分析生活、感悟生活、提升生活。但愿我們每位少數民族作家都能在這個學習的過程中成為優秀的作家。”瑪拉沁夫說。
彭學明說,我們要做向世界推介中國優秀文學成果的使者。在當今世界政治多極化、經濟全球化、信息電子化的背景下,文化已經成為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國際間的文化競爭日趨激烈。我們要從這樣的高度和視角來看待中國文學的“走出去”,讓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國當代文學和當代作家。各民族作家要更多地開掘積極的、美好的民族情感,展示偉大的民族精神。要讓廣大外國讀者從我們的文學作品中認識和感受到一個以人為本、科學發展、改革開放、充滿活力、和諧進步的國家形象。
為繁榮少數民族文學創作做好事實事
近年來,中國作協努力為繁榮少數民族文學創造條件,營造良好氛圍。除了與國家民委合作召開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會議、全國少數民族翻譯工作會議,共同舉辦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外,還舉辦了魯迅文學院少數民族中青年作家(少數民族作家)高級研討班和“全國人口較少民族作家研討班”、“ 全國少數民族作家‘祖國頌’創作研討班”,支持設在內蒙古師范大學的中國少數民族作家研究中心和少數民族文學館建設,有力地促進了少數民族作家隊伍的大團結和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大繁榮。
“全國少數民族作家‘祖國頌’創作研討班”的學員們表示,能夠來這里學習提高,深深感受到祖國大家庭的溫暖,感受到作為一名少數民族作家的光榮。大家表示,一定認真學習,潛心創作,拿出真正的好作品,唱響“祖國頌”,為新中國成立60周年獻禮。
《民族文學》主編、土家族作家葉梅說,和中國作協領導對《民族文學》一直十分關心,《民族文學》近期已經獲得新聞出版總署批準刊號,近期將出版蒙古文、維吾爾文和藏文版,把多民族的優秀作品翻譯成以上三種文字,促進我們多民族社會主義文學的交流和繁榮。
中國作家出版集團管委會副主任、哈薩克族作家艾克拜爾?米吉提說,在今年的中國作協新會員名單中,又增加了塔塔爾等5個少數民族的作家,從而實現了55個少數民族都有中國作協會員的目標。新時期以來,少數民族文學以其獨特的色彩豐富著祖國文學。作協要廣泛團結各民族作家、翻譯家,將我國各民族母語創作的優秀文學作品更多地介紹給全國讀者,進一步促進少數民族母語文學創作和翻譯事業。
據悉,在今年國慶節前夕,中國作協還將推出20卷本的《新中國成立60周年少數民族文學作品選》,其中將收錄55個少數民族作家的作品。這是少數民族文學60年發展歷程的巨大收獲。今天,少數民族文學生逢其時,將迎來全面發展的廣闊空間,一定能夠為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構建和諧社會發揮重要作用。
在當前經濟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現代社會發展格局中,我國少數民族文化(包括其語言文學)也面臨著現代化以及后現代主義潮流的沖擊,有的被更加邊緣化而處于瀕危狀態,有的與漢化及其他文化相互吸收、融合而共同發展,有的被融入主流文化之中,有的經主流語言而得以廣泛地傳播。為了更好地把握我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的發展態勢,搞好相關學科建設,2009年4月10日來自全國11個省、市、自治區從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研究的專家學者和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的有關領導共50余人,在暨南大學舉行了“中國社會轉型與多民族語言文學發展關系暨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學科建設”研討會。與會代表就少數民族語言文學面臨的瀕危、傳承、發展、教學、現代化、族群沖突與認同危機以及學科建設和學術空間等問題,展開了廣泛的探討和交流。有論者認為,中華民族文化的多元一體性已得到普遍認可,這一概念的確立為民族文化研究提供了和諧統一關照及全面平等對話的學術可能,但其文化多元融合的歷史是有層次的,仍需做細致深入的研究。我國歷史上有過30多種少數民族文字,保存了許多珍貴的民族文學史料和文本,還有豐富的口頭敘事作品有待整理,需要做大量基礎性工作對其進行現代學術闡釋。以呈現各民族優秀的文學傳統,并使其納入中國文學研究的學術整體格局中。有論者提出,由于民族文學研究分布于現當代文學、民俗學、文藝學、外國文學和比較文學等學科,需要利用人類學、民族學、民俗學和敘事學等資源,置于古今中外的跨學科視野來審視。才會有益于文藝理論的建設;與此相應,應在漢語言文學系也開設少數民族文學正式課程,才便于有效推廣。有論者注意到,中國少數民族詩學也形成了多元發展格局,包括口頭詩學、經籍詩學、同韻詩學、勸喻詩學、《濤鏡》詩學、回回詩學、南夷詩學、八旗詩學、新變詩學、史詩詩學、族類詩學和文化詩學等。還有論者指出,瀕危語言研究有多種目的,含維持語言活力、延長語言壽命、維護人類語言文化多樣性、保存語言文化遺產和為語言學及相關學科服務等;其語言學價值包括語言類型轉換研究、語言接觸與混合問題研究、歷史語言學研究等價值;為了提高民族文化的軟實力,要確立本民族信心,實行標準化、文字規范化,開發工具書,通過媒介實現資源共享。
提起少數民族青年文學創作,《民族文學》主編葉梅首先對記者談起一些少數民族詩人的詩作。她說,這些詩讀了一次就讓人忘不了,少數民族作家有著本民族非常獨特的表述方式,這是其他民族的作家代替不了的。對于近10年來涌現出的少數民族青年作家,葉梅和很多作家都有同樣的感受,那就是文學素養的普遍提高和創作水準的提升。
葉梅表示,少數民族作者隊伍在近10年來得到了很大發展: “過去很多族別出現一個作者就非常不容易,現在很多偏遠地區都產生了大量的青年作者。少數民族作者隊伍不斷壯大、創作不斷繁榮發展的態勢讓人欣慰。”
記者從中國作協相關部門了解到,截止到2007年,中國作協會員8129人,少數民族會員885人,青年作家(40歲以下)61人。在本年度發展的新會員中,民族分布廣泛,新會員中包含了蒙古、回、藏、維吾爾、彝、布依、朝鮮、滿、土家、哈薩克、達斡爾、羌等16個少數民族作者。目前55個少數民族都擁有了自己的書面文學作家,都有獲得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的作家。葉梅表示,正是因為有了數量上的基礎,優秀的青年作家和作品也越來越多。比如在今年審定的《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2007年卷的入選作品中,10位35歲以下的青年作者中,就有4位是少數民族作者,如壯族作者李約熱、納西族作者和曉梅、仡佬族作者王華等。
“像女作家和曉梅,年紀不大,但作品帶著浸入血液的納西族文化符號,引起了很多評論家的關注。這一是說明少數民族作家里還有非常多的新星等待我們去挖掘,二是說明現在少數民族作家的創作水準已經非常高了。”葉梅表示,少數民族青年作者數量的增多和作品質量的提高,除了時代大背景的因素,另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國作協和各地作協近些年來采取了一系列具有針對性的發展和保護措施,比如舉辦研修班、講座、采風等等。
實際上,作為各民族作家之家,中國作協始終堅持為全國各民族作家提供良好的服務,努力扶持新人隊伍,繁榮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營造良好的環境。近年來,中國作協與國家民委合作先后召開了全國第四屆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會議、全國第四屆少數民族翻譯工作會議。舉辦了少數民族中青年作家高級研討班,24個少數民族的50余位作家參加了學習,并且在每期魯迅文學院中青年作家高級研討班中,都有一定數量的少數民族作家參加。舉辦了“全國人口較少民族作家研討班”,來自普米族、裕固族、毛南族、阿昌族等人口較少民族的42位作家參加了學習研討。組織了第八屆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評獎頒獎活動,舉辦了“繁榮西部少數民族文學論壇”,積極支持設在內蒙古師范大學的中國少數民族作家研究中心和少數民族文學館建設。同時還選派少數民族作家出國訪問。
中國作協還分期分批組織少數民族作家,到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國家重點建設工程深入生活。去年組織了新疆少數民族作家、翻譯家東部行采風活動,今年組織了我國22個人口較少少數民族作家采風團赴東部采風。此外,少數民族文學的創作、出版、評論以及研究和教學,也形成了一個相對完整有序的規模和體系。已有30多個民族出版了本民族的文學史。
創作園地方面,專門開設了《文藝報》少數民族文藝專刊和中國作家網少數民族文學專欄。《民族文學》僅去年來就邀請了近200人(次)的民族作家進行交流。為了打破本民族評論家評本民族作品的局限,雜志社在活動中還專門請來很多漢族的著名評論家和學者、出版家。同時邀請《人民文學》《十月》等雜志參加各項交流活動,吸引他們對少數民族作者的關注。
“各項活動對扶植少數民族新人的效果都非常顯著。比如說魯院的高級研修班,很多作家從這里一步步走向成熟。今年舉辦的‘人口較少民族作家研討班’上,赫哲族作者參會,被當地政府和群眾認為是極大的榮譽。這個作者回家后寫了非常多作品,還寫了一封很長的非常感人的信,表達對黨和國家的感恩。系列采風活動和交流活動,更是擴大了西部作者的眼界,提升了文學修養。”葉梅說,從去年第7期開始,《民族文學》開設了青年佳作專欄,專門針對35歲以下名不見經傳的作者。青年作者、較少少數民族作者和母語創作作者,將始終是刊物關注的三大主線。
據了解,在繼續開展好已有工作的基礎上,中國作協還將注重扶持各民族作家的優秀作品,加強與西部地區和少數民族省區市作協的合作,實施少數民族文學翻譯工程,每年翻譯出版一套《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翻譯作品選》,明年將編輯出版一套《當代少數民族作家作品選》,把少數民族優秀作品列入當代中國百部文學精品譯介工程等,為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營造一個良好的氛圍和環境。
摘要:本文主要探討了在新的時期下,我國高校的漢語言文學專業的教學模式應當如何改革創新,轉變思維模式,以提高教學效果,從而培養出更多符合當代社會發展需求的漢語言文學人才。文章首先分析了在傳統的教學模式下,漢語言文學專業教學過程中所存在的弊端與缺陷,并就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改進和轉變教學模式的方法措施進行了探討,以供參考交流。
關鍵詞:漢語言文學;教學模式;問題;轉變
漢語言文學是傳承我國古代文化的一門重要專業學科,其主要是為了研究我國傳統的古代詩詞、文學作品、成語、典故等一些具有我國古代文化特色的語言常識,這對于我國語言文學的發展是起到很重要的奠定基礎作用的。目前我國的很多高校都開設了漢語言文學專業,但在實際的教學過程中卻發現教學效果并不能達到滿足的效果,尤其是近年來在社會發展和科技進步的推動下,傳統的教學模式已經遠遠不能滿足新時期對人才的需求,這時加快漢語言文學專業教學模式的轉變就顯得極為重要。以下本文筆者就在結合自身教學經驗的基礎上,通過研究分析新時期新形式下社會對人才的需求,來探討如何轉變漢語言文學專業的教學模式。
1、傳統教學模式存在的問題
從學科種類劃分上來講,漢語言文學專業是屬于一門人文學科而非自然學科,其所體現出的人文精神是非常強大的,這是我國古代文化流傳下去的主要途徑之一。因此提高漢語言文學專業的教學水平是非常有必要的。然而從目前我國的大多數高校的漢語言文學專業教學來看,教學方法與教學模式還是存在著較大的問題與不足的,教學思維較為固定和守舊,并不能適應新時期的教學需求。其主要存在的問題大概表現在以下幾點:
1.1教師采取“滿堂灌”的教學模式
受到傳統教學觀念的約束,在現階段不少高校教學中都是采用傳統的滿堂灌的教學方法,這種教學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學生思想和積極性。在教學課堂上,教師在三尺講臺上,口若懸河地滔滔不絕,將各種知識點分解為條條框框逐一的列舉在黑板上,下面學生通過對黑板上知識進行記錄的方式來對各知識點進行理解,這就造成了學習的被動性和學生聽課的不主動。學生在聽課的時候一般都是昏昏欲睡和埋頭抄寫筆記,等下課的時候一哄而散,很少去對知識點進行交流和探討。一個學期下來,師生的彼此認識和了解也是十分有限。由此可見,這種教學模式明顯地存在極大的問題,學生在課堂上完全處于被動狀態,教師永遠是高高在上。缺乏應有的互動,有趣的人文課程變得刻板地抄錄筆記,無法激發起學生對課程的興趣和熱情,學習效率自然低下。
1.2教師忽視學生創造力的培養
將來的社會是充滿機遇和挑戰的信息時代。教師在教學的過程中不僅要做到對各種專業知識點的教學,同時還要教學生怎么樣去學習,怎么樣更好的掌握知識,以此來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和積極性。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創造力主要體現在語言的創造性運用,具體來說就是口語表達和書面寫作上。可是我們不難發現,如今不少中文系教師往往只重視教材上的知識傳授,學生只是被動地“聽”課,完全缺少對問題的思考,沒有小組討論和交流的訓練,不懂如何表達自己的意見,一到了實習的時候,方知道在講臺上非常害羞,說不出半句話來。至于書面的創作,更是少,連實習學校的教案都不會寫,更不用說學術論文的發表了。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教師的責任是不可推卸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傳統的照本宣科的教學模式完全忽視學生的創造力的訓練和培養。
1.3教師不重視學生實際應用能力的訓練
理論知識是客觀實踐的高度總結,對實際運用具有深刻的指導意義。但是如今不少漢語言文學的教師往往只重視理論知識的教導,譬如。學生還沒認真把文學作品原著瀏覽一遍,教師馬上向學生總結出該作家以及相關流派的特點、思想意義和歷史地位,到考試前,學生只要死記硬背一下課堂筆記。在這種教學模式中。學生的查資料、篩選資料、歸納總結等基本動手能力根本沒有調動起來。至于調查報告、撰寫公文、新聞稿等貼近實際需要的應用寫作,還是比較缺乏應有的指導和訓練。
2、轉變高校漢語言文學專業的教學模式
面對當前人才市場的激烈競爭,若還是一味沿襲采用傳統的教學模式進行漢語言文學教學顯然是不可行的,必須要在當前的教學方式基礎上著手改進與完善教學方法與教學模式,以此來提高教學水平,使學生能夠真正掌握到傳統文化的精髓要點,能夠在進入工作崗位后充分發揮其所學到的知識內容。在此筆者提出了一些改革和轉變當前教學模式的方法措施,具體如下所示:
2.1轉變陳舊的教學觀念,樹立以學生為主體
思想觀念是行為的先導,想要轉變高校漢語言文學專業的教學模式,首先要轉變陳舊的教學觀念。首先,在漢語言教學的過程中確立學生主體地位,將教材看成確定、客觀的認知對象,引導學生通過感知、判斷、概括、抽象、推理來理解和掌握教材中的知識,從而使教材知識的獲取超越了知識技能的范疇,并將其融入到生活領域中去;其次,漢語言教學應具有開放性,不能將教材單純地看做真理和知識載體,學生只能認知和掌握,卻不能重新構建。開放性的漢語言文學教學應充分尊重學生的個人見解,不應把教師的定性理解強加于學生。教師采取“滿堂灌”、“填鴨式”的教學模式,歸根到底的原因就是教師與學生的聯系就是傳授知識,教師和學生是上級與下級的不平等關系,教師擁有絕對的權威,學生必須絕對服從教師。以教師、知識為主體的陳舊教學觀念,直接導致課堂的教學活動只存在著教師的單向傳授知識,缺乏師生之間的互動交流和討論。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動力自然較低,對知識的理解只是處于表面的識記層面,缺少應有的深入反思。
教師應以其豐富的知識做背景,在教學中不斷拋出新觀點,給學生以震撼,激勵他們也去發現、思考、創新。可以說漢語言文學教師必須在不訥于言的同時,還要敏于行。沉默寡言不是該的個性,只有言行結合,才能讓學生讓自己更自信,更有思考的動力。
2.2轉變落后的教學法,嘗試具有開放性的探究型教學
至于在教學法上,我們必須轉變落結論型的灌輸教學模式,嘗試具有開放性的探究型教學。探究型教學就是指學生在教師有目的性的引導下,主動地參加到發現問題、分析問題的過程,并且最終解決問題的一種教學模式。與結論型的灌輸教學模式相比,探究型教學的最大的根本區別是調動起學生的主動性,自主地探究問題的存在,尋找問題的答案,在此過程培養起學生對問題的解決能力。因此,探究型教學的步驟口以分為:選擇課題(發現問題)――收集、分析資料(分析問題)――總結歸納結論(解決問題)。
2.3理論教學與實踐教學相結合
漢語言文學作為理論性較強的一門學科,在教學的過程中,若一味的強調理論的重要性則違背了我國“應用型人才教育”的倡導。由此就需要在漢語言文學專業教學的過程中,既要力爭“實踐、創新、應用”還要遵從我國傳統的“傳道、授業、解惑”將漢語言文學推向更廣的社會層面,尤其是發揮“文以載道”的傳統思想。例如:2011年4月1日,上海浦東機場一名留學生因學費問題與來接機的母親發生爭執就拿出行李中水果刀刺傷母親。這雖是個案,但也要引起重視。教師教授先秦諸子散文孔子的《大學》:“為人子,止于孝”時可將“孝”作為一個專題。讓學生認識到符合孝道,是為人子女的最基本的要求。不愛父母焉能愛他人?不愛家庭焉能愛祖國?以此類推,將“愛國”、“禮儀”等美德也作為專題,既學前人文才,又品思想,使學生受到“潤物細無聲”的道德教育。為此,在轉變教學模式時還需要進行相應的實踐教學,將社會中對于漢語言文學的需求轉化成實踐課程,通過理論與實踐的相互輔助教學來使學生更加全面與客觀的了解到漢語言文學的重要性與實用性,這樣才符合新時期社會對人才能力的需求。
3、結語
總之,漢語言文學對于我國的文化傳承來講是非常重要且關鍵的一門學科,為了在保持我國文化的傳統與特色的基礎上將古代文化發揚光大,就需要我們不斷創新發展,改革轉變落后的教學模式,積極利用新的教學工具與教學理念,提高漢語言文學專業的教學水平。
摘 要:少數民族學生漢語教學,其主要任務在于培養學生的語言應用技能和語言交際技能,特別是通過語法知識的講授和訓練可以使學生更加自覺地、能動地認識和把握漢語言的內在規律。
關鍵詞:少數民族學生 漢語言文學 教學
這里的漢語教學是指在少數民族學生中開展漢語言的教學,其中包括教授漢語課程和利用漢語語言教授其它專業課程。自開展漢語教學活動以來,本人想根據自己的教學實踐談談少數民族學生的漢語教學問題。
一、改善少數民族漢語言文學教學水平
1.提高師資水平。師資水平的提高一方面要提高民族老師的漢語水平,主要通過:(1)對在職教師漢語水平的再培訓,提高教師漢語水平的實力;(2)開展漢語文化活動,讓民族教師更多地了解漢語文化的背景、底蘊,了解漢語文化的意境,增強民族教師的軟實力;(3)對于教授漢語語言老師的資格進行嚴格把關,選用優秀老師。另一方面,要實施漢語老師援助少數民族漢語教學,讓漢語老師作為“外教”給民族學生授課,注重提高民族學生的漢語發音,以及漢語用語的語境選擇。此外,少數民族漢語教師在教授知識的過程中還要注意表達方式,要注重口語與書面語的結合、與姿態手勢的結合,這就要求教師們“民漢”兼通。講解內容時要用簡潔、條理清晰的書面語言,而在具體事理如描繪景物、啟發誘導時要用生動、自然的口語表達,以增強感染力。
2.教學結構的改善。漢語言博大精深,語法結構復雜多變,字形相近,相似者甚多,教與學都存在一定困難,所以教與學都要抓重點,而不是全部灌輸。對于音節一定要一次性通過,即第一次教授時就要求學生準確發音,一旦一次發音不準,以后就很難糾正,這是因為學習具有慣性式“原始記憶”,第一次錯,一旦形成慣性想改都改不了。對于語法,不宜講得過多、過繁,講得太多反而會擾亂學生對語法的記憶,以前掌握的都可能變得模糊不清。語法教授不在于多,而在于精,把日常生活中及寫作中常用的語法知識講通即可,也就是語言知識的講授一定要精要好懂,讓學生學后有實際用處。對于字形相近者可采用區別法,即找出不同點,通過比較字形的不同來加以記憶。
3.使用新穎的教學方式。在教材選材合理的基礎上,要適當應用多媒體教學將最現實、最實用的漢語生活語言帶到課堂,提高學生學習語言學以致用的能力。由于漢語言方式靈活,同時又具有很強的語言環境性,不同場合、環境都可能造成語意的變化,所以一定要讓學生在多媒體信息中如身臨其境般地親自體驗漢語言的應用。例如充分利用語言學習資源,在新疆地區漢族人數幾乎占半,這給少數民族漢語教學提供了良好的語言環境。在我校也有不少漢民同宿,所以同學之間可以很方便地交流,以促進民族同學漢語言水平的提高。因此在少數民族漢語教學中可以盡可能地采用民漢同宿、同習,促進民漢學生的語言交流,以實踐來提高民族同學的漢語水平。
4.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在教學過程中,還要注重教授學生學習方法及學習習慣,讓學生掌握漢語言學習的規律,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知識性、學習化社會的到來,對學習者的要求也隨之提高,不僅要求他們掌握大量的知識信息, 還要求他們掌握一定的學習技能,以便利用這些技能自主學習,為適應這個“終身學習型社會”打下基礎。而培養學生自學能力的重點就是培養其閱讀習慣及寫作習慣,通過大量的閱讀,讓學生掌握閱讀方法及技巧,在慣性閱讀中讓學生逐漸摸清漢語言的規律,這些都是少數民族漢語教學中不可或缺的內容。
二、具體授課方式上要把握的內容
1.全面系統地講解漢語語法知識。語法是語言構成的重要因素之一,揭示了語言結構的組合規律,通過語法知識的講授和訓練可以使學生更加自覺地、能動地認識和把握漢語言的內在規律。漢語語法體系不僅豐富多彩,而且別具一格,與其它類型的語言特別是表音文字類語言的語法體系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在教學過程中要進行全面系統的講解,并充分運用實例來闡明漢語語法的規律和特點,必要時還可開設現代漢語講座來輔助教學,使學生對漢語語法有一個完整的把握和深刻的理解。
2.加強漢語語法知識的應用訓練。學習是為了應用,并在應用中進一步得到提高,學生對漢語語法知識的掌握也要通過作業練習來進行檢驗。作業練習包括記憶練習和能力練習,應以能力練習為主,讓學生在作業練習中直接體驗和把握漢語語法的知識要點,辨認各種詞類和詞組,正確分析句子成分和判斷語句的正誤。老師則要通過作業講評對學生進行啟發和指導,提高他們的漢語言修養和表達能力。
3.在抓好少數民族學生漢語教學的同時,進一步促進他們的母語及其它科學文化知識的學習,將漢語教學與他們的母語及其它科學文化知識學習有機結合起來。例如老師可以指導學生將漢語與母語的語法及修辭特征進行對比,通過對比分析克服母語負遷移,并深化對漢語語法規則和修辭技巧的認識和理解。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少數民族學生的文化素質和認識能力得到全面提高。
總之,各個方面都與教師素質及對漢語文化背景的認識有密切關系。因此對教師及其相應教學措施的要求也比較高,少數民族漢語教學中教師必須有一套扎實系統的漢語理論知識,同時漢語語言的實踐性也必須結合各種教學手段表現出來,這是漢語言抽象性、概括性的特點所決定的,這樣少數民族漢語教學才會取得最佳效果。
摘要:本文分析了內蒙古當代少數民族生態文學創作的起因、發展和未采的發展趨勢,并說明了借助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天然優勢,內蒙古當代少數民族作家的生態文學創作具有前沿性價值,對我國生態文學創作和生態批評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內蒙古;少數民族;生態文學創作
一
1866年德國生物學家恩斯特?海克爾提出了“生態學”的概念,他認為生態學是“研究生物及其外部世界關系的科學”。1962年,美國女作家雷切爾?卡遜的生態文學作品《寂靜的春天》,為生態學和人文社會科學搭起了一座橋梁,標志著生態文學的正式誕生。1973年,挪威哲學家阿倫奈斯發表《淺層生態運動和深層、長遠的生態運動:一個概要》,提出了“生態中心主義”的概念。并以一種新的哲學世界觀探索生態危機產生的深層原因。生態哲學思想催生了作家的生態意識,一批典型的生態文學作品誕生。美國亨利?大衛?索羅的《瓦爾登湖》、前蘇聯作家維-阿斯塔菲耶夫的小說《魚王》、加拿大女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可以吃的女人》、中國作家的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賈平凹《懷念狼》、張煒《九月的寓言》等,這些作品雖然基調不一,感情各異,但關注的都是生態問題。隨著生態文學的發展興盛,內蒙古生態小說創作開始崛起。
內蒙古生態文學的創作與國內生態文學的創作同步,甚至早于全國。烏熱爾圖、郭雪波、滿都麥、阿云嘎等作家以小說、散文、隨筆的形式展示民族風情,關注草原生態環境的變遷,關注人與自然的關系,作品中表現出的種種生態思想對于我國生態文學創作和生態批評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內蒙古生態文學作品的產生并非偶然。首先,民族宗教文化的濡染造就了作家的創作靈性。內蒙古少數民族作家接觸較多的是薩滿教和喇嘛教,薩滿教崇尚萬物有靈,平等相待;喇嘛教提倡眾生平等,宣揚普度眾生。這些宗教教義與生態文學所提倡的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天人合一”的生態整體觀相一致。其次,自然的珍貴啟示滋養了作家的心靈。與工業發達的中東部相比,地處邊疆的內蒙古更好地保存著原生態的大自然。一大批作家在與大自然的接觸中,在靈魂深處仍保有一份與自然水乳交融的親密。少數民族作家表現出更為鮮明的對于生態意識的追求以及對草原上的生靈的理解和親和,筆下萬物皆有靈,草木皆有情。再次,現實的沖擊更多的觸動了作家敏銳的思維。近幾百年來,人類違背草原生態規律大肆墾殖,導致草原的沙化。50年代的,向草原、沙漠要糧,導致生態危機加劇;“”時期,知青以改天換地的斗志,以“人定勝天”的囈語,制造了更多的荒漠;改革開放的80年代,為了發家致富,草場、牲畜包產到戶,一望無際的草原被分割成一個個網狀的格子,每個單元格承載了載畜過量的牲畜。草原沙化,草原生態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危機。以上三個原因,更為直接地催動了內蒙古作家的生態文學創作。當然,中國古典文學、西方當代生態文學思潮以及國內外生態文學和生態批評的興起,也進一步推動了少數民族作家的生態文學創作。
二
鄂溫克作家烏熱爾圖是內蒙古乃至全國生態文學創作的先鋒,其作品《琥珀色的篝火》、《一個獵人的懇求》、《七岔犄角的公鹿》都從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人與自然的關系。烏熱爾圖以森林為背景,描寫了鄂溫克人狩獵和馴鹿生活。他從薩滿教的萬物有靈出發,展示了鄂溫克人與森林互養互惠的生態整體觀,森林養育了鄂溫克人,而鄂溫克人也與自然呼吸、共命運。這是悠久的宗教文化傳統和長期的生活積淀鑄就的生態文學作品。烏熱爾圖關注人與自然的關系,其作品在人與自然、人與動物的對話中詮釋人與生態的關系。《七岔犄角的公鹿》里,“我”放走了美麗、驕傲、強壯的七岔犄角公鹿,而換回了繼父特吉扭曲人性的舒展。在征服與被征服之間,人與自然生靈和解了,人與人和解了,人在與自然的和諧中找到了人類自身的和諧。《灰色馴鹿皮的夜晚》中芭莎老奶奶在風雨交加的夜晚奔向虛幻的馴鹿奔跑的世界,在灰暗的叢林中,找到了自己的歸宿,將最后的溫暖留在了那里。她死后被放在“給徒具四壁的木房添了幾分暖意”的馴鹿皮上,人與馴鹿真正地融為一體,肉體與周圍環境完美地融合而實現靈魂的再生。老奶奶的死隱喻個體與周圍環境完美融合,在宗教精神的感召下,真正的鄂溫克人告別世界的同時亦融入大自然,他們并沒有與自然真正分離。
80年代興起了以報告文學的形式揭露批判人對于自然地破壞的生態文學,而在烏熱爾圖的小說中更多的是描繪曾經存在的美麗和溫馨,在回憶中喚醒迷失的精神價值,在人與自然的和諧中,表現族人的道德品質和人性之美。烏熱爾圖后期的作品則突出了人與自然的對立,用震撼心靈的場面和鮮明的人物形象深化其美學意義。《胎》里獵人舒日克捕獲一只懷孕的母鹿,他想到了自己正懷孕的妻子。他一直在跟這只母鹿喃喃而語,好像自己也變成了它,體會著它的煩惱和恐懼。舒日克最后射死了母鹿,但他的眼睛里卻是妻子的幻影,他覺得殺的是自己的妻子,心靈不斷顫抖。疑慮、麻木、懊悔、悲哀諸種情感交織在一起,冥冥中害怕自然報復的恐懼像影子一樣揮之不去。烏熱爾圖以人的情感去體味動物,亦以動物反觀人性,人不能善待自然生靈,亦不能安撫自己的靈魂,揭示了生態危機導致了精神危機,預示著人類內在生命系統的崩潰。
蒙古族作家郭雪波以《大漠狼孩》、《大漠魂》、《沙狐》、《銀狐》等生態小說而聲名遠播。他的小說圍繞科爾沁沙地上的人與自然的關系展開,對日益荒漠化的故鄉土地的哀嘆,對現代人性的反思,對生命終極意義的探尋,反映了作者對生態危機的深層關注。郭雪波小說中反復出現的被流沙掩蓋的古城遺址,像一首首哀婉的歌,重復著沙漠吞噬草原的悲劇:沙漠步步緊逼,人類步步后退。在歷史和現實之間,揭露了違背生態規律給人類帶來的惡果。《沙狐》中那只具有靈性的老沙狐,《大漠狼孩》中的那只蔑視人類的公狼,《蒼鷹》中的母鷹,它們與人一樣,體驗著自然大化賦予它們的盎然生機;同時,也顯現著它們自然自在,天真無邪的野性。以動物未泯的真純反觀人性的卑微,呼喚具有真正生態人格的人。“人不是存在的主人,人是存在的看護”,具有生態人格的人都是自然和大地的看護者。《沙葬》中的云燈喇嘛,超越了人類中心主義,以眾生一體的生態境界看護著自然生命,這是郭雪波生態理想的實踐者。
面對生態危機的直接后果――沙地,面對精神危機的直接后果――道德淪喪,作者呼喚的是對自然地敬畏與感恩之心,呼喚回歸傳統的宗教文化,追隨薩滿教的教義――信奉長生天為父,信奉長生地為母,信奉閃電雷火,信奉山川森林土地,信奉萬物有靈。只有信奉這些,尊崇這些,人類才能控制自身的欲望,以感恩和敬畏之心,與自然達成和諧,從而追求更高層級的精神生活,回到人的終極生命的意義上來,這是郭雪波生態小說的起點和終點。
蒙古族作家滿都麥、阿云嘎是用母語創作的生態文學作家。語言的隔閡,使得他們在中國生態作家的名單里缺失,但并不影響作家以更傳統、更詩意的筆觸關注草原生態、地球環境以及現代人類生態文化。
滿都麥以神話世界的古樸和蒼涼敘寫著蒙古族傳統文化的失落、生態環境的惡化以及人性的沉淪,透視著沉郁的救贖意識。滿都麥以詩意的筆觸揭示詩意的破碎,在破碎中以悲劇的審美,探尋生態危機的內涵,尋找重建人與自然的詩意和神性的和諧之路。滿都麥的小說多以“仁愛”為主題,《瑞兆之源》寫人與人之間的愛與善,《馬嘶?狗吠?人泣》描寫了人對自然之愛,《四耳狼與獵人》中的“狼”在嗅出了“恩人”的味道后知恩圖報,揭示了“狼性”之善。《人與狼》中,他揭示了“人類那種極端自私、無比貪婪、肆無忌憚、絕無僅有的卑鄙秉性”,充滿母愛的年輕的灰色母狼慘死,年幼的兩只小狼崽只為了人要做皮帽子、大衣領子就被活活剝皮。“朝克始終替兩只小狼在難過,感到非常愧疚”,而慈悲為懷、悲天憫人的東日布老漢最后因無法承受活剝狼皮的罪惡自殺身亡。人類為了一點點物質利益就輕易地失去了人之為人的內在道德準則,造成人的主體結構的內在性缺失,精神危機隨之產生。滿都麥小說在描寫人性之善惡和“狼性”之善惡中,是對詩意的過去的追念和當前人類走出文明困境的反思。愛的撒播與人性向善的回歸是人類救贖的唯一出路。善是“一種神性領悟,一種詩意情懷,一種人性的博大和完美”。滿都麥以詩意的筆觸表現詩意的破碎,更是在追求更高意義上的詩意重建。即在尊重自然生態的同時,建構生態自我,從而達到生態境界。所謂“生態境界”即指“人體驗到與自然萬物的大生命融為一體、主客不分、大化流行、生機盎然的境界,這是生命意義的最終圓滿的境界”。其小說所思考的不再是民族生存的現實問題,而是人類普遍意義的終極關懷。
阿云嘎的生態小說《燃燒的水》、《有聲的戈壁》以戈壁為背景,圍繞生態與權力、生態與倫理,在平實生動的描繪中表現深刻的人文內涵。“濃煙和烈焰像數不清的巨大怪物,不斷地變換著形狀在那里相互纏繞著,扭動著,膨脹著,瘋狂著,整個大院變成了魔鬼的舞場”。這是對油田大火的描寫,更是象征、隱喻人與自然、人與人裂變之后的惡果。作者在對惡的揭示中重新思索先進與落后、文明與野蠻、科學與愚昧的辯證關系。人類在經歷了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和科技文明,能不能在更高意義上回歸生態文明?作品在質疑中探尋人類的救贖之路。
內蒙古少數民族作家的生態文學創作根植于民族長久的信仰和大自然的質樸,這一天然優勢使得內蒙古生態文學的創作走在全國的前列。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內蒙古少數民族作家即開始了生態文學創作,關注于人與自然的關系,表現少數民族“特有的人與世界、人與萬物之間的同一性、親緣性的情感關系”。以詩意的筆觸描寫美麗的自然風光和人與自然的和諧之美,人與自然共興共衰,體現了生命整體意識。這有別于80年代以揭露批判為主的主旋律生態文學創作,表現出強烈的生態意識,即“生態中心主義”。作品中對人與自然樸質、真純,充滿詩意的描寫,具有較高的審美藝術性,從而具有更高的審美價值。
“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全球性生態危機,起因不在生態系統自身,而在于我們的文化系統。……研究生態與文化關系的歷史學家、文學批評家、人類學家和哲學家雖然不能直接推動文化革命,但卻能夠幫助我們理解,而這種理解恰恰是文化變革的前提。”內蒙古獨特的地域性和獨特的文化氣質給作家帶來的優勢,歷史和傳統因素提供的豐富素材,民間文化的獨特視角,更接近于原生態的敘述,使邊緣的內蒙古文學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前沿性價值。內蒙古作家應從更高意義上重塑自我,樹立“生態中心主義”的意識,從生態整體主義的立場看待現實問題,大力弘揚生態文化和生態人文觀。
【摘要】少數民族學生漢語教學,其任務主要在于培養學生的語言應用技能和語言交際技能,特別是通過語法知識的講授和訓練可以使學生更加自覺地、能動地認識和把握漢語語言的內在規律。
【關鍵詞】少數民族學生 漢語言文學 教學
這里的漢語教學是指在少數民族學生中開展漢語語言的教學,其中漢語教學包括教授漢語課程和利用漢語語言教授其它專業課程。自開展漢語教學活動以來,本人謹根據自己的教學實踐談談少數民族學生的漢語教學問題。
一、改善少數民族漢語言文學教學水平
1.提高師資水平。師資水平的提高一方面要提高民族老師的漢語水平,主要通過(1)對在職教師漢語水平的再培訓,提高教師漢語水平的實力。(2)開展漢語文化活動,讓民族教師更多地了解漢語文化的背景、底蘊,了解漢語文化的意境,增強民族教師的軟實力。(3)對于教授漢語語言老師的資格進行嚴格把關,選用優秀老師。另一方面實施漢語老師援助少數民族漢語教學,讓漢語老師作為“外教”給民族學生授課,注重提高民族學生的漢語發音,以及漢語用語的語境選擇。此外,少數民族漢語教師在教授知識的過程中還要注意表達方式,要注重口頭語與書面語的結合、與姿態手勢的結合,這就要求教師們“民漢”兼通。講解內容時要用簡潔,條理清晰的書面語言,而在具體事理如描繪景,啟發誘導時要用生動、自然的口語表達,以增強感染力。
2.教學結構的改善。漢語語言博大精深,語法結構復雜多變,字形相近,相似者甚多,教與學都存在一定困難,所以教與學都要抓重點,而不是全部灌輸,對于音節一定要一次性通過,即第一次教授時就要求學生準確發音,一旦一次發音不準,以后就很難糾正,這是因為學習具有慣性式“原始記憶”第一次錯,一旦形成慣性想改都改不了;對于語法,不宜講過多,過繁,講的太多反而會擾亂學生對語法的記憶,以前掌握的都可能變的模糊不清。語法教授不在于多,而在于精。把日常生活中及寫作中常用語法知識講通即可,也就是語言知識的講授一定要精要好懂,讓學生學后有實際用處;對于字形相近者采用區別法即找出不同點,通過比較字形的不同來加以記憶。
3.使用新穎的教學方式。在教材選材合理的基礎上,再適當應用多媒體教學將最現實、最實用的漢語生活語言帶到課堂,提高學生學習語言學以致用的能力。由于漢語語言方式靈活,同時又具有很強的語言環境性,不同場合、環境都可能造成語意的變化。所以一定要讓學生在多媒體信息中如身臨其境般的親自體驗漢語言的應用。例如:充分利用語言學習資源,在新疆地區漢族人數幾乎占半,這給少數民族漢語教學提供了良好的語言環境,在我校也有不少漢民同宿,所以同學之間可以很方便地交流,以促進民族同學漢語言水平的提高,因此在少數民族漢語教學中可以盡可能的采用民漢同宿、同習,促進民漢學生的語言交流,以實踐來提高民族同學的漢語水平。
4.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在教學過程中,還要注重教授學生學習方法及學習習慣,讓學生掌握漢語語言學習的規律,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
知識性、學習化社會的到來,對學習者的要求也隨之提高,不僅要求他們掌握大量的知識信息, 還要求他們掌握一定的學習技能,以便利用這些技能自主學習,為適應這個“終身學習型社會”打下基礎。而培養學生自學能力的重點就是培養其閱讀習慣及寫作習慣,通過大量的閱讀,讓學生掌握閱讀方法及技巧,在慣性閱讀中讓學生逐漸摸清漢語語言的規律,這些都是少數民族漢語教學中不可或缺的內容。
二、具體授課方式上要把握以下幾點
1.全面系統地講解漢語語法知識。語法是語言構成的重要因素之一,揭示了語言結構的組合規律,通過語法知識的講授和訓練可以使學生更加自覺地、能動地認識和把握漢語語言的內在規律。漢語語法體系不僅豐富多彩,而且別具一格,與其它類型的語言,特別是表音文字類語言的語法體系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在教學過程中,要進行全面系統地講解,并充分運用實例來闡明漢語語法的規律和特點,必要時還可開設現代漢語講座來輔助教學,使學生對漢語語法有一個完整的把握和深刻的理解。
2. 加強漢語語法知識的應用訓練。學習是為了應用,并在應用中進一步得到提高,學生對漢語語法知識的掌握也要通過作業練習來進行檢驗。作業練習包括記憶練習和能力練習,應以能力練習為主,讓學生在作業練習中直接體驗和把握漢語語法的知識要點,辯認各種詞類和詞組,正確分析句子成分和判斷語句的正誤。老師則通過作業講評對學生進行啟發和指導,提高他們的漢語語言修養和表達能力。
3.在抓好少數民族學生漢語教學的同時,進一步促進他們的母語及其它科學文化知識學習,將漢語教學與他們的母語及其它科學文化知識學習有機結合起來,例如老師可以指導學生將漢語與母語的語法及修辭特征進行對比,通過對比分析克服母語負遷移,并深化對漢語語法規則和修辭技巧的認識和理解。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少數民族學生的文化素質和認識能力得到全面提高。
總之,各個方面都與教師素質及對漢語文化背景的認識有密切關系,學習語言最基礎的是學習文化背景,尤其是漢語這樣一門歷史悠久的文化,其底韻內涵之深,其概括力,語言彈性,包容性之大更增加了其學習上的難度,因此對教師及其相應教學措施的要求也比較高,少數民族漢語教學中教師必須有一套扎實系統的漢語理論知識,同時漢語語言的實踐性也必須結合起各種教學手段表現出來,這是漢語語言抽象性,概括性的特點所決定的,這樣少數民族漢語教學才會取得最佳效果。
【摘要】涼山少數民族初中生大多來自農村,受到了地域和環境的影響,同時因為他們自己民族的母語的影響,學習語文普遍感到吃力,提不起興趣。因此,我們應加強他們對語文學習習慣的培養。
【關鍵詞】少數民族;學生;語文學習習慣;培養 著名教育學家葉圣陶老先生曾說過:“從小學老師到大學教授,他們的任務就是幫助學生養成良好習慣,而教師要完成這個重大任務,自己就得繼續不斷養成這些良好習慣。”目前在少數民族班教學的我深感語文教學的難度。少數民族學生基礎差,又受自己民族母語的影響,大多學生連基本的漢話也不會講,書寫中錯別字較多,字音不準確,每周作文句子完全不通順……面對這種情況,就更加需要培養他們的良好學習習慣,提高他們的學習能力。
一培養學生良好的語文學習習慣
大多數少數民族學生學習語文完全是聽之忘之,讀文章時不懂的字詞不去查工具書,只讀不思,讀完后不知所以然;寫字馬馬虎虎,極不認真,作文應付了事甚至學校的正式考試中也有學生在作文一題完全空白!這樣的學習態度,怎能學習好語文?對剛跨進中學大門的少數民族學生,我在激發他們學習興趣的同時,首先抓他們踏實認真的學習態度。比如:指導他們預習課文時,會使用工具書排除閱讀上的障礙,每周閱讀課學生都須帶上摘抄本摘抄好的文段;對部分書寫不認真的同學,每天要求練一篇小字。語文學習中的每―個環節,都要求學生獨立認真去完成。整個過程老師都只作為一個引導者。
二培養學生良好的口語交際習慣
人教版初中語文教材每個單元完都有口語交際訓練,《語文課程標準》也明確提出了義務教育階段口語交際的總目標,其中,對初中生的要求是:“能注意對象和場合,學會文明得體地進行交流,耐心專注地傾聽,能根據對方的話語、表情、手勢等,理解對方的觀點和意圖;自信、負責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做到清楚、連續,不偏離話題;注意表情和語氣,說話有感染力和說服力。在交流過程中,注意根據需要調整自己的表達內容和方式,不斷提高對話的能力,能說適當的話題,作即席講話和有準備的主題演講,有自己的觀點,有一定說服力。課堂內外討論問題,能積極發表自己的看法,進行有中心、有條理、有根據的表述,能聽出討論的焦點,并有針對性的發表意見。”由此看來,必須要利用好課堂教學這個主要陣地,用好教材中的“口語交際”內容,讓學生能夠通過各種典型話題的實踐,積累豐富的口語交流經驗。同時在學生的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的交際活動,我們必須要引導他們利用這些活動來開展學習和鍛煉。幾乎所有的少數民族學生,在平時的生活交談中都是使用的本民族語言,這就使得他們往往在一些公共場合也不敢使用漢語進行交談。這樣,教師就應該利用學校中的有限時間,多深入到學生中去主動的和他們談一些他們感興趣的話題,并鼓勵他們使用漢語進行交談,并及時糾正他們因母語而導致的―些語法錯誤。口語訓練中我還采取了多種訓練方式,來提高他們的口語表達能力。我利用自習時間,放一些范讀材料給他們聽,讓他們復述所聽內容,進行3分鐘課前演講等活動,讓每一個同學都得到充分的鍛煉。
三培養學生“寫”的習慣
“寫”,不僅僅是寫作,還包括了“寫字”。許多少數民族學生書寫較差,為學生選定一本規范的臨帖,每天指導學生練一篇小字。但很多同學自覺性太差,往往應付了事,因此,這個過程就必須要求教師親自督促,只要你持之以恒地抓下去,成效是顯而易見的。
寫作是中學語文教學的重點之一,也是語文教學的難點所在。近些年來,作文教學似乎讓老師們費盡心機,學生卻越寫越不知怎么寫。我要求學生從入學的第一天起,就必須堅持寫周記,而且要寫自己的真實感受,讓他們有感而發。另外還要求每位同學準備一個摘抄本,每天堅持積累一些好詞好句,每天下午飯后由值日生或課代表宣讀優秀作文,并摘抄一篇自認為的佳作。這樣一來,不僅豐富了學生的寫作素材,而且也開闊了學生的視野。也可根據課內閱讀的內容,選擇一些貼近生活實際的例子進行課外練筆。例:讀冰心《談生命》時讓學生寫出對生命的理解;學《愚公移山》時讓他們討論愚公真的不愚嗎,你怎么看?;講到《夸父逐日》時讓學生討論夸父的行為是否值得我們借鑒……通過一系列的練筆,逐步提高了同學們的寫作興趣,使他們的語言及思維能力得到了發展。
四培養學生“讀”的良好習慣
古人云:“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說明多讀書對學生的極大益處。對漢語都不能順暢表達的少數民族學生,更應抓好閱讀的培養。《課程標準》中特別強調加強朗讀,老師應很好指導學生完成教科書的課內閱讀,把讀教材放在首位。要讓學生養成不動筆墨不讀書的好習慣,遇到不認識的生字、不理解的詞語、不明白或含義深刻的句子就圈畫下來,或在旁邊做好批注,借助工具書,疏通生字詞,了解文章基本含義。所以,一堂好的語文課應該是時而書聲朗朗,時而靜而無聲,時而討論論激烈,而不是老師的獨言堂。
鼓勵學生去閱讀課外書籍,拓寬學生的閱讀視野。作為老師應經常向學生介紹中外名著,以吸引學生的閱讀興趣。要求學生每個月看一本名著,并作讀書筆記。通過課外知識的積累,將這些材料儲存于大腦,成為學生終身學習的好素材,成為語文素養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一旦被激活,極有利于學生接受和表達能力的提高。
五培養學生綜合性學習習慣
新課程學習理念中,強調學生綜合性的學習方式。在語文教學中,應鼓勵學生質疑,不要迷信教材和老師,要敢于提出自己的觀點和見解。“問題”是培養學生進行研究的關鍵,有了懷疑的精神才能產生解決問題的欲望,也才能激發學生對問題思考。教師在教學中應同學生一起探究,為此,老師要在行動中放手,讓學生充分發揮他們好奇心。比如:我給學生講魯迅的《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時,有許多同學就認為里面的私塾教育太過死板,讓學生失去了自由以及童年的樂趣。我抓住學生所提出的問題,讓學生展開辯論,真正達到綜合性學習的要求。在學生學習習慣的培養過程中,老師一定要多鼓勵學生,利用好的評價來激發學生。可為每―位學生建立一個成長記錄袋,把他們每一次成功的作品、每一次討論的素材都裝進去,讓他們看到自己學習成長的足跡。
總之,學生學習習慣的養成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需要老師耐心的引導,需要學生循序漸進地轉化。也希望我能在自己的教學中讓少數民族學生真正體味到一些學習語文的樂趣,真正養成好的語文學習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