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論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篇經濟增長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經濟增長論文:新時期保持經濟增長需把握好三個環節思考

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已嚴重地影響到了我市實體經濟，致使今年經濟發展面臨了諸多不確定因素，全力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已成為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全國今年經濟工作進行了全面部署，把宏觀政策的組合界定為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力度之大超出了以往。在中央承諾的1.18 萬億元投資的帶動下，全國各地公開表態投資總額已超10萬億元，其根本目的在于刺激增長。就我市來講基礎薄弱、投資規模有限，保持經濟增長必須要把握好以下三個環節：

一、積極推進經濟結構的調整

在當前保經濟增長的同時，應注意解決長期以來經濟發展中存在的結構問題，而不僅僅是在現有結構上實行量的擴張。

1、積極提升消費需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擴大最終消費需求帶動中間需求”，無論從拉動經濟增長還是促進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都是既體現了治標又治本的手段。在當前外部需求明顯減弱的情況下，保有增長的重點就是擴內需，就是要拉動投資和消費。在我市的總需求結構中，實際上一直存在著“投資重、消費輕”的格局。近年來我市經濟的增長主要是靠投資擴張來拉動，固定資產的增長一直要快于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增長。這表現為投資率在逐年提高，消費率卻增長緩慢。20__年我市投資率為65%，20__年達到78%，但消費率近四年間卻下降了2個百分點。這說明，我市的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投資擴張來拉動的。因此，在投資與消費的關系上，要把積極擴大消費需求作為當前拉動內需的一項重要任務。現階段擴大消費需求的重點是積極擴大居民消費需求。近年來我市城鄉居民收入增長加快，20__年居民儲蓄存款余額達到106.6億元，居民的消費能力在增強，如何調節居民的消費傾向以擴大社會最終消費需求是目前較為緊迫的。根據我市消費特點及走向，重點應在培育和擴大新興消費領域，促進消費結構升級上做好文章。密切關注住房、汽車、旅游、信息、教育等新興消費的增長和發展趨勢，加大消費領域的市場營銷力度，不斷擴大居民旅游和服務消費；加快推進電信普及服務業務特別是農村通信服務發展；促進居民文化、體育健身消費；重視扶持保險、房地產、通信及餐飲服務業發展，大力促進農民消費，尋求新的消費增長點和商品銷售熱點。這些措施對提升最終消費需求勢必起到積極的作用。

2、著力優化產業結構。本次金融危機雖然對我市經濟的增長影響較大，但對于產業結構的調整卻是一次機遇，將會促使一批“高耗能、高污染”企業轉變投資方向，進而對扭轉我市由于高耗能經濟比重過高致使增長缺乏長期保證的局面起到積極的作用。在項目選擇上，必須優化投資結構，防止不利于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投資行為。應加大對投資項目的管理力度，指導投資的合理方向。同時，在本輪加大投資力度的過程中，應該運用市場及必要的行政手段對行業準入嚴加控制，嚴防低水平重復建設。應該把應對此次金融危機，作為加快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一次機遇，增加對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技術創新型項目的投入，加大農業產業基礎設施、營銷、技術及深加工等薄弱環節的建設。還應大力增加對服務業領域的投資，諸如區域物流中心、公共網絡、動漫制作、軟件開發等傳統和新興服務業平臺的建設等。這對于我市經濟結構調整的意義將不亞于投資公路等基礎設施的建設。

二、繼續深化各項改革

經濟增長與深化改革是一個相輔相成的互動過程。一方面，經濟增長要為改革創造必要的物質條件；另一方面，改革也有助于理順各種關系，破解深層矛盾，為經濟可持續增長開辟成長道路。實事上目前一些運行機制已不能很好適應當前經濟形勢發展的需要。

當前，應當抓住機遇著力推進以下改革：（1）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要以此次機構改革為契機，抓緊制定完善改革總體方案，著力轉變職能、理順關系、優化結構、提高效能。要健全政府職責體系，完善公共服務體系，大力推行電子政務，強化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減少和規范行政審批，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運行的干預。加大部門、機構整合力度，實行職能有機統一的部門體制。要把精簡會議和減少行政層級作為改革的一項內容

，著力解決領導忙于“跑會”和“過問”環節多的問題。（2）融資體制改革。積極搭建政銀企溝通平臺。“保企業就是保經濟、保穩定、保和諧”，越是在企業困難的時候，政府越要轉變服務方式，緊貼企業需求，大力創新服務平臺，推行“金融110”、“企業服務110”，搭建政府、銀行、企業之間的連心橋，解決“貸款難”和“放貸難”及信息不對稱問題。加快成立市金融辦公室，建立融資信息平臺，對項目、企業融資需求進行統計，專門引導信貸投放。嘗試建立政府投資預算內、水利、交通等各類基金，城建配套費、教育附加等各類財政性建設資金計劃管理總盤子，集中財力統籌用于全市各類基礎設施和公益事業的投入。在政策允許的前提下，支持企業以債券融資、信托融資等方式籌集建設資金，積極探索項目融資等直接融資手段，擴大直接融資規模，降低融資成本。（3）農村。認真貫徹落實十七屆三中全會精神，加快農村土地流轉中介組織的組建，鼓勵農民加快土地流轉，把土地資源向會經營、懂技術、有資金的企業或個人集中，提高土地集中度，實行土地規模化、產業化經營，降低社會生產成本，提高土地產出，全面加快農村經濟的轉型和發展。 

三、正確處理經濟增長與關注民生的關系

近兩年來，在建設和諧社會的大環境下，民生被擺在了突出的位置。這次國家龐大的投資計劃中，民生工程同樣被給予了高度重視，這一領域我市也在逐年加強。

1、有效增加就業。就業是民生之本。我市近年來的就業狀況相對比較穩定，政府采取了“4050工程”、擴大勞務輸出、加大社會投資等途徑來增加社會就業，城鎮登記失業率一直控制在4.2%左右。自去年以來，由于受金融危機及“三鹿奶粉”等事件的影響，部分企業被迫裁減了人員，加之大批農民工失業返鄉，解決就業問題已變得相當緊迫，對城鄉居民收入的持續增加已形成較大壓力。因此，在關注gdp增長的同時，也要考慮推動就業和保障居民收入的問題。值得肯定的是，在國家與我市拉動內需措施的共同促進下，我市20__年的投資增長將不低于25%，包括__黃河公路大橋、滾紅高速公路、保障性住房及農田水利基礎設施等一大批項目開工或加快建設，必然會形成大量的就業機會，對促進就業將起到積極的作用。

2、關注民生工程。投資民生工程是關注民生的重要方面。在這方面，我國有明確的導向。早在1998年我國實施積極的財政策時，主要的投資領域是基礎設施，為得是既能拉動經濟增長，同時又能為整個經濟增長帶來一個良好的環境，引導社會更多投資。而這次國家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開始把投資重點向民生領域傾斜。據統計，此次投資方向上，民生的投入，即醫療、教育、文化、安居工程等方面的投入占總額的60％左右。國家20__年重點投資五個領域中有四個方面都涉及到民生工程。因此我市應進一步關注民生類項目工作，加大研究提出涉及“就業促進、扶貧解困、教育助學、社會保障、醫療衛生、百姓安居”等方面項目論證儲備和申報力度，確保在經濟增長的同時讓更多的民生工程惠及百姓，讓人民群眾共享發展改革成果。

經濟增長論文:談經濟增長、充分就業與通貨膨脹

摘要: 分析經濟增長、擴大就業與抑制通貨膨脹的關系,并找到一條既抑制通貨膨脹,又能保持經濟快速發展、擴大就業的途徑,對于實現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至關重要。

關鍵詞:通貨膨脹 經濟增長 經濟過熱 充分就業

遏制通貨膨脹是宏觀經濟的重要目標之一,但不是唯一的目標。單單控制通貨膨脹并不過分困難,困難的是在控制通貨膨脹的同時又不遏制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等其他宏觀經濟目標的實現。

在理性上,控制通貨膨脹,保持物價和幣值的穩定,擴大就業,應當是有利于經濟的發展和增長的。一般而言,失業率、通貨膨脹率作為對經濟增長的擾動因素,與經濟增長相伴而生。經濟增長與物價穩定相統一可以避免通貨膨脹和經濟過熱或過慢增長給社會再生產帶來的種種嚴重弊端,全面持續地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但是經濟快速增長和物價穩定是有一定的矛盾的。在長期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失業、通貨膨脹與經濟增長間的關系為:失業與經濟增長負相關,即經濟增長率上升,失業率下降;反之,經濟增長率下降,則失業率上升。通貨膨脹與經濟增長正相關,即高經濟增長率一般伴有較高的通貨膨脹率。一方面經濟快速增長,會大量增加社會總需求,從而推動物價大幅度上升,導致通貨膨脹加劇;如果降低速度過快,雖然價格可能趨于穩定,但同樣會帶來問題;一方面會減少供給,另一方面許多企業會處于停產、半停產狀態,部分職工生活失去保障會帶來社會的不安定;再一方面,物價上升,特別是物價大幅度上漲會影響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因為物價大幅度上漲對國民經濟和社會都有很大的危害,國家會采取緊縮措施抑制通貨膨脹。緊縮速度會導致經濟增長速度的急劇下降,甚至出現經濟持續低速增長。在經濟轉型過程中,雖然由于經濟運行自身的復雜性與不確定性,二者之間的關系可能存在超前或滯后的關系,或者在一段時間內相關關系不顯著,但這一規律仍然起作用。

分析經濟增長、擴大就業與抑制通貨膨脹的關系,并找到一條既抑制通貨膨脹,又能保持經濟快速發展、擴大就業的途徑,對于實現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至關重要。

經濟增長是經濟發展和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沒有一定速度的經濟增長,經濟發展和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就失去了基礎,難以為繼。從2003年到2006年的中國經濟增長率依次為10.0%、10.1%、10.4%、10.7%。2007年上半年,中國經濟繼續保持平穩快速發展,延 續了2003年以來兩位數加速增長的勢頭,經濟繁榮期不斷延長。但近年來我國經濟增長是投資增長型經濟,經濟增長仍主要靠投資來支撐,投資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占較大比重。2007年上半年,我國GDP總值106768億元,同比增長11.5%,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54168億元,同比增長25.9%。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必然導致要素分配偏向于資本、偏向于企業、偏向政府(因為政府通常是資源要素的最終所有者),而勞動要素的比重低下,勞動收入部分和資本收入部分的相對比重降低。此外,政府主導經濟模式使得經濟建設型職能替代公共服務型職能,政府必然將資源更多地用于競爭性領域,而保障整個市場經濟體系正常運行的基礎設施和制度基礎由于得到政府財力支持相對較少而建設嚴重滯后。由此帶來一系列問題,因此,消費增長始終低于投資增長,由此陷入一個“高投資、高儲蓄”惡性循環,難以自拔。

固定資產投資是經濟增長的起點,沒有適當規模的投資,經濟就不可能發展。但是我國的問題常常出現在投資需求過旺,規模過大上。固定資產投資的過快增長,可以引起基礎產品特別是投資品價格的上漲,并最終傳導到其他產品的價格上。加之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基礎瓶頸產業的推波助瀾,短缺現象嚴重,促使價格進一步上漲。而一旦控制投資增速過度,又極易引起明顯的經濟增長幅度下滑,失業人數增長,市場價格總水平下降等經濟蕭條現象。

目前,我國經濟發展同時進入“高增長期”和“高成本期”。高增長需要不斷的更高的投入,但我國經濟增長方式是速度型的,即以高投入、高消耗換來較高的產出,經濟增長越來越受到能源資源等因素的制約。2003年至2005年,GDP年均增長10%,但能源消費總量年均增長13.6%。

同時,我國的經濟增長率是高增長高儲蓄。我國從改革開放至今,經濟的平均增長率接近10%,能夠保持如此高的經濟增長速度,靠的是世界上最高的儲蓄率來支撐。這是我國經濟有強大發展動力的主要原因。

按照通常的規律,經濟增長會進一步刺激投資增長,從而對儲蓄產生影響,儲蓄率會相應走低。但是,我國經濟增長情況正好相反,經濟高增長推動儲蓄增長,而且增幅不斷擴大,盡管2003年以來,我國投資增長攀高到40%以上,但國內儲蓄增加更快。近年來中國儲蓄率在已有的高位上還在不斷攀升,從1996年的37%上升到2005年的44%,中國目前的儲蓄率高達46%。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的最新統計數據,截止2007年3月底,全國金融機構居民儲蓄存款已達17.5萬億元。居民儲蓄大幅度增加主要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結果和明證,也為經濟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充足的資金來源。然而這些年的經驗教訓告誡我們,每逢經濟高速增長就會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而且最終往往要通過降低經濟增長速度來緩解通脹的壓力。也就是說,我國宏觀調控的著力點總是放在降低增長速度上,而往往忽視了我國通貨膨脹真正根源在于經濟發展中的粗放型、外延的經濟增長方式。這種粗放的增長方式突出表現在以低下的投資效率、很高的儲蓄率或投資額來推動經濟的高速增長。

擴大就業,是中國經濟增長中需要面對和解決的一個中長期問題。近幾年是我國勞動力供給的高峰期,勞動力供大于求的總量矛盾非常突出。龐大的就業壓力要求中國經濟必須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因而適度的通貨膨脹很難避免。但如果經濟增長過快,明顯超過資源許可的范圍,就會引起嚴重的通貨膨脹,從而影響國民經濟健康發展;反之,如果宏觀調控力度過大,使實際經濟增長率明顯低于潛在增長率,又會引起通貨緊縮,進而導致就業萎縮,影響社會安定。問題是,改革以來,在我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就業增長卻相對緩慢,經濟增長對就業的拉動作用呈下降趨勢,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極不協調。

“高增長低就業”現象的形成,一方面反映了工業化進程中,勞動密集向資本與技術密集轉變的必然趨勢,這在客觀上會使經濟增長對拉動就業的規模縮減。另一方面,也有著深刻的體制機制原因。一是在發展思路上,沒有把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統籌考慮,比較普遍地存在重增長、輕就業的問題。二是產業結構不合理,第二產業長期較快增長,但拉動就業能力卻明顯下降。出 現這種情況,一方面是由于我國第二產業仍處在重工業化階段,具有明顯的排斥勞動力傾向。另一方面,第二產業發展主要集中在加工制造業,這也是近年外商投資的重點,中國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約70%集中在制造業。制造業本來資本有機構成就比較高,加上外資的推動,進一步加快了技術對勞動的替代,抑制了就業增長。相反,吸納就業具有明顯優勢的第三產業發展緩慢,影響到全社會就業規模的增長。

目前我國的經濟正逐漸進入新一輪的景氣之中,通貨膨脹的苗頭也已經出現。作為通貨膨脹水平參考指標之一

的CPI,2007年7月,同比上漲5.6%,1月至7月累計上漲3.5%,央行認為目前我國通脹預期增強,通脹風險趨于上升。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要趕超世界先進水平,要解決13億人口的衣食住行問題,經濟不能不保持一定的增長水平,但中國人對通貨膨脹的經濟承受能力有限,因此,要切實處理好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兩者之間的平衡關系,既要保持適度的經濟增長速度,促進就業增長,又要使通貨膨脹保持在合理的、可承受水平上。也就是說,必須正確處理好發展速度與抑制通貨膨脹的關系,把握好“度”。

所謂適度的經濟增長速度是指既能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又是技術進步和投資能力所能達到的增長速度。經濟增長要給人民群眾帶來實惠,不能以犧牲人民的消費來維持經濟增長速度。在生產發展的前提下,通貨膨脹不能降低和阻礙人民實際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因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依賴于經濟的增長,而通貨膨脹的程度不能大到阻礙和破壞經濟增長的地位。通貨膨脹程度的大小有一個可以承受的范圍,其基本原則應是不能降低人民的實際生活水平,否則,通貨膨脹幅度過大,人民生活承受不了。歷史經驗表明,只有在價格上漲幅度與經濟增長速度和社會公眾可承受程度相適應的情況下,才能保證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穩定增長。

總之,我們的宏觀經濟管理目標,應當盡可能地做到物價基本穩定,促進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防止經濟大的起伏,保證充分就業。而保持宏觀經濟運行的穩定,切實跨出結構調整的步伐,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由依靠貨幣推動的速度型增長方式向實現效益型增長的轉變,是防止嚴重的通貨膨脹,實現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主要措施,是處理好經濟增長、充分就業與通貨膨脹關系的重要保證。

經濟增長論文:對我國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相關性分析

論文關鍵詞:就業增長 經濟增長 資本積累

論文摘要:我國是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國,就業問題一直是我國經濟社會面臨的一個嚴峻挑戰。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國經濟一直保持了高速增長,依靠經濟擴張拉動就業增長,但是經濟增長對就業的拉動作用卻在逐漸降低,經濟增長不再是解決就業增長的充分條件了。本文從馬克思的資本積累理論出發,對我國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的非一致性作了闡釋,并對促進我國就業增長提出對策建議。

一、我國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相關性的現狀分析

我國是一個擁有13億多人口的大國,由于人口基數大,每年新增加的勞動力就有1000萬左右,加上每年轉移的剩余農村勞動力、企業破產產生的失業人員以及由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而排出的大量富余人員,我國每年城鎮新增勞動力供給約為2000萬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一直保持了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依靠經濟擴張拉動就業增長。20世紀80年代,我國GDP平均增長率為9.75%,平均就業增長率為3.03%;進入二十一世紀,我國經濟增速基本保持穩定,為9.26%(2000—2008年),但是就業增長率卻下降為0.89%,比80年代減少了2.14個百分點。雖然我國保持了較高的經濟增速,但每年創造的就業也只有900萬個左右。上世紀八十年代,GDP每增加一個百分點,我國就業崗位就能增加200萬個,而到了本世紀,僅能增加60萬個崗位左右。經濟增長對就業增長的促進已經越來越乏力了。

二、我國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的非一致性原因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指出,在資本積累中,如果資本有機構成不變,可變資本就會隨著總資本的增長而增加,對勞動力的需求也會相應擴大。上世紀80年代,由于改革開放,我國經濟處于快速的量的擴張階段,資本總量的迅速擴大導致可變資本的絕對量的增加,從而吸收了大量勞動力。

整個80年代我國將輕工業確定為主導產業,由于輕工業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資本有機構成低,所以隨著資本量的擴大就業人數也大大增加。而90年代后,由于世界技術革命對我國的滲透和擴張,以及我國國內技術改造和進步的作用,我國經濟逐步從量的快速擴張向質量提高與規模積極方向發展,我國第二產業從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向以資本密集型產業為主過渡,主導產業為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這使我國資本的有機構成大大提高,從而大大減少了對勞動力的需求,導致我國就業增長率的下降。

三、馬克思的資本積累理論對促進我國就業增長的啟示

社會主義的生產是不斷發展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生產效率是社會主義生產發展的內在要求,而這無疑是失業產生的基礎,但是,我們不能只看到技術進步對就業產生擠出效應的片面觀,正如馬克思所分析的,“積累的增進雖然使資本可變部分的相對量減少,但是決不因此排斥它的絕對量的增加。”從單個生產部門看,只要該部門資本總量的增長快于資本構成的提高,就業人數也是會絕對增加的。此外,在資本積累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往往是由于新機器的使用,“雖然機器在應用它的勞動部門必然排擠工人,但是它能引起其他勞動部門就業的增加。”因為,大工業下機器的使用會創造新的物質文化需求和新的產業部門,還會創造配套的產業服務,使產品生產呈現多元化,擴大社會的就業需求,從而對就業產生創造效應。對此,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促進我國就業增長。

(一)保持經濟的持續增長

要保證我國就業的穩定增長,首先必須保持我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因為,只有資本總量擴大了,可變資本才會增加,進而才有勞動力需求增加的可能性。因此,保持經濟的穩定增長,從而保證資本總量的絕對增加,是就業增長的前提。

(二)大力發展第三產業

根據馬克思的理論,資本積累中生產效率的提高會使被用于非生產勞動和仆役階級的人數增加。而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也會從簡單的物質需求向更高層次的物質文化需要和精神需要發展。所以,勞動力從農業、制造業向服務業轉移,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而第三產業主要是資本有機構成低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把它作為我國今后主要的就業增長點對擴大我國就業容量具有重要意義。

(三)大力發展知識信息產業等新興產業,加大人力資本投入

按照馬克思的觀點,資本積累中,技術進步會促進社會分工的發展和新產業的誕生,從而創造出巨大的就業需求。進入21世紀,知識經濟產業蓬勃興起,正在替代工業經濟主導著經濟發展。根據我國勞動力市場的信息顯示,在總體勞動力供給大于需求的情形下,各技術等級崗位的求人倍率均大于1,其中較大的是高級技師、高級工程師等。因此,大力發展知識密集型產業,同時加大對人力資本教育和培訓的投資,提高勞動者素質,減少結構性失業,對促進我國就業增長和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都具有積極意義。

經濟增長論文:對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關系研究的關系分析

一、人力資本概述

人力資本作為主要的生產投入要素之一,在現代經濟增長理論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人力資本理論的相關問題研究是國內外學者關注的熱點。關于人力資本的概念,確切地說還沒有一個準確的定義,人力資本理論創始人舒爾茨、貝克爾在人力資本的定義上也有細微的不同。總而言之,有以下幾點是明確的:第一,人力資源是一切資源中最重要的資源,是一個人所擁有的體能、知識、技能等各種能力的綜合體現;第二,人力資本的形成是一個長期投資的過程;第三,一個人所擁有的人力資本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通過后天學習接受教育獲得的。因此,提高人力資本水平的核心是提高勞動者的素質,增加教育投資。

二、國內外研究現狀

人力資本是一種生產性投資,其作用也大于物質形態的投資。各國的實踐經驗表明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科學技術首先要人才來掌握,其次更需要人才來提高科學技術水平,國家的經濟增長其實是人才能力發揮的體現。人力資本作為一種生產要素,一方面直接對經濟增長做出貢獻,另一方面它又通過促進科學技術的進步來促進經濟增長。

內生增長理論的主要觀點認為:經濟增長是經濟系統內生因素作用的結果,而不是外部力量推動的結果,作為內生要素存在的技術進步是推動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

名塞爾關于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的研究主要是建立了廣為采用的人力資本收入模型。名賽爾提出著名的名塞爾收入函數,名塞爾模型的突出特點就是,受教育年限是收入的決定變量,因此受教育年限的數據可以被用來估計不同教育體系的國家的教育回報之間的比較。同時,名塞爾認為收入差別之所以發生是因為個人在人力資本質量上存在差異。

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國內越來越多的學者專注于人力資本理論的研究。在對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方面,有學者測算出人力資本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的非常顯著的,也有關于該問題比較獨特的看法。

王芳等在《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對福建省的實證分析》一文中對福建省教育經費和地區生產總值之間的關系進行計量分析,以協整理論為依據,對該地區生產總值和財政教育經費年度統計進行實證檢驗。結果表明福建省經濟增長與人力資本之間不存在協整關系,沒有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

李發昇和張維在《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機理》一文看法比較獨特,認為人力資本并不是直接的投入要素,將其作為投入要素進行定量分析得出的結論是有失偏頗的。文章中采用AK模型,把人力資本作為影響要素而非投入要素處理。得出的結論是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主要是通過自身承載的智慧作用于創新、勞動工具承載的智慧作用于生產來實現的。

胡喬林和李思在《中國經濟增長中人力資本作用研究》中在基本的內生增長模型及出生構建一個模型,得出結論,在經濟增長中,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起著重要的作用,人力資本不僅內生于勞動投入的有效勞動(體現在人力資本存量方面),還具有顯著的外部性作用(體現在人力資本水平方面),人均受教育年限增加,能較大幅度地提高產出量,從而有效地促進經濟增長。

三、相關評述

盡管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在理論上已經取得了較為一致的觀點,即人力資本的積累有利于經濟增長。但是我們可以看出在實證研究分析中還有一些問題的存在。

首先,人力資本指標的選取不一致,有些從投入的角度分析,有些是從產出的角度分析。從產出的角度分析,由于勞動者實際提供的人力資本與應得的報酬存在較大的差異。從投入的角度分析一般有這幾種選擇:政府的公共財政支出、各級教育的入學率、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學歷指數法等。一部分學者認為人力資本投資是指花費在受教育者身上的所有教育經費投入,一個勞動者的人力資本存量就等于他從受正規教育開始,到受最終教育層次畢業時,花費在他身上的所有教育經費總和。根據舒爾茨對人力資本的的定義,教育投資只是人力資本形成的多種形式之一,如果只考慮教育的作用,而其他投資要素進行綜合估計,這樣在測量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實際上就變成了測量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在趙雪梅的《中國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一文對指標的選取就克服了這個問題。文中指出貝克爾通過論證指出:人力資本投資主要由教育投資、培訓投資、衛生健康投資、人力資本流動投資構成。通過教育支出可以提高勞動力的質量,即提高勞動者的技術水平、工作能力、熟練程度,進而增加未來收益;衛生保健支出可以提高勞動者的身體素質,從而增強工作能力。因此如果分析中國經濟增長與人力資本投資之間的關系,由于人力資本流動投資和培訓投資的數據缺失,可以將教育經費和衛生總費用作自變量用來用。對于該模型的認識是完全可以將教育經費和衛生總費用這兩者相加作為人力資本投資的變量,再選擇合適的生產函數擴展模型。當然并不是說所有的人力資本投資變量的選取都應該按照這樣的方法進行,如果研究的對象是整個國家,我們可以這樣考慮,畢竟國與國之間人才的流動性還是低于國內人才流動性的。但是如果研究對象是某一地區比如某個省份,那么將教育經費作為變量就不一定能準確反映人力資本的投資了。比如陜西省作為中國繼北京、上海之后的教育大省,但是有一點是明確的,教育經費的投資占相當大的比重,然而陜西省的經濟發展卻遠遠不及北上廣地區。不像自然資源,教育成果即人才有著很強的流動性,陜西省財政支出支持發展教育事業,但是這個結果不是僅由陜西省享用的。所以這時候把教育經費作為人力投資的變量就不能準確反映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這時候我們可以選擇用從業人員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作為人力投資資本的變量來構建模型。

關于概念的選擇問題。人力資本投入量有些論文定義成勞動力數量投入。本文認為這種方法是不妥當的。勞動力投入量反映的是參與勞動的人員,這些人員中包括接受過教育的和沒有接受過教育的,未接受教育的勞動力所具有的勞動力是沒有經過教育和培訓的。盧卡斯的人力資本積累指的就是會引起外在效應的專業化人力資本的積累,并且他認為只有專業化的人力資本才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因此,如 果我們把未接受教育的勞動力不認為是人力資本投入的成分的話,那么在討論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影響的模型中這個變量也是可以不加以考慮的。

其次,對于人力資本投資于經濟增長關系是研究的方法比較多。在模型的選擇問題上,大多數以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及其擴展模型作為模型的基礎。也有部分學者以一元線性回歸來分析兩者之間的關系。趙雪梅的《中國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運用格蘭杰因果檢驗法檢驗兩者之間的因果關系得出的結論是,教育費用那個和衛生總費用對中國經濟增長具有促進作用,反過來經濟增長也對教育費用和衛生總費用具有促進作用,它們之間具有雙向促進作用。

第三個問題是統計資料的不完善和數據的不精確性。一個好的計量模型不僅需要好的指標而且需要相對準確的數據。由于獲取數據途徑的缺乏,我們得到的有些數據很難準確反映我們的指標。再者,統計資料的不完善也是影響數據質量的原因。

經濟增長論文:我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新途徑

從大多數國家的經濟發展歷史看。工業化從粗放型增長方式起步是一個共同現象。我們必須對發展在歷史和觀念上進行深刻反思,以科學發展觀統領和指導經濟和社會發展。因此,是否能通過樹立科學發展觀來改變社會價值觀,就成為能否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關鍵。只有轉變增長方式。以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的可持續方式推進中國工業化,才能實現中國經濟和社會的現代化。

我國經濟即將進入到新一輪快速增長期,但在這一輪經濟增長啟動的同時,我國的舊的經濟增長方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因此,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勢在必行。

一、必須摒棄傳統發展理念

過去那種把經濟發展等同于經濟增長、把經濟增長等同于GDP增長的觀念,那種“重投資、輕效益”“重速度、輕結構”“重數量、輕質效”“重短期、輕長期”“重增長、輕環境”“重經濟、輕社會”“重物質財富、輕人的全面發展”的行為。都已難以適應今天發展的需要。必須清醒地認識和把握可持續發展的規律,牢固樹立和認真落實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以新的資源觀、成本觀、產業觀和政績觀等。重新審視我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進一步深化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認識。必須以國家宏觀調控為契機,以改革開放為動力。依靠科技進步,改善勞動者素質,推進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增強核心競爭力。

二、加快發展中等職業教育,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必然選擇

為了實現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必須加快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實現這個轉化,需要教育發揮關鍵性和基礎性的作用。在各級各類教育中,最能夠對提高勞動力素質做出直接貢獻的。就是職業教育。職業教育是現實的、直接的生產力。

回顧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所取得的成就。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狠抓了教育,狠抓了人力資源開發。我國基本實現了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和高等教育大眾化兩個歷史性跨越,這為勞動力素質的提高和人力資源的開發做出了巨大貢獻,保障了經濟建設對人力資源的需求。隨著經濟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和經濟增長方式的進一步轉變,對勞動力素質的要求也將進一步提高。人們一般認為百年樹人。教育具有長遠的意義,這是不錯的;但還要充分認識到,教育對于人力資源的開發。進而對于經濟社會的發展具有現實的根本性的作用。因此,在新的發展階段,不僅要使廣大勞動者普遍接受九年義務教育,而且還要讓他們普遍接受基本的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與之相適應。要求中等職業教育必須有一個大的發展。

三、發揮價格機制的作用,盡可能讓價格真實地反映資源的稀缺程度

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有賴于價格機制的作用。市場價格機制可以及時反映資源的供求狀況和稀缺程度,同時又激勵人們不斷開發替代品和提高資源使用效率的新技術,從而淘汰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的落后生產工藝、技術、設備和產品。而在價格機制不完善或不能有效發揮作用的情況下,資源的稀缺程度就得不到真實的反映。節約資源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管理方式,資源節約型社會的建設,就缺乏足夠的動力。

近幾年,一些名目繁多的土地優惠政策,能源、水資源等“僵硬”的官制價格,環境污染的“低成本”或“零價格”,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導致資源利用效率低下和經濟粗放型增長的重要原因。它們也表明政府對某些資源的配置,仍擁有過多的支配權力。因此。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應當進一步發揮價格機制的作用,讓價格能夠靈敏準確地反映資源的稀缺程度。同時,應建立和強化相應的制度約束。在打破所有制歧視、公平市場準入的基礎上。制定和實施嚴格的土地、資源和環境標準,規范政府行為和新增投資的進入規則,讓那些對土地過度使用、對資源過度開采和對環境嚴重破壞的經濟行為支付較高的制度成本。當然,一些基礎性資源的價格變動牽動面很廣,有的直接關系到群眾、特別是弱勢群體的承受能力,必須慎重對待。但盡可能地讓價格機制及時向企業和社會傳遞資源稀缺程度的真實信號,對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而言是絕對必要的。

四、加快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的發展

我國迄今未能擺脫粗放型為主的經濟增長方式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服務業、尤其是現代服務業發展的滯后。與制造業相比較。服務業提供的不是有形的產品,而是無形的勞務。因而。單位增加值產出的資源消耗相對較低。環境污染相對較少。更為重要的是,服務業的就業彈性較高,技術和知識密集,具有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會直接影響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效率。

加快服務業的發展。需要進一步轉變觀念,將其放到與現代制造業建設同等重要的位置上。現代制造業是工業化和現代化建設的主力軍,是國民經濟的主要裝備部門和技術創新的重要平臺,是競爭實力的重要支撐。但現代制造業的發展不能以犧牲服務業為代價,而應與服務業形成良性的互動。近年來。有些地方片面追求制造業的發展,在疏導農村剩余勞動力轉向服務業方面,則無所作為;有的地方對競爭力已經衰退的傳統工業,仍極力給予政策扶持,而較少引導它們從工業領域退出,向服務業轉移;有的地方在稅收、用地等方面,一律向制造業傾斜,對服務業“另眼相看”。面對新的競爭形勢和約束條件,下一步不僅需對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制造業進行嚴格控制,對現代先進制造業基地建設的重點領域、關鍵技術及產品進行引導和扶持。而且應采取有效的方式和手段。進一步激活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的發展。

五、提升工業高新區建設水平,發揮產業集群效益

產業集群是指從事同一產業的數十、數百乃至上千家企業及為其服務的相關企業和機構,在同一地區集中投資所形成的企業集群,是提升區域經濟特別是中小企業市場競爭力的重要產業組織形式。一個國家和區域的競爭力往往表現為其對資源的吸引力和利用這些資源創造新價值的能力,產業集群以小企業、大協作,小產品、大市場,小集群、大作為的特點,在經濟全球化與區域化交互作用下,已經成為區域參與全球市場競爭的骨干力量。

圍繞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發展戰略。從堅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高度,創新發展模式,實施產業本土化戰略,大力培育“自主技術”“自有品牌”的兩自企業,進一步優化產業結構,推動產業的升級,全面實施產業集群發展戰略。不斷完善集群內的社會化服務體系,以產業集群為依托。通過市場化的方式提供公共服務,實施結構創新、技術創新、制度創新、環境創新。從單純的減地價、提供政策優惠。向提供技術、品牌、信息、市場、融資扶持等公共服務轉變,以強化發展規劃為先導。加快重點項目的建設。完善生產要素市場。提高集群內企業的技術水平。加快集群產業結構的升級,進一步做大做強做優現有產業集群。為此,要創新管理機制,逐步由政府主導向政府引導、市場主導轉變。使之朝著自我發展、自我積累、自我完善的企業化經營方向發展。要創新

招商引資方式,集中力量建設一批特色工業園區,走專業招商、以商招商、全民安商的路子,促成工業發展特色化、專業化、配套化、鏈條化,增強產業集聚能力和競爭力。

經濟增長論文:對外貿易與中國經濟增長關系考察

內容摘要: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以及對外貿易影響經濟增長的方式,是各國制訂經濟發展戰略所要面對的重要問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及繁榮的對外貿易成為國內外學者的研究焦點。本文在對近幾年我國對外貿易數據資料分析的基礎上,探討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增長與對外貿易的發展概況;并研究了兩者之間存在怎樣的關系。

關鍵詞:對外貿易,經濟增長,運行態勢

我國經濟增長概況

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從1978年的3624.1億元迅速上升到2005年的182321億元,增長了49倍多,年均年增長9.4%。我國經濟在世界經濟總量中的比重,從1%左右提高到近4%,在近30年時間里保持這種高增長,創造了世界經濟發展的奇跡。現在,我國的經濟規模已居世界第六位。迄今為止,只有韓國、新加坡和我國香港地區3個經濟體在20世紀連續40年保持年均7%以上增速的記錄。

我國對外貿易增長概況

在對外貿易方面,我國進出口總額由1978年的206億美元,增長到2004年的1.15萬億美元,年均增長16.7%。我國的外貿規模已由世界第32位攀升到2004年的第3位,利用外資也連續12年居發展中國家首位。截至2004年底,我國實際利用外資累計5600多億美元。對外直接投資累計370億美元。對外勞務合作完成營業額累計308億美元。

繼2004年我國對外貿易首次突破1萬億美元后,2005年更是達到14221.2億美元,比2004年增長23.2%,相當于2001年的2.8倍。 2005年12月,我國進出口總值1398.1億美元,創當月進出口總值的歷史新高,同比增長20%。2005年,我國一般貿易進出口5948.1億美元,增長21%。 海關提供的數據顯示,我國與前6大貿易伙伴的雙邊貿易額均超過千億美元規模,與歐盟、美國的雙邊貿易分別突破2000億美元。自2002年以來,我國對外貿易發展已經連續4年保持20%以上高速增長,2005年繼續穩居全球第3位(見圖1)。

綜合我國經濟增長和對外貿易增長的情況可以看出,我國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運行軌跡的趨勢基本一致,即當經濟發生波動時,對外貿易也隨之發生波動。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往往伴隨著對外貿易的快速發展,而當經濟增長速度放緩時,對外貿易的發展也往往不景氣。由此可見,二者呈現出較為密切的依存關系。

我國對外貿易依存度的變化趨勢

日本經濟學者小島清的觀點是,要揭示貿易對經濟增長所起的作用,把貿易量的擴大同國民經濟的增長加以對比更為合適。因此,本文從對外貿易依存度的變化趨勢上加以分析。

外貿依存度是反映一國對外開放程度的一個重要指標,通常包括外貿整體依存度、出口依存度與進口依存度三種。就世界范圍來看,在2000年當中,世界總貿易依存度為25.1%,發達國家為21.8%,發展中國家為35.6%。貨物貿易依存度:世界為20.5%,發達國家為17.4%,發展中國家為30.1%,中國為21.1%。服務貿易依存度:世界為4.6%,發達國家為4.3%,發展中國家為5.5%。

近年來,我國外貿依存度不斷擴大。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直在30%以上,2000年達到歷史的最高峰44%。2002年以來,我國對外貿易進入了快速增長時期,當年我國外貿依存度達到51%,2003年進一步上升到60.2%,2004年上升到約70%,2005年上升到80%(見表1)。

表1說明,我國外貿依存度不僅大大高于同期發達國家的外貿依存度水平,也高于巴西、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的水平。這一方面反映了當前我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聯系越來越密切,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國經濟對外需的過度依賴,國民經濟的增長與對外貿易的發展是密不可分的。正因為目前的我國經濟對國際市場的依賴程度越來越深,為保證宏觀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出口貿易的問題也正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

結論與對策建議

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具有很明顯的時期性。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條件下,進口是對經濟增長的漏損,進口的增加將減緩經濟的增長,加重進口國的失業,對經濟增長起負面作用,但經濟的增長將會拉動進口的增長;出口則是對經濟增長的一個純拉動,出口有利于增加國民收入,增加國內的就業。

在供給不足的情況下,總需求的變動不會引起國民收入的增加,而只會引起價格水平的大幅上升,加速通貨膨脹,此時的國民收入的提高取決于供給能力的改善,這時的進口會增大本國的供給而減少通貨膨脹的壓力。而進口產品又分為進口消費資料和進口生產資料,消費資料的進口會提高國內的暫時供給,減輕通貨膨脹的壓力,生產資料的進口能增加國內的長期供給能力,從而拉動國民經濟的增長。出口則會降低國內的供給能力,加速通貨膨脹,并不能增加國民收入,而出口初級產品和大量的原材料則會降低國內的生產能力,導致國民收入下降,這就是有名的“貿易貧困化”理論。但另一方面,出口能增加進口,從而增加國民收入。

對外貿易結構影響經濟增長的總量和質量。經濟發展要求對外貿易的根本任務在于促進經濟與產業結構升級、優化、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如果對外貿易的發展與這些目標之間形成良性循環,對外貿易才能實現其對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我國目前存在的問題是對外貿易結構失衡,效益低下。我國出口產品的結構不合理,大多是附加值低的產品,而且以勞動密集型為主,尤其是紡織業,大大超過世界水平,而資本技術密集型的產品所占比重寥寥無幾。因此改善出口商品結構是當務之急,了解世界的需求并順應需求,是提高我國對外貿易質量,增強其對經濟增長拉動作用的重要途徑。

發展對外貿易的同時,不能忽略國內市場的開發和占有。目前我國經濟的發展某種程度上主要依靠引進外國先進技術、經營理念、經濟管理經驗等來提高自己的生產水平和能力,通過對外貿易的不斷增長推動國家經濟發展。但一個國家的經濟若長期依靠“外力”,不加快由導入型經濟向內生自主型經濟轉變,將會給這個國家經濟發展帶來問題。因此,為了促進我國經濟持續增長,一方面既要充分發揮自身的國際比較優勢,走開放型的發展道路,另一方面要充分重視發揮國內市場的作用,以國內市場來支撐對外貿易的發展。 隨著我國融入全球經濟進程加快,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融合日趨緊密,全方位的競爭將明顯突破地域的限制,我國只有兼顧國內國外兩個市場,才能在國際交換中取得最大的利益。而我國的對外貿易才會以更高的速度發展,對經濟的貢獻作用會更加明顯。

經濟增長論文:稅收和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

摘要:經濟和稅收的經濟學關系的可以理解為為經濟決定稅收,稅收對經濟具有反作用。以福建省為例通過構建回歸模型并分析兩者之間的Granger因果關系,得出結論:一方面福建省經濟發展帶動了稅收增長;另一方面,福建省稅收收入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有提升的空間。

關鍵詞:稅收;經濟增長;實證研究

2009年5月,《國務院關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正式,時隔不到兩年,國家發改委又于2011年4月全文公布《海峽西岸經濟區發展規劃》。這對于福建省加快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實現科學發展、跨越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在此背景下,本文就如何理順稅收和經濟增長的關系、保持稅收增長和經濟增長的協調發展進行了一番探討。

1 實證研究

1.1 經濟增長和稅收存在Granger因果關系

本文試圖通過選取變量構建經濟增長與稅收之間的回歸模型,通過分析兩者之間的Granger因果關系來驗證經濟增長對稅收增長的決定作用。

(1)選擇變量。本文所選擇的變量分別是福建省地區生產總值GDP和稅收收入TAX。變量的原始數據GDP和TAX均來源于福建省統計局網站統計年鑒,時間區間為1995—2009。

(2)單位根檢驗。不存在協整關系的非平穩變量不能進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因此,首先判斷所選取的時間序列數據是否平穩性,對GDP和TAX進行單位根檢驗。由表一可知GDP和TAX均為非平穩時間序列,因此在對這一組變量進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之前要進一步判斷這兩者是否存在協整關系。

注:檢驗形式(c,t,m)中c、t、m分別代表ADF檢驗中包含的常數項、時間趨勢項和滯后階數,0代表不包含,D2代表進行二次差分;時間序列平穩均是在臨界值為5%時的結論。

(3)協整檢驗。因為對雙變量模型進行協整檢驗要求兩個變量具有相同的單整階數。從上述單位根檢驗的結果中,我們已經得出GDP和TAX都是二階單整序列的結論。因此,筆者將運用E—G兩步法對其進行協整關系檢驗。第一步,構建估計方程。首先運用OLS法估計協整向量GDP和TAX,可得如下方程:

從R2值可知樣本回歸線對樣本觀測擬合得較好。第二步,對殘差進行單位根檢驗。由上可知,殘差Et=TAX-0.062GDP,對Et進行單位根檢驗,如表二所示,可知Et具有平穩性,因此GDP和TAX存在協整關系,可以進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4)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對GDP和TAX分別作滯后1階和2階的格蘭杰因果檢驗,取置信水平a為0.01,如表三所示,可得結論:經濟增長是稅收的Granger原因,而稅收不是經濟增長的Granger原因。也就是說,若加上GDP的滯后變量對TAX的預測精度存在顯著性改善,換句話說,前一期的經濟總量對后一期的稅收收入存在顯著影響。經濟總量的變化能夠引起相應的稅收收入的變化從而論證了經濟增長決定稅收收入的結論。

1.2 稅收對經濟增長具有促進作用

同樣地,稅收收入對經濟增長具有促進作用也可以通過構建模型來論證。選取福建省地區生產總值GDP和稅收收入TAX作為因變量和自變量。由于兩個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因此由此構建的模型不存在“虛假回歸”的線性,運用Eview軟件構造的方程

GDP=15.86TAX因為R2值較大,所以該方程能夠較好地說明稅收收入和經濟增長的關系。即使沒有對模型進行進一步修正,我們仍然得出結論,稅收收入與經濟增長是正向相關,稅收收入的增加在在一定程度能夠促進經濟增長。

然而,現實中,由于受到諸多因素的制約不論是國家還是地方的征稅水平往往很難達到最佳稅率水平。通過比較我國和福建省的宏觀稅負水平可知福建省的征稅稅率并未達到理論上的最佳值,而且離這一最佳征稅水平還有較大的差距。如表四所示,2002-2009年,我國宏觀稅負水平呈現明顯的上升趨勢,從14.81%上升到17.33%,漲幅達到17%。相比之下,福建省的宏觀稅負水平基本維持在4.69%-6.36%之間,雖然從2004年開始,福建省的宏觀稅負水平呈現較快的增長的趨勢,漲幅達到了35%,但是由于基數低,總體來看,福建省的征稅水平仍然偏低,并不能很好地適應與福建省經濟增長的速度。

2 主要結論

通過分別構建模型對稅收和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福建省經濟和稅收的關系符合經濟增長決定稅收的原則。一方面,1994年以來,福建省經濟總量不斷提高,發展速度超過了同時期的全國平均水平。與此同時,從總量來看,福建省的稅收收入也不斷增加;從變動趨勢來看,兩者的變化情況近似一致,并且稅收收入的變化幅度小于經濟總量的變動幅度,兩者表現出較為緊密的相關性,而

這種相關性是以經濟總量為主導的。

第二,福建省稅收收入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有提升的空間。首先,由福建省的稅收收入和經濟總量的關系式GDP=15.86TAX,可以得知,福建省稅收收入對于經濟增長是有較為明顯的促進作用的。然而,2002-2009年福建省的宏觀稅負水平最高也只有6.36%,遠遠低于同時期的全國平均水平17.33%。由此可見,福建省的宏觀稅負水平與經濟發展并不能夠很好地適應,也就意味著稅收收入并不能夠充分發揮其對經濟發展能動的反作用。

經濟增長論文:農業經濟增長轉變模式

一、遼寧農業經濟發展的現狀

遼寧所轄14個市,100個縣(市、區),其中縣(市)44個。全省總人口4375萬人,其中農村人口1956萬人,占全省人口總數的44.71%。全省陸地面積14.8萬平方公里,占全國的1.5%。耕地面積6128萬畝,人均耕地1.4畝,其中基本農田面積5448萬畝。2009年全省實現地區生產總值15065.6億元,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15761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5958元。這些充分說明“十一五”期間,遼寧經濟發展已經奠定了新的格局,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將接近6000美元,遼寧沿海經濟帶開發開放上升為國家戰略,“大開發大開放”的態勢全面形成;沈陽經濟區“晉升”國家綜合配套改革實驗區,并展開先行先試,相關地區的經濟指標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2012年中央1號文件,提出“加快農業科技進步,努力促進農業增產、農民增收、農村發展。堅持科教興農戰略,增強農業科技攻關和自主創新能力,加快農業技術推廣。”這是發展現代農業的有效途徑,而且要求把發展現代農業作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重大任務。這說明“轉方式”不僅是工業的事、城市的事,也是農業的事、農村的事。轉變農業經濟增長方式是指在農業經濟發展過程中既要積極實現農業經濟的“數量”增長,更要注重農業經濟發展的“質量”提升和“結構”優化,并由以往的數量型擴張向質量型發展轉變。轉變農業經濟發展方式要求將農業發展建立在依靠科技積極創新、調整和優化農村產業結構、節約利用農業資源、保護改善農村環境。

二、遼寧農業經濟增長方式存在的問題

遼寧雖然是一個工業比重較大的省份,但隨著我國糧食生產重心進一步由南向北推移,遼寧作為全國重要的糧食生產基地,在保障國家糧食安全、促進糧食主產區、農民增收等方面所肩負的任務將越發艱巨。盡管遼寧現代農業發展具備了一些有利條件,農業經濟有了長足發展,但農業基礎仍然十分薄弱,未來面臨的挑戰更加嚴峻,有待于“十二五”期間進一步發展和完善。當前遼寧農業經濟增長方式存在如下問題:

1.由于農產品生產效益偏低,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較難。在農民享受中央的惠農支農政策同時,各種農資、飼料價格卻也一路飚升,加上原油價格的上漲和工資水平的提高,使農機使用成本、農村畜力的租用價格也相應提高。農產品生產收益沒得到提高反而降低了,糧食直補和取消農業稅費等惠農政策給農民帶來的實惠在一定程度上被抵消,這對農民的農業生產積極性造成了極大的負面影響。

2.縣域經濟發展不均衡,經濟發展整體水平較低,競爭力不強。由于區域發展不平衡,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但沒有縮小反而有進一步拉大的趨勢。遼西北等地區縣域經濟發展緩慢,與南部、中部地區發展水平形成較大反差,縣(市)與縣(市)之間生產總值最高相差20倍以上。遼寧全省44個縣(市)中還有15個貧困縣,主要分布在遼西北地區,農村貧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占農村總人口的比重較高。不同地區間農民收入差距較大,大連、沈陽農民人均純收入比阜新、朝陽高出近兩倍。縣域經濟發展不均衡,強者恒強、弱者常弱,各自為戰,難以形成規模經濟。

3.經濟結構優化和產業結構調整還不夠科學,糧食增產現代化水平還較低。在一、二、三產業中,遼寧農業與工業相比科技含量、裝備水平相對滯后,地少人多、增收緩慢、農民種糧積極性不高的現狀仍然存在。在農村局部地區還是一畝地種植一個品種幾十年,品種退化嚴重,產量不高,質量不佳,效益不好。抓好糧食生產,促進糧食增產增收任務仍然艱巨。多年的實踐證明,要促進糧食生產穩定發展,必須堅定不移地走依靠科技、提高單產的路子。通過深入開展糧食高產創建活動,實行良種良法相配套,依靠科技挖掘增產潛力,把專家的產量變成農民的產量,把小面積實驗產量變成大面積推廣產量,真正實現糧食大面積區域平衡增產。

4.農業科技自主創新能力亟待加強,農業龍頭企業優勢帶動作用的發揮有待加強。農村務農勞動者素質普遍不高,已成為增強農業后勁的重要制約因素,不少農村相當數量的青壯勞力從務農轉到其他行業,務農勞力科技文化素質低,年齡趨于老化,農業科技自主創新能力不強,接受新技術慢,加上家庭經營條件的局限,農技推廣體系改革與建設亟待加強。從龍頭企業看,企業的輻射帶動能力仍偏弱,帶動農戶規模不夠、作用不強,與目前國家級重點龍頭企業平均帶動農戶7.6萬戶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調查中還發現,有些龍頭企業經營規模較大,但生產原料和基地建在省外,對當地農民的直接帶動作用不大。產業集群特色不鮮明,缺乏龍頭企業的帶動和規模化經營,沒有發揮出自身優勢,對整個產業的支持和推動力度不夠。

5.鄉鎮企業管理水平較低,需要樹立起有市場號召力的特色品牌。遼寧省城市化水平居全國第6位,而農村城鎮化水平居全國第13位。全省包括縣城在內的近600個小城鎮人口不到560萬人,僅占全省村鎮人口總數的26%,鎮均人口不足萬人。一些小城鎮缺少科學規劃,企業產業發育不足,基礎設施不完善,對周邊農村發展帶動和輻射作用不強,特色品牌數量有限,需要樹立起有市場號召力的特色品牌。

6.環境保護和資源優化配置意識需要加強,軟硬環境建設亟待總體提升。農業生產專業化、組織化程度還不夠高,特色產業布局不夠集中,生產基地相對分散,缺少覆蓋面大的專業化生產基地。農業標準化水平較低,部分農產品質量動態不穩,市場競爭力較弱。農產品加工率為45%,農產品加工業產值與農業總產值之比為0.42:1,與發達省份相比存在一定差距。農業利用外資和農產品出口規模不大,外向型農業總體水平不高。

三、加快轉變遼寧省經濟增長方式的路徑建議

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首先是從加強農業開始的,因此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也應該從轉變農業經濟發展方式開始。“增長”追求的是規模的擴張,總量在短期內的不斷增大,它更注重總量的增幅以及如何縮短實現這一增幅所耗費的時間;“增長”強調的則是質量的提升以及這種提升的可持續能力,它更加關注總量增大中所投入的成本和所付出的代價。在科學發展觀的統領下,如何實現遼寧農業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既是目前學術界正在探討的理論問題,又是遼寧經濟增長中亟待回答的現實問題。

1.加快提升農業科技內涵。全面提升農業科技內涵是轉變農業增長方式核心依托。特別是以設施農業等優勢農業為載體的深度開發農業的多種功能性。遼寧設施農業面積已經達到1000萬畝,日光溫室據全國首位,這為遼寧農業的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奠定了基礎。設施農業能使傳統農業擺脫自然的束縛,推進農業走向現代化和 工廠化。同時,根據遼寧實際大力發展節水高效農業、特色農業、循環生態農業以及動植物良種繁殖、疫病控制、農作物栽培標準化規范化養殖、農產品深加工等農業標準化技術、大力推廣優良品種、農產品無公害化生產,同時加快發展如都市農業、觀光農業、農業信息系統及裝備、農業物聯網、創意農業等內容。加快提升農業科技含量,優化產業發展環境和加快農業文化建設普及等。

2.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重視農業合作社在推進農業現代化中的作用。要充分發揮龍頭農業合作社的輻射帶動作用,讓農業合作社與農民形成合理的利益關系,農民得到實惠,在提高農民收入和改善生活條件的基礎上推進農業現代化。加強農業生產基地建設,推動農業結構調整,擴大優勢和特色產品的生產,加大農產品加工業技術改造和自主創新力度,延長產業鏈,提高農業生產的規模效益。

3.構建新型農業科技創新體系。推進農業科技創新能力建設要以構建新型農業科技創新體系為重點。具體工作是:建立層次分明、布局合理、結構優化、高效精干的新型農業科技創新體系;建立以政府投入為主導、其他多種渠道的農業科技投入體系;建立新型農業科技推廣體系,按照“公益性、區域性、綜合性、層次性”的原則,加快構建政府推廣機構和其它所有制推廣組織共同發展的多元化、多層次的農業技術推廣體系;促進重大關鍵技術的攻關、示范、推廣和應用。深化農業科技體制改革,鼓勵科技創新,把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與鄉鎮企業結構調整和技術改造結合起來。通過科技手段不斷提升農業的現代化水平,改造傳統農業,發展現代農業,為新農村建設提供科技支撐。

4.提高農民的文化素質和技術技能。加速推進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合理有序轉移,不斷提高農民的文化素質和技術技能。農業勞動力轉移后,平均生產規模就會擴大,農業勞動生產率就能得到提高。在非農業人口增加之后,對農產品的需求增加,從而擴大了消費市場,促進農業現代化發展。同時也需要提高農民的文化素質和技術技能為支撐。所以要以加快農村義務教育改革為重點,提高未來農民的文化素質,不再產生新的文盲和素質低下的從業者;同時切實做好廣大農民的職業技能培訓,不斷提高他們的就業能力,推進農村實用人才隊伍和農村人力資源開發。

5.爭取加大財政投入力度推動農業基礎設施建設。農業現代化需要大量資金投入。發達國家的做法是,憑借強大的工業經濟后盾,由政府給予大量的投資支持和各種形式的補貼。長期以來形成的依靠農業積累發展工業的體制政策的慣性還在影響著對農業的投入,國家財政對農業的投入增長比例低于財政本身增長的比例態勢還沒有改變。近幾年,雖然政府實施了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一系列政策,但政府對農業基礎設施的投入遠遠不能滿足農業生產和農村經濟發展的需要。目前,農民收入水平不高且不穩定,還難以實現承擔巨大的基本建設投資,同時農村的道路、水利、農田等基礎設施歷史欠賬較多,維修任務十分繁重,所以,現在還需要政府不斷加大對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力度,大中型以上的項目還是應該以政府投入為主,給農民更多的休養生息、發展生產、增加收入的時間,為加速農業現代化的進程奠定物質基礎。

經濟增長論文:知識產權保護制度與經濟增長

[內容提要]：本文從制度的功能分析入手，通過對個案的剖析，及對92個國家的專利授權數與其國內生產總值進行的相關性分析，直觀地顯示出知識產權制度與經濟增長之間促進關系的結論。

1　知識產權制度是創新持續的動力

雖然世界各國發展的進程參差不齊，但經濟增長卻始終是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實。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人們一直認為經濟增長的原因僅僅是人力資本和其他資源量增加的結果。近半個世紀來，一些新興產業的興起，尤其是九十年代開始信息產業帶動經濟持續高增長低通脹，人們逐漸意識到：技術創新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根源。技術創新導致了產業革命，并使人類的生活環境飛躍發展。早在1957年美國經濟學家索羅（R.M.Solow）則就在他的論文《技術進步與總生產函數》中對經濟增長中技術貢獻的量作出了令人信服的估計，這篇文獻在歷史上首次給出了一個測度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中貢獻的規范方法。

然而，法學家和制度經濟學家們卻有更深刻的憂患和思考，認為創新在一般情況下是人類智慧的一種偶發性活動，它對經濟的刺激和帶動也可能只是局部的、間段的，如何使這些隨機的點串成線段、線段連成無限延伸的直線，也就是說使人類的技術創新成為一個持續的、不間段的活動，激勵技術創新的制度問題便被重視起來。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指出：“先進技術是經濟增長的一個允許的來源，但它只是一個潛在的、必要的條件，本身不是充分條件。如果技術要得到高效和廣泛的利用，就是說，如果它自己的進步要受這種利用的刺激，必須作出制度和意識形態的調整，以實現正確利用人類知識中先進部分產生的創新。”發展經濟學權威劉易斯（W.ArthurLewis）也向我們提出了令人深思的問題，“為什么在某些社會可以看到這些因素正在有力地發揮作用，而在另一些社會卻不是這樣，或者在某些歷史階段這些因素在有力地發揮作用，而在另一些階段這種作用卻很小。什么環境最有利于這些因素的出現呢？”他把注意力轉向了制度的功能上。他認為，在制度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某種關系，其結果是限制或促進著經濟增長。事實上，對于制度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并不是從劉易斯那里開始研究的。在本世紀二、三十年代，西方的制度經濟學派就已經開始用一些經濟模型研究制度與經濟之間的關系，到五十年代中至六十年代末是經濟增長理論的黃金時期。劉易斯的研究結論是制度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一致性，具體表現為“制度對增長的促進取決于制度把努力與報酬聯系起來的程度，取決于制度為專業化和貿易所提供的范圍，以及制度允許尋求并抓住經濟機會的自由。……制度可能是沿著有利于增長的方向變化，但也可能是沿著限制增長的方向變化。”劉易斯認為，人們應當研究哪些制度有利于增長，哪些制度不利于創新或投資，然后，再進入觀念的領域，提出什么原因使一個國家創立了有利于增長而不是制約增長的制度？

從嚴格意義上講，歷史上最早的創新激勵制度，是已有四百年歷史的專利制度，其標志是1624年英國頒布的《壟斷法規》，它也是近代專利保護制度的起點。從法律上確定專利權這種無形資產的產權，極大地推動了技術創新活動。可以這樣說，18世紀六十年代英國開始的產業革命，沒有專利制度是難以發生的。知識產權法是一系列保護知識資產的制度，它的目的在于通過賦予一定的人的某種權利或法律地位，保護權利人的權利，鼓勵生產知識資產，促進科技、文化和藝術等事業的進步。《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第一條規定專利法的目的是：“為了保護發明創造專利權，鼓勵發明創造，有利于發明的推廣應用，促進科學技術的發展，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特制定本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第一條規定：“為保護文學、藝術和科學作品作者的著作權，以及與著作權有關的權益，鼓勵有益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物質文明建設的作品的創作和傳播，促進社會主義文化和科學事業的發展與繁榮，根據憲法制定本法。”可見兩法均以促進文化、科學進步、社會經濟發展為目的。微觀上，法律為保護知識產權權利人的權利，提供了一種制度基礎，使權利人的智力勞動能得到回報、并取得經濟效益的可能性，從而調動了人們從事創新活動以生產更多的知識資產并將它們提供給社會的積極性，使社會也同時受益。形成了一種良性循環機制。宏觀上，也就是從社會公眾利益的角度，經濟增長取決于知識的增長，科技和文化的進步將會提高一個國家的生產率，促進一個國家生產的總量和人均值的增長，從而也促進了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

2　美國奇跡―――　一個案例

美國是充分運用知識產權制度激勵國家經濟增長最成功的國家之一。“從美國建國時起，它的保護知識產權的體系一直是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動力”。強有力的知識產權保護理念作為全民的信條，并寫進了美國憲法。高水平強有力的知識產權制度，使美國的經濟持續進步和繁榮。而作為技術創新權利擁有者可以并做到了“把成果帶進了銀行。”―一安全并升值。在Kodak和Polaroid快速成像照相訴訟中，近10億美元的判決不僅是美國授予權利力量的體現，也是執行機構力量的有力證據。正是這些專利、商標和版權的經濟實力支持著全美的工業，同時也影響著全世界的工業。1996年，僅版權業對美國經濟的貢獻約2784億美元，占GDP的3 65%.專利和商標的貢獻也許更為巨大，幾乎每一樣東西，從波音飛機到通用汽車，從生物技術到農業產品。從IBM到微軟，以及各種藥物，如現在最時髦的Viagra（偉哥），都是建立美國專利保護的產品或方法之上。而名牌商標的魅力對人們消費的影響就更大了。

有一組數據可以說明，美國知識產權制度的良性循環。1997年財政年度，美國專利和商標局受理專利申請237，045件，授權專利122，977件；受理商 標申請224，355件，注冊商標97，294件。這些授權的數目是衡量它們在美國經濟中的價值的重要指標。

美國的創新能力是居于世界前列的，其知識產權授權數總是獨占鰲頭，因此，它具有全球最龐大的經濟就不足為奇了。

3　數據分析

一個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可以作為衡量該國經濟發展的合適的量度，用它作為經濟的標尺是國際上廣泛接受的；一個國家授權專利的數量可以被看作是國家知識產權制度效應的合適的量度，盡管還有一些其他指標可以說明這個問題，但選擇授權專利數是因為它能大量提供國家之間可比的有形和無形的根據。

一個國家給予知識產權的尊重水平對該國經濟的增長有促進作用。推而廣之，如果一個國家建立了積極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就可能影響經濟的增長，而經濟增長的主流將是技術創新所導致。

經濟增長論文:談我國的金融深化和經濟增長

摘要:本文首先分析了金融深化與經濟增長之間相互促進、相互制約的關系,然后解析中國金融業的現狀,同時對中國的金融深化程度作了綜合評價,最后對中國金融業進一步進行金融深化的“攔路虎”提出了相關解決策略,以致最終實現經濟增長和金融發展的良性循環。

關鍵詞:金融深化;金融自由化;金融約束;經濟增長;金融創新

一、金融深化與經濟增長的理論分析

西方經濟學家羅納德·麥金農和愛德華·肖最早提出金融深化理論,他們都認為金融抑制妨礙了儲蓄投資的形成,造成資源配置的不合理,從而阻礙了經濟發展。他們提出的金融深化,其實質就是放棄政府對金融領域的過度干預和保護,依靠市場機制的作用提高金融體系的效率,優化金融結構和金融資源的合理配置,形成正的投資、就業、收入和結構優化效應,從而建立起經濟發展和金融發展的良性循環。金融深化的基本政策是實行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現在被概括為3P自由化,即價格自由化、產品自由化、參與自由化。

但在實踐中拉丁美洲南錐體國家發生的一系列銀行恐慌與倒閉,使人們對贊成金融自由化的一般論點產生懷疑。實際上,1994年發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機和1997年席卷東南亞的金融風暴,導致東南亞以至整個世界的經濟萎靡不振,無不與過度金融自由化有關,金融自由化理論及其主張日益受到懷疑與批評。此時作為金融自由化的對立理論——金融約束論由斯蒂格利茨等人提出,但是通過透析該理論我們不難發現,金融約束實質上是在一國金融經濟發展沒有達到一定程度而進行金融自由化的前期準備,因此這兩個理論并不矛盾,它們都是金融深化的途徑和手段,目的都是為了促進經濟發展和金融發展的良性循環。

隨后,雷蒙德·戈德史密斯在其《金融結構與發展》一書中明確提出了金融深化與經濟發展的互動作用,并就評價金融深化的程度提出了一系列的指標:(1)貨幣化比率(M2/GDP);(2)金融相關率,是金融資產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3)金融資產的多樣化,是社會融資方式變化發展的標志;(4)金融機構種類和數量的增加,是金融深化的另一特點,這是金融資產增長和金融市場擴大的主體;(5)金融資產發展的規范化。經過幾十年的發展,金融深化理論已發展為一國的金融體制與該國的經濟發展之間存在一種相互刺激和相互制約關系的理論。

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金融深化所取得的成果

1. 20多年來我國金融改革的成果。

20世紀70年代,麥金農和肖針對發展中國家的金融發展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論,成為指導發展中國家進行金融體制變革的重要理論依據。我國自1979年改革開放以來,金融發展以史無前例的速度在前進,在金融深化進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具體表現如下:

(1)銀行業建立了多元化的銀行體系。以中國人民銀行為中心的二級銀行體制,形成了以4大國有銀行,3家政策銀行,20多家股份制商業銀行、外資銀行的多元化的銀行體系。

(2)證券市場的建立與發展。自1990年和1991年分別在上海和深圳建立了證券交易中心以來,中國的證券業形成了一定規模,特別是股票市場最為顯著。從1993年~2000年我國上市股票數從217只增長到1099只,增長5倍多,而市價總額從3541.0億元增長到41000.0億元,增長11.6倍,上市公司數從183家發展到1025家,增長5.6倍。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90年~2001年>)。

(3)外匯市場的改革。外匯市場1994年以后,中國實行了結售匯制,建立了一個統一的銀行間外匯市場。1996年實現了經常項目下的人民幣自由兌換,1998年取消了外匯調劑市場。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的最新統計,我國的外匯儲備已達3200億(美元),2003年底估計達3500億,可以說我國的外匯市場取得了重大成果,具備強大的抵御外匯風險和外債風險的能力。

(4)保險市場的多元化發展。中國保險市場以1949年10月25日中國人民保險公司的成立為標志,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發展,中國的保險業打破了中保的完全壟斷,形成了國有、民營、外資共同競爭的局面。

(5)利率市場化。1996年開始逐步放開了部分利率,取消了同業拆借利率的最高限制,部分國債發行利率實行市場招標,公開市場操作的回購利率實行了市場招標。這些都表明利率朝市場化的方向邁出了一大步,為最終的基準利率市場化創造了條件。

(6)金融法律法規的逐步完善。至今中國已出臺了各項金融業的相關金融法,如:《中國人民銀行法》、《銀行法》、《證券法》、《保險公司管理條例》、《保險公司投資證券投資基金管理辦法》等等。

以上只是重點說明,我國金融業在其他方面也取得了許多的成績,如:我國金融的電子化、基金市場的迅速擴大等等。這些說明了我國的金融體系的雛形已形成,有些方面已向國際接軌,特別是金融機構的會計制度,商業銀行的信貸管理等。

2. 中國金融深化程度的綜合判斷。

以上從各個方面粗略地說明我國金融改革的成效,但是我國金融深化的程度如何呢?我想以雷蒙德 · 戈德史密斯提出的有關指標來判斷我國金融深化的綜合程度。

從金融資產結構分析來看,改革開放以來,國民生產總值與廣義貨幣量M2均呈快速增長趨勢,二者比值由1979年的0.361上升到1996年的1.121,平均每年上升4.2個百分點(見表1)。金融相關比率則從1979年的4.9%上升至1996年的81.6%,增長了15.65倍,年平均增長率為4.26%(見表2)。這些充分反映了我國經濟貨幣化與金融深化程度的明顯加深。事實上,1996年我國金融深化程度已達到發達國家金融水平的一半以上,并初步邁入發達金融結構水平的行列。

三、對我國金融深化和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及啟示

對于金融體系發展和經濟增長兩者的理論聯系,近幾年西方的經濟學者進行了一些實證研究,他們的測試結果都認為經濟水平與金融發展之間有著重要的相關性。1996年帕特里克為研究兩者的因果關系也設計了一個有用的參考框架,提出了金融發展中“供給導向法”和“需求導向法”之間的區別。帕特里克的假設強調了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可能存在兩方面的因果關系,隨后一些經濟學家進行了實證研究,測試證明了帕特里克提出的一系列因果關系假設是正確。

自從1992年以來我國的經濟每年平均保持8%的速度增長,金融發展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那我國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是否也存在這種相互激勵 、相互制約的關系呢?在這里我用實證分析來說明,選取了1979~2000年的有關數據(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90~2001年)),以GDP作為經濟增長的指標,以貨幣化比率(M2/GDP)來衡量金融深化的程度,將數據作因果關系(Granger)檢驗,結果如下:

用強制回歸或逐步回歸檢驗得出,因變量與所有自變量的關系均不顯著,說明接受H 假設,即經濟增長不影響金融深化。

實證的結果說明,我國的金融發展處于帕特里克提出的“供給導向”的金融發展模式,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起著積極的推動作用,而經濟的增長并未反過來促進金融發展,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相互促進的循環機制尚未建立,我認為這與發展中國家處于經濟轉軌的特征是相符的。因此,我國要加快經濟發展,加速金融深化,使之更有力的促進經濟增長,實現帕特里克的“需求導向”的金融發展模式,而最終實現經濟發展和金融發展的相互激勵,相互制約關系,即金融深化的核心。

四、我國金融深化進程中仍存在的問題及其策略分析

盡管我國的金融深化取得了相當的成績,但在進一步深化的進程中仍存在許多問題,這也是我國金融業進一步改革的“攻堅問題”,主要是:(1)金融資產結構的不合理;(2)銀行存在大量不良資產以及國有商業銀行的經濟主體地位尚未建立;(3)金融市場的缺位問題和金融機構的結構不合理;(4)利率市場化存在許多不合理之處;(5)金融市場法律法規不夠健全,執法的嚴格和監督機制有待完善;(6)股票市場的分割狀態和存在大量非流通股;(7)外匯兌換自由化問題。這些都是我國進一步金融深化的“攔路虎”,要真正實現金融自由化,必須認真解決上述問題。

從前面的實證分析可以看出,我國金融深化和經濟發展的紐帶尚未建立,經濟發展和金融發展均存在許多需要解決的問題,在這里對我國進一步深化金融體制改革的策略提出自己的見解。我認為解決問題主要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是金融深化的次序安排;二是中國金融深化所采取的方式和機制的合理性,在金融深化的過程中這兩個方面是相互融合的。按麥金農在《經濟市場化的次序——向市場經濟過渡時期的金融控制》一書中提出的最優次序,我將上述問題中的(1)、(2)、(3)、(4)(5)分為A類;(6)分為B類;(7)分為C類。A類問題是我們現階段要解決的;B類在A類問題解決基礎上和借助加入WTO的國際力量下逐步解決;最后解決C類問題。

首先,A類問題基本上是國內金融市場完善和自由化的問題。重點是銀行改革、資本市場的發展和利率市場化,涉及金融體制、金融機構、金融市場和金融法律法規等方面的改革,因此我認為重點要引入金融創新機制,金融創新在解決上述問題上將產生一個綜合效應。具體來說,一是進行金融制度創新,確保金融資產發展的規范化;二是進行金融市場的創新,優化金融資產內部結構;三是進行金融機構創新,提高我國貨幣化進程的質量;四是進行金融工具的創新,促進金融資產的多樣化。

其次,B類問題,即股票市場的分割狀態和存在大量非流通股。資本市場的分割主要指股票市場的A、B股問題;A、B不僅針對不同的投資對象,而且同股不同價、同股不同權。解決的同股不同價的關鍵是A股和B股的并軌。就目前而言,我國的證券市場的發展已具一定規模,在此基礎上主要借助加入WTO后的外資力量實現A股和B股的并軌。 解決同股不同權的關鍵是實現國有股和法人股的流通。2002年,政府已經嘗試將非流通股拋向資本市場,試驗的結果是引起了股市的動蕩,不得不暫停試點。這說明非流通股的減持并非一朝一夕事,而要循序漸進。我認為主要采取“轉”的方式,如建立“公股減持基金”、 “債轉股”、 “債轉股基金” 等等來實現非流通股的減持。

最后是C類問題,即外匯市場的自由化。我國的外匯市場的改革走的是漸進式的道路,從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來看,這種策略是正確。只有在國內實現金融自由化的前提下,才能盡量避免因外匯市場的開放對國內的金融業產生重大沖擊。我國外匯市場的自由化應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條件不成熟,是決不能貿然實行資本項目下人民幣可自由兌換。

總之,中國金融深化的進程應當始終與其經濟和金融市場化改革相適應,同時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對不同的金融問題采取不同的方式和策略,盡快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實現金融深化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

經濟增長論文:對于稅收和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

摘要:經濟和稅收的經濟學關系的可以理解為為經濟決定稅收,稅收對經濟具有反作用。以福建省為例通過構建回歸模型并分析兩者之間的Granger因果關系,得出結論:一方面福建省經濟發展帶動了稅收增長;另一方面,福建省稅收收入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有提升的空間。

關鍵詞:稅收;經濟增長;實證研究

2009年5月,《國務院關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正式,時隔不到兩年,國家發改委又于2011年4月全文公布《海峽西岸經濟區發展規劃》。這對于福建省加快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實現科學發展、跨越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在此背景下,本文就如何理順稅收和經濟增長的關系、保持稅收增長和經濟增長的協調發展進行了一番探討。

1 實證研究

1.1 經濟增長和稅收存在Granger因果關系

本文試圖通過選取變量構建經濟增長與稅收之間的回歸模型,通過分析兩者之間的Granger因果關系來驗證經濟增長對稅收增長的決定作用。

(1)選擇變量。本文所選擇的變量分別是福建省地區生產總值GDP和稅收收入TAX。變量的原始數據GDP和TAX均來源于福建省統計局網站統計年鑒,時間區間為1995—2009。

(2)單位根檢驗。不存在協整關系的非平穩變量不能進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因此,首先判斷所選取的時間序列數據是否平穩性,對GDP和TAX進行單位根檢驗。由表一可知GDP和TAX均為非平穩時間序列,因此在對這一組變量進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之前要進一步判斷這兩者是否存在協整關系。

注:檢驗形式(c,t,m)中c、t、m分別代表ADF檢驗中包含的常數項、時間趨勢項和滯后階數,0代表不包含,D2代表進行二次差分;時間序列平穩均是在臨界值為5%時的結論。

(3)協整檢驗。因為對雙變量模型進行協整檢驗要求兩個變量具有相同的單整階數。從上述單位根檢驗的結果中,我們已經得出GDP和TAX都是二階單整序列的結論。因此,筆者將運用E—G兩步法對其進行協整關系檢驗。第一步,構建估計方程。首先運用OLS法估計協整向量GDP和TAX,可得如下方程:

從R2值可知樣本回歸線對樣本觀測擬合得較好。第二步,對殘差進行單位根檢驗。由上可知,殘差Et=TAX-0.062GDP,對Et進行單位根檢驗,如表二所示,可知Et具有平穩性,因此GDP和TAX存在協整關系,可以進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4)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對GDP和TAX分別作滯后1階和2階的格蘭杰因果檢驗,取置信水平a為0.01,如表三所示,可得結論:經濟增長是稅收的Granger原因,而稅收不是經濟增長的Granger原因。也就是說,若加上GDP的滯后變量對TAX的預測精度存在顯著性改善,換句話說,前一期的經濟總量對后一期的稅收收入存在顯著影響。經濟總量的變化能夠引起相應的稅收收入的變化從而論證了經濟增長決定稅收收入的結論。

1.2 稅收對經濟增長具有促進作用

同樣地,稅收收入對經濟增長具有促進作用也可以通過構建模型來論證。選取福建省地區生產總值GDP和稅收收入TAX作為因變量和自變量。由于兩個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因此由此構建的模型不存在“虛假回歸”的線性,運用Eview軟件構造的方程如下:

GDP=15.86TAX因為R2值較大,所以該方程能夠較好地說明稅收收入和經濟增長的關系。即使沒有對模型進行進一步修正,我們仍然得出結論,稅收收入與經濟增長是正向相關,稅收收入的增加在在一定程度能夠促進經濟增長。

然而,現實中,由于受到諸多因素的制約不論是國家還是地方的征稅水平往往很難達到最佳稅率水平。通過比較我國和福建省的宏觀稅負水平可知福建省的征稅稅率并未達到理論上的最佳值,而且離這一最佳征稅水平還有較大的差距。如表四所示,2002-2009年,我國宏觀稅負水平呈現明顯的上升趨勢,從14.81%上升到17.33%,漲幅達到17%。相比之下,福建省的宏觀稅負水平基本維持在4.69%-6.36%之間,雖然從2004年開始,福建省的宏觀稅負水平呈現較快的增長的趨勢,漲幅達到了35%,但是由于基數低,總體來看,福建省的征稅水平仍然偏低,并不能很好地適應與福建省經濟增長的速度。

2 主要結論

通過分別構建模型對稅收和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福建省經濟和稅收的關系符合經濟增長決定稅收的原則。一方面,1994年以來,福建省經濟總量不斷提高,發展速度超過了同時期的全國平均水平。與此同時,從總量來看,福建省的稅收收入也不斷增加;從變動趨勢來看,兩者的變化情況近似一致,并且稅收收入的變化幅度小于經濟總量的變動幅度,兩者表現出較為緊密的相關性,而

這種相關性是以經濟總量為主導的。

第二,福建省稅收收入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有提升的空間。首先,由福建省的稅收收入和經濟總量的關系式GDP=15.86TAX,可以得知,福建省稅收收入對于經濟增長是有較為明顯的促進作用的。然而,2002-2009年福建省的宏觀稅負水平最高也只有6.36%,遠遠低于同時期的全國平均水平17.33%。由此可見,福建省的宏觀稅負水平與經濟發展并不能夠很好地適應,也就意味著稅收收入并不能夠充分發揮其對經濟發展能動的反作用。

經濟增長論文:論市場制度類型與經濟增長績效的關系

摘　要　市場制度可分為發達完備型市場制度、政府主導型市場制度、自然演進型市場制度和低度發展型市場制度等類型，市場制度類型與經濟增長績效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系。對此問題進行研究，有助于推動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

關鍵詞　制度類型　技術創新　經濟增長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興起的新增長理論將技術內生化，從而對經濟增長中的一些現象作出了較合理的解釋。但在新增長理論中，制度因素仍是外生給宣揚，這又使其存在著缺陷和不足。市場制度是經濟體系中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之一，本文將市場制度分為四種類型，分析和比較各種市場制度與經濟增長績效之間的關系。

1　市場制度的類型及其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性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制度問題重新激起經濟學家的興趣，制度分析開始成為經濟學中的一個熱點。值得注意的是，經濟學界對制度的分析大多停留在制度安排、制度結構、制度變遷、制度創新及其相互關系的層面上，而少有對制度作分類或型式化的研究。在我們看來，這既不利于制度問題研究的深入，也不利于將制度因素與其他經濟問題聯系起來，揭示其相互關系。

在經濟體系中，市場制度無疑是重要的制度形式之一。市場制度可以說是個排列其消費偏好和自由追求這些偏好的能力達到最大化的一種制度安排。但市場制度并非鐵板一塊。應當看到，在實際生活中，市場制度具有多樣性和復雜性。本文為了研究市場制度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性，將這種制度分為以下幾種類型：①發達完備型市場制度。這種制度以存在著健全的市場主體、完備的市場體系、統一完善的市場規則和健全的市場服務體系為特征。當達的工業化國家如美國、英國、德國、法國等，大多均屬于這種情況；②政府主導型市場制度。在這種制度安排中，政府以市場經濟導向為目標，積極地培育市場，構建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20世紀60年代以后亞洲“四小龍”中的韓國、臺灣、新加坡，以及當代中國，大體上屬于這種情況；③自然演進型市場制度。在這種制度類型中，經濟政策主要是由各種利益集團之間的均勢來決定；政府不實行積極培育市場的政策，但也限制或阻礙市場的發展。20世紀80年代以前，拉丁美洲國家基本上都屬于這種情況。④低度發展型市場制度。在這種市場制度下，相當數量的經濟活動是由傳統、習俗和命令來調節，市場體系殘缺不全，人們商品意識不強，經濟發展水平也較為低下。撒哈拉的南非洲國家，大多屬于這種類型。

下面考察一下各種市場制度類型國家的經濟增長情況。首先看發達完備型市場制度國家。西方國家發達的市場經濟制度，是伴隨著工業化的開展而形成和建立起來的。經濟史學家一般認為，西方國家工業化開展的年份，英國為1780～1785年，法國為1831～1840年，美國為1834～1859年。我們大致以此為起點，來看看這幾個國家在20世紀60年代這一長時期的總產值的年均增長率、人均值和年均增產率（見表1）。

其次看政府主導型市場制度國家。亞洲“四小龍”中除香港外，韓國、臺灣、新加坡都是較典型的政府主導市場制度的國家和地區。這些國家和地區所推行的政府主導型市場制度，在20世紀60～80年代促成了經濟的高速增長，使其在較短時間內實現了經濟起飛，躋身于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的行列（見表2）。

再次看自然演進型市場制度的國家。“二戰”后至20世紀80年代初，拉美國家在進口替代工業化發展時期，經濟發展一度較快。1950～1980年，拉美地區國內生產總值均增長率為5.6%。80年代以后，拉美陷入嚴重經濟危機。1981～1990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僅為1.1%，人均收入增長率為-0.9%。90年代以后，情況開始好轉，但仍不盡人意。最后看低度發展型市場制度的國家。1960～1970年，整個非洲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為3.8%，70年代則為5.2%。進入80年代后，非洲經濟急劇惡化。據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有關統計，1980～1987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為0.2%，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為-2.9%。在1986～1990年間，非洲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下降了0.7%（1987年增長0.3%除外）。非洲成為80年代世界上唯一人均收入持續下降的大陸。。

從以上所述可以看出，發達完備型市場制度國家的經濟增長情況差異不大，在長期內呈現出穩定增長之勢；政府主導型市場制度的國家在一定時期內（一般為20～30年）則出現了高速增長的情況；自然演進型市場制度和低度發展型市場制度的國家經濟增長起落較大，未出現持續的較快增長，且都經歷過嚴重的經濟衰退期（10年左右時間），但前者較后者績效略好。

2　不同增長績效的制度分析

發達完備的市場制度有助于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經濟學家對此已作了較為充分的說明。一般認為，在經濟增長中，技術創新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而技術創新的進程又依賴于一套復雜的制度安排。其中不僅包括產生創新的制度，而且包含確定所有權和新式地追求個人的偏好而鼓勵了技術創新，推動了經濟的長期增長。與此相反，在低度發展的市場制度下，由于制度設施不完善，使得多種經濟信號缺乏有效的反應中樞，市場主體難以獲得較全面和正確的經濟信號，從而導致市場機制不能正常地發揮其配置機能。發達完備的市場制度國家與低度發展的市場制度國家在經濟增長上績效殊異，從制度上似不難作出說明。

就政府主導型市場制度國家來說，政府在推動市場的發育和發展上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就韓國、臺灣、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的情況來看，其政府以市場經濟導向為目標積極地培育市場，構建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為了改變市場機制配置功能不足的狀況，它們把培育市場作為政府干預的一項重要內容，采取了多種措施力促市場的發育和發展。首先是給公眾較大的經濟自由，保護私人財產權利，鼓勵民間的投資熱情，推動民營企業制度的建立和發展，同時要求國營企業參與市場競爭，并把一部分國營企業轉為民營。其次是積極培育生產要素市場特別是資本市場，鼓勵投入要素的流動，建立多層次、多種類、多功能的市場體系網絡。第三是適時實現由進口替代為主向出口導向為主的戰略轉變，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建立加工出口區和自由貿易區，對出口實行退稅和免稅，改善投資環境，積極利用外部資源。第四是努力推動價格制度的合理化，逐步放松外匯、貿易、物價、物資供應等方面的管制。積極地培育市場是東亞地區政府干預經濟的一個顯著特點，它不僅避免了其他許多發展中國家政府干預中容易出兩年價格過度扭曲現象，而且為經濟發展聚集了強大的后勁，推動了經濟的高速增長。不過，應當看到，在經濟發展水平和市場發育程度較低的情況下，實行政府主導型市場雖有其必要，但是這種發展模式實際上包含著一系列內在的矛盾的問題。在實現了經濟起步以后，這些矛盾和問題會越來越明顯地暴露出來。

反觀自然演進型的國家，這些國家的政府并沒有選擇積極推進市場發育的政策，其政策措施主要是由各種利益集團之間的均勢來決定的。就拉美國家來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拉美各國農業部門力量衰弱，農業利益集團的影響縮小；而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城市集協和迅速崛起，資產階級和工會組織的力量開始壯大。民眾主義文人政府認為城市的政治動亂最具危險性，因而總是把處理城市工人和資本家的沖突放在首位。民眾主義的核心是民族主義及“資本和勞動之前的妥協”，其目標是使社會各階層都能程度不同地分享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好處。在這種折衷主義和調和主義思想影響下形成的強調政府對市場的替代而忽視對市場的培育及內向發展的政策，非但沒有推動經濟的迅速發展，反而造成了許多嚴重的后患。

3　制度因素內生化問題的思考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以羅默、盧卡斯等人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提出了以“內生技術變化”為特征的理論模型，從而促成了新增長理論的出現。然而，新增長理論仍然有其缺陷和不足。在新增長理論中，經濟制度和個人偏好仍然被看作外生給定的，因此無法利用這一框架說明經濟制度的變化或個人偏好的變化、生產技術條件和經濟增長的影響。

制度對于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和經濟增長的影響是相當大的。首先是對“獲得正確價格”的影響。在許多發展中國家，私人部門和公共部門中都存在著嚴重的價格扭曲。能否獲得正確的價格，直接關系到經濟發展的速度。而獲得正確的價格，并不是一個調控問題，而是一個選擇正確制度的問題，也就是一個選擇如何安排社會的問題。由于基本的價格扭曲是由構成政治經濟基本結構的憲法秩序所引起的，因而，制度變革對于獲得正確的價格特別重要。其次是對結構變動的影響。在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發展的重大轉折點上，進一步的發展將需要在經濟結構上出現重大變化。這些變化伴隨著規模的擴大，投入要素比例的變化，部門轉移上的變化和貿易在經濟中作用的變化。為了推動經濟結構的變化，經濟制度在配置資源、提供動力和信息等方面必須加以根本的轉變。經濟發展的政策和戰略對經濟發展具有重大影響，而發展中國家一定時期內特定的政策和戰略，很大程度上又是由制度因素決定的。

制度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無疑是很大的。但將制度因素真正地內生化，以較為抽象的理論模型（特別是數學模型）對此加以說明，卻遠非易事。這一方面是由于對制度因素的分析還欠具體和深入，另一方面是由于將其納入較抽象的理論模型，對數學工具有較高的要求。可以說，將制度因素內生化，方向是明確的，但要真正取得成效，還須作艱苦的努力。

經濟增長論文:經濟增長與政治合法性的關系探析

【內容提要】政治合法性應當建立在什么基礎上，是一個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本文從利益分析方法入手，就經濟增長與政治合法性的關系進行分析，認為政治合法性基礎在于民眾利益（既包含現實利益又包含預期利益，既包含經濟利益又包含非經濟利益）的滿足和實現，而利益需求是不斷前進和上升的，因而政治合法性基礎也應隨著社會發展而做出相應的調整。單純的經濟增長只能滿足人們在特定時期的經濟利益需求，而且經濟增長是有周期的，把經濟增長作為政治合法性的根本基礎，是不穩固的,也是十分危險的。同時，政治合法性對經濟增長也提出了要求：即可持續性、公平性和協調性。

【關鍵字】 經濟增長 政治合法性 利益關系

由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來判斷一種政治制度的好壞，就在于這種政治制度是否與當時的生產力發展相適應，是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還是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這是歷史唯物主義最普遍的、最基本的原理。政治合法性作為社會公眾對政治制度的認同和忠誠的觀念，它的根本基礎是否應歸結為生產力的發展，即經濟增長呢？事實上，合法性基礎問題并非如此簡單。有三個例證可以說明這一點,第一個例證是，20世紀80年代以前，蘇聯的綜合國力相當于美國的3/4到4/5，被公認為世界第二，就其當時的經濟狀況而言，不致于導致其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崩潰。如今俄羅斯的綜合國力不到美國的1/3，GDP甚至不足美國的1/20（四千億美元），而其現行的經濟政治制度卻并沒有被根本改變的跡象。第二個例證是，三年自然災害時期(1960-1962)，新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經濟負增長，全國陷入了嚴重的饑荒，在這么困難的條件下，中國共產黨政權卻沒有發生波動和危機。第三個例證是，20世紀80年代，韓國在經濟發展迅猛的同時，威權政體的合法性卻逐漸喪失，并最終為民主政體所代替。為什么有的在經濟增長緩慢甚至倒退的情況下合法性基礎卻十分鞏固,而有些政府卻在經濟相當成功時崩潰？經濟增長在政治合法性中到底起什么樣的作用？本文試圖圍繞經濟增長與政治合法性的關系作一探索。

一

“合法性”(Legitimacy)是政治學中的一個重要范疇，這與法制化有一定聯系，但不是“合乎法律”的意思。政治制度的合法性評價標準就是公眾對政治制度的認同與忠誠的程度（對政治領導人及其決策的信任程度），也即政治權威的大小。社會公眾對政權的認同和忠誠并非統治者單向作用的結果，更非依靠強力威脅就能達成，而是取決于政治體制的價值與其成員的價值是否一致而定。因此，合法性一方面取決于政府的活動，包括國家政權為強化自己的統治地位而運用意識形態的、法律的和道德倫理的力量為自身所作的種種論證，另一方面其更為實質的內容是國家政權在大眾當中贏得了廣泛信任和忠誠，從而使人自覺地把對政府的服從當作自己的義務。

各種社會行為的背后是利益，利益是人類一切社會活動的最終動因。統治者傳遞、灌輸特定的政治意識形態，塑造特定的政治行為模式，論證其合法性，根本目的是為了維護統治者的利益，而被統治者學習、認同某種政治制度，同樣也是為了實現自己的利益要求。馬克思一針見血地指出：“人們奮斗所爭取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1]（P82）。這是政治合法性的關鍵所在,也是研究政治合法性問題的邏輯基礎和最基本的出發點。考察我國合法性基礎的演變，就不難看出，合法性基礎大體上是圍繞著人們的利益需求而不斷發生變化的。改革以前，中國政府的合法性建立在來自西方的歷史唯物主義和源于中國的政治文化傳統的基礎之上。 1978 年以來，合法性基礎發生了重大轉變，整個 80 年代和 90 年代前期，我們致力于建設自己的政績合法性基礎。進入 90 年代后期，“政績合法性困境”逐漸顯露，于是我們又開始尋找新的合法性基礎，即加大反腐敗、反貧困和建立社會保障工作的力度，通過維護或提高社會公正來鞏固自己的合法性基礎。新形勢下，我們又清醒地認識到，我們應把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民主法治的基礎之上，至此，中國進入了新一輪合法性基礎調整與重建的時期。當然，在我們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道路上，也存在著把合法性基礎完全脫離人們的利益的時期，例如，公社化運動，等，給我們留下了許多珍貴的教訓。歷史實踐證明，凡是我們的理論、綱領、路線、方針、政策能夠切實維護、實現人們利益的時期，合法性基礎就鞏固，凡是我們的理論、綱領、路線、方針、政策背離人們利益的階段，合法性基礎就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合法性危機的困境就會呈現出來，國家政權就會陷入困境。

利益關系根源于社會關系，決定了利益關系的復雜性，從而也決定了政治合法性的基礎的復雜性。圍繞著利益關系的實現，政治合法性的基礎主要表現在：

第一，對利益代表者形象的判斷。我們黨是執政黨，是全國各族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各級政權機構的形象就是群眾借以判斷黨的性質的直接渠道，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黨員領導干部的形象關系到黨的生死存亡，關系政權的合法性基礎。在革命戰爭年代，人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甘愿付出生命，是因為人們對未來充滿了希望，而這種希望在很大程度上來自黨的形象。用鄧小平的話說：“我們黨同人民群眾的關系過去是很好的。密切聯系群眾，是我們黨的一個優良傳統。……我們的歷史經驗是，越是困難的時候，越要關心群眾。只要你關心群眾，同群眾打成一片，不僅不搞特殊化，而且同群眾一塊吃苦，任何問題都容易解決，任何困難都能夠克服[2](P.228)。”五六十年代很困難的時候，合法性基礎為什么依然鞏固？很重要的一條就是黨員領導干部尤其是高級干部的形象使人民感覺到他們確實是自己利益的忠實代表者。

第二，對現實利益分配的公平感。合法性問題從根本上說是人們對利益分配的認同。誠如貝爾所言：“歸根到底，任何社會都是一種道德秩序，它必須證明它的分配原則是合理的（社會學的術語是‘給予合法地位’）；它必須證明自由和強制的兼而并用對于推行和實施它的分配原則來說是必要的，是天經地義的[3](P.309)。”要讓人民有一種公正公平感，必須做到：從客觀方面說，要給人民以實際利益，尤其是給比較貧窮的、下層的人民以實際利益，努力避免過分懸殊；從主觀方面說，則是讓人們實際感受到國家的分配制度體現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代表著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第三，對未來利益的預期。理論是信心的根據，人們對未來利益的預期往往是通過理論的灌輸來認識的,即通過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認同來判斷自己未來的利益。要是理論不透徹就談不上信心。馬克思說過：“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4](P.9)。”理想信念動搖，關鍵是理論說不清，相當模糊，沒有信念的精神支柱。如果群眾不太認同我們的理論，就會出現所謂的“信任危機”進而削弱政治合法性基礎，根本原因就是我們的理論不徹底，不能說服人，群眾不接受。理論得不到群眾的認同，就不能掌握群眾，也就不能變成巨大的物質力量。

二

從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整體過程來看，生產力的發展始終是推動社會向前發展的動力，我國歷史上出現的幾次盛世，就是因為經濟發展迅速而出現的人口增長、社會穩定進而使合法性基礎得以鞏固加強。政治合法性基礎能不能鞏固關鍵在于利益的創造、利益的分配、利益的實現能否合乎人們的期望。而事實是：隨著社會的發展前進，人們的利益內容越來越多樣化，逐漸由側重經濟利益向經濟利益、政治利益并重轉變，由側重物質利益向物質、精神利益并重轉變，由側重眼前利益向長遠利益轉變。那么經濟增長在利益創造、分配和實現中處于什么樣的位置，就決定了經濟增長與政治合法性的關系。

首先，經濟增長代表了經濟總量的增加，但并不一定實現人們的利益分配的公平感。相對貧困是工業文明時代貧窮的主要特征，也是社會不公和由此引起人民不滿的主要誘因。馬克思曾用一形象的例子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相對貧困：“一座小房子不管怎樣小，在周圍的房屋都是這樣小的時候，它是能滿足社會對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這座小房子近旁聳立起一座宮殿，這座小房子就縮成可憐的茅舍模樣了。……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規模怎樣隨著文明的進步而擴大起來，但是，只要近旁的宮殿以同樣的或更大的程度擴大起來，那末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會在那四壁之內越發覺得不舒適，越發不滿意，越發被人輕視。”[4](P.367) 改革開放以來，廣大群眾基本上擺脫了絕對貧困，但相對貧困的窘境又呈現出來。1995年，我國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只相當于城鎮居民的40%，僅稅款一項，他們支付人均額相當于城鎮居民的9倍，如果加上各種名目繁多的雜費，則相當于城鎮居民的30倍。中國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在迅速擴大，基尼系數從 80 年代初期的 0.288 擴大到 90 年代中期的 0.388 ， 15 年間增加了 10 個百分點 [5] 。蛋糕越做越大，但是農村的相對份額卻越來越小。還有一個偏差是行業之間收入差距過大，有些壟斷性行業收入提高過快，有些基礎性的行業待遇偏低。而比較公平的利益分配模式應是行業之間差距不大，行業內部差別大，現在則剛好相反，這是很典型的分配不公。這會削弱政治合法性的基礎。

第二，經濟增長能夠實現人們的經濟利益，但不一定能實現人們的政治利益。現實的利益關系表現極為復雜，是個龐大復雜的體系，是由不同性質、不同特點、不同功能、不同類別的利益有機集合而成的。利益關系的實現往往包括經濟利益和非經濟利益。在非經濟利益中最重要的是政治利益。在一定的經濟關系下進行正常的經濟活動以實現人們的經濟利益，就必須有一定的政治上層建筑作保障，就必須進行一系列的政治活動，這就產生了政治需要和政治利益，政治利益體現了一定的政治關系。總體上說，經濟利益是政治利益的基礎，政治利益對經濟利益有反作用，但是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具有相對獨立性，在現實發展過程中，它們兩者并不完全一致。當經濟利益獲得滿足時，政治利益可能得不到應有的實現，政治合法性危機可能就在這期間出現。以韓國為例，從樸正熙到全斗煥、盧泰愚，韓國威權政體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全力推動經濟增長之上的。但這種合法性具有一定的歷史局限性。隨著經濟的不斷繁榮，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社會期望值也在不斷變化。“越來越多的人主要關心的已不再是物質的增長，而是生活質量，特別是政治生活的質量”[6]。人們評價政府的標準也不再主要集中于經濟成就上，而是能否朝多元化方向發展。經濟繁榮、生活水平的提高、分配均衡、社會正義、公民權利與自由、秩序和穩定、國家安全等都可能成為人們的期望值。韓國威權政體未能重視政治利益——權利的規范生產和有序分配問題，也就是說未能相應變更合法性基礎，因此在經濟相當成功時政權崩潰。顯然單純的經濟增長在這個時候就不能增強其合法性基礎。

第三，經濟增長可以讓人們享用既得的經濟利益，但并不一定代表人們對未來利益預期的滿足。這其中包括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問題。改革開放的成功，雖使得我們黨獲得了巨大的合法性收益，但這種合法性屬于“政績合法性”。黨和政府靠政績來維持自己的合法性，也容易導致官員以政績作為維護自己現有地位和升遷的資本。其后果可能是，一些官員為了突出自己的政績，就會出現“唯經濟指標”現象。為了指標，不顧一切，無限制地掠奪自然資源，破壞生態平衡，無法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損害了現有政治合法性基礎。二是人們對自身利益的代表者——共產黨的信任。它主要涉及到兩個變量：權力腐敗和信任危機。在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經濟體制、政治體制、價值觀等方面發生著深刻的變化。體制過渡而產生的制度短缺導致了權力約束的弱化，進而使腐敗不斷滋生和蔓延。干部的腐敗行為會極大損害執政黨在民眾中甚至在普通黨員中的形象和地位。雖然執政黨正在對黨內腐敗現象進行持續、有力的懲治，但這一斗爭是長期的、復雜的，難以在短期內奏效。一個政黨合法性危機的起點往往是黨員對本黨的綱領和章程所確立的世界觀和價值觀發生動搖和轉移，這是對執政黨合法性提出的最嚴峻的挑戰。單純地依靠經濟增長不能解決這一問題。

三

本文論述經濟增長與政治合法性的目的絕不是否定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經濟增長作為一種政績，是一種“特定支持”。一個政治體系如果無視特定支持，一再地或長期地缺乏有效性，必將危及合法制度的穩定，工人階級政黨作為最廣大人民利益的代表，如果不能給人民帶來切實的利益，那么它的先進性也就喪失了,合法性基礎就會蕩然無存。“經濟建設是我們當前最大的政治”、“把經濟發展作為第一要務”，這些都是十分正確的論斷，是我們黨在長期執政過程中經驗教訓的總結，是我們必須長期堅持不能動搖的。

但是,僅僅依靠經濟發展，能不能成為政治合法性的根本基礎？理論和實踐都證明，這是不行的。除了因為以上所說的單純的經濟增長不能完全滿足人們的利益需求外，還在于經濟發展是有自身規律的。一方面，經濟增長總是有周期的，持續增長只能是相對的,經濟不可能永遠高速發展，經濟運行周期自身的變化會使政治績效時有起伏。而且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和對外開放的擴大，世界經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將越來越深刻、越來越廣泛，能不能很好地發展不僅僅取決于中國自己，還取決于周邊國際環境。另一方面，中國的經濟基數越來越大，基數越來越大，經濟保持持續快速增長越來越難。與此同時，國內市場化改革的繼續發展，將進一步強化市場經濟的自主權力。這兩種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將逐漸削弱政府干預經濟發展的能力。以實現經濟增長為合法性基礎的政府，把握自己命運的能力將越來越小，所以，如果把執政的合法性完全建立在經濟績效上是危險的。美國政治學家李普塞對經濟績效與合法性的關系有很好的闡述：有時候經濟增長的有效性會帶來合法性，有時候合法性會促進有效性，但是，有時候有效性并不見得能增加合法性。改革開放以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但也出現“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罵娘”的現象，正好說明了這一點。因此，如果我們沒有更寬厚的合法性的基礎，那么就難以迎對可能出現的經濟波動所生成的后果。

經濟增長雖然不能作為政治合法性的根本基礎，但政治合法性給予經濟增長許多有益的啟示，即經濟增長必須努力適應政治合法性的要求，與政治合法性的方向相一致，具體來說，要做到以下幾點。

首先，要實現公正性。增強政治合法性基礎要求經濟增長的成果在分配上必須公平公正。社會主義的本質是實現共同富裕，我們必須正確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處理好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切實以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出發點和歸宿，把維護好、實現好和發展好絕大多數人的利益作為政治合法性的根本基礎。

其次，要實現可持續性。增強政治合法性基礎要求經濟增長必須與可持續發展相一致。實現可持續發展，核心問題是實現經濟社會和人口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發展不僅是經濟增長指標，還要看人文指標、資源指標、環境指標。

最后，要注重協調性。增強政治合法性基礎要求經濟增長同時，也要促進政治、文化的發展相一致，實現人們各方面的利益需要，最大限度地拓寬我們的政治合法性基礎。

經濟增長論文:淺論基于要素投入下的林業經濟增長效應

摘要：林業作為我國五大產業的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隨著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林業經濟也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和沖擊，而在促進林業經濟增長的效應過程中，要素的投入所占比重很大，而且對于林業經濟的增長起到一定作用。本文通過分析統計數量和計量模型的模式，研究要素投入譬如資本，土地，勞動等要素對于林業經濟增長的效果，從而探索出促進林業經濟增長的一些方案和建議。

關鍵詞：林業經濟；要素投入；效應

近幾十年來，隨著社會經濟建設的不斷加快，林業作為我國的基礎性產業，在國家的經濟發展，實現農村奔小康以及保護生態環境方面，發揮了顯著的作用。特別是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林業經濟的增長水平也有了明顯的提高。研究數據表明，我國的林業產業結構從1994年的58.4∶34.4∶7.1，增長到2009年代的45.3∶48.9∶9.1，如此明顯的經濟增長數據表明，我國的林業的產業結構得到優化。我國一些林業專家經過研究后表明，要素投入在林業經濟增長的效應上貢獻度上占有很大的比重。本文在一些已有的研究結果的基礎上，對我國的林業經濟增長效應情況進行分析，以期探討要素投入對林業經濟增長的效應程度。

一、理論基礎和模型設置

經濟的快速增長是全世界各國爭相追求的目的，從經濟學開始被研究以來，對于經濟的增長的分析和研究一直沒有間歇。從上個世紀以來，以哈多和索洛模型為代表的經濟增長理論風靡一時，哈多模型主要強調投資的關鍵性，這種理論認為投資影響了經濟增長的速率；而索洛模型主要采用的是將資本和勞動，融入外部的技術因素。這樣經濟的增長就可以歸結成為資本，勞動力以及技術創新的增長效率之總。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美國一位著名的數學家和經濟學家共同提出了所謂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被廣泛利用于分析經濟增長過程中資源“投入”和“產出”之間的數量關系。其本質模型表現為Y=ax1b1x2b2.在模型中a，b1，b2都是固定的參數，而且參數估計和其他代數方程相比，計算更為方便，由于數據的特性，計算分析結論更為準確。一般來說，若總和小于1的話，說明規模報酬遞減，生產規模擴大的邊際報酬也相應遞減，如若總和大于1，結果則相反。但是因為林業作為我國的公益事業同時也是產業支柱之一，林業的經濟增長的效應與政府政策的扶持和資金的注入有很大的關系[1]。

二、數據的收集和統計學的分析

1.數據的收集和整理。在以前林業經濟增長的研究基礎上，分析數據的特點，選擇一些數據指標作為研究的變量條件。選擇林業系統的歲末從業人員作為勞動因素投入指標；選擇林業總產值成為林業經濟快速增長產能指標；選擇林業系統的資產總額和工資總值作為資本因素的參考，選擇森林造林面積作為土地因素的投入參考指標，所有的數據選取的年限從1979-2006年之間。

由于數據的收集工作異常艱難，所以歲末林業從業人員總數主要包括林業系統中的國有和行政單位工作人員，此參考指標是優先指標，在這，做一個假設，假如林業系統的全部從業人員總數和所選擇的參考指標有同比例關系，用資產投資和工資總數上資本投入參考指標也不詳盡，在此基礎上，假設替代指標與整體的林業資本投入卻呈正比關系。由于數據的期限比較長，因此文章利用商品零售價格指數，分別對林業的資金投入參考指標和林業總產值進行價格不變的處理[2]。

2.林業總產值增長近況。一些研究數據表明，我國的林業總產值在研究期限內出現一種迅猛增長的節奏。從增長率來看，林業經濟的增長速度跟我國的國民經濟保持一種并肩起步性，但是其上下振動的程度要強于GDP，而在剔除價格因素中，2005年的林業總產值下滑至低于往年的年平均增長率，這一點與我國國民經濟增長變化相同，從而說明我國的林業經濟的增長很大程度上要看全國的經濟發展背景。

3.林業要素投入情況

3.1人工造林面積的變化。總體來說，我國的人工造林面積并沒有出現非常突出的增減形勢，年均造林面積約為370.88萬平方千米，但是我國的人工造林面積也經過了幾次比較明顯的改變。第一次在1981-1983年，造林面積差不多出現有超過25%的變化，從歷史上我們了解，這是因為受到上個世紀80年代所進行的林業政策的積極推動影響，導致人工造林面積出現一個比較迅猛的增長。另外一次是在2000-2003年之間，為響應我國實行退耕還林政策，人工造林面積出現進一步的擴大。

3.2勞動力的數量起伏。在1985年到90世紀后期，林業經濟的從業人員數量總和呈現一個穩定增長的態勢， 但是自此以后，林業經濟的從業人員數量出現了一個下滑遞減的階段，從2003年之后才開始回升，并逐漸穩定。這一變化與我國林業系統創新設備技術和公司進行改革，兼并重組等等有關，從另外一個方面來說，我國的林業技術水平出現很大程度上的提高。

3.3資本總量和結構的變化。林業資本投入主要出現兩個迅猛增長的階段，一個是在1999-2003年的迅猛增長階段，另外一個是從2005年以后開始呈現的爆發式的增長，從數據來看，二者有點類似。但是從結構上來分析，主要是國家政策對于林業經濟不同階段的支持所導致的結果。綜上所述，要素投入表現出我國林業經濟發展的環境和政府政策的支持力度，同時也是林業經濟增長的動力，我國林業的快速發展與要素投入及外部經濟環境影響和國家政策的扶持有著相當密切的關系。

三、對策和建議

1.加強林業經濟領域的科學技術投入。充分發揮科學技術的創新性，加大對專業林業學校等科研組織的扶持力度，讓林業技術不斷得到發展和創新，增加對林業緊急增長的貢獻率。

2.做好擴大人工造林面積工作。建立合理有效的林業系統，將造林的生態利益轉化為經濟利益，充分發揮科學技術水平，更加讓林業的產出值得以提升。

3.增加對林業產業的資金投入力度。在堅持生態環保的林業政策基礎上，積極引領社會金融資本進入林業經濟發展圈里邊，提高林業投資的全面水平[3]。

4.提高林業系統從業人員的工資水平。保障林業基層工作人員的基本利益，吸納更多優良人才的加入林業經濟建設中來。

四、結語

因此，通過上文的數據研究分析，要素投入對林業經濟的發展的影響是不可估量的，必須堅持要素投入在林業經濟發展歷程中的作用，加大資本，勞動力等等因素的投入，可以使經濟增長朝著更好、更快的方向發展進步。

經濟增長論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促進經濟健康發展

論文關鍵詞　轉變；增長方式；促進；健康發展

論文摘要　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是指主要像靠物質要素的投入來增加產品數量，實現經濟增長的方式。“十一五”期間，我們要致力于行業品牌培育力度，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品牌出口。目前的財稅體制促使各地熱衷于粗放式發展工業特別是重化工業，干部政績不能只看GDP(和綠色GDP)增速，更要看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水平，包括就業、社會保障、教育、文化、環保、生態保護、醫療衛生以及社會秩序、信用、法治環境的改善等。

近十幾年來，我國經濟出現了高速增長的態勢。但是。在經濟發展的同時，由于增長方式、管理方式、法制體制等方面的原因，在短短的20年的時間，我們的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問題集中表現出來，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們每增加單位的廢水排放量要高出4倍，單位工業產值產生的固體廢棄物要高出10倍以上；以此同時，我國的資源利用效率低，資源能源消耗量大。這種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緊急增長方式已難以為繼。經濟增長的粗放方式，也導致建設規模過大、投資需求膨脹、煤電油運緊張、價格水平上漲、經濟結構失衡等一系列問題，特別是帶來了十分尖銳的資源環境矛盾。為此，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將是當前和未來一段時間內，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一項長期任務。

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涵義

經濟增長方式，指的是推動經濟增長的種種生產要素組合和使用的方式，可分為粗放型和集約型兩種增長方式。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是指主要依靠物質要素的投入來增加產品數量，實現經濟增長的方式。它重在追求規模、數量、產值、速度、投入，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經濟增長的質量、效益和效率。

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是指主要依靠要素質量改進和優化配置來提高產量和產品質量，實現經濟增長的方式。它的特征是，通過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的提高、管理水平的提高，達到經濟效益高、產品的競爭力強、環境污染程度小和通貨膨脹率低的目標。

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就是要由從粗放型增長方式向集約型轉變，就是要改變過去一味追求上新項目、鋪大攤子，增加投入的做法，將工作重點轉移到提高經濟效益這個中心上來。

“十一五期間”，中國經濟增長保持健康發展的關鍵，在于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目前，我國土地、淡水、能源、礦產資源和環境狀況對經濟發展已構成嚴重制約。因此，《十一五規劃》強調，要把節約資源作為基本國策，發展循環經濟，保護生態環境，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促進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在確定“十一五”的經濟增長目標時，特地提出，資源利用效率顯著提高，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生態環境惡化趨勢基本遏制，耕地減少過多狀況得到有效控制。

二、全面推進，努力加快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一)依靠科技進步，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要按照“自主創新、重點跨越、支撐發展、引領未來”的方針，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全面提高原始創新能力、集成創新能力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能力。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人才強國戰略，把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作為科學技術發展的戰略基點和調整產業結構、轉變增長方式的中心環節。

經驗表明，誰的自主創新能力強，誰擁有較多的知識產權，誰就能在國際競爭中占據主動地位。“一類企業賣標準，二類企業賣專利，三類企業賣服務，四類企業賣產品，五類企業賣苦力”，反映了當前市場競爭的新態勢。在我國，當務之急是建立健全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加快開發對經濟集約化增長有重大帶動作用的關鍵技術，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有區別、有重點地繼續加強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建設。積極發展第三產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支持開發重大產業技術標準，構建自主創新的技術基礎。

(二)注重盤活用好存量資產，促進企業技術改造和重組

要立足于現有基礎，把提高企業技術水平與優化現有資源配置結合，走出一條集約化發展經濟的新路子。鼓勵東部地區的資金、技術和人才對中西部企業重組改造投資參股，促進種種資源在競爭中合理流動。

對于企業而言，可以從體制、技術、管理、信息、結構、人員素質六個方面采取措施，可供選擇的發展戰略包括擴大內需戰略、自主創新戰略、資源節約戰略、技術升級戰略和信息化戰略等。

(三)以信息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走新型工業化道路

充分發揮信息對物質、能源的節約和增值作用，降低經濟發展對資源和環境的壓力。用最先進的信息技術全面滲入工業生產過程，加速傳統產業的結構調整，其意義遠遠超過一般的技術改造或設備更新。這就反過來能進一步起到通過創新來開拓新型的電子信息技術領域的作用，借以滿足工業化進程中對新技術和新管理模式日益增長的需求。由此而來的將是在全社會強化對信息、信息化、信息資源和信息技術的認識，樹立靠信息化提高效率、提升效益的理念，并從這里出發掀起一場全盤性或全局性信息化高潮。可見用信息化帶動工業化能縮短用高新技術武裝我國產業群和整個工業化的進程，結果也必然會為信息技術本身開辟一個更加廣闊的應用天地。

在信息化氛圍下跨越式地加速我國工業化優化進程、提高工業化總體質量和高質高效地利用信息技術去改造傳統產業，加速更新換代升級過程，是現階段我國信息化帶動工業化的基本內涵。

(四)轉變出口增長模式，提高出口產品的質量檔次

從建立在低級勞動密集型產業基礎上的，以靜態比較優勢為基礎，以量的擴張為特征的粗放式的出口增長模式，向以動態比較優勢的挖掘培育為基礎，以質的改善及出口產業結構的提升為本質的現代出口增長模式轉變。今后出口貿易要更多地兼顧增長效益，更多地兼顧貿易條件及國民福利。

首先，在追求出口規模穩定增長的同時，在戰略導向上更加重視出口的質量、結構和效益。逐步實現出口增長方式有創匯型和數量型向出口效益型和質量型轉變；其次，應通過出口退稅、金融服務、品牌認證等措施，提高勞動密集型出口產品的質量、檔次和附加值，支持企業擴大具有知識產權和自主品牌的產品出口。“十一五”期間。我們要致力于行業品牌培育力度，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品牌出口。

(五)深化改革，形成推動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體制機制

1　切實轉變政府職能

改變政府職能錯位、越位、不到位的狀態。建設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從經濟活動助教轉為公共服務型政府，真正實現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府與市場中介組織分開。

2　深化財稅改革

目前的財稅體制促使各地熱衷于粗放式發展工業特別是重化工業。因為這樣GDP增速快，財稅收入高。今后要建立與事權相適應的中央和地方財政收支體制，財政資金不再投資于一般競爭性產業，而要更多地投向公共服務領域。

3　深化價格改革

重點是使生產要素和資源產品價格能反映市場供求狀況和資源的稀缺程度。建立節地、節能、節水、節材的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積極推進生產要素和資源產品價格改革，在保持物價總水平基本穩定前提下逐步提高價格，促進節約利用資源，提高效率。

4　改革干部政績考核和提拔任用體制

干部政績不能只看GDP(和綠色GDP)增速，更要看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水平，包括就業、社會保障、教育、文化、環保、生態保護、醫療衛生以及社會秩序、信用、法治環境的改善等。

此外，深化企業改革和金融體制改革，完善市場體系和市場秩序，逐步理順分配關系，提高外貿的質量、效益和利用外資的質量等，都將促使我國經濟運行逐步轉上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資源節約型軌道，逐步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總而言之，中國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必須實現經濟增長、社會發展和科技進步的協調發展；實現生產增長、生活提高、生態改善的全面發展：實現經濟、社會、自然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這就是中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應選擇的發展模式。